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研究论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萨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理事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北方民族史，人类学，宗教学，萨满文化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萨满教学术史》（2010年）。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萨满教昏迷术研究》。最终成果《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获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资助出版，于200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主持，最终成果《〈乌布西奔妈妈〉研究》获2009年度大连市学术专著出版资助。4．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萨满教文化研究》，主持，最终成果《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于200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吉林省教育厅课题《萨满教造型艺术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2004年立项）6．吉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国外萨满学前沿问题译介》（2006）。最终成果《域外萨满学文集》于2010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7．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满族家谱选辑》（2005），第一参加者。8．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北方古代民族萨满教史料整理》，主持，待结项。9．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满族萨满信仰调查与研究》，主持。阶段性研究成果《追寻萨满的足迹——松花江中上游满族萨满文化田野考察札记》于2009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2．《追寻萨满的足迹——花江中上游满族萨满文化田野考察札记》，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3．《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7月4．《萨满文化论》（与富育光合著），（台）学生书局，2005年9月5．《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6．《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萨满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书，入选《中国宗教研究年鉴》“部分宗教学著作”栏目。） 1.《萨满文化调查研究丛书》，主编，学苑出版社，2009-2010年①《金子一样的嘴——满族说部文集》，富育光主编，2009年②《萨满艺术论》，富育光著，2009年③《域外萨满学文集》，郭淑云主编，2010年2．《萨满文化研究》第2辑，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3．《萨满文化研究》第1辑，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4． 《萨满文化解读》，执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5．《钦定八旗通志》，参与点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6．《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郭淑云、王宏刚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7．《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满族卷、鄂伦春族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8． 《宗教大辞典》，编委，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9．《旗人生计》，合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10．《吉林旗务》，合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 1．《颜元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及其特点》，《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全文转载)。2．《从〈大义觉迷录〉看清世宗的民族思想》，《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3．《萨满教浅析》，《协商新报》1990年52、53、54、55期4．《雍正〈上谕内阁〉及其价值》，《北方民族》1991年第3期5．《满族古文化遗存探考》，《满族研究》1991年第3期6．《萨满的社会职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1期7．《萨满教原始崇拜及其祭礼》（合），（台北）《民俗曲艺》，1991年夏季号8．《萨满教文化与东北史研究》，《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2年版9．《北方萨满教及其特征》，《宗教》1992年第1期10．《满族萨满教雪祭探析——兼论原始萨满教的社会功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11．《萨满教原始气运观探微》（合），《北方民族》1992年第3期12．《〈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论析》，《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13．《别具特色的满族服饰》，《吉林日报》1993、10、5五版。14．Social Function of the Manchu Shaman，Shamans and cultures(edited by Mihaly Hoppal and Keith ),Budapest,1993年15．《鲸海文化初探》（合），《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6．《满族鸟崇拜文化探源》，（台北）《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17．《鲸海文化特征论考——兼论满族先世与日本的海上往来》（合），《北方民族》1994年第3期18．《国际萨满教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匈牙利召开》，《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19．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chu Shamanic Dance，Shamaniam inPerforminc Art (edited by Tae-gon and Mihaly Hoppal)，Budapest,199520．《表现诸多原始特征的鄂伦春族萨满教》，《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1期21．《萨满教文化及其对北方民俗的影响》，《东北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22．《鄂伦春族萨满教特点刍议》，《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4 期转载）。23．《满族鸟崇拜及其对民俗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7年2期转载）。24．《来自田野山乡的瑰宝——也谈民族文化的挖掘与抢救》，《北方民族》1996年第3期25．《萨满教的鸟崇拜观念》，（韩国）《艺乡》（光明日报社月刊）1996年第8期26．《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传统道德建设》，《北方民族》1997年第3期27．《萨满医药与疗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28．《萨满教宇宙观探微》，《宗教》1998年3－4期29．《萨满判神及其特征》，《北方民族》1998年第4期30．《萨满教宇宙观论析》，（韩国）《韩国古典研究》1998年4期31．Der Urbegriff Des qiyun im Schamanismus,Studia et Documenta Manchu—Shamanica(edite by Giovanni Stary),Italy,199832． The Kyakala in China: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Journal of the Finno-Ugrian Society), 1999（合）33、《萨满教灵魂观与北方葬俗》，《满族研究》1999年第1期34．《满族萨满英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1期（《2002年中国文艺学年鉴》转载）35．《萨满跳神治病程式与机理》，《北方民族》2001年第2期36．《萨满教灵魂观及其哲学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37．《2001年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增刊38．《萨满面具功能与特征》，《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意大利《中亚杂志》（CentralAsiatic journal 2003(2)全文转载）39．