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菌酶蓝耳病论文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一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二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 “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三在晚清外交中备受屈辱的清政府，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伍连德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的中国学生，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12月20日，伍连德率领医疗队一抵达哈尔滨，便被当地糟糕的卫生条件惊呆了。当地主管官员根本不相信什么细菌和西药，也没有任何医院、实验室和消毒站，只有一座瘟疫房，只要略有咳嗽、吐血和头痛症状的人，就马上被当作疫病患者关起来。这场防疫的困难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交锋。由于当地习俗反对解剖尸体，伍连德无奈只好冒险解剖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从而确定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另外，由于尸体太多，其上残留的病菌可存活到第二年春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火化，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时届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回流山东、河北老家，伍连德起初在火车站建立检疫站，因人数太多，检疫工作无法进行，有的人还有意绕道回家，故而只好请求当局派士兵帮助检查。最艰巨的工作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例鼠疫患者。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3月底被控制住了。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做长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赏。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趁疫灾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当时传统的中医显示出其局限性。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还使许多普通民众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初，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首先要每天关注母猪，然后检查胚胎的胎动情况，如果产前两天停食，则产猪崽过程中时间会延长，难产发生率大，这个时候可以给猪使用氯前列稀醇，帮助母猪进行分娩。

在这一场大的鼠疫面前，中国人完全凭借本身的力量，只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令世人刮目相看。那么，在这场东北鼠疫防治的战争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履历和启示呢？ 1.早发现、早隔离 东北鼠疫的防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条的防治措施就是严格的隔离政策，确诊的病人收治在防治医院内治疗，密切接触者收治在俄方提供的火车皮内，普通接触者则在本身家内隔离。隔离政策有效的阻止了交叉感染，防止疫情进一步的伸张。 我们今天疫情的防治策略沿用了这一措施，病人被集中救治，其他的人都建议在家隔离。不出门不窜门，不走亲戚不拜年，待在家里就是战斗，待在家里就是贡献。在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我们要继续响应号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要小看这件变乱，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变乱。 2.防控结果公开透明 在东北鼠疫初期，谎言满天飞，每天都充斥着鼠疫伸张到哪些地方、死了多少人的谎言，这些谎言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也给其时的防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为了控制谎言的肆意流传，其时的清当局规定“京外陈诉防疫每日奏一次”，同时各大报纸都公布每日的疫情，有利的遏制了谎言，稳定了民气。 3.不吃野生动物 东北鼠疫的宿主是“旱獭”，一些人接触、食用了旱獭，被传染了鼠疫，终极导致了一场大的大难，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这个教训着实黑白常沉痛！ 今天我们面临肺炎疫情，专家们对这次病毒的宿主一直在探求之中，有的说是蝙蝠，有的说是穿山甲，不管末了定的是哪位宿主，几乎可以断定是野生动物，有人食用了野生动物才导致了这次疫情的流传。因此，我们以后肯定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并建议国家立法，禁止一切活禽买卖业务，从根上杜绝野生动物的买卖业务。

1.促进母猪生产的药物是催产素，又名宫缩素，能够促进排乳和加速子宫收缩。小剂量使用可使母猪怀孕末期子宫体产生节律性收缩，促使胎儿顺利产出。还有一种方式是母猪肌肉注射氯前列烯醇，促进催产。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一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二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 “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

