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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讲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苦难太多，但是人还是要坚强的活着
主题是人为了什么而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下 该如何生存。。。。反映了新中国刚成立的年代，人民的生活贫困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到打骂,在爹爹的账房前哭泣,却怀着身孕走了十几里夜路回家,为的是不让爹爹操心;苦根在知道二喜死后,仍然嚷着要爹爹领他回家,为的是不知道死的含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辛酸泪下.即使是只出现了几次的福贵的父母也因细节而鲜活.福贵的爹让他肩挑三担铜钱而不是换成银元去城里还债,为的是让他知道生活的苦;福贵的娘用朴素的人生观“只要活着,穷点也不怕”做着家庭的精神支柱.相比福贵年轻时的花天酒地,这种辛苦但充满感动的生活,才算真正地活着.这些俯拾皆是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内心和深层意识,发掘起了读者真正的感动. (四)彰显主题 福贵回忆式的叙述充满了温情,余华在作品中对福贵的措辞选取的是最简洁、最朴实的.“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的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7]故事中接连不断的苦难和死亡在福贵平静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惊.但这样的叙述却使得故事本身的情感冲击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把苦难和温情的主题向读者展露无遗.余华对苦难的态度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表达的,区别于前期作品的揭露和批判,在《活着》中,余华展示的是一种高尚:“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世界.”余华称《活着》是一部高尚的作品,在于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生命之间的友情以及一个人如何去不死.对于如此沉重的话题和如此重大的苦难,余华让作品中的叙述者用平静得几乎轻描淡写的语气来述说,苦难是在一种达观知足的状态下承受下来的,这样用温情来表达苦难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切,一种领悟以及这样的一种静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 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活着》整体上的叙述风格和叙事语言很好的表现了作品苦难和温情的主题
余华把重复发生的死亡事件镶嵌在日常琐碎的生活里，放大了“苦难”的广度和深度，使渺小而软弱的人物面对巨大的“苦难”形成的力量悬殊，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最后福贵所有的亲人都一个个死去，只剩下他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和一头同样年迈的老黄牛相伴，并且是那样乐观豁达的活着，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也更加彰显了活着的意义和难能可贵。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
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活着》，长篇小说，作家余华的代表作。
小说中的主人徐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父亲被气死后，福贵一家成为佃农，并很快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余华因这部小说于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活着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魅力。其中旦角是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表演艺术会对整体戏曲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加强旦角表演艺术研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戏曲旦角为研究对象，对其表演艺术的特征进行了重点探析。
【关键词】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艺术特征
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行当艺术发展日益成熟，如京剧四大行当中的表演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表演特征，人物的个性与性格也各不相同。这些多样化的戏曲行当角色共同成就了别样的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戏曲表演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结合某一行当角色特征，做好其表演艺术的专项研讨。
一、旦角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在整个戏曲表演艺术当中，旦角这一行当角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升整体艺术表现效果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本身具有各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以及多样化的表演流派，相应的表演演唱技艺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展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花旦人物形象，也可以将悲剧和喜剧等不同类型的戏曲艺术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戏曲表演艺术效果。由此可知，旦角在戏曲表演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戏曲旦角表演艺术中的基本特征
（一）台步技巧的艺术特征
台步是戏剧领域当中最基本的一种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走身架”，是旦角等不同行当角色表演中最基本的一种脚步行动艺术。在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期间，台步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会对形象塑造以及整体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不同行当角色人物形象的台步具有不同的表演特征，并且旦角人物的性格、年龄与环境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台步的具体表现产生直接影响。比如，正旦这个角色，以中年女性表现为主，相应的台步要展现出稳健这一表演特征；闺门旦角则以年轻少女形象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温柔、细腻的艺术特征，并且本身的步距也相对比较小；武旦角色以女将角色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流畅、迅捷、灵敏、刚劲等基本特征。此外，在不同地区的戏曲表演中，旦角台步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演特色，如琼剧当中旦角台步中包含着南方地区的一些风格与特色。基于此，对于戏曲旦角表演者而言，需要对相应戏曲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等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台步，展现台步表演艺术特色，力求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戏曲艺术魅力。
（二）身段技巧的艺术特征
针对戏曲表演者而言，无论是旦角还是其他行当角色，身段也是戏曲艺术中的一种重要表演技法，具体主要是指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舞蹈动作、技巧以及所包含的架势等，如每个表演动作姿势以及前后衔接的动作形式。在演绎戏曲角色期间，要注意对台步移动、眼神运用以及水袖抛与收等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台步、眼神、动作都可以与身段之间进行紧密配合。比如，针对琼剧这种戏曲的舞台表演而言，旦角表演中要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形以及优美的身段，尤其是要注意利用身段的表演来充分展现出海南地区一些特有的地域特色与风格，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元素。基于此，对戏曲旦角而言，平时在接受戏曲美术艺术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从肢体语言等身段技巧的训练入手，力求将动态的戏曲表演美感融入到旦角的个人形象中，从性格、情绪以及气质几个方面出发来增强旦角表演的艺术特性。
（三）念白技巧的艺术特征
“念白”也是戏曲表演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台词展现手法，也就是所谓的道白或说白。通俗来讲，戏曲中的“念白”实际上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说话，是一种基本的戏曲台词展示形式，也是构成戏曲这种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不同于一般的说话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与美化处理，最终可以以戏曲艺术语言的方式进行呈现。比如，琼剧当中的旦角唱腔就具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琼剧戏曲演员必须要充分地展现出海南地方的一些独有特征，如要注意灵活地运用念白来对角色的性格特征以及地方特色进行展现。所以戏曲旦角必须要注意在提升自身表演能力的同时，从念白方面出发，做好相关念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力求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准确地演绎念白，确保语气与咬文嚼字的准确性，同时确保语气保持隽永的韵味，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增强戏曲旦角的表演效果。总之，旦角是戏曲表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角色，其表演效果会对整体的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对戏曲旦角而言，必须要注意在平时的艺术训练中做好台步技巧、身段技巧与念白技巧几个关键方面的技巧训练，尤其是要结合旦角表演实践训练活动，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旦角表演的整体效果。
三、参考文献
[1]阮丹青.戏曲旦角表演艺术特点分析[J].戏剧之家,2018,(12):36-37.
[2]黄霞.如何提升戏曲旦角演员表演能力[J].人文之友,2019,(11):43.
