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代尚意书法的论文题目

大江东去-苏轼的豪放词

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苏轼黄庭坚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舜钦）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轼是世所罕见的全才，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由于性格使然，他在很多领域标新立异、积极探索。甚至在饮食方面，都创造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这样的杰作。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必然在与文学息息相关的书法领域上大显身手。 苏轼虽然有天纵之才，但和其他天才一样，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磨难。而他的书法艺术，也在“尚意”的大旗之下，展现了他豪迈、豁达的人生理念。 苏轼的书法世称“苏体”，他的学生黄庭坚曾对其发展过程有过系统的阐述。 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馀，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苏轼在书法日间衰落的宋朝另辟蹊径，在盛唐颜柳欧虞褚等名家之外，总结并实践出属于自己的书法之路。 他推崇颜书，选其中最适合自己性情的《东方朔画赞》和《争座位帖》两种模式来学习。 《东方朔画赞》的特点是“清雄”，而《争座位帖》中流露出了颜真卿“忠义愤发、顿挫郁屈”的性情，颇符合“尚意”之意。 而最能体现苏轼“尚意”精神的，正是他的行书。 苏轼政治生涯最大的转折，是受“乌台诗案”牵连，受贬黄州之时。 在黄州，苏轼虽仍任黄州团练副使，但实际上却是沦为了毫无实权、受人管制的钦犯。即使困顿如斯，他也并未消沉于此。在这里，苏轼躬耕农田，学佛参禅，把儒道释思想逐渐融合了起来，这让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他在《定风波》中写到：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如此豪迈之意，在词序中也得到了抒发：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豁达的苏轼放言，政治的惊涛骇浪都已经受，自然的风雨又何足道哉！ 在黄州期间，苏轼最精彩的作品是《杜甫桤木诗》和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 《杜甫桤木诗》 《黄州寒食诗》 与《桤木诗》的冲淡融合不同的是，《寒食帖》真正和苏轼的情感融为一体，写出了被放逐的切肤之痛。 苏轼看到乌鸦衔纸，依稀想起是到了介子推的忌日。而介子推无辜被杀的遭遇，和自己无端受猜忌的经历十分相近。于是悲从中来，写出来古来忠义之士共同的悲哀。 《寒食帖》是苏轼书法的最精彩、最杰出的作品，它是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碰撞下的电光火石，可谓“五合交臻”的精品。 黄州也是苏轼书法的风水岭和转捩点。黄州之后，苏轼的书法正式转向“尚意”。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是清人的归纳。 “尚意”是基于苏轼的诗句总结而来：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意”是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尚意”就要注重作者的主观情感，追求创作心态的自由。苏轼以来，“尚意”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特点主要有几个方面。1、蔑视成法，提倡入神 苏轼从“法”入，而又反“法”，也经历的曲折的思想过程。这其中“禅”的“破执”之说对苏轼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破执”就是 破除实法和实我的执见 。 苏轼曾对日临《兰亭》的章惇、蔡卞表示讥笑，他认为“工临摹者非自得”，被“法”所束缚将不能有大成就。 书和靖林处士诗后 2、鼓吹创新，张扬个性 苏轼在书法创作中一反世风的哗众取宠和只图快骏。他运笔迟缓，结构扁肥，偃卧行笔，用墨浓稠，单勾执笔，好用散卓，创造出一种别开生面的书法形象 。而他书体的“扁肥”受到了甚至包括他的学生黄庭坚在内的嘲讽，被嘲笑为“石压蛤蟆”。对此，苏轼充满自信地豪言道： 此纸可裁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3、崇尚自然，抒写襟怀 苏轼选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为自己的书法榜样，主要是钟意它“信手自然，动有姿态”，这正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赤壁赋 4、重视学问，意随文生 宋文人喜欢做随笔，而苏轼更是杂录和随笔的大作手。他把学问对书法的滋养看成至高无上，可谓“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形成了后世所推崇的“士气”或“书卷气”。苏轼告诫子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这正是诗文、书法互为表里的写照。 苏轼，作为宋朝璀璨群星中最为闪耀的那颗主星，人生经历和文艺天分同样丰富多彩。他是宋代书法这出大戏中绝对的主角，他让书法中任情适性由分支成为主流，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作品流传千古。

苏轼倡导的宋代新书风“新”在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