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论文参考文献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孕育了灿烂技术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也即，作为曾引领世界十几个世纪，唯一有历史延续的中华文明，为何会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反思其实早自清末洋务运动起就已开始。当时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解决此问题的实际方案。那么从学理的层面上看，究竟如何解答此问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难题”了。例如有人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束缚，2004年，清华大学为此举办过论坛，讨论中国文化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资本家的缺席是造成近代科学没有萌芽的重要原因，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也许，未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这个问题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但是，作为一个经典问题，它必然会在学术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本专题搜集了近几年来与此问题相关的论文，希望能够为此问题的求解轨迹勾勒出一个基本概貌。

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李约瑟难题做出了相关分析，供参考李约瑟难题内涵丰富，解答困难。本文分别从“科学，技术，社会”三方面分析“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这一问题，并着重从社会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一．科学的本质——“由特殊到一般”与“由一般到特殊”的碰撞 古代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与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不同的。他们对于事物的研究是采用分类的方法。例如，他们把科学分成一个一个的大段，从而有一个一个的大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学等，每一个大段还可以分成若干个小段，每个小段再可细分，如生物学的分类系统就有7个主要级别：界、门、纲、目、科、属、种（种是最基本的分类单位），他们科学的任务就是分别研究实是的各个品种。如此的分类就使得他们的科学注重不同事物所特有的东西，因此，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特殊性”，即寻求这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把分类的事物加以整理，归纳，形成一个个大的学科，从而形成科学。相比于西方，古代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则是“一般性”，中国古人的科学强调“道理”，也就是推之万物之理。正如老子所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这意思是说，道理不仅不以实践为基础，过多的实践，沉溺于具体的食物，会妨碍我们对整体道理的把握。因此，古代中国学者总是先去探寻事物的本质道理，在把得出的普遍道理加以应用，推广。 不同的本质特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规律。由于中国古代学者的聪明智慧，总可以总结出许多相对正确，科学的道理，并加以实践，应用，因此这种“速成”发使得中国在很早就有了如李时珍的《本草》，勾股定理的之类的发现，相比于西方还在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相对整体的科学，如“黄帝内经”“水经注”等著作，因此古代中国的科学遥遥领先于西方。但因为中国对于事物特殊性的研究过少，也就是实践的过少，使得理论并不完善，且进步，发展缓慢。而“重学轻用”的特点使得实践是作为对 “道理”的补充而存在的，不是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整体中国科学发展缓慢。而西方科学的发展由于几个世纪甚至是十几个世纪对自然认识的不断积累，实践，便可以对各种学术进行整理和分类，从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再加上文艺复兴后，科学家大量的实践研究（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钟摆试验，人体解剖）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又深化了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因此古代中国科学在近代被西方科学超越也是不足为奇了。 二．技术的进步——“经验”与“工具”“理论”的主导地位 技术与实践紧密相关，它直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技术大致包括“经验技能”“工具设备”“理论应用”三个方面的要素。在古代，由于工具设备的落后和理论应用的残缺，经验技能起主要作用。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并且社会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相对稳定，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关于生产，生活方面的技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而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公元后476年）的灭亡为标志的。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长达数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以及工具设备、理论的传承保证了中国古代技术相对于西方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不断发现和创新，特别是重大理论研究的发现（如牛顿力学3定律，能量转移与守衡定律）以及工具设备的不断更新，工具设备和理论应用对于技术的影响渐渐代替了经验技能，对于技术的发展起主要作用。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等工具设备的产生使生产技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电机、电动机、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就是建立在科学的电磁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的技术更加依赖科学，理论应用日益成为了影响技术的最关键性因素。因此，在近代由于中国的工具设备尤其是相关的科学知识落后于西方，技术也落后于西方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社会的发展历程——“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老代替 当然，我认为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一直领先的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超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因素的不同。我认为这是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a) 长达2000年的封建制度是把双刃剑。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而相对稳定的社会为经验的传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与西方。但残酷的封建制度严重的扭曲了劳动人民的人性，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的主体，中国人民在如此的制度下只能仅仅维持生计，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创造，研究，去发展科学。而西方科技的发展和科技革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兴起的，资本制度的产生和建立极大的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最大程度的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争先恐后的不断研究科学，研究技术，从而进一步的推动生产力以及科技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基础。相对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更有效的推动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而稳定的中国封建统治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全面落后。 b)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影响中国科技进步又一重要原因。