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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审美实践与文学本体论的构建【英文标题】The Present Aesthetic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 CHEN Chuan-cai (Chinese Department,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China)【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文学通过对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的矛盾的过程展示，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自觉，为人性的丰富、发展展现了多种可能性；从而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就不能停留于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还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摘 要 题】文论建设【英文摘要】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ontology protrude the visual angle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Through the display of the contradiction procedure that deeply hides in mans natural character,literature greatly enriches mans spiritual world,strengthens mans consciousness,displays many possibilities for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nature,thus proves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is human the understanding of deepest level,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 subject is the literary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iterary idea can not only stop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main body nature and literary value theory,the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关 键 词】文学本体/生命本性/文学价值取向/人生观念/文学的层次品位 Literary ontology/life natural character/direction of literary value/human life idea/the level grade of literature【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83-0/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3)01-0068-08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反思既往、探求未来发展中，既感受到20世纪历史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又体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理想，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促进人超越异化而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显现了未来的变革不仅是物的变革，更是人的变革；人要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变革，就须在变革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文论）建设的旨归。 当代文学审美实践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文学（文论）的变革、创新，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相伴随、相融合的特点，进一步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即文学本体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与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种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论是肤浅的，而缺失文学维度的文论则是片面的。 一 文学与人的生命本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和意义？或者说人究竟何以需要文学？这也许只有循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去思考探求。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二是指向自我解放。 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改造或创造对象世界，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体自觉与否，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他不仅面对着一个外部客观世界，而且还有一个自身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人就不仅在现实中，而且要求在精神上肯定自身。现实的肯定方式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精神肯定的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艺术活动。马克思说：“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的现实的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25)这里指的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和确证。 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精神本质（比如某些复杂的意欲和情感），作为一种潜能，无不时时在追求着实现。尤其是当现实的实现遇到障碍时，便往往转化为假想的亦即精神方式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壁画和神话，虽不无符咒意味，但主要还是表现某种当时无力实现的幻想，比如，把实际上还不能战胜的野牛杀死，把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征服等等，这实质上是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意志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随着人自身物质实践能力的增强，想象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如飞天、奔月、远渡重洋都已成了今日的现实。这样，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东西一般说来就不再需要在想象中寻求实现和肯定了。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 从人类的发展趋向来说，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能力的不断发展，就可以更有效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使自己的某些愿望需求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使自身的某些本质力量得到现实的肯定和实现。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本质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果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无限可为，而精神上的某些追求如人类相互间的爱与理解，社会生活的合理，爱情的甜美丰富等，却也许难以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肯定，或者说它们具有永远不可穷尽的内涵。因此人类就不仅永远需要在现实中实现和肯定自己，而且也永远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和肯定自己。这也许是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本质自我实现和肯定的一种方式，将和人类共存下去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其次，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和实现，往前推进一步，他还追求自我解放和超越。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也就不仅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要求相联系，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和人的自我解放和超越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展开和生成着它多方面的丰富本质。 人的解放包含着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精神上的解放和人的现实解放。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当然首先和人的精神解放相联系并显示自己的意义。