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史论文格式

以国家历史文化为题的作文可以写古代的皇帝、战争、英雄、古代四大发明等等，写四大发明的话可以分开介绍。

翻开我们的历史书，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使我感到非常自豪。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是从我国传播出去的，它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制成纸，这种改进的原料容易找到，价钱也很便宜。从这起，纸的生产量便增加了，为以后书籍的印刷和文化事业的发晨创造了物质条件。真不敢想象，现在世界上没有了纸张将变成什么样子。

在北宋以前，人们印书采用的方法都是“雕版印刷"，印一本书就刻一块版，很麻烦，而且刻了那么多的字只在印同一本书，印别的书用不上，所以印刷工人的工作量非常大。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改进对我国人民的生活，生产也有比较突出的贡献，毕升的活字印刷是用胶泥制成的方形泥块，在泥块的正中刻上一个反字，用火烧硬，成为陶活字，许许多多这样的活字，根据不同文章的需要进行不同的排列，就能印出各种书来。后来，人们又用了木头、铜、铁、铅等制活字排版印书。

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指南针最初叫司南，因为它的一端转动后停下来，总是朝南面的，因此叫“指南针”，如果没有指南针，不仅郑和不能七次下西洋；哥伦布也不能发现北美大陆；达·伽马也不能发现欧——亚——非新航线；就连现在的飞机也无法在空中飞行。当然也更谈不上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进行石油勘测、科学考察了……

火药也是我国人民发明的。虽然在当时的唐朝用火药制成的只有火箭、火炮、突长枪等。但在现在用途却大了，有了火药便可以制止外国的侵略了。

作为一个“四大发明”的故乡人，我深为祖国有这样灿烂的文化自豪，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历史毕竟是历史，已成为过去，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把祖国建设得更繁荣、强大，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呢？

竹报平安 胸有成竹 节节高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面积最大、开发利用竹资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素有“竹子王国”之称。竹子因青翠挺拔、奇姿出众，凌霜傲雪，四时长茂受到了人们的称颂。人们赋予它心虚节坚、坚忍不拔、风度潇洒的“君子”美誉。在悠悠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竹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悠久的文化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中国竹文化。 一、中国竹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一）中国竹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心灵的庞大载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依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产生之后，一直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学以及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民族，因而也是一个热爱森林、创造森林文化的民族。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文明在森林中诞生和发展，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诞生于森林中，在森林中得以发展而辉煌于世。森林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森林文化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独特风土基础之上。悠久的森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竹文化是森林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分支。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一句名言，揭示了中华文明史中一个特殊的现象：竹作为一种特殊的质体，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竹子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并渗透和凝聚于精神文化之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色彩，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竹文明，积淀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竹文化。 （二）竹子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情操 英国著名学者，研究东亚文明的权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东亚过去被称为“竹子”文明，中国则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甲骨文中竹子符号的出现到竹部文字的创造和发展，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竹子文明的历史演进。著名竹子专家熊文愈教授详细统计了甲骨文�殷商、金文�周、《说文解字》�东汉、《玉篇》�梁、《字汇》�明、《康熙字典》�清等各代重要字典中竹部文字的数量。根据出土文物和有关典籍记载，论述了竹子与中国古代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武器、文化艺术、音乐以及人们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密切关系。中华文化浸透了竹子的痕迹，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繁荣，也是一部竹子文化繁衍和发展的诗篇，由此可见，中国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是名不虚传的。 正如苏东坡所述：“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就拿“书者竹纸”来说，从殷商时期出现在竹简上的刻字，到六朝时期发明的竹纸，竹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积累的载体，在文化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对保存人类知识、形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三）中国竹文化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华夏竹文化，上下五千年，衣食住行用，处处竹相连”。