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价值论文
摘要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高度艺术综合性和民族特色的戏剧。传统戏曲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弘扬传统戏曲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应担当起的重任，而高校则是传播戏曲文化非常重要的场所。通过青年大学生来对传统戏曲文化进行传承和弘扬，具有十分高的教育价值，而本文则主要对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传统；戏曲文化；高校；传播；教育价值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高校是弘扬戏曲这个中华艺术之瑰宝的重要阵地。高校教育要认识到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继承和发扬这门综合艺术，让大学生深入地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的水平，充分发挥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相关概述
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戏曲文化起源于原始歌舞，具有“渊源早而形成迟”的特点。汉代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具有故事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在戏曲文化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唐代参军戏《踏摇娘》、北宋的宫廷杂剧《目连救母》等经典戏曲相继出现，直至北宋南渡之际，永嘉杂剧（温州杂剧)的出现才标志着戏曲艺术的真正成熟。中华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它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华传统戏曲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戏曲百花苑。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传承文化，涵养道德，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戏曲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戏曲程式化是将各种源于生活的语言和动作等，通过艺术化的加工，提炼成具有舞台化的、定型化的，且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技巧，具体为戏曲表演中的唱、念、做、打等。程式与生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是现实生活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虚化、艺术化，所以，程式化的语言具有观赏性，要比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动作更加优美，有内涵，有表现力。戏曲具有相当丰富的程式，而这程式主要分为两部分，即角色行当程式和表演动作程式。传统戏曲根据人物不同的特点，包括性别、年龄、性格、行业等，将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分为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行当对应不同的程式，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表演方法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中国传统戏曲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脸谱。脸谱凭借着夸张而靓丽的色彩和线条，来突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我们可以从脸谱中看出对人物的褒贬等评价，比如红脸代表了忠义宽厚，黑脸代表了正直严肃，黄脸代表了心计很深，绿脸代表了勇猛暴躁，白脸则代表奸诈多疑。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1.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艺术观赏价值
中国戏曲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中华传统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语言、动作，然后再将这些语言、动作进行艺术加工，使得其符合舞台的表演要求。传统戏曲在舞台上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丑这四大行当，主要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行业、地位等特点来划分的，不同的行当具有不同的表演风格，演员的手、眼、身、法、步的要求也不同，不同的运用构成舞台人物表演的群体，共同演绎纷繁多样的人间故事。中国戏曲文化博采众家之所长，衍变出唱腔、念白、身段、舞蹈、武打等各种表现手段。传统戏曲对于演员的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演员会唱念，还要求演员能做会打，必须要具有集百艺于一身的高超技艺，才能在舞台上成功塑造角色。中国传统戏曲就是靠演员的各种惟妙惟肖的表演展现戏曲艺术的魅力，使其具有极佳的观赏性。戏曲没有固定的、逼真的环境布置，时间和空间都比较自由灵活，应用完全虚拟的手法来展现。通过虚拟化的、程式化的表演，不仅为演员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也留给了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在虚拟化和程式化的相互配合下，中国戏曲演绎出了极具文化韵味的形式之美。引导大学生对戏曲进行观赏，可以让大学生感受到这种形式之美，更好地发挥大学生的艺术想象力，让学生享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美。
2.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审美教育价值
审美教育就是运用艺术美、自然美和生活美来培养学生们正确的审美观，使其感受美、鉴赏美，提高学生创造美的能力，这种学习也可以带给大学生们美的享受。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富有特色的文化形式，融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精华，集众家之所长，将歌、舞、剧等等表现形式融为一体，使得戏曲的表演更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大学生们在观赏戏曲时能体会到民族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形式美赋予了艺术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形式，这种审美艺术教育主要是通过引起大学生的美感享受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中国传统戏曲有着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可以影响学生们的情感，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优化。
3.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德育渗透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是感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可以深刻强烈地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德育功能。中华传统戏曲具有优美动听的旋律、，活泼生动的唱词、丰富多变的唱腔、鲜活动人的舞台形象，能够感动学生，触动学生的情感，甚至震撼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们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还可以去感受人生，感受真善美，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生可以通过欣赏戏曲作品来增长历史知识，了解更多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激发自身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传统戏曲有很多都是以著名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戏曲将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处理，通过特有的表演形式来展现。许多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场景有较深刻的把握，从凡俗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出了深刻的情感力量，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感人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光彩照人，深入人心，表达了百姓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情感。这些作品所蕴含的哲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学生们通过欣赏戏曲文化可以提高辨别力，认识真善美。
结语
