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论文

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其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 。在同盟会的政纲中 ，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就是反满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民生主义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劳动人民生活福利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为土地 与资本两大问题 。“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土地方案。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 。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补充：哥们，你也太过了吧？这样你还不给分？你知道写一篇论文要多久不？？？还真把百度分当现金用啦？？？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问：有的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会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也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首先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18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历史背景：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历史意义：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三民主义也存在自身的一些弱点，主要是未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没有提出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等等。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因此它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1、由于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始终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他们利用会党、新军，却不发动广大农民，在革命的高潮时期，甚至镇压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使自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2、革命党没有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彻底的决裂，也没有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许多人摇身一变，由封建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3、由于革命派没有彻底的发动革命的主体，农民，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陈旧，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封建主义在军事实力、政治经验及社会基础等方面，都大大超过革命派。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因素。4、革命派没有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同盟会，从成立时起，思想上就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也不够巩固。这样的政党，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以推翻旧政府，保卫新政权。他们依靠的是清军士兵和民间秘密反清会党。武昌起义后，各地建立的民军，大部分是由原来的旧军和会党改编而成，领导权也掌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手里。5、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它预期的目标，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北洋军阀的反对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而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由于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旧官僚的内部压力，被迫交出了政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的方向。6、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列强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的革命要求，但他们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异常软弱。他们幻想不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获得民族独立，不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建立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