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学报英文版

科研成果曾获得四川省政府、四川省历史学会和四川大学等不同级别的奖励共10项1．《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载《历史研究》1993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4年2期转载。2．《文艺复兴前南意大利的文化基础及其流向》载《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1年3期摘要转载。3．《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置辩》载《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88年2期。4．《君士坦丁译著地辩正》载《世界历史》1988年2期。5．“The cultural Basi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载“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5 年4期。6．《粮食农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中世纪中国和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载《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2年1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2年2期摘要转载。7．《中国造纸术对8—11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影响》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1期，《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4期摘要转载。8．《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5期摘要转载。9．《欧洲掌握中国造瓷技术的曲折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2期。10．《华瓷西传对欧洲的影响》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7期摘要转载。11．《中世纪末近代初期欧洲华瓷藏风考》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5期。12．主编《夕阳下的金字塔——追踪古埃及文明》重庆出版社2001年1月版。13．合译J．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4．受四川大学出版社之托整理、修订卢剑波先生旧译稿J．马策克：《捷克胡司派运动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5．合作编写《中国文化》（本人撰写中外文化交流部分）教材一部，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16. 孙锦泉、徐波、侯树栋：《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此外，还先后为四川省电视大学编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材一套，《世界古代史世纪史参考资料》一部。

历尽艰辛，调查中国植物方文培深知中国幅员广大，植物种类繁多，亟待研究开发，然而已往搜集的标本甚少，因此必须亲自涉足山川实地调查，了解种群分布状况和采集充足的实物标本，为长远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1928年至1932年4年间，开始对四川周边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开展调查。最先考察的是南川县金佛山。早在1891年德国人即已来此山采集标本，并于国外发表，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金佛山属大娄山山脉，山势陡峻，峭壁深涧纵横。为了揭开此山植物的神秘，方文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穿越山体路线反复调查，了解到北部山脊残留有古代孑遗裸子植物银杉，山顶为落叶和常绿阔叶树组成的森林，林下常生方竹及灌木状杜鹃。首次发现金山杜鹃、尖叶杜鹃、川南杜鹃、长穗鹅耳枥、金山安息香等一批新种植物。阔柄杜鹃和租脉杜鹃（又叫麻花杜鹃），前人只采到果实标本。此次采到花，对种的原始记载作了补充。1928年又到了中外闻名的峨眉山，此山植物从1875年就陆续被外国人采集，其丰富奇特植物的盛名，早已广播于全世界。经调查峨眉山相对高差极大。从500米至3099 米，植物生长随高度分带明显。山的下部报国寺一带以黄桷树、楠木、喜树、枫杨分布，中段以九老洞至洗象池间为珙垌、槭树、天师栗等落叶树组成森林，洗象池以上至山顶则为冷杉组成的纯林，林下亦为高山植物。杜鹃花则从山下到山顶均有分布。经1个月的调查，即采得标本1000千余号计1万多份。在九老洞、初殿、华严顶一带发现“木瓜红”小乔木，椐叶、花、果特征实为一特殊乔木，遂采得标本后经胡先骕鉴定发表为一新属Rehderodendron.冷箭竹（Sinarundinaria fangiana）在雷洞坪和接引殿一带林下生长普遍，经多方努力才采得开花标本，经仔细研究后，确认为一个尚无记载的新种。花佩也是调查中首次发现的另一新种植物。这些新发现确定和新增加了中国原产植物的特有种属，丰富了植物学宝库的内容。秋后，还经荥经、汉源、沪定到康定，时已大雪封山无法进行多山采集，仍于榆林乡发现由红杉、冷杉、白皮云杉，康定云杉组成的森林，林下多为杜鹃灌丛。1929年后，于马边县调查时发现大片桦木、石栎及拱桐为优势树种的落叶阔叶林。在海拔2000米以上则是以麦吊云杉、云南铁杉、冷杉为主的大片原始森林。美姑县大凉山原始森林主要树种是云杉、冷杉、铁杉和云南松为主，另有槭、报春及杜鹃等。1930年7月调查了荥经县瓦屋山，其海拔在3000米以上，山势巍峨、植物葱茏，其特点与峨眉山十分相似，山顶全系浓密的冷杉林，林下是以鳞斑杜鹃为主的灌丛。以后抟沿安宁河流域调查了越隽、冕宁、西昌、会理、盐源、盐边等县，这一带气候温和，热带及亚热带植物繁茂，木棉及仙人掌普遍，常见丽江云杉、云南铁杉、云南松、长苞冷杉等组成森林，这些与四川西部所见明显不同，而多与云南北部相似且关系密切而属于不同区系。在这一时期从事野外调查与采集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四川周边，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更是艰险，可是方文培从不畏惧，他克服各种险阻，历尽艰辛，5年间徒步行程数万里。