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木板年画艺术特色研究论文

木版年画 1、平阳木版年画 起源于古代山西河东路的平阳府（今临汾市），自宋、金到明代、清代年间，流传甚广。 宋代，自毕升发明活字排版印刷后，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北宋灭亡时，金人以汴梁掳迁至平阳去的刻工与书版作为基础，使这一带的印刷业得到发展。平阳，成为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官府在这里专门设置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与书铺，使这里的雕版印刷逐渐繁荣起来。 木版年画，是用传统的木版水印方法印制的年画。平阳木版年画的刻印者，大都是农民，他们平常务农，闲暇时创制年画销售，成为一种副业。平阳木版年画，与河北省武强、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同为我国历来以年画著称的产地之一。 平阳木版年画的题材大都是以民情风俗、神话传说、花卉人物、鱼虫鸟兽为内容的。由于木版年画一般是在过年或喜庆节日时张贴使用，因此，内容以欢乐、吉祥为主，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审美情趣、年画的形式是随着实用和需要而变化的。木版年画中，有中堂画、门画、影壁画、门头画、窗画、条屏画、灶龛画、桌裙等。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延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平阳木版年画，不受自然现象、客观文物的约束，而是采用集中概括、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运用注重人物传神、象征寓意的手法，力求使画面完整、造型夸张、形象生动、主题突出、装饰性强。在色彩运用上不受自然光色的局限，注重色彩的对比，艳丽、明快，给人以豪放、健康、洒脱的感觉。 平阳木版年画，在明末清初是极盛时期。当时，这里的年画远销华北、西北、内蒙以及东北等地。仅临汾城内，就有益顺画店、德隆画店、兴昌画店等；洪洞县城内的瑞兰斋天泰成画局、曲沃县的同成纸局，常年雇用很多工人印刷木版年画。农村，印制的自制木版年画更是遍布各地，每年腊月，晋南各县城乡集市上，设摊摆画，卖窗花，卖对联，处处皆有，颇为兴盛。近年来，平阳木版年画愈加兴盛，而且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外国朋友，对平阳木版年画倍加青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窗口。2、佛山木版门画 佛山木版年画中的主要品种，源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至民初及抗日战争前最为鼎盛，行销华南、西南各省及南洋各地，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成为我国著名木版年画四大产区之一。 佛山木版门画可分为工笔、意笔、木版套印、木版印线手绘等。具有构图丰满、造型夸张、色彩强烈、线条朴拙浑厚、粗犷简洁、极富装饰的独特风格。其用色以大红、朱红（丹色）、黄、绿为主，特别以填丹为佛山门画所特有（即以丹色作底色），可耐日晒雨淋而不变色。 佛山木版门画内容丰富，根据不同省份和地区、地域特点、习俗和喜好而印制题材和颜色各别的门画。民众则按大门、房门等不同地方而张贴不同类型题材的门画，抒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3、新绛木板年画 新绛木版年画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清朝中叶，是在传统雕刻印刷工艺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它的绘画、刀刻，线条细腻、手法独特，所印制的年画颜色鲜亮、人物传神，它的内容题材与传统的春节习俗息息相关，千百年来，寄托着人们祈求幸福、驱灾避邪的美好心愿。 今年的1月17日正是数九寒天，晋南大地漫天飞雪，寒气逼人，然而新绛县木版年画传承人郭全生的心里却升腾着一种热切的希望，他刚刚参加了在河南召开的全国木版年画研讨会，一回来，便迫不及待的把他的好友木版年画老字号天福成的后人苏廷生邀请到自己家，商量下一步如何把木版年画这门古老的技艺保护好、传承好。 新绛县生产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新绛县在西周时期是荀国所在地，春秋时称故绛，数千年来，一直是在山西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有七十二行，行行俱全的美誉，北宋年间，由于雕刻印刷业的繁荣，木版年画开始兴起，到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当时新绛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江苏桃花坞、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齐名，代表画有《春牛图》、《四季美人》、《猴子抢帽》、《馗头》等等，一些老字号还与天津杨柳青有业务往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新绛县木版年画的老字号有著名的七大家八小家，加上散落在乡间的十几家画庄，全县的老字号共有30多家，在老字号景记书局的后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们先辈创业时的故事。