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北宋科举制度关系研究论文

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厦门361005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一 我国是文明发达的古国，自夏商开始便有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历西周、东周和汉代，学校教育的规模不 断扩大，至隋科举产生之前，已初步形成一整套招生、教学、管理（包括考试）和用人的教育制度。封建统治 者越来越热衷于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以实现“贤能治国”的理想，学校教育似乎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 ，令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一种新型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之建立，却突然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 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各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 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在这种矛盾互动中，看似势均力敌，实 则有其轻重，结果是科举制取得了决定性中心地位。这种态势从唐宋两代便清晰可见。 公元618年，隋灭唐起。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深知教育为兴国之本，下诏恢复隋朝衰落的学校，国 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相继恢复招生。到唐太宗时期，一方面继承先祖传统，大力兴办教育，使 中央官学达到了全唐空前绝后的盛况，“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通典》卷五十 三《礼典》十三《大学》。）另一方面，实行开科取士。由于没有偏废一方，唐太宗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 试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武则天临政后，采取了重科举的政策；在学校教育方面，却一改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 代之以崇佛轻儒，并频繁地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致使“学校 顿时隳废矣”。（注：《旧唐书·儒学传序》。）由于胡滥改制，加之科举不经学校，多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 到洛阳应试以及进士科举内容不以儒道为重，“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已初露端倪。 到天宝年间，“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学校教育的发展再次面临停滞的危险。为扭转这一 局面，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一方面改革科举制，作出停止乡贡、所有举子皆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的决定；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允许私人办学。此举给面临衰颓的学校 教育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造成“重乡贡轻生徒”的故态复萌，使学校教育终难摆脱衰败 的命运。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衰互动依然故我，但考教合一的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唐代 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宋代更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连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 这三次大动作的改制使宋代的学校教育得以避免了唐代时的大起大落，但在兴旺中却渐渐熔入科举体系，最终 沦为其附庸。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政参知政事，实行三舍取士，将所有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 三等，逐次考舍升级。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注：《玉梅》卷一一 二《元丰太学三舍法》。）三舍取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系统地结合起来，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在三舍取士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激进的改革，罢废科举14年。这期间录取的五榜进 士，皆由太学上舍取。这次为兴学校而罢科举的事件，表明学校教育在与科举考试的轻重存废斗争中取得了暂 时性胜利，但由于科举考试运行了500年之久的强大惯性及其广开仕途、公平公正等诸多为世人所称道的合理之 处，使得蔡京的以三舍考选代替科举取士的办法仍以失败告终。 以上对唐宋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动关系的论证表明，考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兴衰互动关系 。虽然科举也曾面临着衰落甚至停罢的危机，但在与学校教育的角逐中，多数时候仍处于主流地位，对学校教 育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入仕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利诱力实在 太大。因此，只要科举的取士功能尚存，它对学校教育的强大制约和导向便不会消亡。客观上讲，只要科举考 试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更新考试内容，它还是能够公平地选拔出社会的栋梁之才，变“贤能治国”的理想为 现实。令人扼腕的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几百年一贯制地局限于儒家经典，命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要想拉 开考生间的距离以便于区分选拔，只有钻牛角尖出偏题怪题，以致举子们在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汉字游戏中耗尽 人生的智慧。发展到清末，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成了远离社会的“外星人”，不得不在1905年退出 历史舞台。 二 科举考试在与学校教育千余年的角逐之后，终于败下阵来。科举制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步入死胡同的同时 ，也带领学校教育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却备受赞赏，以致在19世纪 西渐欧美后，成为近现代文官制度的胚胎，也是中国政体中“受到欧洲人无条件赞美”的特别之处。