为了采得一份珍贵的标本，几次几乎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从金佛山赴峨眉山途经江县山采集时，忽被地方武装抄袭，不但毁了全部标本，还被关押了3天后送至县府才免罹害。从洪雅至瓦屋山步行6天，借住于山顶一座小庙，一日外出采集，忽遇大雨滂沱、山雾弥漫而迷失了出林方向与小路，不得不夜宿岩洞，忍饥受寒，辗转4天方回到住地。留驻民工等数日，未见方文培等人归来，料必被野兽所害，已报告乡政府派人寻找残骨。虽然如此，由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矢志不渝，5年间共采集标本万多号、约15万多份，分存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大标本馆，成为中国最早最宝贵的一批植物标本，为了解中国植物资源、发展中国植物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从1937年至1948年，方文培在四川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时，大部分时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科研条件及经费都很困难，他此时仍把全部课余时间潜心用于峨眉山植物研究，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去搞植物调查与采集，经过几年努力，为建立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他更加勤奋工作。根据国家规划他拟编了《川康植物调查计划书》，系统地调查川、康两省植物资源。从1950年组成第一支考查队，至1960年最多达八支考查队，共数十人在野外调查，每一次都由方文培亲自布置并审定调查计划，包括调查地区范围、要求，以至部分具体调查路线、生活安排和安全措施等也都一一过问。他本人虽身兼四川大学及西南农学院的教学任务，仍然抽出时间亲赴野外调查采集和指导工作。经9年努力，调查了南邻云南，西接西藏，北接陕西、甘肃，东与湖北神农架相接的四川周边山区共20余县，采集标本计9万多号，100多万份，分送给北京、南京、华南、昆明、广西等植物研究所，极大地丰富了西南地区的植物标本资料，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植物学事业积累了可靠的资料。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也因此更加充实，现馆藏标本50 多万份，是中国高校中最大的植物标本室，它从1964年起已列入世界主要植物标本室（馆）目录册内，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标本室（馆）之一，在国际、国内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方文培坚持不懈、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他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 为中国人写《中国植物志》而奋斗以前中国的植物分类调查研究多为外国人所进行和完成，方文培于东南大学就读时就立志中国人自己编写《中国植物志》，他毕业专攻植物分类学，共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15部，共计900万字。发现新种植物100多个。他是著名的槭树科和杜鹃花科专家，对山茱萸科、旌节花科、杨柳科、芍药科、报春花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等17个科也有深入研究。早在1927～1932年进行大量野外调查时，即开始注意在野外环境下对植物进行观察研究，经数年调查后，他决心对槭树从分类学方面进行整理。由于槭树叶形和枫树相似而常被误为枫。植物分类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奠定分类学基础以来，高等植物都以花的特征为主进行分类，而槭树花很小，呈淡绿色，又常混在叶间，野外工作不易采得，且其构造复杂，按其进行分类存在困难。德国植物学家巴格斯（）为此自19世纪以来，费了几十年研究其分类，发表了不少专著，后经各国学者继续研究，仍认为其分类原则不妥。方文培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认为：槭树的分类应根据其全部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的综合特征为依据，于1932年整理大量资料后以英文发表了《中国槭树科的初步研究》和《中国槭树科志》，首次整理记载中国槭树科植物有56种，其中金钱槭属2种，其余则为槭属，按种类分为9组，其中1个新种，3个新变种和3个新变型，这是中国最早具代表性的植物专志之一。1934年后，在英国留学期间，更是专注研究、搜集和查阅存于国外标本馆（室）而采自国内各地的标本资料，如爱丁堡植物标本室、伦敦皇家邱植物园标本室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1905年编著《中国植物名录》的凭证标本均源于此。1936年秋，他又去法、德、意、奥等国各大标本馆（室）查阅资料，在数月内以巨大毅力和惊人速度仔细研究了他们采自于中国湘、鄂、闽、赣、川、黔、滇、藏、陕等省区的全部标本，并制成卡片，于1937年夏完成论文《中国槭树科的分类》，1939年在国内发表，共记载有槭树植物87种，其中产于中国60多种，相邻地区20多种，这是自1931年以来国内实际调查资料和国外植物采集者采自中国槭树资料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为在国内独立进行槭树分类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十分可贵。在此后又经数十年野外继续考察和认真研究，最后他认定中国槭树科植物增至143种，对其分类系统也提出了新见解，即在属以下用亚属、组和系三级分类法，全世界槭树分为2亚属，22组和35系，中国的槭树在这个全属分类系统中占有15组，21 系。亚属和组的排列参照演进程序，达到符合自然分类系统原则。1981年他编著的《中国植物志》46卷—槭树科—出版，即得到植物学界的广泛赞誉，称“槭树科研究具国际水平”。杜鹃花科也是方文培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早在英国求学时即已发表长篇论文《中国的落叶杜鹃》（1935），以后又发表《近时采集的中国杜鹃花》（1939），分别记载了32种和153种，总结当时中国全部杜鹃花资料，为研究中国杜鹃花植物奠定了基础。