人是惟一有精神的存在物，而人的精神往往比肉体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人们的现实生存中，被压迫的地位处境，自由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还有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挫折打击，都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烦恼、苦闷、压抑，或者导致精神的麻木，灵魂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等等，使人的精神被严重束缚，甚至成为精神变态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压迫状态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内驱力，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这种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可以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这就是宗教和文学艺术。宗教给人送来上帝的关怀或天国的幸福，使人的精神得到抚慰，这是一种外力的拯救；文学艺术活动则使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有可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任何精神解放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不能代替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从现实中获得解放，精神上也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因此人的精神解放和现实解放总是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直接与人的精神解放相关，但由于人的精神解放毕竟要导向现实解放，因此文学艺术活动也必然要指向现实，与人们争取现实解放的活动相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一开始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总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的。因此，个体解放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根本上又都只能是社会解放，都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现存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改造现实社会关系，就不是靠某一个体，而要靠一个社会群体协调努力才能奏效。这样，个体解放就和群体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从它的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但是当个人的生命活动指向争取自身的现实解放从而与群众的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这样个人创造的文学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它的创造者来说就带来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显然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它的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和人的自我解放追求相一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当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来说，个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间确实有一个如何统一和契合的问题，而这则与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意识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解放也具有无限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强调，所谓人的解放，是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就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使人获得生存自由，甚至也不只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而且也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比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形式美的眼睛等等，这样，人才真正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就不仅对一定历史范畴内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在人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无限可为。而这也许是文学艺术活动具有永存的意义和无限发展可能的又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文学活动既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人们的文学观念就在根本上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通，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的人生观念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 有史以来的人生观念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说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取向，即“兼济”与“独善”，或者叫“兼济人格”和“独善人格”。所谓“兼济人格”，其人生指向是心怀天下，面向社会，改造现实，解放大众，而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事业上，自身的解放也包含在群体的解放之中。“独善人格”的人生指向则是面向自我，追求自我个性的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有的也许偏于强调“兼济”，有的也许偏于追求“独善”，有的也许是两者复杂交织互相转化，形成了人们人生活动的千差万别。 和人生观念的这两种主要取向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指向，即“为社会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前者主要指向参预现实变革和大众解放，后者主要指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整个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看，可以大致分辨得出这样两种主要倾向和潮流；而从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理论主张来说，则同样存在种种复杂情况：有的偏于强调为社会人生，干预生活，参与变革；有的偏于追求自我表现；有的则二者兼取，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正是由于人们在人生观念及其文学观念的指向上存在这些差别，因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以及文学基本观点上的几乎无尽无休而又难分高下的争论。 总之，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使人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一致的，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和随便选择的，而是和人们的人生观念相关联的。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主体性条件又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观念就实际上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主体论，另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价值论。因此，由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就还要分别推及对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价值论的进一步认识。 二 文学主体性是和人生观念相联系，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因此，考察文学主体性还应当从现实主体性入手。 主体性是人在一切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人类一切活动的实质是人自身的生命活动，那么，主体性具体说来就是人在自己生命活动（包括现实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所谓自由，指人的活动不听命于任何外部力量，而是根源于主体的自由意志，是自发的；所谓自觉指人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目的意义有着清醒充分的意识，而不是盲目依从的，这种主体的自觉意识就是主体意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指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是到了人们逐渐具有了一些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对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追求，才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不过从个体方面看，情形又显得复杂得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体是否具有自我主体意识或这种意识的程度如何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也就带来了人们生命活动和人生追求上自觉程度的差别。 人的主体意识往往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通常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也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主体意识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并不仅仅具有孤立的个体意义，因为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复杂的群体关系之中。