竹子四季常青、姿态优雅、鞭根发达，不但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且有很好的生态、旅游、观赏价值，在绿化环境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竹文化的发展，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更在精神层面上熏陶了人们的情操，成为品格的象征。 二、中国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竹文化就是以竹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可以分为竹文化景观和竹文化符号。竹笋、竹制书写工具、工艺品、乐器、舞蹈道具、日用器物、生产工具、建筑、交通工具等是构成器物的物质材料，文化内涵的显示不是竹本身而是竹所构成的器物及其使用规范，它能显示出文化性的人化了的自然，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特定的实践需要而有意识地用竹所创造的景象，此为竹文化景观。而宗教、文学绘画、伦理规范中的“竹”本身即直接表现与象征着人的情感、思维、观念、价值、理想等精神世界，此为竹文化符号。 （一）竹文化景观 竹文化景观是指人化了的竹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文化性质，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生产需要、书写需要、审美需要等有意识地用竹创造的景象。竹文化景观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理倾向和特点，又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进化的程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竹密切联系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用。 衣——竹服饰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一。从服饰方面看，秦汉时期就出现用竹制布、取竹制冠、用竹做防雨的竹鞋、竹斗笠，并沿用至今。古代人使用的竹簪、竹蓖箕、竹箍等，都是用竹制成的容饰器，震惊中外的马王堆出土文物，发髻上就插有竹笄、角笄、玳瑁各一件，体现了他们对美的追求。现在运用高科技还可以将竹纤维与纯棉、真丝合成纤维或交织制成服装、毛巾和床上用品等。 食——竹饮食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二。从饮食方面看，根据《诗经》、《禹贡》等文献记载，竹笋在西周时期已成为餐上佳肴，此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竹笋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桌上名菜。竹不仅可以充饥裹腹，满足口舌之好，而且被赋予浓厚的文化内涵，倾注了生长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民族对于植物格外厚爱的感情。 住——竹建筑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三。从住宅方面看，竹被中华民族用作房屋各个部分的建筑材料，甚至到了“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的地步。中国竹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生活观念、尚俭归朴的生活情趣、优美和谐和空灵飘逸的审美理想。 行——竹交通工具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四。从交通运输方面看，竹是一种重要的营造材料，人们用竹来开路架桥、制舟做车。在需要与条件制约之下发明创造的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代代承传，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质点。竹制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一方面显示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和极富想象力的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禁严的等级观念和追求平等的文化心态。 用——竹生产生活用具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五。竹制生活器物。竹材被中华民族大量用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物，如：炊饮器具、消暑用具、家具等。竹制日常生活器物的制作工艺、形制、大小及使用制度，构成一副别致的中华民族生活风俗图和中华文化景观，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强烈理性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生活艺术化的情趣。 竹制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产业都有竹制生产工具。在中国古代生产中，无论是简单工具还是复杂工具，竹都是生产工具的一种重要制作材料。竹制生产工具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性和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中华民族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的智慧、勇气和理想，显示着中华文化对待自然因地制宜、轻视永恒、肯定已然的现实精神。 竹制书写用具。中国的书写工具别具一格，书写材料亦颇有特色并富创造性，而竹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竹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书写工具，作为创作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工具，历久不衰，宣笔、湖笔、湘笔等名笔的笔杆均由竹制成。早在中华文化的发轫时期商朝末年周朝初年，竹即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书写材料——竹简。至春秋时期，竹简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书写材料。直至南朝时期，流行了约两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主要书写才被纸所完全取代。然而，竹与书写材料的密切联系并未由此中断，竹不再作为直接的书写材料，但至迟在唐朝中叶却作为书写材料之上品竹纸的加工原料而成为书写材料的重要因素。竹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尤其是竹制书写工具是使汉字的书写艺术化而形成书法艺术，以及形成中国画画法的一个重要动因。竹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观念。 娱——竹娱乐品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六。工艺品是器物由实用走向审美、人类精神需求增加的结果，兼具实用与审美两种功能，既是物质生产技能的集中体现，又显现出文化性格与审美追求。这两方面的表现均需借助于其构成物质材料的形状、色彩、造型的变化，因而体悟与分析工艺品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不能忽视其构造材料。在蔚为大观的中国艺术品中，竹制工艺品是颇具特色且种类繁多的一类，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娟秀细腻、清新淡雅、柔和婉约的审美趣味。 