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普论文范文写作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03.31～1952.03.09）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直到今天，他还是被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先驱。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世界第一女大使，女权主义者先驱。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俄国女革命家。是俄国革命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主张对俄国传统的社会习俗和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俄罗斯帝国军队中一名将军之女。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行革命宣传。1906年加入孟什维克派，1908-1917年侨居国外，曾在英国、丹麦、挪威及其他国家居住，她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历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团，出席1907年在斯图加特、1910年在哥本哈根、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为《真理报》的女工栏撰稿，1915年受列宁委托，为俄国士兵和俘虏写一本小册子《谁需要战争？》1916年旅美，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回到俄国，参加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所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受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委托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彼得堡士兵间进行鼓动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的《女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1917年6月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齐美瓦得左派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19年任克里木共和国宣传与鼓动人民委员，1920年，她任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提倡自由恋爱，简化结婚和离婚手续，消除对私生子的社会和法律歧视，以及从各方面改善妇女地位。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后来由于一起爱情风波，她被指控犯有渎职罪，经列宁出面干涉后，才免于被判处有罪。柯伦泰后来（1920年11月-1921年3月）加入工人反对派——反对日益加强的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和工人在党的事务中有更多的决定权——这使她赢得了一般党员的欢迎，但却和主流越走越远，因此她必不可免地失宠了。1952年的柯伦泰由于她几乎掌握欧洲11国语言，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历任驻挪威公使（1923～1925）、驻墨西哥公使（1926～1927）、再度任驻挪威公使（1927～1930）和驻瑞典公使（1930～1945），成为正式担任驻外公使的第一位妇女。1943年后领大使衔。1944年主持苏联和芬兰停战谈判，结束了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敌对状态。1945年起，出任苏联外交部顾问，荣获一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劳动红旗勋章。[1] 《A.柯伦泰选集》于1978年出版。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但在苏联，她作为女性先驱主要表现在她个人成为世界第一个女大使，而不是她的思想。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柯伦泰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担任正式大使的妇女，原先曾有一段漫长而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涯，他和斯大林都是原先布尔什维克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不同的是她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父亲是沙皇时期的将军米哈伊尔·多蒙托维奇·德夫蒙特 (Dovmont) 亲王（立陶宛的道曼塔斯 (Daumantas)）的后裔。德夫蒙特是普斯科夫的王子，以在十三世纪时，抵抗条顿骑士团、保卫大诺夫哥罗德而驰名。她的父亲曾在1877年-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担任将军，也曾于1878年至1879年间担任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府的大使馆首长。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玛萨琳-穆拉汶斯基，则是芬兰木材富商之女。柯伦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结果。她的母亲在和她父亲相爱后，因门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亲强迫嫁给一个工程师，生下三个儿女。十年后这对有情人重逢并怀上了柯伦泰，她母亲决定和丈夫离婚。柯伦泰出生于她母亲和前夫正式离婚之前。这有点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尔斯泰设计的不同。柯伦泰父母的离经叛道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她父亲是军官，这场婚姻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象沃伦斯基遭遇的那样，而柯伦泰母亲也不象安娜那样受歧视，而是仍然容光焕发地在彼得堡社交圈里周旋。生活的逻辑比老托尔斯泰安排的要平淡。柯伦泰小名叫舒拉，她继承了母亲的反叛性格。二十岁前她爱上了一个叫柯伦泰的年轻军官，但受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理由一是他穷，二是不如她聪明。他们甚至把女儿送到西欧去，想让她忘掉那个军官。家庭战争持续了两年。1893年，舒拉胜利了，从家中搬了出去，从此用柯伦泰的姓。她父母给了她一个佣人和一些旧家具，预言有朝一日她会痛定思痛，后悔当初没有听话。