因此，所谓意识到自我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就包含着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就首先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和他人、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群体的生存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并进而在实践上使自我个性解放与群体社会解放相协调，只有在这种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聚成民族主体性，形成民族解放的浪潮。如果个体意识仅仅只局限在意识到个体的自我人生价值，孤立地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那就有可能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并且最终也许会因为孤立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上难以实现而使这种个体意识在悲观中重新归于沉落。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本身的相对独立意义，比如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压抑和否定个体、个性的条件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个性解放的追求都是对不符合人性的现实的直接反抗，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但它终归要汇入民族社会解放的潮流，否则仍将走向自我迷失。 文学主体性是指人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自由自觉的特性。文学主体性同样和主体的自觉意识相关，即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文学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学活动对于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到文学本来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根源于此。 文学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由于人们的主体意识有着不同的层次意义，文学主体性也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品位。 前面说到，人的觉醒总是首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基于这种觉醒，个体便走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而这往往是整体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开端。但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还停留在比较狭隘孤立的个体意识层次的时候，这种所谓主体性就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由此推及文学主体性也同样是如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这种自觉不过是单纯个体意识的自觉，这种文学活动的自由也往往是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自由，或者说只是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比如“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追求就主要是把文学活动当作单纯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也实际上是把文学活动视作个体人格价值、精神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和确证。这种从比较单纯的个体意识出发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在个体人格比较高尚的条件下，也许可以表达某种超出个人意义的情感，如对他人以至对人类的爱；而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则往往会限于表现一己私情，有的甚至可能把某些生命本能、感性情欲当作人的生命本质来表现和追求，从而导致人欲横流，这实际上是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主体性，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它的意义毕竟有限，因而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 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是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说，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以这种主体性来对待和参与文学活动，那么文学就不仅仅只具有表现自己情欲的意义，甚至也不只具有实现自我的某些精神本质（如想象、意志、爱等等），而且也是争取和实现自身及民族群体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因此文学就不只具有个体活动的特性和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的特性和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体自身来说，与那种单纯追求精神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相比，这种包含着整个现实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无疑具有更全面深刻的意义，与这种生命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也必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我们说，这种超越了狭隘个体意识和精神特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实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文学主体性是一种更高层次品位的主体性。 由于文学主体性事实上具有不同的层次品位，那么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意义，而且文学上的所谓生命意识、忏悔意识、忧患意识等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它既可以是以自我为思维中心而生发的，也可以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思考而形成的，前者可能导向个人的享乐追求，后者可以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在谈文学主体性的时候，笼统地主张以人为思维中心，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及种种主体意识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文学主体性及种种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品位。文学主体性的品位不同，文学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强化相联系，那么它的某些失重和浮泛也同样与文学主体性的层次品位不高相关。 三 如前所说，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生存实践活动之间实际上并不隔绝，而是相互联系，双向流动转化的，那么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我们看到，主体在哪个方面缺憾最甚，便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审美追求：失明者偏爱于描绘明丽的景物和缤纷的色彩；失聪者则钟情于节奏和旋律；肢体残缺者更愿意表现人的强健体魄和自由活动等等。而且，由于伤残者一般都有一种深层自卑心理，而在文学中则往往偏于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的人格。这种现象从表层来说是主体精神意志的投射，从深层心理来说则根源于对自卑心理的克服和补偿的愿望。再如，一般人在生活中如果缺乏或失落了什么，在文学中也往往会有相反的表现：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温暖的作家可能描写出一个又一个完善幸福的家庭；在爱情生活上屡遭不幸的作家可能编写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怀才不遇的作家可能不停地表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喜悦等等。俗话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都可以说是对人的缺憾补偿心理及其文学审美创造（也包括审美欣赏）的一种朴素说明。此外，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使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某种调适功能。比如人在现实中受到打击、被现实力量所否定，便往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自我肯定；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理，人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也往往借助文学活动加以宣泄释放，一吐积郁，以获得某种精神解放；有时由于过度劳累也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失去平衡，文学审美活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恢复平衡，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寻求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人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崇高，理想的人格及其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进行肯定性的塑造和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莺莺、杜丽娘的纯洁钟情到宝、黛的叛逆反抗，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到当代文学中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当然，其中有的作品充分描写了某种人格人性的自由现实，也有的作品展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描写往往包含着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在痛惜中更显出对有价值人生的肯定与呼唤，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激发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畸形人格，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比如古代神话中对众恶神的描写，各民族文学中对种种丑恶人[1] [2] 下一页