竹制乐器。竹是中华民族乐器的重要制作材料。被列为中国古代的音乐分类“八音”之一，甚至常用“竹”代表管乐，用“丝竹”代称音乐。竹制乐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协调”的态度，亦显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简明、灵活的特征。 竹生活环境。从人类的生活环境看，竹子也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竹子独特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决定其具有广泛的生态效益：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和为其它生物资源提供生存环境，备受人们的青睐，古今人们都用其保护和美化人类的生活环境。 （二）竹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用于较稳固地象征某种特定意义的事象。竹被中华文化赋予象征宗教观念和理想人格、表现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功能，中华民族的内在情感、观念常借竹而得以象征与表现，因而竹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符号。 竹宗教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一。中华文化在战国时期开始把竹神圣化和非凡化，对之加以崇拜。天师道把竹视为具有送子和延寿神秘力量的“灵草”，人们常崇拜竹以祈求得子或求子健康成长，以驱病延寿。彝族、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视竹为本民族源出的植物或搭救其祖先性命之物，作为本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进行祭祀，竹成为一种图腾。竹宗教符号象征着中华民族虔诚的宗教情感、对现实的态度及对未来的热望。 竹民俗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二。竹子在民俗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竹文化联系着口承文艺、游乐活动和民间习俗；祭祀、婚丧、交际、节日、朝规等社群文化构成了民间竹文化的重要元素。 竹诗歌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三。早在远古时期，竹就被当作原始歌谣的描绘内容，其后《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对竹和竹制器物均有大量描绘，但竹或竹制器物仅只是意境的一个构成要件，尚未成为中心意象。至南朝时期，伴随着山水诗的出现，以竹为中心意象的咏竹文学诞生了，其代表就是谢跳的《秋竹曲》和《咏竹》。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对竹吟咏不断，创造出大量咏竹文学作品。竹之挺拔、常青不凋之色以及竹的摇曳之声和清疏之影，尽入诗怀，并借以象征与表现虚心、高洁、耿直、坚贞、思念等情志和思想，构成情志依附于竹意象、情志贯注于竹意象、情志超越于竹意象几种文学符号类型，显示出清新淡雅、幽静柔美的审美特征。 竹书画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四。中国绘画画竹始于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画的重要一科——墨竹画已问世，北宋文同、苏轼等人开始大量画竹，完善了画竹艺术。清朝涌现出倾毕生精力于竹的画家——郑燮，他不仅留给我们大量写竹画，而且在画竹艺术上多有创新、理论上颇多总结。从正直、高洁、孤傲、坚贞、抗争到直爽达观、体恤民情等，画家们都借画竹得以象征与表现，并构成别具一格的简淡逸远的绘画风格。 竹造景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五。竹子是中国古典园林中重要的植物材料，从上林苑、辋川别业到寿山艮岳，都有竹子景观的记载。现存的江南古典园林中有不少竹子造景的范例，如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沧浪亭的“翠玲珑”、留园的“碧梧栖凤”、个园的“春山”等等。竹子造景可通过题咏、匾额、楹联、名人故居、雕塑以及竹韵景石等艺术手法渲染竹文化，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意境。 竹人格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六。竹在中华文化中被人格化，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的人格评价、人格理想和人格目标的一种重要的人格符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和道家设计出两种迥然相异的人生道路和人格理想：建功立德与遁迹山林、刚正奋进与淡泊自适。这迥然相反的二元人格标准构成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系统，竹人格符号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意指着中国传统人格的整个结构和系统。 三、中国竹文化的核心及特征 （一）中国竹文化的核心 白居易在《养竹记》中总结竹的品性“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将之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中赋予竹子“刚”、“柔”、“忠”、“义”、“谦”、“贤”、“德”等品格。在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把竹的特性拟人化，如人们极易由竹的不畏严寒联想到人的坚贞不屈的人格品质，由竹的清风瘦骨联想到一种“超然脱俗”的人生境界。这种竹的自然属性同人的人格特点发生契合是中国竹文化的核心所在。 郑燮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诗句都是借竹来表达自己的情怀或表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而湘妃的斑竹泪更是使竹成为女子对于爱情坚贞不渝的写照。享有诗佛之誉的王维最擅长以竹来传达自己的禅悟体验：“独坐幽徨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生产生活的资料到具有自然观赏价值的景物再到表现人类精神追求的审美载体，竹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自然到“人化的自然”再到“自然的人化”，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转变标示出人们对同自己息息相关的自然的终极关照。 （二）中国竹文化的特征 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竹文化具有浓重的文学和美学、宗教和民俗、生活和乡土气息特点。它既有道德人格的比附意义，又有理想爱情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是禅宗禅趣的载体。 中国竹文化具有突出的伦理主义特征。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结丛，折射出中华文化的整体光彩，竹文化的伦理性特征正是中华文化伦理性的反映。