柯伦泰父母的预言没过几年就被验证了，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柯伦泰的婚姻不过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种满足，一旦婚姻成为现实，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就变成了枷锁，反叛的对象也由父母转移到丈夫。弗拉迪米尔·柯伦泰是个军事工程师，对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兴趣索然，从来没有耐心听太太的幻想和思辩。于是柯伦泰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对维多利亚式道德－－即对男女采用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抗，说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子去西欧，当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幻想的反叛很快就变成现实中的偷情。柯伦泰周围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对她的创作才华表示赞叹的异性朋友，她很快就和丈夫的一位叫佐亚的同事好上了。佐亚相貌平平，但却有她丈夫所缺乏的趣味。（这段文字显然是错误的，左亚不是男人名字，而是俄罗斯女性的名字，通常翻译成卓娅，在亚历山德拉的青年时代有两位好友都叫左亚，其中一个是中尉军官的妻子，另一位则是她的革命同志，她在国内时就住在革命的卓娅那里，一直到20年代她被派到国外做外交官为止——观澜堂主8808注，参见《科伦泰夫人》传记）然而除了情人，其他人都觉得柯伦泰的小说一是太过分，二是太抽象，象论文而不象小说。于是他们鼓励她写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主要是社会和文化批评。这样，柯伦泰就走上了差不多所有19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文学创作或文化评论到社会批评，最后变成革命家。和这些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一样，柯伦泰起先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主义“太浅薄，太消极，在很多方面太缺乏力量。”她需要的不但是观念，而且是行动。于是她渐渐被彼得堡激进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社会主义者所吸引，参加了他们的地下活动。1898年她决定离开俄国去苏黎世大学，参加那里的政治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她把这次出走看作是又一次争取自由，当时她丈夫正在外地服役，她在出国途中写了封信通知他自己不会回到他身边了。虽然她和丈夫分手了，但她后来一直没有改掉柯伦泰这个姓。这个姓氏也将由于她而青史留名。激进的女权主张从1898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柯伦泰由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又从其稳健的孟什维克一端最终转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尤其是妇女解放的文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出名的女活动家（除了她就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情人印涅莎）。她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来自恩格斯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当作男人的财产。她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婚姻，二是卖淫。前者充满虚伪，后者则是毫无遮掩的买卖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平等。但这种象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那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使柯伦泰这样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满足。柯伦泰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又有自己的和现代女权主义相近的观点。她是俄国妇女中最早为妇女应该从两性关系中和男人一样获得精神和生理满足而大声呼吁的。她所理想的“新妇女”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当她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她决不虚伪地用女性美德的破烂外衣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她将紧抱她的所爱，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无论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满足。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柯伦泰认为现代社会的男人和女人都比过去更孤独，更需要异性的交流和关爱，但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爱。只有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人们才能学会真正的爱。在她那里，两性之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爱将成为未来人类的宗教。”1908年他被放逐出俄国，与其说是妇女工作，不如说她攻击了沙皇俄国对待芬兰的政策，她在国外继续进行活动，1911年在巴黎领导了一次罢工，后来又在意大利波伦亚演讲，1912年又在比利时的波林内奇的煤矿工人中进行工作。往后在1912年，柯伦泰夫人又在瑞典参加青年运动，1914年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在斯堪的维亚为争取和平而工作，1916年她被监禁，继之获释以后，曾与1916年在美国旅行，就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讲演，后来她拜访了每一个有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举行群众大会的中立文明地区，唯有德国例外，在那里她是一个公敌。柯伦泰起先把实现这个未来社会的理想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身上，后来发现这个党的妥协折衷性和党的领导人身上浓厚的自由主义不合她的口味，于是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在海外期间，柯伦泰有过好几个情人。经济家马斯洛夫是其中之一，他年长她五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吸引柯伦泰的是他的智力、学识和成熟。但柯伦泰渐渐发现他对自己的兴趣仅仅是生理上的。