将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学生中传播具有非常高的教育价值，高校引导学生欣赏和传播戏曲艺术，能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艺术鉴赏力、道德情操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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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韩熙载夜宴图》包括“听乐”、“观舞”、“休憩”、“清吹”、“宴归”五部场景。画作中虽未画出墙壁、门窗，但作品以其独特而巧妙的连环画式构图。
“听乐”场景：此部分出现的人物最多。韩熙载长须高帽，身着黑袍，盘腿坐于榻上，与其他宴客及侍女共同欣赏艺妓的琵琶弹奏。画作者以其高深的技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听乐”的场景，从画中人的目光、姿态，让观者充分感受到琵琶奏出的旋律，在撩拨着听者的心弦。
“观舞”场景：此部分的描绘更为生动。不仅主人公韩熙载亲自击鼓伴奏，而且画作者在次要人物的描绘中，更是别具匠心，如韩熙载的宠妓王屋山，身姿娇小、舞步轻盈，好友德明和尚与此声色之景不期而遇，又显得好不尴尬，可谓是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休憩”场景：此部分可以说是整部画圈的过渡和衔接部分。韩熙载坐在榻上洗手，画作者通过对这一看似平常举动的描绘，直接表明了夜宴上的间歇环节，紧扣此处的休憩主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简洁精练。
“清吹”场景：此部分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画作者对五名演奏吹乐的艺妓的描绘。主人公韩熙载摇扇而坐，五名艺妓一字排开、疏密有序，神情各不相同、动态皆有所异，形象之生动，正是源于画作者在人物描绘方面的深厚功力。
“宴归”：此部分是以主人公韩熙载在夜宴闭席后，挥手送别宴客的情节，结束了整个画卷。 纵横全卷，无疑，画作者将主人公韩熙载，这样一个满腔抱负但又壮志未酬的士大夫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
画作各个场景中，主人公的忧郁与其他宴客和艺妓的欢歌纵舞、喜乐调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韩熙载郁郁不得志的心情。 这是一幅由南唐后主李煜亲手促成的画作，有着非同凡响的绘画表现形式和艺术水准，成为世人公认的国宝——《韩熙载夜宴图》。
按说，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韩熙载，原本应该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却不料因为《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作的传世，给世人留下了生性放浪、沉湎声色的颓靡形象。也正因如此，导致人们对这幅画作的诞生根源给予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后主李煜继位时，南唐国势不振，而北方的后周则迅速崛起，并有挥师南下一统天下之势。面对北方强敌，李煜本想任用韩熙载为宰相辅佐自己，可又因为韩熙载是北方人而心怀猜疑。而韩熙载呢，也深深明白自己表面上颇得南唐王朝厚恩，事实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信任。
因此，韩熙载为了避免遭受无端构陷，开始在生活上疏狂自放、纵情声色，希望以此来蒙蔽朝廷耳目，使自己能够安享晚年获得善终。
即便如此，后主李煜对韩熙载仍不放心，于是派遣翰林画院待诏周文矩与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窥测其纵情声色、放歌狂饮之场面，然后通过目识心记绘制出了惊世奇画——《韩熙载夜宴图》。
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随着溥仪潜逃东北后成为伪满洲国的国宝画作。由于伪满洲国的覆灭，这幅画作又散佚民间成为轰动一时的“东北货”之一。
再后来，北平琉璃厂玉池山房古玩铺老板马霁川购得此画，并一直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如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一件镇馆之宝，只是潜伏在这幅旷世奇画背后的故事，依然让世人难以厘清原委。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分为五段：悉听琵琶、击鼓观舞、欣赏王屋山跳六么舞、更衣暂歇、清吹合奏、曲终人散。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画家顾闳（hong）中创作的，，代表着中国古代人物杰出成就的重要作品。此卷为素绢本，着重彩，纵 厘米，横厘米。无款，姓名见跋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政治上失意的官僚韩熙载尽情声色秃唐放纵的夜宴生活。这幅画现存五个片段，是通过五个互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人物活动情节，展开出整个夜宴的活动内容的；同时也是通过不同的活动场面塑造出韩熙载的形象的。 第一段听琵琶演奏。出现的人物最多，有五女七男，韩熙载与穿红袍的青年官员坐在床上，其余男宾都著软脚幞(pu)头。作者熟练地一运用多样统一的规律，在许多人物的构图中，注意了每一个不同的情绪反映，但是都集中在一个“听”字上。奏乐者与听众情感交融。有的人不同的情绪反映，但是专注地看着演奏者；有的目光不在演奏者身上，但从他双手按着节拍应和的动作上可以感受到他是听得何等会心啊。第二段的内容， 元代书法家班惟志在画后的题诗中有过具体的描写：“胡琴娇小六么舞，蹀躞(die xie)操挝如鼓吏。”对照题跋和文献记载，六么舞的表演者是王屋山。画面上见到的是她翩翩起舞的背影。画面上另一个新出现的人物，应是韩熙载的好友德明和尚。画面的第三段，从整个画卷的情节起伏是一个间歇。画韩熙载与家妓们聚坐于床上，韩熙载一边在净手，目光却转向徐步而来的侍女抱持的琵琶和笛子上。 第四段是全画中又一个精彩的片段。韩熙载解衣磅礴盘膝坐在椅子上，似乎漫不经心地欣赏着五个歌女的筚篥（bi li）和笛子演奏。这一段的收尾，是男女二人隔着屏风对话，非常巧妙地过渡下一个情节。第五段，夜阑乐散，韩熙载的宾客与诸妓在调笑，韩熙载握着鼓槌，杨手向人们告退，结束了画面。《夜宴图》五个情节重点表现了二组听乐的场面，但在处理上各不相同。第一段是八个人听一个人独奏，画面构图的处理上，每个人的神态表情，都集中在拨动的琴弦上。第四段却恰恰相反，是集体演奏一个人听，韩熙载面前偏偏还战了一个正在与他交谈的少女，把两组人物分开；与第一段的构图迥然不同，它是分散的，但是给人的感觉仍然在听，似乎整个画面都弥漫着清彻悦耳的乐音。这样处理不单单是为了避免构图的重复，而是按照独奏与合奏不同情节的需要而选择的贴切的、富有个性的处理。使顾闳中赢得美术史上不朽声誉的，是他在《夜宴图》中对韩熙载形象的塑造。在图中以解衣磅礴的形象来描写韩熙载，在传统观念中这是用以形容一个人超脱、豁达大度的精神气质的。画面上韩熙载比周围人物身躯高大，这是古代绘画为了要强调某一个人物所习用的手法，但是并不是仅仅依赖这种办法来塑造韩熙载的形象，而是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呼应中来表现他，在各个活动的片段中，韩熙载总是居于支配的地位。不过他神态悒郁，眉宇间含着沉思与隐忧，他置身于夜宴的环境之中，又超脱于欢乐的气氛之外，能够这样有思想深度地刻画人物的内在思想、情绪，是古代人物画中一个很大的进步。 《夜宴图》在用笔赋色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韩熙载面部的须眉勾染结合得很好，蓬松的须发象是肌肤中生出来的，真是“毛根出肉，力健有余”。人物的衣纹组织得既严整又简练，非常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对器物的描写毫不马虎潦草，例如曲项琵琶的项部精细得可以清晰看出细部的结构关系，但是细部的精细描写，没有丝毫伤害整体的完整效果。反而使人觉得有看头。在赋色上也很见匠心。在绚丽的色彩中，间隔以大块的黑、白，起着统一画面的作用。又如“吹清”一节，人物的服装，红色与绿色配置，相互穿插，有对比又有呼应。色彩不多，但显得丰富而又统一。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服装上织绣的花纹细入毫发，极其精工。此外，屏风和床上的小幅山水画画得很精，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五代时山水画的画貌，也是重要的参考。《夜宴图》除了在绘画史上的重要价值之外，也是研究音乐史、舞蹈史、工艺史的宝贵资料。例如画上的青瓷器皿，像那影青带温碗的执壶、带托的酒杯，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典型器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顾闳中创作《夜宴图》是去韩熙载家中“窃窥”、 “目识心记”画出来的，“目识心记”就是默画。这种默记、默画的功夫，在五代时期，许多画家都是掌握得很纯熟的，特别是那些擅长画肖像画的更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夜宴图》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关于《夜宴图》作者顾闳中的生平，画史记载极其简略，只知他是江南人，在南唐画院任翰林待诏，创作方面擅长人物画。他的作品除《夜宴图》外，见于画史著录的还有：《明皇击梧桐图》、《游山阴图》、《雪村图》、《荷钱幽浦》小册等。而他在《夜宴图》中显示出来的杰出的写实能力和其代表的五代人物画的杰出成就将永远载入绘画史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珍藏着一幅一千多年前的古典绘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镇院之宝出自五代南唐（937年-975年）名画家顾闳中之手，经过千年的辗转，如今竟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顾闳中，江南人，以善画人物著称，长期担任南唐翰林院画待诏。《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描写当时的现实生活，反映真人真事，具有深刻主题思想和较高艺术性的作品。说起顾闳中这幅传世名画，有一段颇不寻常的故事。据中国画著录书《宣和书谱》记载，五代时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官员，出身北方望族，唐朝末年登进士第，懂音乐，擅长诗文书画。工书善画，而且富有政治才能。但是，此人蓄养歌伎，纵情声色，家里常常云集宾客，时时饮宴，常常酣歌达旦。把一腔苦衷寄托在歌舞夜宴之中。权弱的后主李煜倚重韩熙载，想用他为相，又不放心。