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鼠疫鼠疫，肯定是由鼠导致的嘛。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因此在全国展开。仅奉天一市，就消灭老鼠三万多只。然而奇怪的是，鼠疫并没有随着老鼠的消失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以哈尔滨为例，11月8日疫情初起之时，每天死亡病例仅一两人，到了12月，每天竟有十多人死于鼠疫。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奉天将市民抓获的三万多只老鼠逐一解剖，也没有发现体内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图片鼠疫杆菌想要查清楚病原，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尸体解剖。在当时的中国，尸体解剖是大忌，必须秘密进行。12月27日清晨，伍连德和助手得知，傅家甸（今属哈尔滨道外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在昨天深夜因为疫病去世，便连忙带上设备赶往傅家甸。图片1910年的傅家甸（图自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区。在阴暗低矮的小房子里，伍连德从尸体身上取得了足够的血液和组织，以备细菌培养和涂片观察。因为怕别人发现，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解剖结束后，伍连德和助手又将尸体的所有脏器复位，并缝合皮肤，用棺材装殓，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以待安葬。东北大鼠疫发生以来的首次尸体解剖，就这样在傅家甸完成了。经过几天的细菌培养，伍连德确认，此次东北大鼠疫属于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而不像普通的腺鼠疫那样，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根据解剖结果，伍连德提出了如下九条建议：11 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已经被临床和细菌学检验充分证实；2 该传染病几乎完全是从人到人传播，因此防疫的重点工作应该集中在流动人口和居民中；3 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必须严格管制；4 开放的道路和结冰的河面助长了鼠疫的传播，必须派人巡逻；5 傅家甸应该提供更多房舍用来治疗患者，并建立隔离医院，隔离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6 必须招募更多的医师和助手；7 当地官员应为防疫和治疗提供足够的经费；8 京奉（北京—沈阳）铁路沿线的卫生情况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鼠疫病人，要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9 必要时可以寻求国际合作。1910年12月31日，外务部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黑两省巡抚（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管辖），称：“伍医生明于医理，一切应办事宜自应授予全权，并由地方官绅协力辅助。”在名义上授予伍连德指挥防疫的权力。图片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但实际上，伍连德并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法国医生梅尼，就给伍连德制造了不少阻力。梅尼时年43岁，在天津北洋医学堂任总教习多年，颇有威望，而且与东北医学界渊源深厚：在哈尔滨防疫的中国医生，大多出自梅尼门下，吉林省官医院的院长钟穆生也是北洋医学堂毕业生。此外，1908年，梅尼曾在山海关、天津、唐山一带防治腺鼠疫，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就连梅尼本人，也认为伍连德才31岁，资历尚浅，需要经验丰富的外国同事（比如他自己）来指导工作。1911年1月2日，伍连德去梅尼下榻的饭店拜访。没想到，两人就此次瘟疫究竟是肺鼠疫还是腺鼠疫的问题吵了一架，差点动起手来，不欢而散，随后各自向外务部提出辞呈：有这样的搭档，没法合作，不如撂挑子不干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发现内讧，连忙开始和稀泥：现在鼠疫蔓延的势头比较猛烈，哈尔滨、奉天等多地都发现了鼠疫疫情，不如让梅医生到奉天去指导防疫，伍医生还是留在哈尔滨，怎么样？在两名医生僵持的当口，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梅尼医生染上了鼠疫。1月5日，梅尼医生去俄国人开的鼠疫医院问诊。他自信这次鼠疫是腺鼠疫，不会通过飞沫传染，便没有戴口罩，而且面对面为病人做了检查。1月8日，他开始头痛、发烧。俄国医生得知消息后，迅速将梅尼医生送往那家三天前他还在问诊的鼠疫医院，可是为时已晚。1月11日，梅尼医生便去世了。德高望重的传染病医生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在哈尔滨的各国领事纷纷把这个消息电告本国政府，当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梅尼的患病和死亡经过。这是自哈尔滨发现疫情以来，公众第一次认识到鼠疫的恐怖：连梅尼这样的医学大咖都会染上鼠疫，更别提我们这些缺少专业知识的人了！他们终于明白：想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得听从那些防疫人员的警告。由伍连德提出的“戴口罩”这一措施得到了广泛推行。伍连德设计的简易口罩，用纱布制作，中间裹有消毒过的棉花，质地柔软，可以与面部紧贴，戴用时，两条缚带系在脑后。图片戴口罩的防疫人员，旁边是货车车厢改建而成的临时隔离所（图自《鼠疫斗士》）很快，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了这样的口罩，虽然不是所有人戴口罩的方法都正确。有的人把口罩挂在耳朵上，有些人把口罩当成护身符，挂在脖子上，还有人防疫意识过强，在口罩上洒过消毒液再戴，结果灼伤了鼻头和嘴唇。其他的防疫措施也迅速推行：伍连德将哈尔滨疫情最重的傅家甸分为白、红、黄、蓝四个区，每区有1名主管医官，配备2个助手、4个医学院学生、58个勤务人员、26个警察，以及112辆大车和16副担架。各区居民必须佩戴相应颜色的袖标，而且只在自己所属的区里活动，如果要跨区活动，必须向防疫处申请。每一天的报纸上，都要公布当地昨日的疫死者信息，包括死亡人数、死者姓名、住址等，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恐慌，一方面便于大众自我防护。所有可以使用的建筑物，比如关闭的学校、人员已经撤空的客栈和大车店，全部租用，并尽可能改造为四个部分：办公区、消毒室、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隔离营。所有的医务和勤务人员，不论是医生、护士、医学院学生，还是担架员、车夫，下班以后必须先进入消毒室，对身体和衣物进行严格消毒。来往的信函、文件，也都要经过消毒、杀菌。图片员工消毒室（图自《鼠疫斗士》）在哈尔滨城外，有1200名士兵严格看守，没有防疫处的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城。东北的各主要交通线更是严加防范。1月14日，京奉铁路二等、三等车票停售，1月20日，头等车票也停售了。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连关外送往北京的贡品也无法运进山海关，而是在山海关副都统处暂时收存。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大连），于1月14日全线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满洲里—绥芬河），从1月20日起，三等、四等车停止载客，头等、二等车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至于水上交通，早在1910年12月，吉林东北路兵备道官员就下令禁止百姓渡江前往俄罗斯。