尔后，又经多年继续采集与研究，直至主持《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编写时，已确定中国共有杜鹃花植物548种，比林奈（）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记载中国只有一种多出540余倍，中国才是世界上杜鹃花的分布中心。可惜方文培未看到《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的最终定稿和出版就去世了。在杜鹃花研究中，他组织有关人员，利用所搜集的室内外照片，以系统反映自然界中杜鹃花的生长环境及有关特征为主，出版了《中国四川杜鹃花》一书，包括5个亚属，95 种，共500余幅彩色照片，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称赞。美国杜鹃花学会杂志（Journal of Anerican Rhododendron Society ，）发表评论：“对于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及园林爱好者，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当中得到它时，真是爱不释手”。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刊Rhododendrons with Magnlias and Camellias 1988～1989，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London，在评论中称：“此书内容丰富，超越以前的记载，是一部空前的著作，很多资料直接取材于野外，非常有用，是一部极好的书，价值甚高”。国内外植物学者都认为四川大学在杜鹃花的研究上，由于方文培教授的指导，研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方文培是世界公认的杜鹃花科专家，而且居于科学前沿领先地位。方文培除研究槭树科和杜鹃花科植物外，早在1939～1946年间，在调查了峨眉山植物后，他确定峨眉山植物至少有3000多种，从中选取有重要价值的植物及地区特有种共200种，编纂成《峨眉山植物图志》一书，共2卷4册，每种均附精细插图，并用中、英两种文字描述，于1942～1946年陆续出版，它代表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标志着植物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42年英国李约瑟（）到重庆见此书后认为：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能继续搞科研实属不易。故致函祝贺，并于198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Needham J.，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中写道：“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博士1939年发表了槭树科专著，他不仅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采纳了拉丁学名、中文名称，而且还用英文描述特征，后来《峨眉山植物图志》也同样采用，推动了植物学研究的发展”。1959年10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著名植物学家讨论筹备编写《中国植物志》科学巨著，他感到多年夙愿得以实现，十分喜悦，分工时他接受了槭树科、杜鹃花科、七叶树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山茱萸科、胡颓子科、瑞香科、桤叶树科、罂粟科等10个科的编写任务。“文化大革命”中，方文培不但所写的大量资料被毁，而且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整整10年无法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年过古稀，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力图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经多年努力，他撰写了《中国植物志》第46卷槭树科、52卷胡颓子科、56卷山茱萸科、57卷杜鹃花科、《中国四川杜鹃花》、《植物分类系统比较》、《拉丁植物名词及术语》等。他主编《四川植物志》巨著，亲手撰写了第1卷，于1981年出版后，国际植物学会会刊（Taxon）1982年第8期著文称赞，并报道了出版计划，这在中国众多植物志中还是第一次。他还参加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Ⅰ、卷Ⅱ、《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二册、《西藏植物志》第3册、《中国树木志》第2卷等5卷册中的部分科属。在整个研究和所有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他十分注意植物名称的使用，很早就注意使用拉丁学名，以便于国际交流，同时又使用中文名称，以便于国内广大实际工作者应用。他常把订正一个合理的中文名称作为自己应当完成的一项严肃工作和任务来对待，如蓝果树，最早根据拉丁文Nyssacea译音为柅萨科，20世纪30年代依照江苏宜兴俗称紫树科，20世纪70年代遂采江南各省的通称为蓝果树。方文培为发展中国植物学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撰写专著外，他为植物学研究创造条件而搜集的国内外文献及标本资料也是十分广泛的。1948～1949年在美讲学期间，利用自己的工资将采自中国的模式标本拍成底片带回国内，计4000余张，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供全国使用，尔后植物所编纂的《中国植物图片集》中部分照片即取材于此。1926～1936年间对杜鹃花科和槭树科的研究中，几乎查阅和搜集了全部中外文献，特别是把杜鹃花的原始文献打成卡片，计3000余张，存于四川大学植物研究室，以利杜鹃花的研究不离校就能查到全部中外有关资料，这也是方文培教授为研究人员预备的一份难得的宝贵资料。可惜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原稿已经散失，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浩劫。 忠心耿耿，培养植物学人才方文培自幼家境贫寒，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曲折与磨难，深知获得学习机会之不易，1937年应聘四川大学生物系讲授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林学系树木学等课程，教学任务虽重，他总是写出英文讲稿，课后又常指导学生野外实习，不厌其烦地讲解花、果的结构及特征，和如何采集与制作标本等。