原来，当时国家分裂，南北分治，南唐国势衰弱，北方强大的后周对南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后主李煜对那些在南唐做官的北方人心有猜忌，生怕他们存有二心。有人向后主李煜报告，今晚又有一些朝中官员要去北方籍大臣韩熙载家聚会。后主李煜心存疑惑，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派顾闳中和周文矩深夜潜入韩宅，了解一下他的背后活动情况。顾闳中发现，宾客中有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太常博士陈雍、紫薇郎朱铣等官员和教坊副使李嘉明，此外就是当时一些走红的歌女和舞女。夜宴的气氛异常热烈，宾主觥筹交错，大有一醉方休之势。夜宴进行当中，还有歌女唱歌、奏乐和舞女跳舞助兴。宾客们一个个陶醉于欢乐之中。顾闳中心里明白，韩熙载这种沉湎声色来消磨时光的做法，实际上是力求自保，想借此来表明自己对权力没有兴趣，以达到避免受皇帝怀疑和迫害的目的。回去后，顾闳中和周文矩根据自己的目识心记，各自绘制了一幅《韩熙载夜宴图》送给后主李煜。李煜看了画以后，对韩熙载的戒心减少了许多。后来，韩熙载在南唐累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得善终。《韩熙载夜宴图》原两幅，但周文矩所作的一幅失传，今天我们见到的是顾闳中的作品 。 顾闳中《夜宴图》纵厘米 横厘米。绢本设色，该图为手卷形式，以韩熙载为中心，全图分"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及"宴散"五段。各段独立成章，又能连成整体。第一段写韩熙载和宾客们宴饮，听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弹琵琶。第二段写王屋山舞“六么”，熙载亲自击鼓。第三段写客人散后，主人和诸女伎休息盥洗。第四段写熙载更便衣乘凉，听诸女伎奏管乐。第五段写一部分亲近客人和诸女伎调笑。头两段最传神，主宾或静听、或默视，集中注意于弹琴者的手上和歌舞者的身上。击鼓打板的都按节拍演奏，似乎还有声韵传出画外。由于顾闳中观察细微，把韩熙载夜宴达旦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五个场景，四十多个人物音容笑貌无一不活脱绢上。画面中乐曲悠扬，舞姿曼妙，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更突出了韩熙载心事重重，悒郁无聊的精神状态， 每段中出现的韩熙载，面部角度、服饰、动作表情各有不同，但有一点相同，脸上没有笑意，总是深沉、忧郁的。把一个才气高逸，但神态抑郁，既置身于声色之中，又韬光养晦，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划得入木三分。与一般宴乐图比较，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张描写韩熙载私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风貌，揭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从一个侧面，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在艺术处理上，采取了传统的构图方式，打破时间概念，把不同时间中进行的活动组织在同一画面上。全画组织连贯流畅.，画幅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却安排得宾主有序，繁简得度。在场景之间，画家非常巧妙地运用屏风、几案、管弦乐品、床榻等之类的器物，使之既有相互连接性，又有彼此分离感；既独立成画，又是一幅画卷。这幅图有些画面没有画出墙壁、门窗、屋顶，也没有画出光暗及灯烛，但通过人物的活动，却能让观众感到宴乐是在室内的夜晚进行，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简练手法。犹如中国旧戏剧，不用布景，只用手势、眼神等动作让观众感到周围景物历历在目。《韩熙载夜宴图》在用笔着色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全画工整精细，线条细润而圆劲，人物衣服纹饰的刻画严整又简练，对器物的描写真实感强。设色既浓丽又稳重.比例透视有法度可寻， 是一幅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和杰出艺术成就的古代人物画精品。3作品创作背景编辑《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作品，顾闳中江南人。曾为待诏。擅长画人物，神情意态逼真，用笔圆劲，间有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后主李煜时拟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是听说他“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就命顾闳中偷看真伪。闳中目识心记，绘成举世闻名的《韩熙载夜宴图》。[2] 4文物描述编辑文物综述《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韩熙载夜宴图 (7张)画卷各部分之间巧妙地运用屏风，几案，管弦乐品，床榻等物隔断，既独立成画，又前后连接，恰到好处。[3] 为了适于案头观赏，作者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既联系又分割的画面。构图和人物聚散有致，场面有动有静。对韩熙载的刻画尤为突出，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在众多人物中超然自适、气度非凡，但脸上无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更深刻的揭示了他内心的抑郁和苦闷，使人物在情节绘画中具备了肖像画的性质。全图工整、细腻，线描精确典雅。人物多用朱红、淡蓝、浅绿、橙黄等明丽的色彩，室内陈设、桌椅床帐多用黑灰、深棕等凝重的色彩，两者相互衬托，突出了人物，又赋予画面一种沉着雅正的意味。《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大画家顾闳中所作，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在这幅巨作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韩熙载夜宴图》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永久回味。全卷分为五段，每一段以一扇屏风为自然隔界。[4] 第一段：听琵琶演奏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景，画家着重地表现演奏刚开始，全场气氛凝注的一刹那。画上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和视线，都集中到了琵琶女的手上，结构紧凑，人物集中。但人们敛声屏气的神情中使场面显得十分宁静，从这弹奏琵琶的手上，似乎传出了美妙清脆的音符，而这音符震动着观众的耳膜，勾摄了他们的内心情感。画家对于不同的人物，根据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刻划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姿态、性格和表情，显示出作者不同凡响的画艺。此段出现人物最多，计有七男五女，有的可确指其人，弹琵琶者为教坊副使李佳明之妹，李佳明离她并侧头向着她，穿红袍者为状元郎粲。另有韩的门生舒雅、宠妓弱兰和王屋山等。[2] 第二段：集体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气氛热烈而动荡。其中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手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露出一种尴尬的神态，完全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2] 第三段：间息描绘的是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人物安排相对松散。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歇，整体气氛舒缓放松。[2] 第四段：独自赏乐人物疏密有致，乐伎们的吹奏动作中，使人感到高亢、丰富的管乐和声，调动了欣赏者的情绪。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韩熙载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女伎们排成一列，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迷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2] 第五段：依依惜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心调笑的情状，结束了整个画面。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加强了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2] 《韩熙载夜宴图》在用笔设色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韩熙载面部的胡须、眉毛勾染的非常到位，蓬松的须发好似从肌肤中生出一般。人物的衣纹组织的既严整又简练，非常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敷色上也独有匠心，在绚丽的色彩中，间隔以大块的黑白，起着统一画面的作用。人物服装的颜色用的大胆，红绿相互穿插，有对比又有呼应，用色不多，但却显得丰富而统一。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服装上织绣的花纹细如毫发，极其工细。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杰出成就，使这一作品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 图分五段：一、宴饮宾客，弹奏琵琶；二、舞蹈，韩熙载亲为击鼓；三、宾客散去，韩熙载与诸女伎休憩；四、熙载更衣裳后听女伎奏管乐；五、与宾客女伎调笑。全图男女造型，细致生动，各段之间，或用屏风隔开，或自成段落。此图为卓越的历史人物画，现藏故宫博物院。[5]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由听琴、观舞、休闲、赏乐和调笑等五个既可独立成章，却又相互关联的片断所组成的画卷，无论是造型、用笔、设色方面，都显示了画家的深厚功力和高超的绘画技艺。