在青岛，德国人为了防疫，竟在海里架设铁网，防止中国船只进港。在烟台和大连，两地互相怀疑鼠疫是由对方口岸传播而来，因此乘船来往于两地之间的乘客均不准登岸。在天津，凡是来自疫区的船只，如果没有西医开具的检疫证明，则不准靠岸。东北各地纷纷仿照“傅家甸模式”建立防疫体当地系。戏园、妓院、客栈、当铺等人员物资来往密集的地方，在鼠疫期间一律关门歇业。理发店、浴池等，则需每天消毒。浴池用过的浴巾一律焚毁，不得重复使用。伍连德还敏锐地注意到，是否能妥善处理尸体，与防疫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虽然官方给的承诺是妥善埋葬死者，但事实上，由于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挖掘墓穴非常困难，所有的棺材乃至裸露的尸体，都堆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一旦天气回暖，冰消雪融，后果不堪设想。图片堆积在室外的棺材（图自《鼠疫斗士》）伍连德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焚尸。他首先请了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物去参观位于城北的停尸场，并解说尸体和棺材裸露在外的危害。鉴于鼠疫的可怕，地方的所有领导者一致同意伍连德给朝廷上奏，允许将鼠疫死者的尸体火化。在上奏的电报中，伍连德列举了种种状况：2000多具尸体暴露在荒野之中，事实上不可能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将死者一一埋葬；如果野鼠吃了死者的尸体携带上鼠疫病菌，会增大疫病传染的风险；百姓看到堆积的尸体，会感到沮丧，导致抗疫士气低落……电文的最后，伍连德做出保证：如蒙恩准火化尸体，2000多具尸体在三天之内便可处理完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伍连德收到了回复：准许火化。1911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伍连德派同事全绍清医生雇了200个工人，将尸体和棺材按照100具一堆叠放，一共放了22堆。1月31日下午两点，焚尸正式开始，一些资深医生和地方要员来到焚尸现场观摩。成桶成桶的煤油泼在尸体和棺木上。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刹那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伴随着棺材和尸体燃烧噼噼啪啪的响声。盘旋在东北大地上的瘟神，仿佛也即将被焚尸的烈火送走。正值新年伊始，在场的人们见到如此振奋人心的景象，无不兴奋异常。防疫人员士气大振。此后，各地防疫局也开始用火化法来处理鼠疫死者。神奇的是，从焚尸的1月31日开始，傅家甸地区因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逐渐减少，并在整个2月一直呈下降趋势，没有出现反复。3月1日，傅家甸报告了最后一个鼠疫病例。东北其他地区的疫情也逐渐得到控制。到了4月，这场历时7个月，波及全国多个省份，总计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的大鼠疫，终于宣告结束。回想疫情最为猖獗之时，无论中国外国，社会各界几乎都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成功扑灭鼠疫疫情。外国舆论自不必说，就连当时的清朝重臣、锦（州）瑷（珲）铁路督办郑孝胥，都在1910年12月的日记里写道：“中国政事素以姑息为主义，其知识、手段万不足以施行防疫之政。”孰料，防疫之战竟在中国人的指挥下最终获胜。无怪乎外国媒体在鼠疫疫情平息之后高喊：清政府这次居然令人刮目相看！（清政府）于北方救疫事宜，其布置之完备，与对付之敏捷，一扫本来敷衍因循之积习，实出人意料之外，事后追思，大有兴味。——美国《世界大势报》1911年6月，李广诚译1911年4月3日，为了介绍此次鼠疫防治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美、俄、日等11国代表，主要研讨了此次鼠疫的疫源物、鼠疫的防治措施、药物消毒法等等。以及开元县一名妇女林单氏的情况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这三个人贴身护理过多名鼠疫患者，与鼠疫患者同处一室，也不戴口罩，却奇迹般地没有染上鼠疫。各国专家无不引以为罕，对三人进行多次抽血化验，但结果竟然与常人无异。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归功于先天免疫力了。图片顾喜诰（中）、贾凤石（左）与防疫人员合影（图自《鼠疫斗士》）抗疫成功的伍连德博士，担任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总医官，继续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而奋斗。1917年，山西流行鼠疫，延及内蒙古、河北、安徽、山东等省，伍连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奔走灭疫，终于在1918年5月将疫情平息。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伍连德救治2000余人，又发明高浓度盐水静脉滴注治疗法，效果良好，控制了疫情。中华医学会、全国防痨协会、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今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些专业组织机构和院校，或是伍连德亲自主持创办，或是伍连德参与创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不愿意与日本合作，愤然离开哈尔滨，来到上海，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任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中国，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1960年，以81岁高龄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回顾1910年的东北鼠疫，不难发现，从疫病的源头，到疫情初起时各界的反应，防疫措施，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乃至疫病流行期间发生的种种荒诞事件，都与2020年年初的这场疫情有颇多相似之处。如何防范大规模传染病的发生？一旦疫情发生，人类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也许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幸福繁荣。中国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历过无数兴衰，方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取得今天的地位。——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