试论文学美文学有认识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洞察人生。文学有教育作用,它可以启迪人的思想,培养高尚的情操。文学还有娱乐作用,可以供人休息消遣。但人们创作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创造美和欣赏美,获得美的享受。譬如“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给我们主要的不就是美吗?那么,文学之美究竟美在哪里呢?首先是语言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仅准确生动,有助于民族语言的规范,而且可以表现美。文学美,主要是通过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没有不能用语言表现出来的东西。文学描写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兴衰成败,悲欢离合,都能用语言描绘成生动的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语不惊人死不休!”语言美是作家的刻意追求。“春风又绿江南岸”,那“绿”字你还能改动它吗?不同语句,表现出不同的气势和风格。豪放时“气吞万里如虎”,婉约时“杨柳岸晓风残月”;浓丽如“玉楼巢翡翠”,淡泊则“悠然见南山”。它有时朦胧,如烟如雾,如舒婷如北岛;有时明晰,深刻如刀,如老舍如鲁迅。“历史无言任打扮”,它能宏观漫议概括环宇;“嫩叶商量细细开”,它也能细说微窥如丝如风。“人面只今何处去”,写出了难言的“遗憾”;“一江春水向东流”,显示了无形的“愁”。《琵琶行》弹奏的铿锵之声,简直就是垂范千古的音乐雕塑!语言大师们指石成金,让平凡的文学生发出神奇的功效,流芳百世,美不胜收。二曰情节美。情节美就是故事生动有趣。讲故事是文学家的拿手好戏。赵树理说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是由情节组成的。故事美来自情节美。恩格斯十分赞赏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认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只有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才能表现出来。情节之美,主要在于对生活的具体描写和紧张的矛盾冲突。细节的真实,使人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矛盾此起彼伏,故事一波三折,便能引人入胜。情节是人物活动的过程,性格成长的历史。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影响,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命运是故事的灵魂,人们听故事,主要是关心人物的命运。故事一旦开了头,它就把人物的命运抛向读者,让你与他同行同止同喜同忧,专注其中,欲罢不能,将作品翻过一页又一页,直到最后的结局。我们枕着灯晕,嗅着墨香,探视着晦明变化的历史,品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愉快地度过那一段又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文学是想象的艺术。文学可以虚构。想象和虚构可以弥补作家生活链条中某些脱落的环节,自由驰骋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从而将情节编织得更加丰富多采,使故事更加生动迷人。巧置悬念是文学降服读者的重要法宝。烘云托月,故布疑阵,误会巧合,画龙点睛,诸般手法的运用,激发起读者强烈的心理追求,使情节产生奇妙的结构效果。三是人性美和人情美。文学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形象中最是流光溢彩使人不可抗拒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以及现当代杰出的作家作品,他们之所以受到广泛的爱戴和推崇,不仅因为他们生动地描写了那些五光十色的社会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尤其可喜可叹的是,他们创造了众多富于时代特色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多姿多采的人物画廊中,有的勇猛如虎,有的忠厚如牛,有的聪明透顶,有的冥顽如石,有的坦荡如日,有的阴鸷如狼。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伟大和崇高,什么是渺小和卑鄙,什么是优美和神奇。它告诉我们怎样去爱人尊重人理解人,怎样去恨去识别去唾弃那些丑恶的东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文学能够直接细致而深刻地描述人的内心活动,展现人的精神世界,让读者觑到人间深层潜细的奥窍和令人神往的隐秘。文学不能给人加官晋爵,不能施人钱财,但它是财富,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文学不能代替权与法去管理人惩治人,但它有不管之管,它能稽察权与法管不到打不着的地方,运用艺术的权威奖掖人,批评人,审判人的灵魂。文学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是一种力量,一种道德的震撼力和情感的趋动力,它可以使人受到感化,不知不觉地勉励自己规范自己,甚至使人顿悟和贯通。文学家也曾不惜笔墨描写过丑恶的人性。但写丑不是目的,写丑是用黑暗衬托光明,用丑衬托美,写丑是为了否定丑,是化丑为美,使美好的人性更加亮丽。四是智慧美。文学不直接具体地描写生产过程,不教人怎样开山放炮遇水搭桥,不教人怎样耕田造屋做生意,但不等于说文学不能增长人的智慧,不具有智慧美。文学是以人为中心,以整个生活为对象进行描写的艺术。文学是百科全书,优秀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从文学中可以学到许多一般书籍中学不到的东西。文学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历史和总结教训,让人增长知识受到启迪,并逐渐变得聪明。《李自成》所写的兵败垂成,《白鹿原》诉说的世纪沧桑,张贤亮写出的饥饿和压抑,那教训难道不深刻吗?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孙悟空的大智大勇,大观园里的吟诗作对,那么多的机巧睿智,那样的人杰地灵,难道不是人的智慧闪光吗?实际上,优美的文学语言,成功的艺术形象,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就是在欣赏作家的智慧之美。20世纪末叶,文学情形大变,标新立异,光怪陆离,难以用传统概念诠释。变是常理。变不可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文学不能没其美质。真正的文学一定是与美并存的,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文学维纳斯,相信她不会越变越丑,而是越变越美,越新,越可爱。参见梁素清《浅说文学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文学是美的人学摘要: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至今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命题。然而由于它严重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美的方式,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十分不利于该命题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它是“美的人学”。主要依据在于:第一,文学写的是人,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极富诗意的社会生活,是“神”在人的心灵里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第二,文学创作本身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第三,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也是为了人。“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形态的基本主题无不是为了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关键词:文学;美的人学;文学的灵魂文学是什么?这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不计其数的理论家常说常新、难以定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着他们各自构筑的文学理论大厦的性质和命运。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到弗洛伊德、萨特,从婆罗多牟尼到新护、胜财、毗首那特,到泰戈尔、普列姆昌德,从孔子、老子到刘勰、司空图,到鲁迅、郭沫若,固然都道出了某些真理的颗粒,但都不能说已有了很好的解决。柏拉图说文学是灵感的迷狂和理念的闪耀,亚理士多德说文学是对生活的美的模仿,康德说文学是天才的创造,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文学是理念的光的烈焰,王尔德说文学是美丽的谎言,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人的欲望的艺术实现,雅各布森说文学是语言的美的操作,[1](119)波斯彼罗夫说文学的本性是意识形态,[2](P676)韦勒克、沃伦说文学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3]波斯波罗夫靠文学的本性是意识形态,找到了文学的社会本质。