《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略，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画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6历史事件编辑此画卷据传系宫廷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而画，此画卷中的主要人物韩熙载是五代时北海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初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后，当时北方的宋朝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宋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陷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争激化，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之中，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生活上腐败，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不要怀疑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以求自保。但李煜仍对他不放心，就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韩熙载故意将一种不问时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形态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顾闳中凭借着他那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在家中的夜宴过程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笔作画，李煜看了此画后，暂时放过了韩熙载等人，一幅传世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6] 《韩熙载夜宴图》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周文矩《韩熙载夜宴图》7名画赏析编辑《韩熙载夜宴图》卷以时间为序列，共分五段，每段以屏风巧妙隔开，前后相连又各自独立，图中有许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从全图的结构上看，画家分别利用三件大的立屏将画面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内的空间深度感又通过斜置的榻、几案、屏风等物件的对称布局来表现；全图共绘了46人（女21人，男25人），有些人物频繁出现，各自的形象十分统一。韩熙载在画中出现五次，有左侧、右侧和四分之三正面，但形神不改；他气宇不凡，眉头紧蹙，忧心如焚。随着晚宴情节的发展，韩公从穿黑袍（听乐），发展到脱去黄衫（击鼓），再穿上黑袍（休息），后转入只剩一件内衣（清吹），最后又穿上黄衫（送客），韩熙载屡次更衣 。[3] 前隔水存南宋人残题“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20字。引首有明代程南云篆书“夜宴图”，前绫隔水上有清高宗乾隆帝一题。听乐全场的空气似乎凝结了，个个都在屏息倾听，沉湎在悠扬的乐曲里。坐于榻上戴黑色峨冠为主人韩熙载，他的手自然地松弛下垂。坐在坐榻上一着红袍头戴方巾的客人为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屋内其他或坐或立的客人和女侍都在倾听歌伎弹奏琵琶，面前陈设的几案上摆着樽酒果品。郎粲（字号、里居及仕宦经历均待考）约于宋乾德五年（967年）在南唐进士考试中夺魁，当时20多岁，喜欢欣赏歌舞，是韩熙载夜宴席上的常客。南唐应有19名状元，有记载的有9人。其他10人无记载。床前座椅上的两位宾客，约是太常博士陈致雍和紫薇郎朱铣。背对观者而坐的中年男子即为太常博士陈致雍，他衣着规整，坐姿端正。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在场听乐宾客还有教坊副使李家明、紫微朱铣、门生舒雅、宠伎弱兰和王屋山诸人。在画的最右边，也就是坐榻的后边有一个床，有黑色金花维帐。床上一红被子，还有一个琵琶。证明有或曾有伎睡于此。韩熙载对面演奏琵琶的女人，高髻簪花，长裙彩帔，怀抱琵琶，是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乐伎李姬。在她身旁躬身侧望的是李家明。站在李家明左侧的蓝衣少女，是王屋山。另外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韩熙载的得意门生舒雅。[6] 观舞击鼓。韩熙载脱去外袍，挽起双袖，为王屋山跳的绿腰舞（“六么舞”）击鼓伴舞，晚宴的歌乐活动进入韩熙载夜宴图 观舞高峰，也是全卷情节结构的高潮。韩熙载身后留须者为教坊副使李家明。红衣者为郎粲。好友德明和尚不期而遇此景，在这男女糅杂的声色之娱里，使他备感窘困，尴尬地拱手背立，但又不住侧耳静听这动人的舞乐； 韩熙载曾对德明和尚道出奢靡展宴的用意：“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于是他“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在乐舞礼仪的考证上，卷中听客和德明和尚作双手叉合的手势是宋代致礼的手语「叉手」。小巧玲珑的名妓王屋山正应节起舞，而韩熙载在羯鼓前挽起袖管、手抓鼓槌，击鼓宣示节奏。[6] 六么舞《绿腰》是唐、宋乐舞大曲名，属唐「软舞」类。又名《六么》、《录要》、《乐世》。舞者穿长袖窄襟舞衣，舞姿轻盈柔美。动作以舞袖为主。节奏由慢转快，舞态之飘逸敏捷，有如鸿鸟惊飞。《六么》音乐流传极广，故有「六么水调家家唱」的诗句，也常作为琵琶曲独奏。[3] 画中王屋山表演《六么舞》，舞者背对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身着天蓝色长袖舞衣，微倾头，稍低眉，双袖搅舞后，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要从下向两边分开，把她的长袖飘舞起来，表情含蓄妩媚。《韩熙载夜宴图》是所发现的画作中唯一一份有明确时代、特定场合、舞名、舞人名的舞蹈文物。宋代仍流传《六么舞》。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多种「六么」名目，如：《崔护六么》、《莺莺六么》、《厨子六么》等。由此可证，在宋代，《六么》已被戏曲艺术所吸收。戏曲吸收古代传统舞蹈的史实，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羯鼓羯（jié）：[名]（1） 阉过的公羊。泛指羊 [wether]，（2） 又如，羯膻（羊臊气），（3） 中国古时的一民族名。源于小月支；曾附属匈奴。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县）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受汉族地主奴役，被称为“羯胡”。信奉“胡天”。晋时，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如：羯胡 （旧时用以泛称来自北方的外族）。羯：[动]，阉割 [castrate]，羯鸡，阉鸡也。——清·翟灏《通俗编》）。[7] 羯鼓[an ancient drum] 我国古代一种鼓。腰部细。据说起源于羯族。羯鼓是一种出自于外夷的乐器。用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发出的音主要是古时十二律中阳律第二律一度。古时，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居民都使用羯鼓。羯鼓处在都昙鼓、答腊鼓（都昙鼓，形状比腰鼓小。答腊鼓，指揩鼓）之下，在鸡娄鼓之上。羯鼓是用山桑木围成漆桶形状，下面用床架承放，用两只鼓槌敲击。羯鼓的声音急促、激烈、响亮，尤其适用于演奏急快节奏的曲目，可以在战场上用于战鼓为战士搏击助威。同时也可在高楼上玩赏风景时演奏，时值明月清风，鼓声凌空可以传的很远，特性与其他乐器差异很大。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材制做而成的。木料必须干燥，杜绝潮湿之气，使其柔韧而滑腻。只有木料干燥，敲出的鼓声才最清脆响亮，而滑腻是使羯鼓能奏出如同战马奔跑的蹄声。圈鼓身漆桶时要用刚硬的铁，铁要经过精炼，圈卷时应该均匀。铁如果不刚硬，则鼓边上下不齐，松紧不一。圈卷时不均匀，则鼓皮有紧有松，敲击时受力不匀衡。就像弦乐器的琴弦系得不好而使琴声散逸不准一样。这样的鼓，敲出的声音也会不符合音律。唐朝时，很多人喜爱且擅长羯鼓。唐玄宗便是其中之一，他常说：「羯鼓是八音的领袖，其它乐器不可与之相比。」并作鼓曲《秋风高》，每当秋高气爽，即奏此曲。当时的宰相宋□深爱声乐，尤其擅长敲击羯鼓，他对玄宗说：「击鼓时，如果能够头做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便是击羯鼓的能手。」是说击鼓时头不能动，且下手急促，就像急雨一样。音乐家李龟年也善击羯鼓，一次，唐玄宗问他打断了多少根鼓杖，李龟年说：「臣已打折了五十只鼓杖。」唐玄宗说：「你不算特殊，我已经打折了三立柜了。」 （出《太平广记》） （《羯鼓史话》作者：晓晨 整理）韩熙载（902-970），字叔言，五代十国南唐官吏，青州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奔吴。南唐李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即位，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958年（交泰元年） 钱贬值，他提议铸铁钱，提高币值。一枚新大钱，当十枚旧钱；一枚新小钱，当二枚旧钱。仿“开元通宝”规格，徐铉为书篆文。新钱铸成，广为流通。韩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后升任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承旨。他博学多闻，才高气逸。举朝未尝拜一人。善为文，史称“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文人、道释求他撰写铭志碑记者不绝。又善谈论，审音能舞，画笔精妙，工书法，与徐铉齐名。善品评歌舞书画。他放荡嬉戏不拘名节，蓄有爱妓王屋山。王屋山俊慧异常，能歌善舞。韩熙载尝自击鼓，让屋山舞“六幺”，以此为乐。有《韩熙载夜宴图》、《纵乐图》，记其奢侈生活。后主（李煜）以其尽忠敢言，屡欲封他为相，而嫌其荒诞，遂搁置。他累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卒后追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文靖”。有《定居集》、《拟议集》（已佚）、《格言》50余篇，论古今王霸之道，舒雅为之作序。五代十国（907-960年）时，大多数士大夫蓄有歌伎（或称家姬、乐伎）。据史书记载，韩熙载家即有歌伎40馀人。有史书称，中国妇女缠足之恶俗即出自李煜。韩熙载死后四年，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发兵攻南唐，次年破金陵，李煜投降，在宋王朝过着“以泪洗面”的屈辱生活，也在这时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等哀怨凄婉的千古绝唱。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煜死，这回他是被宋太宗毒死的。历代著录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有数本，此卷据各方面考证，当属南宋孝宗至宁宗朝（1163-1224年）摹本，其风格基本反映出原作面貌，且达到相当高水平，堪称流传有绪的古代绘画珍品。[2]