现代不少 西方学者还认为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注：威尔·杜兰 (Will Durant)：《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世界文明史》第1卷(4)，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 196页。）这一切都缘于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考教分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两个最突出的优点：公平公正和 防止作弊。 1.公平与公正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的选士制度，若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 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第4期。）最终必将走入求才的死胡同。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无不由最初的唯才是 举走到最终的权贵把持便是鲜活的例证。与以往选士制度不同的是，科举制由封建王朝设科招考，士人“怀牒 自进”自由报考，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择优录取原则。显然，它比以往的任何选士制度都更为公平与 公平。 首先从报考条件看，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从隋唐到清末，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倡优、皂 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人人旨可报考，且无须地方官举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使得一般平民 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结束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据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有42.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注：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其次从考试的实施看，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订立繁杂而严密的贡院的 规制、命题与评卷程序以及作弊的惩罚措施等，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为防止权贵干预、确保平民子弟有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如唐宋 时期礼部待郎亲族的别头试、明清时期严格的复试制度与回避制度以及清朝官、民子弟“分卷取中之法”，等 等。再次，从录取环节看，其不问家世阀阅，“一切以程度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此外，由 于入仕和受教育机会在各地之间并不完全均等，故超越于考试技术上的公平与公正外，解额分配制之建立所体 现的区域公平性也不容忽视，尽管它隐藏着统治者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的考虑。 严格地讲，科举所体现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首先，要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需要有“十年寒窗”的用 心攻读，而寒门子第少有受教育机会，也难以支付应考费用，与家道殷实者的竞争显然不是平等的。其次，妇 女无权应举入仕。再次，从本质来看，科举这种以大量财富和社会声望来犒劳少数中举者的制度，无法维护平 民百姓政治上的公平性。尽管如此，在特别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仍可谓“惊人 地大公无私”。（注：（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1页 。）其考教分离原则所体现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精神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时代之特征。 2.防止作弊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科举制实行考教分离的原则。虽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 和标准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但在职责上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学校只管教学，并不参与科举考试的各项工作。中 央官学由尚书礼部下属的国子监统辖，而科举考试为尚书省礼部专司，乡试以上主考官由朝廷选派。这种考教 分离原则至少从职责上有效地杜绝考试作弊的可能性。 此外，为确保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应具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中央政府还制订了从命题到录取 的一整套严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锁院”制度。考官一经任命即刻赴贡院入闱回避，断绝与外界乃至亲 友的往来，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第二，严格的考场和考试规则，包括报名时的结保、保廪 生认保，考前的点名、搜检，考试中的巡视以及考场秩序的维护等。第三，糊名和誊录易卷制度。考生交卷后 ，由弥封官将考生所填履历、姓名等弥封糊名，然后交由誊录手将墨卷誊为朱卷，由对读生核对完毕方可送考 官批阅。第四，复试制度。为严防录取环节的舞弊行为，科举考试对所有被录取者均采取严格的复试制度。第 五，回避制度。主持考试的主要官员，其亲属要回避科考。到了清代，回避制度几乎涉及参与考试工作的所有 人员。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主考、同考、监临、临试、知贡举、提调、受卷、弥封、誊录、对 读及收掌等一切考官的子孙宗亲和近亲皆不准参加科考。在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指施中有些显得十分繁琐甚至 无理，但在弊风肆虐的当时，的确起到了防范科场舞弊、维护考试公正的巨大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的高 效率与权威性。 三 无论日月如何更换，社会总在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历史总是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 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是当时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成为最受时人关 注的焦点，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千余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至今仍以潜在的形 式顽强地存留于现实之中。