她的另一个叫斯里亚普尼柯夫的情人则是不同的类型，他比柯伦泰小十多岁，究竟小多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出身贫苦，父母都不信教，出身时没有登记，只知道是1880年代中期。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就受尽歧视，长大后又因参加工人运动而受尽迫害。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出色活动家，强壮、镇定、和善，和柯伦泰过去身边的那些知识分子类型的男人相比，他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正是情人斯里亚普尼柯夫帮助柯伦泰最终转向布尔什维克，也是他第一次带柯伦泰去见列宁，时间是1916年十月。当斯里亚普尼柯夫问列宁是否可以带柯伦泰来见他时，列宁说：“如果柯伦泰同志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列宁的女性盟友柯伦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后带来了她的活力、干劲和声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成了列宁的盟友。二月革命前，柯伦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游说，宣传列宁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的主张。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要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为退出战争不惜和德国媾和。这个主张被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是异想天开。1917年四月四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一部分孟什维克的代表在塔夫里达宫举行会议，当列宁摊出他的方案时，他得到的不是讨论和反驳，而是震惊。其他领导人没有想到他们朝思暮想盼回国的最高领袖会提出这么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方案。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柯伦泰气得满脸通红，走上讲坛发表支持列宁的讲话。她后来说：“我当时太气愤了，甚至一点都没有通常在这种场面下讲话时的紧张，虽然我看到下面那些恶意的眼光，听到那些轻蔑的喧嚣。在第一排坐着克鲁普斯卡娅和印涅莎·阿曼德。她们朝我微笑，仿佛鼓励我说下去。弗拉迪米尔·伊里奇（列宁）坐在讲坛上，当我讲完后，我走过去和他坐在了一起。”然而，柯伦泰的支持在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那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们更加觉得列宁的主张是异想天开，因为它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女流之辈狂热的拥护。一个与会的孟什维克后来回忆说，柯伦泰的发言引起的只是窃笑和喧哗，会议马上解散了，因为“任何严肃的讨论都不可能了。”后来一个笑话说：“不管列宁叽叽咋咋说些什么，只有柯伦泰在帮腔。”当柯伦泰再要发言时，人们会朝她嚷道：“列宁主义者，我们知道你要说什么！下来吧下来吧！”然而当列宁的主张终于被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柯伦泰的处境就不一样了。1917年七月她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在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中名列第五，排在列宁，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之后。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二个成员表决以十比二通过了列宁（他本人躲在芬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柯伦泰也对这个历史性提案投了赞成票在那段时间里柯伦泰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说，为布尔什维克争取群众。当时俄国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乱，彼得格勒就象一个喧闹的政治集市，各种党派都利用一切机会兜售自己的主张。谁的嗓门大，谁有更具吸引力的演说家，谁就占有优势。作为一个女性演说家，柯伦泰的热情和演说才能在很多场合下压倒了她的男性对手。有个叫索罗金的社会革命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一次演说中败给了柯伦泰，羞愤之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至于那个女人，很清楚，她的革命热情不过是她色情狂的一种满足。虽然她有数不清的‘丈夫’，但柯伦泰－－起初是个将军的老婆，然后是一打男人的情妇－－从未满足过。她在寻找新的性虐待的对象。我希望她能成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其他心理学家分析的对象。她倒确实有可能提供他们一个罕见的案例。”母亲宫的幺折十月革命后，柯伦泰被列宁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她成了布尔什维克内阁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政府部长。这个职务使她觉得自己可以在妇女选举和参政、妇幼保健和社会福利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也是她革命前为之呼吁了多年的。象布尔什维克的所有革命家一样，柯伦泰也迷信政治权力和自己的超人智慧，觉得一切社会弊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现在自己手中有权了，什么社会改革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和习惯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遍适用的那一方面；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否都由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所造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自己除了有本事把旧制度打个稀巴烂外，是否对管理社会有最起码的经验和了解；以及少数知识分子觉得既完美又公正的、用政治权力推行的改革是否一定胜过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制度和惯例，所有这些是他们从不考虑的。柯伦泰上任后一个重大的也是最具体的举措是：宣布取消所有“资产阶级”的妇幼保健和福利设施，把它们全部归并到她这个部里面。她在命令中说：这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气氛中创造精神和身体都强健的新公民。为了给这项改革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她宣布建立一个免费的妇保医院。