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制度的论文参考文献是

《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这样，从周初开始，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

包括神、天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以此为基础，礼乐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准。周公的“制礼作乐”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形成。

也标志着在此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对礼乐文化的“自发”遵行转变为对礼乐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此，中国文化从神守时代发展到社稷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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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神仪式（礼）与事神歌舞（乐）的结合，也就是“礼乐”的初义。尽管“礼乐”这一概念的深层含义及其复杂的思想内容直到西周才确立，但作为事神仪式的礼乐实践，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

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周公旦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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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礼，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磬、钟、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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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

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

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

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西周礼乐制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它又使乐成了礼的附庸，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并逐渐趋于僵化。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周礼.春宫》）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总之，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晋中之窗030600.net提醒您：周朝得了政权以后，西周王朝以夏商礼乐为基础，在公元前1058年制订了周代礼乐（礼乐的“礼”就是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相互结合的礼仪，“乐”就是音乐，包括乐队、乐舞的编制，乐曲、乐舞的使用，等等。），将其作为奴隶主的行为准则，各级奴隶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享受礼乐——在礼的中间，把贵族和人民分成许多等级，对各个等级都规定了有关生活各个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同时周朝的统治者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他们把礼与乐看得一样的重要，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他们也为各个等级严格规定了应用音乐的制度，从而来体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相互间的关系。例如： 1、关于乐队的排列和各个乐器的的多少，规定王的乐队和所有乐器可以排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的可以排列三面，卿和大夫的可以排列两面，士的只可以排列一面。 2、关于舞队所用的人数和排列的方法，规定王的舞队可以由八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八个舞行，即六十四人组成的一个舞队；诸公可以由六个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六个舞行，即三十六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四个舞行，就是十六人组成一个舞队。（1、2，参考，杨荫浏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p33音乐的阶级化和等级化，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3、关于在举行“射礼”时，不同身份等级使用的乐曲不同，王用《驺虞》，诸侯用《狸首》，大夫用《采苹》，士则用《采蘩》。（参考，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p28宫廷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一个王朝制定一项制度势必要建立与其对应的部门，来保证制度的实施、管理与完善，并形成与其对应的教育体系，来确保制度的推广与传承。 周朝的礼乐制度自然也需要这样的保障，即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归“大司乐”领导，其中的工作人员数目不低于一千四百六十三人。这机构的职务包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方面。但从音乐教育方面来看，该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在一千四百六十三人中，除了少数低级贵族以外，有一千二百七十七人属于农奴阶级。由此可见宫廷音乐机构中创作和表演的主要力量是农奴们。但在音乐行政以及音乐教育方面的各级负责人则都是由贵族承担的，并且随着统治者对音乐各种事宜的重视程度不同，相应的乐官级别也不同，越是重视，乐官的级别越高，由此可看出，统治阶级对音乐活动的阶级控制是十分严密的。 对此，可看出统治者对礼乐制度的重视甚大，以及这个政府工程的浩大。也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深思与反对。例如墨子。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在《墨子·非乐》的上篇中记载，墨子承认音乐能使人快乐，给人以美感，他说：“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耳知其乐也”。但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音乐对于王道、万民来说没有任何利处。其次，他认为音乐解决不了老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音乐非但不能“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墨子认为，王公大人要欣赏音乐，必须制造乐器，造乐器则“必厚措敛乎万民”；有了乐器，必使风华正茂的年轻男女去演奏，如此又浪费了劳动力；有了音乐，王公大人坐而独听，谈不上快乐，何况又浪费了那些听乐的君子、贱人的时间等等。 在音乐教育方面，其实商代的贵族已有专门的学校教育，而在西周，统治阶级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的推行，学校教育变得更为完备。建立了所谓的小学与大学。主要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又以礼、乐、射、御为主。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即世子和国子），但也在自由民和农奴中选拔一些人才，把他们提升到下层贵族的等级中，与上层贵族子弟一同学习音乐。世子是王和诸侯的嫡子，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女。贵族教育从六岁到二十余岁，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礼”、“乐”的比例是很重的。而国子们学习礼、乐的目的，并不像今天这样是去从事各种音乐表演活动。这种教学目的是要使这些青年在学习了音乐之后，能够利用音乐来统治广大的农奴，麻醉他们，防止他们反抗，要人民保持和平态度；他们学习的目的也就自然是要达到统治阶级提倡的“礼乐治国”。“西周音乐教育”说到底也只是西周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各个贵族，以及少数农奴的音乐教育，使等级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并使之传播，从而减小叛乱的威胁，一定程度上的保证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时代的哪个制度的运行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春秋之后，私学开始兴起，逐步改变了礼、乐教育与庶人无缘的局面。各种私学类型很多，教育对象中既有士阶层的人士，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还有民间的从乐人员。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私学教育主要是指民间音乐教育活动。这时期的官学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其重心开始由王室向诸侯公室转移，并且，由原来以宫廷一个教育中心为主开始向多个中心转变。音乐教育的对象与内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教育对象中除了世子与国子外，还包括了乐师、乐工的教育。涉乐人员的增多，促进了礼乐方面的严格规定彻底的被打破，诸侯、卿大夫、甚至士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天子之乐”。因而，礼乐制度的被打破也得到了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荀子）的痛斥。 但无论思想家们如何评论西周礼乐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礼乐制度的诞生，周代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发展高峰时期，它建立了我国最早的较完善的音乐机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为我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单对中国音乐来说，西周礼乐制度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加速器，它通过帝王的支持、鼓励与领导，使中国音乐在当时世界音乐界留下了永远的画笔。这画笔永远昭示着祖先的智慧与才华，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现代中国音乐的前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