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债务审计问题研究论文

20世纪90年代后,民营经济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增长极。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的是,金融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融资渠道主要为内源融资或地方政府金融安排。然而,内源融资的金融安排只适用于民营经济的初创时期,当发展进入追求技术进步与资本密集的阶段后,则需要新的金融安排。现行的融资体制是建立在纵向信用联系的基础上,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在纵向信贷联系中,国有银行是内生于国有经济的金融中介,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到这一体系,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 中国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从间接融资方面看，商业银行的贷款是民营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比重逐年上升，从1996到2000年的5年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年均增长，其中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年均增长15％。但是从贷款的总量来看1997年，民营部门得到的贷款占全国银行贷款的总量不到4%。1998年以来，虽然国家政策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型企业有所兼顾，但民营企业仍感觉贷款困难。截至1999年末，银行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只占其总贷款规模的。 2、从直接融资来看，企业进入股票市场一直受到所有制形式的限制。在深、沪两个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部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能得到包装上市的优先权，而资信程度较高，业绩显著的大型民营企业却难以获得上市融资的机会。截至2002年4月底，我国沪深上市公司共有1171家，民营企业大约占9％。与股票市场相类似，债券市场也基本上未向民营企业开放。目前，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办法，同时，债券发行办法还规定，发行企业债券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且还要有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单位作担保。这一系列条件也限制了民营企业进入债券市场。此外，国内外风险投资资金比较集中地投入在以IT行业为主要的新兴产业中，随着2000年网络经济的退潮，二板市场设立的不确定因素，使民营企业得到风险投资的机会和数量也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民营企业成长，导致民营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由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则，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容易，如果不给予民营企业起码的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综上，用最简单的数据来概括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就是：对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不到30%的国有部门却占用了70％以上的银行信贷，相反民营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新增部分的贡献已达60％，但只获得30％的金融支持。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我国的银行是国有企业，天生就有“父爱主义”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从间接融资渠道来看（1）国有商业银行在确定信贷计划时，授信额度的绝大部分安排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仅较难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而且在同等条件下贷款的使用成本也较高。（2）信贷市场结构不合理。目前对民营企业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相对较多的机构主要是民生银行、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各项存款和贷款的规模占同期金融机构全部存款和贷款的比重仅为和，且其中的至少一半以上是贷给国有或集体企业。（3）民营企业寻求贷款抵押和担保不易，我国民营企业要申请贷款,要么有房屋、土地、有价证券等容易变现的资产作抵押,要么能找到信誉较好、实力较强的公司作担保。（4）大部分民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甚完善，银行因担心民营企业不按科学的程序进行经营决策，而使银行贷款不能按期收回。另外，近年来少数民营企业取银行信任后又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这些恶劣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累及其他民营企业，银行管理者不得不加大防范这种道德风险的力度。（5）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存在一定的市场失效现象。 2、从直接融资渠道看（1）主板上市的门槛较高,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达到上市标准。同时,申请上市所必须支付的法律、会计、审计等中介服务费用,对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很昂贵的。 (2)即将设立的创业板市场虽然为成长型的中小民营企业上市带来机遇,但仍难以让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通过创业板圆创业之梦。证监会对创业板高成长性的市场定位，使之不可能为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管理当局为控制和防范风险，对拟进入创业板上市企业的资格审查也将更为严格（如上市须由有保荐人资格的券商推荐,且保荐人在企业上市后2年内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负连带责任），加上上市评估的高昂费用支出，都将使二板市场的融资成本高于银行借款成本，甚至高于主板市场的融资成本。 (3)在一个容量巨大、伸缩自如、监管有序、能够对不同素质公司入市和退市提供缓冲的场外市场形成之前,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多数民营企业来说无异于要挤上万人争过的“独木桥”。解决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现状的对策民营企业外源性融资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全社会的一致努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提高其管理透明度，明晰其所有权归属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建立和保证一个公平的经营场所，制定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借贷行为和投资于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的作用不可小视。 1、完善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1）加快国有银行的信贷机制改革，建立与民营经济贷款配套的政策体系。当前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改革银行的贷款审批程序和信息获取渠道，形成适合民营经济贷款要求的运作机制和政策方针，同时尝试着设立民营经济贷款的专门部门，专项负责解决民营经济的信贷问题；二是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国有银行的授信办法，要给分支机构一定的贷款权限，充分调动基层机构的积极性，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在完善第一责任人基础上，将责任分摊到各级负责人并逐步量化，充分调动信贷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可以尝试在管好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的同时，适当放开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形成一种类似"双轨价格"的利率体系，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利率自由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2）积极发展民营银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必须通过引入民营产权和加强竞争来强化银行的利润动机。加入WTO后，随着中国的金融领域不断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应该允许国内的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民营金融机构将不大会受到国家政治因素所左右，其经营将更多的服从于利润导向，这样，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身上。为了减少在管制方面的疑虑，在开始阶段，政府应该对民营金融机构实行更加严格的市场进入和谨慎的资格审查。（3）积极鼓励和引导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至少有下列优点：首先机制灵活，运作成本低，资金较少，能够与民营经济一起成长，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力量。其次非国有银行一般具有浓厚的“地方性”，对当地的客户情况较为了解，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次非国有一方面使银行运作有效率，另一方面保证一切成本都体现在价格中，用不着担心“寻租”现象的产生。（4）建立健全民营经济信贷担保体系。 IFC2000的抽样调查表明许多企业认为抵押问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从银行获取贷款。在中国民营企业众多，融资困难很大的情况下，除了地方政府应逐步扩大担保资金投入，中央政府也应提供一些担保资金。 2、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现今中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呈现出高度集中和将资本市场股市化的特征。由此造成资本市场高度集中于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市场结构出现严重畸形。因此需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1）降低民营企业上市的门槛，鼓励其在主扳市场上筹资。（2）利用二板市场，为民营科技企业开辟融资渠道。（3）通过外国证券市场，挖掘海外上市融资渠道。（4）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融资。 提高对其他融资方式的认识，拓宽融资渠道。民营企业在力争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筹资外，还应了解、认识其他的融资方式，如国际金融组织信贷、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政府贷款、补偿贸易、项目融资、租赁等。尤其对中小企业居多的民营企业而言，租赁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融资方式。租赁特点是：租金支付方式灵活多变，能适应承租人的不同需要；租金在租赁期间一般固定不变，且租赁期限较长。对于在其他融资方式中处在相对劣势的民营企业而言，可采取租赁方式，以融物的形式达到融资的目的。结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我国的民营经济必然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也必须为他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为民营经济融资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以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直接融资方面，消除所有制的歧视，民企国企一视同仁，发展担保体系，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发展民营银行，调动民间资本。同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降低民营企业的在A板市场上的上市门槛，积极推进二板市场的建立，发行企业债券，以推进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 【文件目录】