1、创作背景：《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作品，顾闳中江南人。曾为待诏。擅长画人物，神情意态逼真，用笔圆劲，间有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后主李煜时拟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是听说他“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就命顾闳中偷看真伪。闳中目识心记，绘成举世闻名的《韩熙载夜宴图》。2、艺术特色：《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画卷各部分之间巧妙地运用屏风，几案，管弦乐品，床榻等物隔断，既独立成画，又前后连接，恰到好处。为了适于案头观赏，作者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既联系又分割的画面。构图和人物聚散有致，场面有动有静。对韩熙载的刻画尤为突出，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在众多人物中超然自适、气度非凡，但脸上无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更深刻的揭示了他内心的抑郁和苦闷，使人物在情节绘画中具备了肖像画的性质。全图工整、细腻，线描精确典雅。人物多用朱红、淡蓝、浅绿、橙黄等明丽的色彩，室内陈设、桌椅床帐多用黑灰、深棕等凝重的色彩，两者相互衬托，突出了人物，又赋予画面一种沉着雅正的意味。《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大画家顾闳中所作，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在这幅巨作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韩熙载夜宴图》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永久回味。3、思想内容：《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略，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画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原迹已失传，今版本为宋人临摹本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略，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品创作背景《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作品，顾闳中江南人。曾为待诏。擅长画人物，神情意态逼真，用笔圆劲，间有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后主李煜时拟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是听说他“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就命顾闳中偷看真伪。闳中目识心记，绘成举世闻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作品赏析《韩熙载夜宴图》在用笔设色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韩熙载面部的胡须、眉毛勾染的非常到位，蓬松的须发好似从肌肤中生出一般。人物的衣纹组织的既严整又简练，非常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敷色上也独有匠心，在绚丽的色彩中，间隔以大块的黑白，起着统一画面的作用。人物服装的颜色用的大胆，红绿相互穿插，有对比又有呼应，用色不多，但却显得丰富而统一。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服装上织绣的花纹细如毫发，极其工细。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杰出成就，使这一作品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参考：
木版年画 1、平阳木版年画 起源于古代山西河东路的平阳府（今临汾市），自宋、金到明代、清代年间，流传甚广。 宋代，自毕升发明活字排版印刷后，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北宋灭亡时，金人以汴梁掳迁至平阳去的刻工与书版作为基础，使这一带的印刷业得到发展。平阳，成为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官府在这里专门设置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与书铺，使这里的雕版印刷逐渐繁荣起来。 木版年画，是用传统的木版水印方法印制的年画。平阳木版年画的刻印者，大都是农民，他们平常务农，闲暇时创制年画销售，成为一种副业。平阳木版年画，与河北省武强、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同为我国历来以年画著称的产地之一。 平阳木版年画的题材大都是以民情风俗、神话传说、花卉人物、鱼虫鸟兽为内容的。由于木版年画一般是在过年或喜庆节日时张贴使用，因此，内容以欢乐、吉祥为主，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审美情趣、年画的形式是随着实用和需要而变化的。木版年画中，有中堂画、门画、影壁画、门头画、窗画、条屏画、灶龛画、桌裙等。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延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平阳木版年画，不受自然现象、客观文物的约束，而是采用集中概括、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运用注重人物传神、象征寓意的手法，力求使画面完整、造型夸张、形象生动、主题突出、装饰性强。在色彩运用上不受自然光色的局限，注重色彩的对比，艳丽、明快，给人以豪放、健康、洒脱的感觉。 平阳木版年画，在明末清初是极盛时期。当时，这里的年画远销华北、西北、内蒙以及东北等地。仅临汾城内，就有益顺画店、德隆画店、兴昌画店等；洪洞县城内的瑞兰斋天泰成画局、曲沃县的同成纸局，常年雇用很多工人印刷木版年画。农村，印制的自制木版年画更是遍布各地，每年腊月，晋南各县城乡集市上，设摊摆画，卖窗花，卖对联，处处皆有，颇为兴盛。近年来，平阳木版年画愈加兴盛，而且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外国朋友，对平阳木版年画倍加青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窗口。2、佛山木版门画 佛山木版年画中的主要品种，源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至民初及抗日战争前最为鼎盛，行销华南、西南各省及南洋各地，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成为我国著名木版年画四大产区之一。 佛山木版门画可分为工笔、意笔、木版套印、木版印线手绘等。具有构图丰满、造型夸张、色彩强烈、线条朴拙浑厚、粗犷简洁、极富装饰的独特风格。其用色以大红、朱红（丹色）、黄、绿为主，特别以填丹为佛山门画所特有（即以丹色作底色），可耐日晒雨淋而不变色。 佛山木版门画内容丰富，根据不同省份和地区、地域特点、习俗和喜好而印制题材和颜色各别的门画。民众则按大门、房门等不同地方而张贴不同类型题材的门画，抒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3、新绛木板年画 新绛木版年画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清朝中叶，是在传统雕刻印刷工艺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它的绘画、刀刻，线条细腻、手法独特，所印制的年画颜色鲜亮、人物传神，它的内容题材与传统的春节习俗息息相关，千百年来，寄托着人们祈求幸福、驱灾避邪的美好心愿。 今年的1月17日正是数九寒天，晋南大地漫天飞雪，寒气逼人，然而新绛县木版年画传承人郭全生的心里却升腾着一种热切的希望，他刚刚参加了在河南召开的全国木版年画研讨会，一回来，便迫不及待的把他的好友木版年画老字号天福成的后人苏廷生邀请到自己家，商量下一步如何把木版年画这门古老的技艺保护好、传承好。 新绛县生产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新绛县在西周时期是荀国所在地，春秋时称故绛，数千年来，一直是在山西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有七十二行，行行俱全的美誉，北宋年间，由于雕刻印刷业的繁荣，木版年画开始兴起，到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当时新绛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江苏桃花坞、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齐名，代表画有《春牛图》、《四季美人》、《猴子抢帽》、《馗头》等等，一些老字号还与天津杨柳青有业务往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新绛县木版年画的老字号有著名的七大家八小家，加上散落在乡间的十几家画庄，全县的老字号共有30多家，在老字号景记书局的后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们先辈创业时的故事。