《萨满教宇宙观及其哲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2期.40．《萨满教星辰崇拜与北方天文学的萌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41．《萨满教造型艺术特征》，《民族艺术》2003年第1期42．《萨满面具类型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3．《宁安满族玛虎仪式与玛虎面具刍议》，《戏曲研究》第62辑，2003年44．《萨满昏迷术的社会成因》，《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萨满教动植物崇拜与生物认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46．《萨满教天穹层次构想与吉数崇拜》，《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47．《萨满教表意符号形态》，《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48．《论萨满文化价值与抢救的紧迫性》，《长春日报》2004年8月10日49．《萨满教与氏族地理》，《满族研究》2004年第4期50．《从北方岩画看萨满教的崇拜观念》，《远东高教专刊》2004年第3期51．《萨满舞蹈的特征与功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6期52．《北方民族丧葬面具与萨满教灵魂观念》，《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53．《物候历法与萨满祭祀》，《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1期54．《宗教信仰及政策与民族关系》，《北方民族》2005年第1期55．The Medical Skill of shamanistic Therapy of Northern Chinese Minorities，ETHNOTHERAPIES IN THE CYCLE OF LIFE，200556．《蒙古族萨满过关仪式》，《北方民族》2005年第3期，收入《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之一《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孟慧英主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57．《萨满教成因要素》，《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58．《萨满的传承与技艺的传习》，《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59．《萨满文化与北方民俗》，《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60．《致幻药物与萨满通神体验》，《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61．《催眠术与萨满附体状态下的人格变化》，《宗教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62．《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63．《萨满脱魂的类型》，白庚胜、霍帕尔主编《萨满文化辩证》，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64．《“萨满”词源与词义考析》，《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65．《国外萨满生理心理问题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7年4期66．《汉军旗萨满祭礼》（合），郭淑云主编《萨满文化研究》第1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7．Religious Education in Manchu Shamanism, as Seen from Jiaowuyun，Shamans,200868．《萨满出神术相关术语界定》，《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69．《从教乌云看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教育》，《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70．The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of Grandfathers the God in The Manchu Shi Clan，Shaman,Spring/Autumn 200971．《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文学解读》（合），《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72．《中国萨满教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73．《中国萨满教80年研究历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1年2期74．《中国萨满教研究特点与展望》，《西域研究》2012年2期 1．[美] Michael Harner and Sandra Harner（迈克·哈纳、山德·哈纳）《萨满医疗的核心实践》，《萨满文化解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2．[匈] Mihily Hoppal（米哈伊·霍帕尔）《世纪之交的萨满教研究》，《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3．[美] Michael Harner（迈克·哈纳）《意识变异形态与萨满教》，《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1期 1．《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第二届学术著作二等奖（2004），2．《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吉林省政府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3．《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辽宁省优秀图书三等奖（2003）4．《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5．《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论文），吉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2004）6．《满族萨满英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初探》（论文），获吉林省第八届长白山文艺奖作品提名奖（2005）7．《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获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一等奖（2006）8．《原始活态文化》，获吉林省高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9．《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获第三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10．《北方丧葬面具与萨满教灵魂观念》吉林省政府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8）。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大义觉迷录》是清朝时期雍正皇帝编著的书，它是一本清朝历史文献汇编著作，主要以雍正皇帝的辩白为主。这本书澄清了雍正皇帝登上皇位以来的各种流言蜚语，而且解释了很多的异议。这本书中的文字主要是以辩论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在辩论的过程中展现了清朝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的思想以及智慧。这本书将很多皇权争斗的手段公开，是现在很多史学家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有很多人认为雍正皇帝继承皇位的很多做法不正，当时有人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来反对他的统治，在这本书里，雍正皇帝对这十大罪状一一进行了反驳以及解答，驳斥了这些荒谬的言论，并对自己进行辩白。但是在雍正皇帝驾崩以后，乾隆皇帝认为这本书里面触及到雍正皇帝本人的内部伦常，以及一些隐私和证据，于是乾隆皇帝就禁止发行这本书了。

总的来说，《大义觉迷录》是一本好书，也体现了很多政治观点，但是由于这本书里涉及了很多皇室皇权争斗的隐私，虽然是史学家探讨清朝皇帝智慧的重要资料，但是并不适合我们每个人阅读。之所以会发行这本书，因为雍正皇帝觉得既然有人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来反对他的统治。

光靠杀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于是他觉得应该从思想上来为自己辩白，使得民众理解他的做法，于是就发行了这本书来对民众进行解释。

当时这本书也确实达到了雍正所要达到的效果，很多人觉得雍正是被冤枉的，其中所列十大罪状并不是完全存在的，但是由于这本书中牵扯过多的皇家隐私，在乾隆皇帝上位以后，就禁止这本书的发行。因为乾隆皇帝觉得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能够解释通。

只能说胤禛确实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对失势的胤礽极其后人都很优容，对自己的盟友十三阿哥胤祥那更是爱护有加，但是对于当初针对自己的八爷党一伙那是毫不留情，包括自己同母的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禵都没什么好脸色。包括墙头草三阿哥胤祉，也是性子刚直的雍正厌恶的。因此即使胤祉主动磕头称臣，也是获得一个圈禁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