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主题方面论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封建制度与神权政治的来源PASSANT520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PASSANT520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PASSANT520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PASSANT520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PASSANT520 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概念是： ①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 ②形成了与封主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 ③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 很明显，这是与神权，中央集权相矛盾的，因此，王权与神权的斗争，王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长久不曾停止。PASSANT520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复兴，地方势力逐渐加强，王权也一定提高，神权则日趋衰弱，知道文艺复兴与新教诞生，神权政治的时代成为过去PASSANT520 1215大宪章的签订。则是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斗争的典型势力，为以后的互相融合，互相尊重的内阁制度和宪政打下基础。 大概这样，LZ最好润色一下语言，字数1000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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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考察时，便会发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天主教神学是西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一旦把视觉转移到政治领域，尤其是用来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一命题，来套用整个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互有消长的马鞍型；从空间上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西欧各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各异，甚至截然不同。时间是非常公正的历史老人，它会把一切如实地披露出来。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在斗争中互有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以马鞍型展现出来。最初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权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崛起。当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时，西欧社会的历史便掀开了新的一页，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从而也就开始了长达12个世纪的教权与君权在合作与争斗中互有消长的欢喜冤家的一段历史。在蛮族入主之初，罗马派（即后来的罗马正教，亦称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或者他们祖先的原始多神教，他们把罗马基督教视为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一样的仇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剥夺了它们的广大地产。克洛维在没有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法兰克人对高卢罗马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他蛮族逊色，著名的苏瓦松瓶子就是从教堂抢来的。《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哥里在书中明确记载，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受洗，皈依罗马教之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罗马教会的势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克洛维建立墨洛温王朝之后，使开始组建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法兰西教会的古代名称）教会。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这固然反映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开始形成，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基督教已转变成为封建主服务的天主教，但更说明了君权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是何等的厉害。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1]，克洛维虽然未曾直接任命主教，但始终在幕后操纵，其继承者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对主教选举进行赤裸裸的干涉。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势力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是联盟的主导者仍然是君权而非教权。加洛林王朝形成的惯例是，没有国王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被选为主教。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教民要推选主教，必须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奖。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之手，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所控制，其继承者虽然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从未放弃控制罗马教皇的政策。824年意大利国王罗退尔颁布的“罗退尔宪章”的誓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誓文说：“除保留对教皇的忠贞外，对吾主皇帝路易与罗退尔，将终生效忠，竭尽智力，避免虚伪，避免非法选举教宗，凡本人所同意之人当选，不得接受祝圣，除非在皇帝代表与人民面前宣誓对皇帝效忠[2]。如前所述，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所以大加干预和控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桀傲不羁，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多伯特在他的《巡阅使》中说：只有巡阅使才能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3]。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赠予及权益。779年，查理把人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列入国家的税法中，扩大了教会的税源。在此之前，什一税是教徒自愿赠予的。查理把主教和修道院长看作是自己的附庸，给予他们的赠与如同世俗分封。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4]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查理曼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并规定会议的内容，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再次，为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在802年关于巡阅使的敕令中，颁布了限制教会权力和修道院生活的法令。并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加紧培养教士的宗教意识。查理的宫廷教士阿尔古因在办教会学校时很明确地表达了查理的这个意图。“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5]。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尽管800年圣诞节查理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接受了利奥三世为他戴上的皇冠，甚至最初不喜欢罗马人皇帝这个称号，但是很快就看到皇帝称号为其统治带来的各种好处。首先，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查理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东邻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相埒，其威望超过了法兰克国界。802年，查理在亚琛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命令全体人民，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都要向他进行新的宣誓效忠。813年，查理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子路易举行皇帝加冕礼，以表明皇帝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还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sū＠①基督本人的代理人。”[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除了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外，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496年，当克洛维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率三千新兵受洗，皈依天主教之时或之前，征服西欧的其他日耳曼各族，大都接受了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早在民族大迁徙运动之前的四世纪中叶，就在克里米亚成为了阿里乌斯派的信徙，东西哥特人在他们叱咤风云，攻掠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其他的日耳曼各族，如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或者一开始就属于阿里乌斯派，或者后来改宗阿里乌斯派[10]。就连侵入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六世纪也曾压制属于罗马基督教系统的英国本土的基督教。虽然随着封建化的演进，蛮族王国的国王和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其利益与残留的罗马大土地领主以及天主教会渐趋一致，需要取得天主教会对其利益的维护和统治的支持，但是，由于接受天主教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还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的文化积淀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无疑给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使其传教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例如，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皈依天主教之前，英格兰就曾接受过天主教，但只是昙花一现。当633年异教国王默西亚的彭达战胜和杀死埃德温后，诺森伯里亚又恢复了异教信仰，其后又几经周折，直到641年，诺森伯里亚的新国王奥斯维确立在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后，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才牢固地确立起来。英格兰到718年才承认罗马的权威，威尔士则迟至12世纪才确立起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很显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君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的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满载亨利三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但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则十分有利。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王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必须全面的、辨证的分析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权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教权、君权的的斗争，你网上自己看看圣神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和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斗争好了。太多了，1000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