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释论文范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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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