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蓝耳病的科技论文

在非瘟出现之前，蓝耳是养猪业最大的眼中钉，如今随着非瘟的常态化防控起到显著成效，蓝耳再度成为了让人压力最大的猪病。其实相较于非洲猪瘟，蓝耳病已经传入国内近30年，国内也衍生了大量的疫苗产品，但为什么蓝耳却越防越乱、越防越多？猪场的盲目与疫苗的滥用就是问题关键，中国猪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必须突破的一道难关。蓝耳流行之乱流水的猪病，铁打的蓝耳！猪蓝耳病从上世纪90年代就传入国内，一流行就是30多年！而笔者每年去参加蓝耳有关的会议，总会看到对“复杂毒株”的声讨。实际上，蓝耳病能够如此顽固的流行多年，不是业内不用心防控与针对，而是病毒的生存能力太顽强，甚至经常反过来利用疫苗产生变异，导致疾病防控越发复杂与艰难。现如今，国内蓝耳苗生产企业共四十多家，蓝耳疫苗产品六十多种！但再多的疫苗，也解决不了蓝耳的传播与发病。因为疫苗存在两大缺陷——危险与低效。危险在于——蓝耳活疫苗虽然对特定毒株有着很好的防治效果，但最终却有可能和病毒结合重组，形成新的毒株！甚至疫苗毒株本身也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演化，呈现新的传染性、致病性。低效在于——灭活疫苗虽然安全，但免疫保护效果相对较差；其实蓝耳疫苗最大的“低效”，还在于猪场的“滥用与乱用”，一方面如上所说滥用疫苗容易导致病毒变异，另一方面在于猪场在不清楚毒株的情况下，盲目使用了某种疫苗，完全是“死猪当作活猪医”，防控能否成功全靠碰运气！以上两大问题结合起来，反而助长了生猪产业蓝耳的乱与难！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杨汉春教授曾经分享的案例，他曾受邀去河南一家猪场做蓝耳净化，结果团队从那个猪场中的采样结果显示，10多头种猪身上携带的毒株竟然没有一样的！这叫“养猪场”太谦虚了，不如改成“蓝耳病毒培育基地”，是否更贴切？面对如此复杂的毒株共存，杨汉春研究后指出，这些毒株有的源于野毒间的重组毒株，有的来自疫苗毒株和野毒株的重组，有的来自疫苗毒株的演化。所以蓝耳疫苗带给行业的并非只有健康，还能反过“助病为虐”。应对蓝耳之难根据国家检疫部门数据统计，中国有90%以上的猪场都潜伏着猪蓝耳病。毫无疑问，相较于现今非瘟的“小范围可控”，蓝耳病对产业的危害已经更大，哪怕仅仅是以危害母猪的经济损失计算，蓝耳病也导致我国养猪业每年损失超240亿元！既然以非瘟为比较，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几年前行业内肆虐着非瘟的“疫苗毒”，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及时遏制那种苗头，现今行业的非瘟形势将难以想象！所以对于蓝耳而言，虽然症状不如非瘟严重，但经过30年的肆虐与演化，流行趋势与复杂程度更甚于非瘟。因此，除了简单的疫苗免疫以外，国内有大量声音指出——净化才是防控蓝耳的最终解决方案。但这也只是一种愿景，因为蓝耳病毒30年来的变异与重组，现如今要实现完全净化难度很高，并且在完成净化后要维持阴性同样也极具压力。首先，对于猪场来说净化需要付出高昂成本，不仅是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监测、剔除、封控等，还需要有高级人才统揽全局、落地严控。而上述条件对于大集团场来说性价比尚可，但对于大量中小规模养猪场而言，难度大且成本太高。那只要大量的中小规模场没有完成净化，生猪产业这片大海中就没有谁敢保证自己永远安全。现在与未来除了疾病本身以外，猪市行情也同样影响着蓝耳防控的进程。当前阶段，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并且随着规模化的加速、产能的持续饱和，养猪业毫无疑问正在进入“微利时代”。因此有许多人认为，与其费力不讨好的和蓝耳斗争，不如学会与蓝耳“和谐共存”性价比更高。因为生猪携带蓝耳病毒，不等于就一定会发病，对于个体猪只而言，如果体内带毒量较低就可能表现为“无症状”！因此通过允许蓝耳病毒的存在，但是防范其症状爆发，就能实现“和谐共存”，对成本的压力更小。但这种方案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度的把控很难，这是绝不允许猪群中蓝耳大量传播的，不然一定会导致惨重损失！并且这依旧要进行免疫接种与生物安全，同时改善猪群的生存环境、营养水平，使得猪只本身的抵抗力强，抗病阈值较高。而放眼未来，蓝耳病依旧会长期困扰中国养猪产业，毕竟蓝耳就是一面“照妖镜”，总有一些人因为不够了解疾病，而盲目的使用疫苗或者高频使用疫苗，增加猪群应激反而催生病毒变异。要想实现对蓝耳的大范围普遍性防范，最起码大家在认知上要有统一的应对方案，一如大家今天对非瘟统一的“严防死守”。蓝耳正因为不如非瘟致病力强，再加上有疫苗产品留下退路，才会这么多年“防而又发、发而越乱”。整个产业能够贯彻认知，齐心协力推动蓝耳净化，还需要国家和企业大量的资源付出。但正因如此，规模化的发展也能推动对蓝耳等顽固疾病的防控净化，因为规模集中就更好管理......总体来说，不要再盲目使用疫苗，最起码使用前要完成对毒株的检测！还有哪怕从“阴性场”引入种猪，也不要觉得自己就可高枕无忧！也许未来，我们能完成蓝耳的分区域性净化，进而实现全国范围的弱毒少病，这是产业面临的长期挑战，更将是中国猪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主编《人与动物共患病》等著作5部，参编26部；在《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33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21篇，发表于《PLoSone》关于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因确诊的论文被《Science》等学术刊物他引270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成果3项；获国家级新兽药证书8个；主持制定兽药国家标准13项，参与制定11项；获发明专利21项，其中1项为美国发明专利。先后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新中国60年畜牧兽医科技创新贡献奖（杰出人物）”、“科学中国人2011年度人物”、“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原学者”、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同时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2015年11月，获得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产业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