新绛木版年画的刻版印刷技艺十分繁杂和讲究，从起草绘图到最后印制出一幅年画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既要有高超的绘画水平，又要有不俗的刻版技艺，还要熟练掌握套版印刷的窍门，要想成为一名木版年画的全把式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绛木版年画在内容、题材、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新绛木版年画在种类上有神像、财马、戏曲、美人、门画、四条屏等十多种，绘画手法既有工笔也有写意，印刷方法既有单线印刷后彩绘的，也有套版印刷，使用颜色既有简单的红、黄两色，也有黑、红、黄、绿、蓝五色，它的内容体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历史发展脉络清楚。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工业印刷水平的突飞猛进，批量生产的工业年画迅速占领市场，纯手工的新绛木版年画由于成本太高，淡出历史舞台。那段时期，散落在民间的画版基本上被破坏殆尽，还有不少被国内外的文物贩子买走。 当时，作为县博物馆馆长的蔺永茂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千方百计购买和收藏了170多幅画版，并走访记载了它的工艺和方法，从而使这一珍贵的民间工艺保存下来。让人欣慰的是，当时还是一名农村小木匠的郭全生在走村串户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了一些木版年画，就深深的被这门古老精湛的艺术所吸引，从好奇临摹开始，走上了传承和创新木版年画艺术的道路。 十多个春秋，郭全生如痴如醉地揣摩绘画和刻版技艺，投入数万元收藏画版、购买原料，而他的行为却不为人们所理解，但郭全生痴心不改，他觉得这么好的艺术一定会有被世人重新关注的时候。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新绛县的绛州鼓乐、澄泥砚等古老的艺术不仅得到抢救、保护，而且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为当地带来知名度，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但木版年画却迟迟没有得到重视。在08年以前，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关于木版年画的项目有12个，但新绛县木版年画榜上无名。 2007年，新绛县对全县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摸底和梳理，木版年画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今年的1月15日，县里推荐郭全生参加了全国木版年画研讨会，并诚恳邀请冯骥才来这里考察。冯骥才提出，当务之急是抢救和保护，抓紧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和其它地方的木版年画一起捆绑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新绛县政府正在抓紧对木版年画相关情况进行普查和搜集，并提出了一些保护的意见，对于有识之士来说，传承创新这门古老技艺的信心更足了。 以中华民族独特想象力和典型化手法创造出来的新绛木版年画，像一颗明珠，一度湮没于历史的风尘，而在岁月的轮回和有识之士的守护中，它重新向世人展示出亮丽的容颜，值得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正在本着自觉、清醒、全面的精神，对这一遗产进行科学的挖掘和整理，相信它会较好地得到延续和传承。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影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平阳年画跟绛州年画一样源于宋朝并在元、明、清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元代时许多印刷工人从南方迁到平阳，使这里成为印刷工业的中心，从而产生了平阳木板年画。

大部分平阳木板画是由有此嗜好的农民在业余时间雕刻印制而成的。它采用夸张生动的描写手法和鲜明的颜色，画面充满当地的风味，反映了当地人民健康、勇敢、浪漫的性格。

平阳木版年画有宗教神画多、戏剧人物画多和民俗画多3大特征。

宗教神画的作用一是驱邪镇宅，如秦琼、尉迟恭门神画和钟馗年画等；二是降祥纳福，如供奉灶神、财神、天地神、福禄寿三神等。

总之，山西平阳木版年画不但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华夏文明史极其宝贵的艺术珍品。

五谷丰登，人民生活富裕了还有就是避邪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