韦勒克、沃伦靠文学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找到了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媒介本质———即语言的艺术。他们靠着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支撑起来的立体的意义空间,发现了作品的空旷结构,轻易揭穿了文学名作历久弥新的古老谜底。别林斯基靠着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不同———文学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揭示了文学的审美特征。我国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鉴于以上的探索干脆把文学界定为“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20年来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还进一步把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媒介本质界定为“语言的结构的艺术”,把文学的审美本质界定为“用形象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反映、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把文学的社会本质界定为“一种极富诗意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虽使问题得到了形而上的基本解决,但却严重忽略了形而下的人文特征和本体把握。对此尽管有人曾数度振臂高呼,但很多人却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急于去攻讦、否定,这就使文学失去了灵魂。然而不管以上诸看法的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只需把观察视角及时地由形而上转向形而下,就不难发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注意到了文学的诸层本质都离不开人。人才是文学的核心因素。是啊!文学赖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体系的核心是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创造者是人,文学得以产生审美娱乐作用的对象也是人。“人世间的一切都在乎人,一切都是为了人[4]”。“能够感觉到自个儿是人……该多美啊!”,[4]赞颂的也是人。因此,高尔基讲:“文学是人学”应该说是从古至今对文学的形而下本质所做的再好不过的概括。可以预言,在人还没有真正进入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将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只是这个命题严重忽略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美的方式,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一个科学的观念并未真正确立起来,从而在学术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在较为深入阐述了高尔基等人的观点之后,也未能跳出这个理论窠臼。如果我们说“文学是美的人学”,也许更符合高尔基的本义,更有利于该命题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发挥。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文学写的是人,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极富于诗意的社会生活。文学写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写的也就是一个人内在的和外在的整体形象的有机统一所显示出的某些高尚的或不高尚的深层的心灵状态,除非有一天随着人性的完满实现文学走向了真正的消亡。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固然是文学赖以表现的重要方面,然而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属性才是文学赖以表现的重心。任何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将无以生存。人一出生就有了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一上学就有了同学、师生关系;长大了一恋爱就有了恋人关系,结婚了就有了夫妻关系,产生了婚外恋,就有了情人关系;参加工作了,就有了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到了外交谈判桌上开始了同外国人的谈判就有了外交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还有阶级关系。只有在某些特定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以上诸种关系才会披上浓郁的阶级性的色彩。在更多的时候,“阶级关系”不过是人性诸多侧面的一个有机方面,决不能以偏概全。人历来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部作品中当一个作家创造性地把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交代清楚后,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就形成了。对这种以一个或若干个主人公为核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创造性梳理和编织,也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所蕴含的一系列丰富的诗意和美的开掘,就是对这种独特的诗意和美的卓越发现。这也正是作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不是别的,而是“神”在人的心灵里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同其他的旨在考察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或多个侧面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大不一样的。其次,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文学的认识作用帮助消除人们的愚昧、无知及其他们对人事、物的错误认识,为的是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文学的教育作用帮助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准、道德水准和品格水准,有效地调节和克服人们同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尖锐对立和矛盾,不断增进人们同周围世界关系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通过强化人们的社会正义感、社会真理感、社会荣辱感、社会良知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道德感,不断激发人性的积极方面,引导人们向至善的境界迈进,尽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堂堂正正的幸福地生存,也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帮助丰富、完善人们的人性,帮助人们在怡情悦性之中消除精神压抑,释放多余的生理能量,恢复心理平衡,净化、升华他们的灵魂,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进一步增进、调剂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更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无怪乎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把从事文学创作的这样一种耍弄文字的魔术师看做是拯救人类的圣徒。正是通过这种圣徒每个晚上的写作同魔鬼的殊死搏斗,才使经不起诱惑的人类得以一天天维持着生活的温馨和幸福,保持着生命的锐气和欢欣,不至于误入歧途走向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从事文的化之的文化工作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自然科学学者都是拯救人类的圣徒。因为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同样也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自然科学固然主要诉诸人们的物质世界。然而人们为什么要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最终还是为了精神的欢乐。唯一不同的是文学和其他艺术在减轻人类精神痛苦方面发挥着更为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已。第三,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也是为了人。它从不表现政治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现存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早已解决或能够解决的问题,它要表现的重心往往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都无法很好解决的“出位之思”,往往是带有永恒意味的生与死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美与丑的问题、爱与恨的问题、罪与罚的问题,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杰出的政党、政府和政治家都只能部分解决而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譬如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由远古时期的群婚制、血缘婚制到后来的对偶婚制,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乃至今天的一夫一妻都很难说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包括很多杰出的政治家都难免要犯人生的错误。