百年前科举考试很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声息已然飘渺，而当代社会却又出现 了某些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人们再度聚集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整个 社会都在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学术界和广大百姓也正就高 考的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假如我们能超越个人情感，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科举，借鉴其精华、吸取其教训，也许 在高考的决策与操作上可以减少很多失误，少走很多弯路；那怕历史与现实并不完全同轨，至少能给我们的思 维以启示。 1.“片追”的阴影 “片面追求升学率”可谓近年来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谈论的热门话题，在各报章杂志往往处于十分显眼的 位置。“片追”与高考录取率有直接的关联，是伴随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教育现象。它与高考如影 随行，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黑色七月”也因此得名。它还赋予高考以“魔力指挥棒” 的功能，使整个中学乃至小学、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都在这根魔棒的指挥下运转得精疲力竭，怨声载道不绝于耳 。如今，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片追”在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表象下，更深地危及到社会风气和中国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对“片追”的喊打声也愈来愈响亮。其实，“片追”这种伴随高考竞争在60年代萌发 滋生的教育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片追”现象古已有之。 隋唐以后，科举制的选拔人才功能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衡量州县学的优劣和对学官的奖励标准 ，主要是根据各校的科举及第率。宋代蔡京罢科举实行三舍升贡之时，升贡率（升学率）遂成为判断各校办学 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准，教官考课“第一项，教育有方。注谓贡士至辟雍升补推恩者多”。（注：《宋会要》“ 职官”五十九之十五。）对及第率的追求即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在教育中的轴心地位。 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科举制强化了官本位体制，牵引着士子们一心投身科场，两眼紧盯及第，在激烈的科 场竞争中耗费终生，豪情悲壮却令人痛惜。今天的“片追”何尝不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只能任由“片追” 和高考的魔棒对教学秩序越来越肆虐的破坏与指挥而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大有可为。一 是继续改革政治体制，淡化官本位色彩，提供多种成才途径。二是改革高考，包括改革考试的科目、内容和命 题形式等。三是改变文凭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人们从争过高考独木桥改为走多途径发展的立交桥。 2.高考的存废 1952年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与中国古代科举统一考试一脉相承。与科举考试一样，作为一种选拔人才 的制度，高考在促进人才成长、推动全民族文化的发展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在数十年的运作中也出现 了很多弊端。为了改变考试对教育教学的负面影响，一些论者提出了废止高考的主张。教育界为此展开了系列 争鸣与商榷。高考这一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的制度之存废与否，已成为广大师生、家 长乃至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现时高考的存废利弊之争和历史上的数次科举存废之争何其相似！我们 不妨把视线再次投向科举。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第24～26页。）以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便显现出勃勃生机，充分发挥着公平选才的积极 功能。但由于其弊端亦十分突出，历代都就科举制的存废利弊进行过争论或改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次。（注 ：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这六次争论或改制都 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且都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果是，科举制在经历了 数次短暂的中断之后，由于人情困扰，旋罢旋复，各朝仍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科举制在历史上之所 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科举制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 （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而科举考试的公 平与公正，恰恰是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来保证。 与科举制一脉相承的现代高考制度之公平精神与社会效益亦缘于统一考试，这一点已广为认同。因此无论 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尽管高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 然而，与科举制一样，“立法取土，不过如是”。历史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互动最后以兴学堂废科举 为结局，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今天的高考内容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的。在处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不是废除高考，而是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地促进 中学教育和教学的发展。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今人往往把科举制度与僵化、八股、落后等联系在一起，认为科举制度是导致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或许如此，但对于宋代而言，科举制绝对是一个进步的制度。科举制，推动了赵宋文人的发展，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一）宋代科举制度完善，公正性强 唐代政治是变相的贵族政治，其得以维持的前提就是，门阀世族利用科举制度的漏洞操纵取士从而控制了政治，堵塞了出身寒门的士子上升的渠道。