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文化论文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中国式”之殇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中国 式”过马路似乎已然成为一种“风尚”，人皆习以为常。 “中国式过马路”无疑是众网友对此不文明行为的调 侃之辞。这里的“中国式”已然不是一个代表文明进步、 奋发向上的褒义词，而是一个象征着蛮横无礼与道德低 下的贬义词。当一种个人的行为上升为国家的标志时， “中国式”之殇必然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对个人而言，“中国式过马路”体现出个人素质的极 其低下，对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随着新交通法规的 不断出台，机动车所受到的规范管理程度不断提高，但 对行人是否遵守交通法规却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方法。 许多人自恃“神勇无比”，将安全抛到九霄云外，为图 一时便利而忽略红绿灯的存在，直接穿行，并且以此为 勇，自鸣得意，觉得自己走了捷径，占了便宜，沾沾自 喜。诚然，监督行人并不如监督机动车那样可以采用设 立“电子警察”等措施来实现，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的毕竟还是行人多。所以，“中国 式过马路”是对自身生命不负责的表现。对社会，“中国式过马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更不 可小觑。在一群等待过马路的行人中，无疑也有理智之 士，不愿乱穿马路。但当其他人都开始“中国式过马路” 时，如果不随大流、随大众，便有可能被人视作另类， 认为其“迂腐”“不识时务”，自己也觉得与周围的人 格格不入。于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越来越少，“中国式 过马路”便陷入恶性循环，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此时，“中国式过马路”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成 为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此风兴起，就可能导致人们私 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 那些趁机打砸抢的人，就是反面典型。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现如今“中国式”却成 为不遵守法律法规的代名词，不禁使我们汗颜。在网友“中国式过马路”调侃的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民族对规 则的集体漠视，反映的是我国国民素质有待提高的问题。这不单是靠社会制度能规范的，还需要我们共同携手， 自觉遵守法制法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国式”之殇，殇在我， 殇在你，殇在整个民族，此殇，务必尽快止于行，才能 止于心。

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中国被迫放弃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受到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1840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谋求打开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蓄意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据此，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主权、关税主权等一系列主权遭到破坏。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西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也随之传入我国。最早认识到中国落后状况的有识之士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随后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先后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使国人进一步了解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从多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变化更为明显。从“衣”的方面来说。人们的衣着服饰基本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审美价值取向。首先，通商口岸的洋布洋装逐渐进入城市居民生活。其次，辛亥革命期间，青年学生率先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经过改制的中山装受到维新人士的欢迎。第三，20世纪20、30年代，服饰有了更大变化。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饰，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真正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