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夫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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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关乎社会治乱与政权兴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也是对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民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不很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三，这种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个国家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就是说，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当不得当，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也反映着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体现。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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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科学 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关注的就是人的 发展 ，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生活，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利益。必须从实际情况着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脚踏实际地关心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问题，也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生、关注民生。党的十七大更指出要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体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民生问题，探索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民生和民生问题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话语语境中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古人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纵观我国几千年的 历史 ，凡百姓安居乐业，则天下太平；凡民不聊生，必社会动荡。 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 教育 等生活必需上面。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是一脉相承的。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把发展的目的真正体现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只有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切实关注和解决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生思想的分析 重视民生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它是最科学、最关注人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道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武器，是与唯心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对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忽视人、漠视人甚至敌视人，即便在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费尔巴哈那里，所看到的也只是抽象的人，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关注的就是人的发展，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生活，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利益。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那种脱离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与人无关的物或 自然 ，是不存在的。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物质”出发，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揭示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使哲学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因此，马克思哲学抓住了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形成一个思维整体。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关心人，走近人，把握人，并具有与人的现实生活与前途命运密切关联的足够丰富的科学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单个人的解放只有在全人类的历史性解放中才能得到彻底的实现，同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最后构成历史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的关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关注和专门研究，为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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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篇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生活举步维艰。广大民众为维护其基本的生存权与统治阶级进行过生死博弈，但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对广大农民实施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常态。 【关键词】中国古代 民生 历史状况 民生的基本内涵 中国民生思想源远流长，萌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明清。“民生”语出《左传·宣公十三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为人民只有勤于劳作，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才有保障，其要义是满足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尚书·五子之歌》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视“裕民”为仁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①荀子提出“下富则上富”的哲学命题：“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②《国语·楚语上》警示：“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不难看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先贤无不把重视民生视为经世治国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民生的历史状况 自有人类，衣食住行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不丰富，民生问题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大家如何团结起来保证生命安全、共同劳动以获取食物和保证食物共享。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的生活举步维艰。统治阶级围绕土地，对赋税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变化。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大多数，农民稳，天下安。从人们熟知的经、史文献史料中，可以得知古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 《诗经·七月》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诗大抵是说的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好东西，全归主人所有。从诗中看到，诗人既嗟叹了农夫的辛劳，又揭露了统治者“公”和“公子”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同样，著名的如《诗经·伐檀》这首诗更是发出了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诗经》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度的民生情况，可以说是一首首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 在封建枷锁下，农民大抵是从以前的村社成员和庶人转化而来。先秦文献频频提到这类农民，说他们大约占有百亩之田。如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③这样一个农户，即使能够占有百亩之田，也过着极其低下的生活。 公元前594年，鲁国季孙氏掌权时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开始了按田亩征税。战国初魏相李悝计算说，五口之家种田百亩，亩产一石半粟，收成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五石的“什一之税”，全年九十石的口粮，余粮用来穿衣还不足四百五十钱，至于疾病死丧之费更不必说了。所以，春秋末思想家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完成了历史统一的秦朝，颁布了“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更多的自耕农民成为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的赋役。农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收成，即所谓“太半之赋”④，被秦统治者所攫占，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西汉自前155年以后，农民承担着三十税一的田赋，这种田赋主要的是谷物，另外还缴纳藳禾。而徭役更成为农民的祸患。汉代规定，自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男丁，每年要到官府服无偿劳役一个月。不服役的，则交纳钱三百，由官府雇人担当。晁错估计，小农户为官府服役的“不下二人”，于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之外，承担官府各种杂役，不仅一年到头不得休息，而且经常妨碍农时。碰上水旱灾荒，“急政暴赋”，农民就只有陷入“倍称之息”的高利贷盘剥之中，以至“卖田宅，鬻子孙”⑤。 东汉贵族豪强对土地兼并猛烈，奴役着众多“徒附”（依附农民）。外戚梁冀专权之时，利用政治暴力公开掠夺，霸占几千良民，充作自己的奴婢，称他们是“自卖人”。继外戚而起的宦官集团，更是凭借政治特权而暴发起来的土地势力。汉桓帝初年的苏康、管霸占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贫困”，单超等所谓“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甚至“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逼死人命，不绝于史书。 东汉豪族及其继承者——魏晋南北朝士族，他们利用分裂割据形势，激烈地争夺土地财富，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极为严重。如会稽“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史称：“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会稽山阴县户口众多，人民资产的情形在浙东地区具有典型性，浙东五郡在扬州地区也具有代表性。山阴县贫苦农民全部家产不满三千的占课户的一半，浙东五郡农民出丁税一千，便弄得倾家荡产，足见农民贫困至极。特别是北魏统一以前，北方战乱相寻，灾祸不绝，造成我国历史上人民空前的流离转徙与大量死亡，饥民遍野，饿殍满道。 隋开皇年间，有些老百姓是“豆屑杂糠”以食。炀帝时，因封建统治集团苛暴的徭役和残酷的榨取，人民难以为生，“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在父子、夫妇都不能相保的情况下，死亡甚多。 唐朝的赋税，除经常的租庸调而外，还巧立各种名目，多方榨取，迫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农民不得不卖田典宅，妻离子散，辗转逃亡者相继，挣扎在死亡线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唐朝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所著的《捕蛇者说》，借捕蛇者之口，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悲愤之声。 北宋淳化四年，两川大旱，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不能自存。 南宋政府的赋税急剧猛增，除正税外，有所谓和籴米与正税等。还有什么“对籴”、“借籴”、“补籴”，向农民反复讹诈。同时，还不断实行预借的办法，逼迫农民提前交纳赋税。农村中的第四、第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⑥。 明代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大多数田产落到了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手里。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由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为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赋税加派不已，小民“产去粮存”，“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 上文剪辑的这些历史片断，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通过这些片断，虽说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时民众的生活感受，但可以体贴地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 整个封建时代，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统治者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现象。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远不能满足农民阶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阶级需要依靠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来维持生计，这样，封建社会的民生问题出现了，就是解决减租和农民吃饭的问题。在建朝之初，统治阶级对农民基本都是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太平景象。但是大多数时期，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农民身上如何榨取更多的血汗。汉高祖的“休养生息”、光武帝的“光武中兴”、唐朝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摊丁入亩”等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当时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实属难能可贵。但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下，解决农民耕者有其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减租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是增租和苛捐杂税，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痛苦。民生希望彻底破产的时候，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上梁山”，演绎了不知多少次波澜壮阔的起义。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均贫富”和明末时期的“均田免粮”等农民起义的口号，都直接表达了农民阶级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新王朝的统治阶级又重新卷入了封建制度的漩涡。每个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变得更加专制。 结 语 通过翻检历史典籍，我们发现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统治者真正的重视，无论是封建盛世和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改变封建制度的本质，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封建时代的民生问题。相反，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两千多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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