竹文化渗透的领域之所以如此广泛、所凝聚的民族精神之所以如此深厚，是因为竹的某些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异质同构性”，竹文化兼收并蓄地融合了中国古代诸家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伦理精神对竹提出了文化的需要并赋予它丰富的内涵，“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则使竹与人及其文化相结合。 竹文化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识。无论是竹文化的构筑材料、形制特征还是它所体现出的文化氛围，无论是竹文化的能指还是它所象征与表现的意指，均能非常鲜明而突出地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特色，透露出深厚的中华内涵。一双竹筷，一座竹楼，一架竹桥，一根竹笛，一把竹丝扇，一只竹管毛笔，一首咏竹诗，一副墨竹画，一句“无竹令人俗”的人生格言……无不弥漫着迥异于欧洲文化、非洲文化、拉美文化的中华文化的浓郁气息：竹筷是中餐别于西餐的标记，筒车是中国古人独有的运输工具，竹丝扇是中国能工巧匠的杰作，竹管毛笔是古老中华文化的象征，竹笛是中国特有的乐器，咏竹诗是中国咏物诗的一类，墨竹画代表着中国画，借竹喻人格只为中国哲人所道出……不必诠释，无需标签，人们自会睹物思人，见景生情。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通过竹及其他文化事象得以显现，从而与其他文化判然相别。 四、中国竹文化的源流与现状 （一）中国竹文化的源流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竹子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竹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证实，原始时期中国竹林的分布，西起甘肃祁连山，北到黄河流域北部，东至台湾，南及海南岛。中华文化发源的两大中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正是在竹林生态区域之内。我们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正是在这种竹生态环境下产生和演进的。竹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字、生产、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日常生活，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毫不逊于石器、金属，以致于积淀成为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的中国竹文化。 竹子的使用确切记载源于仰韶文化。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掘了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辨认出“竹”字符号，说明在此之前，竹子已为人们所研究和利用，也即是我国人民研究和利用竹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时器时代。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崩溃的仰韶文化，而“竹”字的原始符号则应在此之前就已出现了。研究表明，我国商代就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其中之一是用作竹简，即把字写在竹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汉字“册”即由此而来。竹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殷商时代用竹简写的书叫“竹书”，用竹简写的信叫“竹报”。竹笔的发明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开拓性的一页，在殷代文化遗迹出土的甲骨、玉片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湖北曾侯乙墓和汀鄂出土的春秋战国墓的文物中也有佐证。 早在九世纪我国已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约早一千年。关于用竹造纸，明代《天工开物》中作了详细记载，并附有竹纸制造图。用竹造纸，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随着时代的发展，竹在生活中更是大展身手，与人们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二）中国竹文化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丰富的竹资源为我国古代用竹、种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是中国竹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中国对竹子的培育和利用已有六千多年历史。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加强，竹子的优良特性和开发价值得到重新认识，且已被逐步推上生态环境建设和山区经济建设的历史舞台。 竹子具有其他一般树木无法比拟的多重特点和优势，发展竹资源、开发竹产业能把生态建设和产业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生态建设的同时推进产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兴建了大量的竹子公园、竹子博物馆。典型的竹子公园有北京紫竹院公园、上海万竹园、南京菊花台公园、成都望江楼公园及广州晓港公园等；以竹景为主的“园中园”主要有北京植物园的“集秀园”、杭州黄龙洞圆缘民俗园的“方竹园”、马鞍山采石矶公园的“万竹坞”等。位于安吉县竹种园内的中国竹子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展馆面积最大、展品最丰富、设施最先进的竹子专题博物馆。 中国竹业的盛典——1997年开始每两年一届的中国竹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和首届十大“中国竹子之乡”的评选，为我国竹文化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1997年11月，总部设在北京的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竹藤组织的正式成立，更是世界竹业的一大盛事。 对竹文化进行研究的组织机构、科研成果、专著论文等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神奇朴实的中国竹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在中华民族精神长河中留下了深长的历史投影。它正以倔强的生命力随着文化传统对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实现同现代文化的综合，以形成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和品格。