参考文献：[1]李广子.刘力债务融资成本与民营信贷歧视[J].金融研究,2009,12:25.[2]蒋琰.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 2009,11:15.[3]肖宇,罗滢.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09,02:18.[4]刘星,彭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2009,01:15.

银河证券研究院战略研究员 聂无逸 （本文首发于《中国金融》2019年第18期）

目前，宏观经济减速和金融降杠杆政策对地方融资形成严峻挑战。一个明显的市场信号是2018年以来城投非标债屡现违约险情。20多年来，地方融资平台背负了金融系统庞大的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目前全国地方融资平台总数超过1万家。如果城投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并出现本息偿还危机，如果推动城投债务重组不能解决地方建设资金的匹配问题，也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不能做到城投公司和项目的风险隔离，那么财政金融秩序和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都会因为信用危机而遭受严重损害。加强对地方隐性债务的控制，进而明确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模式，是当前风险防范工作的重点。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地方融资平台的总体债务形势比较严峻。首先，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不仅规模大，而且信息披露不充分，后者也放大了外界的焦虑情绪。地方融资平台从政策界定到归口管理都模糊交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公开统一的规模数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出台以后，财政部曾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地方债务甄别，之后相关部委又进行过几次地方债务的统计，但都有特定的口径和用途。从构成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主要分为三类：银行贷款、城投债、非标融资。下文以公开披露的城投债为考察对象。按照wind公开数据统计，从2008年7月22日到2019年4月15日，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合计发行城投债13820支，发债主体合计2252家，累计金额达到万亿元，累计余额达到万亿元，存量城投债的票面利率区间为％～％。

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总规模目前没有直接数据。从公开信息可知，2013年1月，原银监会披露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余额为万亿元，占银行业贷款余额的％。笔者查阅到的最近一次公开信息是2013年上半年原银监会工作会议上披露，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高达万亿元。2013年，原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总体原则，并于2013年4月开始实施。2014年出台新修订的预算法，国务院发布影响深远的43号文，明确提出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必须脱钩的要求，地方融资平台的功能定位和政策环境就此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原银监会不再对外发布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如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进行匡算，wind数据库显示，2019年4月15日银行业贷款余额为万亿元，如按照2013年平台余额％的比例推算（鉴于近年来地方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势头、银行贷款对稳定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水平等多方面的情况，可以推定银行的贷审政策应与城投转轨力度保持一致，正反方向的作用基本可以对冲），则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余额推算为万亿元。