在讲授植物分类学课程中，他按恩格勒（）的分类系统且以科为重点，先介绍该科常见植物，再扼要讲解其特征及系统地位，然后举出属、种的特征进行比较，最后说明其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讲课条理清楚、循序渐进，学生易于笔记，每次讲课学生都感到增加了不少新知识。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分类学的兴趣，一年五月正当杜鹃花盛开季节，他支持学生上峨眉山采集各种着花杜鹃回校，自己鉴定名称并举办花展，其助学效果很好，以致这些学生毕业时有近半数人争选分类学做毕业论文。1975年他已74岁高龄，为了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他开辟专题讲座，讲授《植物分类学研究方法》，并抽出时间写出系统讲稿，把分类学基本研究方法阐述得极为详细，同时介绍国内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和现状，以便青年学者继续努力奋起赶超使其顺利成长和成才。为了帮助经济上较困难的学生，他曾用自己的部分工资在校内设立一名奖学金，赞助有志者努力学习。少数学生寒暑假回家缺路费，他也解囊相助。半个世纪以来，方文培教授了几十届植物专业、林学专业本科生，四届研究生，一届外国留学生，听课学生多达5000余人。他们有的现已是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研究员和植物学界、林学界、教育界、医药界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晚年指导的日本留学生狄巢树德，已被美国一家杂志预测为日本将有重大成就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方文培对青年的培养不限于在校学生，90年代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工作者，一稿投《植物分类学报》，审后批注：“此文修改后可采用，限15天内寄回”。青年十分高兴，但又不知如何修改，遂投书方文培请教。方文培与这位青年并不相识，收稿后做了详细修改，并附上文献等给予具体帮助与指导，使得该稿按期于学报上发表了。1983年冬，方文培因病住院期间，仍戴着眼镜在病床上为一位青年教师字斟句酌地修改文稿，在他辞世后的手提包中发现该稿《中国西南杜鹃花四新种》已修改完毕，著者已投稿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1期上。他对青年的培养倾注了满腔热情，在教育事业上赤胆忠心，孜孜不倦，耗尽毕生精力，可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在他的努力和关心下，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的植物分类基础知识十分雄厚，学生素质备受外界青睐，因此每年都有众多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任职。四川大学的植物分类学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并同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几个著名的学术单位，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切磋业务。1983年11月30日10时15分，方文培突然与世长辞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逝世感到极大悲痛。美国杜鹃花基金会杂志（Rhododendron Notes & Records ，1984）刊登了讣告，并在1985年的国际会议上，举行吊唁仪式，英、日、荷、加等国专家纷纷发来唁电、唁函。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秦仁昌教授来函称：“方文培教授这一生对四川大学、对植物分类学、对培养后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中国为数不多的植物学家”。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密苏里植物园主任被德·雷文（ ）发来唁电说：“顷闻方文培教授逝世，我极为震惊，多么杰出的人才，非凡的贡献，我敢保证国际植物学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留给了我们在野外艰苦跋涉所搜集的大批珍贵标本资料、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为国家培养了一代高级建设人才和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他的功绩李约瑟博士（）已写入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1991 年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剑桥）（The Inte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Cambridge）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授予他金质奖章，并为他立传。1992年美洲的世界名人传记研究所（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授予他杰出贡献勋章，以弘扬他为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 缪钺 元遗山年谱汇纂 1935年，钟山书局，南京。（《国风》第7卷3、5号专号）2． 缪钺 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 1943年，青年出版社，重庆。3． 缪钺 诗词散论 1948年，开明书店，上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4． 缪钺 杜牧诗选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5． 缪钺 杜甫 196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6． 缪钺三国志选1962年，中华书局，北京。7． 缪钺 读史存稿 1963年，三联书店，北京。8． 缪钺 杜牧传 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9． 