它正直、根固﹑质坚﹑潇洒挺拔,努力积极向上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是由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决定的.（1）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或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间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这种相互学习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倘若我们从更大的宏观上来探讨,我们就能发现,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东方”在这里即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文化,欧洲史学家早有这个观点,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里（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上、中、下三册,1986年第5次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世界历史全局出发,共发现了二十一个或二十三个文化（汤因比称之为社会或者文明）：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又可以分为拜占庭和俄罗斯两个东正教）、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以、远东社会（又可分为中国和朝鲜、日本两部分）、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印度河流域社会、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马雅社会、黄河流域古代中国文明以前的商代社会（见原书上册,页43）.汤因此明确反对只有一个社会——西方社会这一种文明统一的理论.他认为这是“误入歧途”,是一个“错误”.虽然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经西化了,其它的社会（文明）大体上仍然维持着本来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原书上册,页45-48）（2）科技方面的贡献.四大发明、天文历法、中医药学、农业科学、算盘,二进制：数的一种表示法,十进制是逢十进位,二进制是逢二进位.二进制只用“0”和“1”两个记号,现代电子计算机大都用二进制.炼丹术：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炼丹术又影响了欧洲炼丹术,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炼丹术的世界意义：“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西班牙向西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整个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作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22-333页）中国瓷器和丝绸制作技术的传播,古代丝绸之路.（3）中国艺术中国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曾使几代西方哲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18世纪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把东方称为“一切艺术的摇篮”,并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它”.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中国艺术有一种无边无涯的富饶性.”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欧洲风靡罗科科风格,而罗科科风格的核心是崇尚、追求包括丝绸、瓷器、漆器、园艺、建筑在内的中国艺术情调.中国情趣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在园林布置方面.欧洲人认为,中国园艺兼有英、法二国之长.他们说,中国国艺匠心独运,崇尚自然,不像欧洲那样整齐呆板.于是中国式的庭园一时流行于欧洲各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地都出现了中国庭园的模仿物,遗迹至今尚能见到.中国绘画也传入欧洲,主要是中国的山水画和人物画,在瓷器上表现最为突出.有一些画家也作有中国情趣的绘画,比如孤岛帆影、绿野长桥之类.据说梵高也学过中国泼墨书.（4）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国外影响广泛.《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德国文豪歌德在谈到中国文学时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黑格尔则认为：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作”.（5）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亦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深刻影响.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他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导论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他的这一论断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欧洲旧传统之先河.莱布尼茨又比较中西文化说：“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因此,他极力主张进一步扩大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国文化的伦理型倾向也引起欧洲思想家的广泛注意,他们认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首先紧紧相联的国家只有中国”.直到法国大革命,中国哲学中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党史人发生影响,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六条说：“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驰名全球的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希特,便专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墨翟的“非攻”、“兼爱”等思想,老庄修身治国的哲学理论以及“柔弱胜刚强”的学说,均为布莱希特所特别关注.中国哲学不仅给布莱希特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而且大大开拓了他的哲学眼界,推进了其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中国传统哲学在19世纪的俄国也颇有影响.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便极感兴趣,他研究过孔丘、墨翟、孟轲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而对老聃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一直持续到暮年.他曾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勿以暴力抗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聃“无为”思想的启迪.