公元905年发生的“白马之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底层精英（寒门士子）和门阀世族矛盾的集中爆发；而且我们知道，黄巢也是一个落第秀才。 宋太祖深知唐、五代科举制度之弊，所以他对科举制的改革首先强化取士的公正性，严厉打击、排斥权贵世家对取士的干扰。宋代废除了唐代的“公荐”、“公卷”，实行“糊名（封弥）”“誊录”制度。在考试层次上，宋太祖在州府的发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之后，又加上了殿试，其目的主要是抑制权贵子弟请托之弊： 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一》） 若有权贵子弟登第，则还需进行复考。宋代进士登科后即释褐入仕，不必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也是排除门阀世家干扰的措施。唐代的韩愈在登科后，三试于吏部都未被录取，在京城漂泊了十年，有人等待时间更长。而宋代登科即释褐，就是脱离平民身份，而不久就直接授官职。 （二）宋代取士人数多，文人集团壮大 宋太宗对科举制的改革是大大提高了科举取士的数量，使得士大夫群体成规模。宋太祖提出了重用文臣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落实这一政策，因为他的时代还是以统一战争为主要任务，又因国家财力不足，尚需压缩人力。所以取士不多。从数量上看，以进士科为例，太祖在位期间共15榜进士，取士187人，按每榜平均数计，还不如唐朝每榜取士（20人）多。 这个数字在太宗时代急剧扩大，太宗一朝共取进士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最多的一次是淳化三年榜，正奏名进士达353人。宋太宗述其思路： 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一》） 宋代大规模取士之风由此开启，终宋之世取士总量与前后各朝录取人数相比： 两宋共举行了118榜常科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总人数达十多万人，是唐、五代10，188名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明代24，624人的近4倍、清代26，849人的近3.8倍。 可见两宋科举取人之盛，这就壮大了文人集团的力量。 （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真正说的是宋代 宋代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对象，面向的群众广泛，应试者不限门第、不论财产、不问学历，只要不是城市工商、僧道还俗之徒、不孝不悌和高祖以下犯有死罪的子弟均有资格应试。取士数量多，则宋代社会上下流动的渠道非常宽泛、畅通。凡有志之士，多数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社会上层。而宋代又特别注意程序公平，并以恩科、特赐第等手段补偿科举失败者，消融其不满情绪，故科举制对维持社会稳定起到很好作用。 在宋代规范的科举制度下，读书做官基本上成为了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唯一通道。利出一孔，因此士人社会地位、声望日隆，科举出身成为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资质。“特赐第”代替了过去的爵位，成为皇帝表彰各方面优秀人才的手段。 科举制的完善还使得社会精英养成了竞争和平等意识，这对宋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植锷先生指出的： 宋学家们在青年时代即从这种关系到个人前途与命运的科场角逐中接受了公开的挑选，从政或从教之后，又碰上大开言路，可以直抒己见，“异论相搅”，其将竞争意识和平等精神带到学术研究之中，也便是极自然的了。 （四）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推动学术繁荣 宋代的学术争鸣十分激烈，亦是宋文化繁荣的动力之一。宋学发展带来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也推动了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变迁。还是以进士科为例，最初其考试内容为：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宋史·选举志一》） 帖经、墨义是诸科考试的主要内容，纯属于记诵之学，类似今天的完形填空或默写，在宋初即已不受重视，故进士以诗、赋、论、策为特色和主要内容。太宗时期，以诗、赋、论三题为常，真宗时期加一场策，即以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但直到真宗时代，诗赋在录取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发解试和礼部试考试采取的都是逐场淘汰制，而诗赋试是第一场。若诗赋不过关，策论就不能参加了。 宋初科举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当时文坛风气仍沿袭唐五代，诗歌创作流行西昆体，文章则骈俪文为主，以文辞雕琢华丽为追求。以之酬酢应对尚可，以之发挥义理、探讨经术，则不如古文体裁的策、论实用。但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无论考官和学子都只熟悉这种诗赋体，所以虽有大臣提倡重策论，而没有行动。 天圣三年（1025年），知贡举刘筠因策论将叶清臣擢为当年进士第二，到天圣五年（亦是刘筠知贡举）则正式规定，把策、论列为取士的标准，就是改变以前逐场淘汰的做法，等三场全都完成后统一阅卷录取。 刘筠、钱惟演都是骈俪文高手，但正是刘筠以策论擢取叶清臣而拉开科举改革的序幕，而钱惟演在洛阳支持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说明复兴古文是有识之士共同的主张。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对科举制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范仲淹对于辞赋、墨义早有不满，认为：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 帖经、墨义是以汉唐注疏为标准考察学子记诵的科目，不利于人才培养。在欧阳修等人参与下，制定的政策是：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就，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宋史·选举志一》）。去掉帖经、墨义，而允许士子发挥大义。 大义即是考生对经文义理的发挥，不必受汉唐注疏，这正是宋代经学研究的特色。此项改革虽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搁浅，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彻到取士中，宋代文风终由此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主持的此届贡举，不仅录取了古文八大家之三——苏轼、苏辙、曾巩，还录取了理学北宋五子之二——程颢、张载，以及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曾布等，可谓千古之盛事。 北宋的第三次科举改革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这次改革，废罢明经诸科，名额都并入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保留了策论，而全体贡生都要考大义。这是北宋科举改革的高峰，故陈植锷先生指出： “从宋学的立场上看，前者标志着有唐以来文章之学在科场统治的终结，后者代表了宋学对训诂之学即汉学斗争的胜利。” （本文是知乎问答）

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