缪钺 杜牧年谱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0．缪钺三国志选注（主编） 1984年，中华书局，北京。11．缪钺 冰茧庵丛稿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2．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年，《国文天地》杂志社，台北。1993年，正中书局，台北。13．缪钺 三国志导读（主编） 1988年，巴蜀书社，成都。14．缪钺 冰茧庵序跋辑存 1989年，巴蜀书社，成都。15．缪钺 冰茧庵剩稿 199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6．缪钺叶嘉莹词学古今谈 1992年，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93年，岳麓书社，长沙。17．缪钺 冰茧庵序跋辑存（增补本） 1997年，文津出版社，台北。18．缪钺 缪钺说词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诠诗 《学衡》第69期，1929年5月鲍明远年谱 《文学月刊》第3卷第1 期，1932年5月曹植杜甫诞生纪念 《大公报》1932年2月22 日《文学副刊》215 期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 《大公报》1932年 5 月30日《文学副刊》230期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年纪念 《大公报》1933年10月16日《文学副刊》302期达辞篇 《国风》第5卷6、7合号，1934年10月典籍述略 《国风》第5卷8号、9号，1934年11月读《吴宓诗集》题辞 《吴宓诗集》，1935年，中华书局，北京《儒学》序 《国风》第8卷第8期，1936年8月马绍伯墓志铭 《禹贡》第6卷第1期，1936年9月《遗山乐府》编年小笺 《词学季刊》第3卷2期、3期，1936年6、9月论词 《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论宋诗 《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周代之“雅言” 《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王粲行年考 《责善半月刊》2卷21期，1942年1月何晏王弼事辑 《责善半月刊》2卷22期，1942年2月六朝五言诗之流变 《益世报》1942年6月4日《文史副刊》8期《文选》与《玉台新咏》 《益世报》1942年6月25日《文史副刊》9期读《魏书》札记 《益世报》1942年11月26日《文史副刊》20期《诗》三百篇纂辑考 《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3集，1943年论辛稼轩词 《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论李义山诗 《思想与时代》第25期，1943年8月王静安与叔本华 《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李冶李治释疑 《东方杂志》39卷16号，1943年10月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思想与时代》第29期，1943年12月论李易安词 《真理杂志》1卷1期，1944年1月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 《思想与时代》第30期，1944年1月评贺麟译斯宾诺沙《致知论》——兼论翻译 《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4年2月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读《二程全书》 《思想与时代》第33期，1944年4月六朝人之言谈 《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5月与钱宾四书——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 《思想与时代》第35期，1944年6月论荀学 《思想与时代》36期，1944年7月颜之推年谱 《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10月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 《思想与时代》第40期，1945年2月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 《中央日报》1946年6月18日《文史周刊》5期《吕氏春秋》撰著考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6卷，1946年《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6卷，1946年读曹植《洛神赋》 《东南日报》1947年1 月16日《历史与传记》2期《晋书·潘岳传》疏证 《东南日报》1947年2月6日《历史与传记》4期正始清谈家对于政治之态度 《东南日报》1947年2月13日《历史与传记》5期《吕氏春秋》错简 《中央日报》1947年2月17日《文史周刊》38期与友人论《墨经》撰著时代 《中央日报》1947年2月17日《文史周刊》38期《文选》赋笺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曹植与五言诗体 《文学杂志》第2卷12期，1948年8月颜延之年谱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9月清谈与魏晋政治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9月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 《西方日报》1948年9月26日南北朝之物价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北魏立三长年月考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 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1期，1949年北朝之鲜卑语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0卷，1950年《学林》副刊发刊词 《工商导报》1951年1月1日关于西晋的户调式 《工商导报》1951年1月7日我如何讲授中国史与中国文学史 《人民川大》1953年6月11日参加《红楼梦研究》讨论的一些体会 《人民川大》1954年12月29日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2期论晚唐诗人杜牧 