于是这个人生的难题就交给了文学世代探索。从“关关睢鸠”中的单恋,到《氓》中弃妇对薄情郎的怨恨,到《红楼梦》中宝黛悲剧的撕心裂肺,从《美狄亚》到《红字》、《安娜》到《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汉密尔顿夫人》,人们好象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该方面的探索。而且在以后的几千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里恐怕还要继续探索下去。又如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探索,早在公元前3千多年前出现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中就开始了,中国的《西游记》更是该方面艺术探索的集大成者。也正是靠着对这些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的执着探求和不同程度的解决,文学史造就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造就了上百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歌德说“十全十美是上帝的境界”。人要真正走向至真、至善、至美,就要不断克服人生的难题和生命的困惑,不断地疏远平庸、靠拢卓越,克服自身的局限。当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往往是文学伸出它强有力的臂膀,慰藉人们痛苦的灵魂,抚平他们的伤口,引导着人们日益向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最后境界逼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说“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5]因此以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为崇高使命的文学,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和美的方式,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勿容改变的永恒的母题,那就是: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总之,对“文学”的形而上的界定固然有助于人们从理论层面上准确把握文学的本质,而对“文学”的形而下的界定却更接近于文学本意的深层,更能揭示其本元意义上的勃勃生机。因此既不能用前者无端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无端排斥前者,两者都不可偏废。我以为文学固然是运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极富诗意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更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崇高的无与伦比的美的人学。与其说文学是人学,勿宁说它是美的人学。如果说形而上的界定已很好地确定了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媒介本质、社会本质、审美本质,那么“文学是美的人学”在形而下意义上的界定则很好地揭示了文学的深层的人文特征或人文本质。“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则又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很好地揭示了文学的文化本质。只有形而上和形而下诸个本质的高度统一,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才能圆满。只是文学的“人文本质”最贴近于文学的深层而已。总而言之一句话,所谓文学不外是运用语言塑造形象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反映、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的结构的艺术和美的人学,是一种极富诗意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最高尚的文化存在。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生命现象,一种语言现象,一种美学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但归根结蒂主要是一种生命现象。它不仅具有社会本体,还具有明显的生命本体、语言本体、美学本体和文化本体。且任何一个层面的文学本质往往又都以相应的文学本体为依托。而文学作为一种美的人学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生命现象的基本底蕴。文学的发展永远都无法脱离“文学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为它提供的无尽的美的燃料和动力。因此文学深层的人文本质的形而下性质是其诸层本质赖以存在的灵魂。抛开了这一点,任何一种再玄乎再时髦的形而上的界定都是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国理论界对文学本质探讨的根本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参考文献]苏永旭，文学是美的人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1]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波斯彼罗夫•文学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 高尔基•在底层[A].余匡复译•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1)[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5] 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M].南宁:漓江出版社,1997.

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 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 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论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中性别文化政治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的经典名著将要永垂不朽，但能够像《简爱》这样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灵魂，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对某些人来讲，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作品并不很多。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爱。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是姐妹。虽然两人生活在同一社会，家庭环境中，性格却大不相同，夏洛蒂.勃朗特显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清纯，更加的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父爱也很少，再加上她身材矮小，容貌不美，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很深的自卑，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作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地去追求一种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践踏,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她是仆人,而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也正因为她的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斯特为之震撼,并把她看做了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并且慢慢地深深爱上了她。他的真心,让她感动,她接受了他.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这样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我要牢牢守住这个立场”。这是简爱告诉罗切斯特她必须离开的理由，但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着罗切斯特,试问哪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住被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人所欺呢?简爱承受住了,而且还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美好，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满足－－她在和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是有尊严的，同时也是有爱的。 小说告诉我们，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结局过于完美，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浮浅，但是我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尊严加爱，毕竟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价值＝尊严＋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简化的感情，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艾青著作还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艾青论创作》。艾青的完整诗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质观的延伸和深化，同时又内在的呼应了西方完整观。艾青将诗形和诗质富有辩证色彩的融合在一起，诗质和诗形互为表里，互为依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