这个医院取名为母亲宫，地址就利用一个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会育婴堂。这个鸠占鹊巢的决定受到了育婴堂嫫嫫和护士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这里一直收养弃婴，她们都以它的历史和善举为荣，现在布尔什维克凭什么下一纸手令就要将她们扫地出门？但柯伦泰置之不理，把士兵和工人派去接管。结果这个历史悠久的育婴堂几天后在一个晚上被大火夷为平地。在审问育婴堂人员时，她们有的说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无法无天和反上帝的报应，有的说是进驻育婴堂的士兵目无规定晚上抽烟引起了火灾。尽管柯伦泰本能地觉得是育婴堂的嫫嫫故意纵火，但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而作罢。在一定意义上，夭折的母亲宫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即使人们假定布尔什维克的动机都象柯伦泰那样善良，但他们狂热的自信、对传统盲目的破坏和对他人意愿的无视，已经决定了他们社会实验的灾难性后果。新的情人十月革命不但给柯伦泰开辟了改造社会的天地，而且为她提供了选择新情人的机会。这次是一个名叫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的男人，是布尔什维克海军人民委员，也相当于部长。这人是红色舰队的偶像，曾经把涅瓦河上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从喀琅斯塔特开到彼得堡，在11917年11月的革命时向临时政府的总部冬宫开炮，第一届政府的照片上，他和柯伦泰都紧挨着列宁。他更年轻，比柯伦泰小17岁，农民出身，身高肩宽，胡须浓密，革命前是个水兵。十月革命中，他所领导的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有组织的武装。柯伦泰是在1917年春天去德边科所在的海军营地演说时和他相识并堕入情网的。和柯伦泰的前一个情人斯里亚普尼科夫一样，他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她和德宾科相识于十月革命前夕在波罗的海舰队发动水兵革命时期，当时德宾科是舰队中央委员会主要领导，她是党中央派去的代表，直接领导德宾科。一直到卫国战争以后，苏联海军都对科伦泰抱有很高的敬意，把她看作苏联红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伊萨科夫海军元帅在二战胜利不久后的回忆录里还专门提到这位传奇式的女革命家。——观澜堂主88-8注））两个部长的婚姻他吸引柯伦泰的是“热情，坚定，有魄力”，是“水兵的灵魂”。柯伦泰自和丈夫分手后就一直保持自由，拒绝任何情人结婚的请求。但这次德边科不干，他要和柯伦泰成为布尔什维克婚姻法颁布后的第一对新人。柯伦泰过去的情人听到后纷纷吵嚷起来，但他们的醋意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柯伦泰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妇女独立的旗帜，“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他而收起这面旗帜吗？”可是德边科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说如果柯伦泰不愿意和自己结婚，就是看不起他的农民出身。1918年一月他们正式结婚。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不但在俄国，而且在欧美也成了新闻：两个革命家结了婚，一个是大知识分子，一个是大字识不了一筐的水兵，女方差不多可以做男方的母亲，而且这个女的一直把独身视为妇女自由的前提。德边科与柯伦泰当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使得世界眼花缭乱时，柯伦泰的婚姻成了一个花边新闻。美国纽约晚邮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写道：“我们一觉醒来，被多才多艺的柯伦泰和一个水兵结婚的消息惊呆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代表团（当时俄国还未退出大战，协约国在俄国有代表团）的团长说：“自从创世纪以来头一次，人们看到两个政府部长结了婚。”布尔什维克的同僚们虽然嘴上没有公开嘲笑这对新人，但他们很多人暗地里都把这个婚姻看作是柯伦泰的任性放纵，一味追求感情和性欲的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家庭背景也差得多的女性结婚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就成了笑柄。斯大林当时就取笑过柯伦泰的婚姻。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粗鲁和藐视妇女的。1922年当他和列宁夫人争吵时，曾经在电话中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自己不敢告诉病中的列宁，但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告诉了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后者再婉转地告诉列宁。列宁立刻写下了一纸便条，要斯大林向自己老婆道歉，否则和他断交。斯大林只好照办。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自己十月革命后不久，和一个同志的女儿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先同居再结婚，当时女方只有16岁，比他小20多岁。斯大林这样的婚姻在双方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上同样不相称，然而不但没有人觉得奇怪，更没有人说三道四，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还在于：要是刚刚颁布的苏维埃婚姻法（规定合法婚姻的年龄是18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话，斯大林这个政府部长应该下狱。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使得她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陷入一种微妙的孤立：没有人公开批评她，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和这个女人保持一点距离。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怀疑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当时有个传说：柯伦泰婚后放下工作和德边科跑到克里米亚去度蜜月，政府其他部长到列宁那里去告状。列宁说：应该罚他们五年之内不许离婚。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根据，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倒是真的，它也成了柯伦泰政治生涯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