《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1期南朝汉人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5日《史学副刊》106期杜牧诗简论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文学遗产》162期谈诗歌中语言艺术的精炼 《光明日报》1957年1月12日《文艺生活》魏收年谱 《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3期女词人李清照 《中国妇女》1957年4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 《历史研究》1958年1期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 《历史研究》1958年2期《巴蜀文化初论》商榷 《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4期辛弃疾词浅释 《星星》1959年7期、8期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曹操论集》，1960年，三联书店，北京读郑珍《巢经巢诗》 《光明日报》1960年3月13日《文学遗产》304期颜之推的文学评论与作品 《光明日报》1961年1月22日《文学遗产 》348期蜀汉的土地制度 《成都晚报》1961年3月22日欧阳修作文勤于删改 《四川文学》1961年4期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光明日报》1961年5月15日蜀中杰出的诗人陈子昂 《四川文学》1961年7期古代成都的二江与七桥 《成都晚报》1961年8月19日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 《文汇报》1961年8月20日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四川文学》1961年9期杜诗中含蓄之法 《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2日欧阳修的散文 《文汇报》1961年11月28日也谈“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 《重庆日报》1962年1月20日陈寿与《三国志》 《历史教学》1962年1期关于李清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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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3期论姜夔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4期词学浅谈答客问 《书林》1984年3期、4期杜牧评传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2卷，198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三国志选注》前言 《三国志选注》，1984年，中华书局，北京《战国策考辩》 《战国策考辩》，1984年，中华书局，北京论贺铸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1期论张元干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1期冰茧庵识小录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7辑《古籍整理研究》，1985年3月论文天祥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3期论刘辰翁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3期读杜牧咏史诗 《文史知识》1985年7期追忆三位中学老师 《中学生文史》1985年7期治学经验漫谈 《群言》1985年5期《茅于美词集》序 《茅于美词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政治家诸葛亮散论 《诸葛亮研究》，1985年，巴蜀书社，成都陈寿评传 《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论张先词 《文学遗产》1986年3期《战国策新校注》序 《明报月刊》二十周年纪念特大号，1986年1月论张炎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1期论李清照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2期杜甫两川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草堂学刊》1986年2期纪念籍忠寅先生 《文献》1986年3期培养研究生的良好学风 《群言》1986年6期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赏析 《名作欣赏》1986年6期李祖桓《仇池国志》审查报告 《仇池国志》，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略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86年，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成都论高观国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4期词中的《哀江南赋》——读元好问《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词 《文史知识》1987年11期晏几道《与郑介夫》诗赏析 《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黄庭坚《新喻道中寄元明用伤字韵》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黄庭坚《次元明韵寄子由》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黄庭坚《登快阁》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陈与义《雨》诗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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