新绛木版年画的刻版印刷技艺十分繁杂和讲究，从起草绘图到最后印制出一幅年画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既要有高超的绘画水平，又要有不俗的刻版技艺，还要熟练掌握套版印刷的窍门，要想成为一名木版年画的全把式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绛木版年画在内容、题材、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新绛木版年画在种类上有神像、财马、戏曲、美人、门画、四条屏等十多种，绘画手法既有工笔也有写意，印刷方法既有单线印刷后彩绘的，也有套版印刷，使用颜色既有简单的红、黄两色，也有黑、红、黄、绿、蓝五色，它的内容体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历史发展脉络清楚。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工业印刷水平的突飞猛进，批量生产的工业年画迅速占领市场，纯手工的新绛木版年画由于成本太高，淡出历史舞台。那段时期，散落在民间的画版基本上被破坏殆尽，还有不少被国内外的文物贩子买走。 当时，作为县博物馆馆长的蔺永茂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千方百计购买和收藏了170多幅画版，并走访记载了它的工艺和方法，从而使这一珍贵的民间工艺保存下来。让人欣慰的是，当时还是一名农村小木匠的郭全生在走村串户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了一些木版年画，就深深的被这门古老精湛的艺术所吸引，从好奇临摹开始，走上了传承和创新木版年画艺术的道路。 十多个春秋，郭全生如痴如醉地揣摩绘画和刻版技艺，投入数万元收藏画版、购买原料，而他的行为却不为人们所理解，但郭全生痴心不改，他觉得这么好的艺术一定会有被世人重新关注的时候。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新绛县的绛州鼓乐、澄泥砚等古老的艺术不仅得到抢救、保护，而且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为当地带来知名度，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但木版年画却迟迟没有得到重视。在08年以前，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关于木版年画的项目有12个，但新绛县木版年画榜上无名。 2007年，新绛县对全县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摸底和梳理，木版年画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今年的1月15日，县里推荐郭全生参加了全国木版年画研讨会，并诚恳邀请冯骥才来这里考察。冯骥才提出，当务之急是抢救和保护，抓紧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和其它地方的木版年画一起捆绑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新绛县政府正在抓紧对木版年画相关情况进行普查和搜集，并提出了一些保护的意见，对于有识之士来说，传承创新这门古老技艺的信心更足了。 以中华民族独特想象力和典型化手法创造出来的新绛木版年画，像一颗明珠，一度湮没于历史的风尘，而在岁月的轮回和有识之士的守护中，它重新向世人展示出亮丽的容颜，值得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正在本着自觉、清醒、全面的精神，对这一遗产进行科学的挖掘和整理，相信它会较好地得到延续和传承。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影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平阳年画跟绛州年画一样源于宋朝并在元、明、清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元代时许多印刷工人从南方迁到平阳，使这里成为印刷工业的中心，从而产生了平阳木板年画。
大部分平阳木板画是由有此嗜好的农民在业余时间雕刻印制而成的。它采用夸张生动的描写手法和鲜明的颜色，画面充满当地的风味，反映了当地人民健康、勇敢、浪漫的性格。
平阳木版年画有宗教神画多、戏剧人物画多和民俗画多3大特征。
宗教神画的作用一是驱邪镇宅，如秦琼、尉迟恭门神画和钟馗年画等；二是降祥纳福，如供奉灶神、财神、天地神、福禄寿三神等。
总之，山西平阳木版年画不但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华夏文明史极其宝贵的艺术珍品。
五谷丰登，人民生活富裕了还有就是避邪招财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它讲述了资产阶级周家和城市平民鲁家两个家庭纠结复杂的悲剧故事。一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二是以鲁妈为代表的城市平民不能把握自己命运、被别人所操控的悲惨境遇。而周、鲁两家复杂的血缘联系，更是突出、生动地反映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艺术特色：1、语言个性鲜明的性格化作者笔下人物的个性化语言，非常突出。如第一幕中对鲁贵语言的刻画。那奸猾的笑容，猥琐的语言，把一个奴才的嘴脸表现地淋漓尽致。在观众们内心刻上了很深的印象。作者用力刻画了蘩漪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2、语言丰富深刻的精炼美戏剧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戏剧语言必须精炼。戏剧语言的精炼美表现在台词表达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也就是说，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最广博的内容，做到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在《雷雨》中几乎没有特别拗口的台词，做到了通俗易懂，精练深刻。而且，台词里充满了精妙的停顿和省略，使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完全进入台词所创设的情景中。人物形象：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蘩漪对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的周萍。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最后，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艺术特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1、鲜明的人物性格。这部戏剧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周朴园，他是封建主义的资本家代表，有着一副虚伪丑恶的嘴脸。一方面对侍萍有着深深的怀念，周公馆的家具摆设仍按三十年前侍萍在的时候的样子，还保留着侍萍生孩子是关窗户的习惯。而蘩漪对他的冷淡也勾起了他的侍萍的怀念。但另一方面，当见到三十年后的侍萍时心里有埋下了一条底线，在往事对他的利益、声誉、地位没有构成威胁时，他可以顾念旧情，一旦构成威胁，就换上了一副无情的嘴脸。从他对待自己的儿子鲁大海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丑恶嘴脸。2、多重的戏剧冲突。（1）情感的冲突。首先是周朴园与侍萍的情感冲突。周朴园与侍萍的冲突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侍萍被周家赶出来的时候，跳河自杀的时候，为了孩子和生计两次再嫁的时候，对周朴园的仇恨已经积聚到极点，当在周公馆在次见到周朴园的时候，周朴园狡诈，丑恶的嘴脸再次呈现出来，在见到鲁大海带领着工人来谈判时，被无情的奚落并镇压时，让侍萍再一次看清楚了周朴园。周朴园与蘩漪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残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年轻的蘩漪嫁给了周朴园，同时由于身体不好，周朴园经常逼她吃药，从而使蘩漪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现实生活的束缚让她极为厌烦。周朴园与蘩漪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蘩漪对周萍疯狂的爱情，是对周朴园的一种报复，同时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但由于周萍的懦弱与退缩，害怕封建伦理观的批判，在与蘩漪的爱情中选择了逃避，从而激起了蘩漪对爱情的更加疯狂的追求，与对四凤的排斥与厌恶，又导致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在周萍、四凤、周冲的感情中，周萍因为逃避与蘩漪的不伦关系，爱上了周公馆的侍女四凤，在与四凤的爱情中，本以为是一个圆满的爱情，最后却明白了两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妹，而此时四凤已怀孕，于是又知道了一个无法跨越的感情鸿沟，也是冲突的最高点。在这个爱情中，周冲对四凤的纯真的感情，为沉闷的情感基调增加了一点明亮色彩。当周冲与周萍的情感形成冲突时，他又毅然得选择了放弃，最后当所有冲突达到无法调和时，选择了悲剧的命运。（2）阶级的冲突。阶级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性质的周朴园与工人阶级代表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本是父子关系，但周朴园因为利益、地位在一开始却否认了他们之间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阶级立场，而且是处于相互对立的阶级立场上，这来自于那个时代本身的阶级矛盾，这个冲突本身就明显的存在且无法调和。（3）人物关系上的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既是雇佣关系，又是阶级对立的关系，同时又是父子关系；侍萍与周萍是家庭地位悬殊的阶级对立关系，劳动人民与剥削者的关系，是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母亲，同时又是母子关系；蘩漪与周萍既是后母与儿子的关系，也是乱伦的情人关系；周萍与四凤既是主仆关系、爱人关系，同时又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这种种的在人物关系上的冲突构成了《雷雨》的特色，同时也因为这些关系和冲突无法调和，最终使剧发展到了高潮。3、环境氛围的烘托。“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剧中环境的描写形成了《雷雨》的特殊的色彩氛围与情感基调，通过这种“郁热”、低沉的环境描写，为人物的出场以及情节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激化与升级作好了铺垫。同时也暗示了悲剧的结局，照应的“雷雨”的主题。4、深刻的主题思想。《雷雨》以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尖锐矛盾，展现了有典型意义的剥削家庭的罪恶史，揭露了中国旧社会资产阶级家庭没落、腐朽，从而揭示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败。