科技的进步与实践密不可分，而交流是使实践扩大的一种很好的形式，“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看不到西方世界的进步，缺少与世界先进技术的交流，闭门造车，中国便缺少了科技进步的客观因素。再加上国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人民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缚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中国又失去了发展科技的主观因素。而相比于中国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区，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突飞猛进，发生了科技革命。海外贸易和掠夺又使得西方国家为商品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引发了工业革命，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久而久之，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对于中国已遥遥领先。 c） 千年的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深远。中国人民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度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重视求道，《论语》《诗经》《周礼》《大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人道和学问，也就是儒家思想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以及对于道理的理解，对于实践却并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其次儒家文化重视发展农业，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也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总用。封建科举制度，为平民登上仕途提供了道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对文化，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毫不变革的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朝开始兴起的“八股文”形式单一，知识 片面，重点在于对个人修养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了解以及对自然、社会的实践，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创新，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严重的阻碍科技的进步。 此文仅仅是个人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粗浅理解，同时也借鉴了不少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期待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解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扩展资料：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为什麽近代以后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一现象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纷纷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总结一下大体有一下七种观点： 1.数学缺乏论。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至于中国在科学方面没有达到极高的造诣，“简单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欧洲人的慧眼之一，即数学。” [1]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2]李约瑟同样认为“当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之后，自然科学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他研究发现：“中国数学思想基本是代数学思维模式而不是几何学式样的”而近代科学的发端恰赖于几何学，如牛顿“在写《数学原理》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微积分，他证明每一个定理时用的都是几何的方法，跟欧几里德书里很相像。” 2.文化制约说。美籍学者成中英认为：“一门新的物理科学必须开始于一个新的数学创造，完成于一个新的逻辑的诞生。”“我们甚至可主张，现代科学及因果律模型，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与西方文明之主流的结晶” “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的超绝神学，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式模型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因果律标准模型。……若没有这些文化传统作为科学知性的基础，西方科学就不可能产生。”然而在中国，宗教意识较为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与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 3.语言决定论。在《风俗论》一书中，伏尔泰认为：“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 伏尔泰所说的第一原因，属于文化因素范畴。第二原因，则点出了语言问题。 4.态度决定论。杨振宁认为，“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我认为，清朝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清朝时的中国已将汉唐时因强大自信心而展示出的对外来文化包容的大胸襟丧失殆尽。 5.墨家绝世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学说在许多科学领域有相当大的贡献，如时空观如几何学如力学如原子论如光学等等。亡了墨家即除了科技的根基，因此有文献认为墨学终成绝世之学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主要原因。 6.社会制度决定说。教育家竺可桢先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就指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7.地理位置决定论。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论文集》中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若干邻近而独立的国家，通过贸易和政策联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提高教养和学问。中国恰恰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缺陷，从而使原来可能发展出更完善和更完备的教养和科学，在许多世纪的进程中，收获甚微。从外部来说，其原因在于没有更多的外贸对象。但从内部说，是由于中国处于一大位的状态之下，说一种语言，在一种法律统治下，赞成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权威的宣传和敬畏，造成了勇气的丧失。耶稣会士巴多明认为使中国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中国邻帮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研究科学，它的学者能够揭露中国人在天文学中的错误，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他们的昏昏欲睡中醒来，皇帝变得关注推动这门科学的进步……” 下面我谈一谈自己关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几点认识： （一）社会转型迟滞，影响近代科技发展。 （二）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落后的教育体制制约科技的发展。 （四）社会动荡影响科技发展。

科技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西方的科技进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同样16世纪之前，中国保持一个使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是得益于当时中国封建盛世的生产力。所以，中国科技会落后西方，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在中国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末，但是很快因为倭寇，明朝实行了海禁。拒绝了贸易，加上朝廷腐败，资本主义萌芽当然就被扼杀了。 随后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而之后的清朝也实行闭关锁国。资本主义萌芽彻底无法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