非标融资是地方融资平台政策约束最少、使用最为灵活、风险成本也最高的融资工具。非标融资的形式多样，包括委托贷款、信用贷款、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私募基金以及其他融资形式的多重嵌套。目前没有权威的城投非标数据，有的市场机构根据发行城投债且主动披露非标融资的960多家平台的审计报告，得出2017年底样本平台的非标融资额为万亿元，这个数字覆盖不够全面，漏掉了明股实债和故意回避披露的债务，以及没有发行债务的8000多家中小平台的非标融资，这些未统计平台的非标规模一般不大，如果再考虑到2018年资管新规的政策压制，万亿元之外加上遗漏的部分，地方融资平台非标融资总额应该不会超过3万亿元。据业界判断，非标融资占平台融资的总比例一般不超过10％，3万亿元非标规模应基本在此区间内。

综上，笔者可以推算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总体规模应该约为万亿元（）左右，但是还有其他扣减项，比如，国发43号文提出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的政府债务”，其中存量的政府债务应该覆盖经甄别确认的部分城投债务。其中2015年置换了3批合计万亿元，其中第一批1万亿元的置换范围是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据报道，2015～2018年，各地政府共发行了万元地方政府置换债。对应笔者的统计口径，债务置换对2013年6月底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会有一定对冲，假定对冲额度为50％，即万亿元。据此平台的债务总规模在万亿（万亿万亿）元，从谨慎性角度考虑，笔者粗略推定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估计在26万亿～30万亿元。随着融资平台管理的不断规范和各项改革的持续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量规模会得到进一步控制，信息披露相信也会更加科学、及时和透明。

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路径思考

地方经济建设是硬任务，只要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得不到认真的解决，政府债务仍然会通过隐性担保、代建工程等形式腾挪到地方融资平台。这在客观上要加强 财经 秩序的严肃性，加强相关体制改革，避免地方经济发展突破债务容忍度，影响 社会 经济的稳定。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再次实施债务甄别和置换。但是最直接的办法未必就是最合适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次序和具体策略将决定政策实施的效果。笔者认为，把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都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务，单纯从债务负担角度来简单测算，并非不可承受。依据前文，推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规模为28万亿元〔28=（26+30）/2〕，平均到期时间假设为5年，如果在2018～2022年按5年分批置换，则每年增加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在此前提下，201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到万亿（万亿+万亿）元，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会提高到％，即将触及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标准；如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万亿元，则2018年我国政府债务率将会提高到％，依然低于欧洲60％的警戒线。从增量来看，年增加万亿元债务负担的增长幅度，基本相当于2018年GDP的％，与GDP增长幅度基本相当，按此增长规模推算，存量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率来说，五年之内大抵可以承担，假如展期到10年，当期债务负担会进一步降低。另外，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主要投向地方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这将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将有效提高地方的债务偿还能力。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债务压力会较为沉重。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负债水平差别，如果中央给予适当补助，应不会对地方的经济正常运转产生明显拖累，但是如何确保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以及防止操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将考验决策者的大智慧。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如果再对地方融资平台实施严格的规范、清理和转型，应该可以彻底解决城投债务存量问题。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央近年来对地方融资平台采取坚决但又比较耐心的堵疏结合的方法，是有预见性和充分底气的。但是地方经济建设的财力补充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只是做债务置换，即使不会出现旧债挤压新债发行规模的问题，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消失后出现的资金缺口如何弥补也将是一大考验。除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方政府自身还有部分隐性负债，汇集起来尽管还在总体债务承受能力范围内，但也接近债务警戒线，因此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应保持高度警惕。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可以考虑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解决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中央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到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如果要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就必须以事权和财权统一为重要切入点。以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为前提，要么地方事权做减法，要么地方财权做加法，或者两者并行。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改革地方的投融资体制。对于地方的准公益性质的、具有收费项目特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 服务项目，终究是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来负责建设或长期运营。对于具有实际市场经营能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城投企业来说，依然具有继续存在的 社会 空间和经济价值。建议地方政府联合国有、民营的基础设施产业公司，对有经营基础和管理能力的城投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增加注册资本金，增强其债务承担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地方准公益性投资的主导力量。不仅要建立地方投资体系，还要建立地方融资体系。比如，可以充分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功能设计，建设有管理的高效地方金融机构，专门负责本地区的政策性融资服务，服务范围包括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跨地区的建设工程配套、准非公益性地方项目的建设等。今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地方政府可以快速通过地方开发银行获得融资，不仅能够保证融资的规模和效率，还可以充分保障中央和地方对各地投资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准确把握，有效控制经济风险的传递和蔓延。

加强重大风险事件的防范和预警，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隐患，这是解决当前经济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如何认识和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尽管经济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但正是由于中央采取了坚决、理性而又比较耐心的引导政策，地方融资平台并没有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问题资产，相反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目前处在存量相对可控的范围内，只要后续的规范管理和处置措施果断得当，做到坚决控制债务增量、积极化解债务存量，进而全面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转型后的地方融资平台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银河证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