艺术特色：第一，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富有传奇色彩。剧作所讲述的两个家庭的悲剧、两个荒唐的乱伦故事都与周公馆发生了联系；三十年前的旧事和三十年后的现实都与周朴园有关，而周、鲁两家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事纠葛又互相交叉迭映在一起，，使剧本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第二，结构严密，集中紧张。剧作从事件的危机开幕，在后果的猝然爆发中交代复杂的前因，将现在进行的事件和过去发生的事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以过去的戏来推动现在的戏，而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浓缩在早晨至半夜的二十四小时之内，集中在周公馆的客厅和鲁贵的家中发生。全剧周朴园与蘩漪矛盾冲突的主干线索十分突出，由此牵连出的其他线索将全剧八个人都卷入紧张的矛盾冲突之中，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集中严密的结构。第三，明暗双线，纵横交错，引人入胜。剧作中周朴园和蘩漪的冲突是一条明线，周朴园和侍萍的关系则是一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为影响，交相钳制，使剧情紧张曲折，引人入胜。最后，在三十年前旧景重现的基础上，将戏剧矛盾推向高潮，爆发了一连串的惨剧。这一结局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它既生动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又深刻揭示了作品的主题。《雷雨》的独特结构，使作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爆发力大的优秀剧作。这是作者在借鉴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并照顾到我国群众艺术欣赏习惯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而成的。
一、《雷雨》的主题分析对《雷雨》主题的分析与探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根据各自的理解，往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有的甚至相去甚远，南辕北辙，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同既意味着《雷雨》作品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也就意味着《雷雨》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活力。我认为，对《雷雨》的主题不应做单面的理解，而应当给予多元化的认识和解释。简单的、1.《雷雨》的社会政治主题。《雷雨》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戏剧，它通过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家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家庭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腐朽与罪恶，尤其是家长专制和虚伪狡诈等。作品中还以对侍萍、蘩漪为代表的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进行了深刻的同情，提出了妇女解放这一至关重要的命题。同时，作者还通过鲁大海形象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意志品质，并对未来的美好生活赋予了新的理想与希望。给读者的重要社会政治启示是：必须粉碎像周朴园那《雷雨》样的家庭制度，建立新的健康的家庭制度和社会关系，使每个家庭和社会成员都葆有个性与自由。2.《雷雨》的思想文化主题。一般地说，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是容易改变的，但其传统的文化思想却并不会因制度和体制的改变而立即改变，它往往长期存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内部。《雷雨》也是这样：对周朴园等，包括对待侍萍和四凤等，对他们影响最为深刻的不是制度而是思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雨》的思想文化主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概括地说，《雷雨》的思想文化主题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家庭至上观念。家庭至上观念的严重后果是对个性与人性的异化，这在周朴园和周萍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方面，家庭至上观念使神圣的爱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正常的家庭关系秩序。另一方面，家庭至上观念或是培育专制主义的个性，或是导致懦弱的性格；第二，贤妻良母的审美文化模式。周朴园、周萍和周冲三个人在各自的性格方面差别很大，但却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选择妻子的理想模式都是具有传统美德和服从性格的贤妻良母，是侍萍或四凤，而不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和个性意识的蘩漪；第三，对人性虚荣的揭示。侍萍和四凤都是正直善良而又纯洁无瑕的，但她们双双都爱上了不“值得”爱的公子哥儿，而且都有点“无怨无悔”，是无条件的。所以鲁大海对此看得最清楚，他对周冲说：“你们有钱人的世界，她（指四凤）多看一眼，她就得多一番烦恼。”他还说四凤，“你简直就是个糊涂虫”。所以，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雷雨》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遗毒和危害性。3.《雷雨》的宗教文化主题。《雷雨》的上空总是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气氛，那就是作者也难以说明的宗教文化情结；一种超越世俗社会的自然法则和天地之道。这种宗教文化情结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的“劝善惩恶”观念，它似乎在无形地左右着人类的行为规范，使那些深重的罪恶毁灭，并获得重生。二、《雷雨》的艺术特点分析《雷雨》的成就很重要的是来自于它的艺术特色，这些通过分析作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三一律”式的闭锁结构。《雷雨》的结构非常完整，四幕前有序幕，后有尾声，加之时间、地点和事件的统一，因而写得鲁两家不同人的命运安排在一非常紧凑。作者将30周年周、天之内来描写，从而形成了一种“闭锁式”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集中而清晰，极有利于表现复杂而多变的人物和线索、矛曹禺才能既突出周朴园和侍盾与冲突。也正是基于这种结构，萍的漫长经历，又集中展示出了蘩漪和周萍的内心世界，还能包蕴鲁贵等人的特殊性格特征。同时，作者还能将天气、氛围、房间的布置与作品中的人与事联系起来，从而造成互相映衬的艺术效果。2.内在的戏剧冲突。与一般的外在化戏剧冲突不同，《雷雨》非常重视内心化的戏剧冲突，以展示人物感情、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鲁侍萍让女儿四凤指天发誓一段最为紧希张激烈和撼人心魄。侍萍因为年轻时走错了路而后悔莫及，望女儿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所以强迫女儿发誓。而女儿四凤已经成为周萍的人，并且怀有身孕，所以对天发誓就意味着自己失去所爱，也就失去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是她不意愿的；另一方面，四凤又深知母亲的苦楚，而且母女感情弥深，所以要她不顾一切地舍弃母亲，那也是不可想象的。在二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唯一选择，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3.鲜明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作者非常重视《雷雨》中人蓸禺用浓墨重彩描绘他物的塑造，与其他中国的戏剧家不同，笔下的人物，从而塑造出那么多内涵丰富、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剧蓸禺在本像《雷雨》那样塑造出那么多饱满生动的典型形象，一个剧本里为中国现代戏剧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了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鲁贵等多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