钱穆（1895-1990）先生说：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俞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个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6）中国经籍西传（录自季羡林先生论文《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四书、五经在中国历史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中国经籍西传,首当其冲的理所当然也就是这些书.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利玛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还本国.天启六年（1626）,比人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大学》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刻于建昌.殷氏又将《中庸》译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和康熙八年（1669）分别刻于广州及印度果阿.《论语》之最早译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比教士柏应理返回欧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巴黎发刊其著作《中国之哲学家孔子》.中文标题虽为《西文四书解》,但末译《孟子》,名实实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奥国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写的《中国杂记》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卫力济（Francois Noel）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及《孝经》、《幼学》,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六年译为法文.卫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与上书同时同地刊出.白晋著有拉丁文《易经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2）,白晋自北京致书德国大哲学家莱勃尼兹,讨论中国哲学及礼俗.现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经》之华文稿本十四种.宋君荣曾译《书经》,刘应译《礼记》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马若瑟节译《书经》、《诗经》.康熙四十六年（1707）,马若瑟自建昌府致函欧洲,讨论儒教.雷孝思参加绘制《皇朝一统与地全国》,对中国古籍亦有研究.傅圣泽有《道德经评注》,为拉丁文及法文合译稿本.他又用法文译《诗经》.赫苍壁于康熙四十年（1701）来华,亦曾从事翻译《诗经》.（7）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学界和商界有很大影响.（8）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重大影响梁启超曾分中国史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而以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时期.从秦至清约2000年间,中国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国文明如同水向低处奔流,气体由浓聚点向稀释区扩散,强烈地影响着亚洲国家,日本、朝鲜和后来独立的越南,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受容中国文化.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4世纪中叶,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次遣隋使,新兴、强大的隋帝国给日本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7世纪初,圣德太子仿效中国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推行了“推古朝改革”.革新初见成效,使日本国统治者更坚定了移植中国文化的信心.唐帝国建立后,政制的完备、军事的强盛、文化的发达都呈现出罕有的壮观,日本国统治者对唐文化敬慕万分,公元623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人上奏朝廷云：“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200多年中,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8次.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的策动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著名的大化革新.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一样,大化革新是以“中华化”亦即唐化为最高理想.在奈良朝约80年间,遣唐使达于全盛.使团组织庞大,团员常多达五六百人.使团中除大使、副使外,包括留学生、留学僧和各种技术人才,他们“虚至实归”,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盛唐文化引入日本.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亦溯源久远.还在古朝鲜时期（前5世纪——前1世纪中叶）,儒学与汉字便输入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前1世界中叶——7世界中叶）,朝鲜三国从不同渠道大规模吸纳中国文化：高句丽从陆路传入儒教,以汉儒的典章制度为重点；百济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文化,吸收了六朝的多样性学术思想；新罗则是经过高句丽、百济间接地吸收中国文化.迨至唐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积极向唐遣送留学生,入国学习中国文化.新罗统一朝鲜后,更以唐制为立国轨范.汉字曾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中国境内各民族、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都曾以它为正式甚至唯一的书写系统.汉字成为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与儒教（中国周边地区对于儒学的称呼）、佛教等的传播密切相关.在朝鲜半鸟,汉字的传入与使用,与儒教经典的传入与使用同步.在日本,最早的汉字传入的记载,也就是最早的儒教经典传入的记载.在越南,汉字随“化训国俗”的儒教《诗》《书》传入,所以古代越南人又把汉字称作“儒字”.随着东亚各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确立,儒教经典成了东亚各国的通用教科书.这样的历史延续了一二千年,学习汉字的历史便也同步延伸.当然,后来还得加上佛教乃至道教的作用.在使用汉字的同时,有些民族或迟或早也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时汉字往往会成为参照的样本.日本的“假名”利用了汉字的偏旁,而“假名”的说法与“真名”（汉字）相对,显示了浓厚的汉字尊崇意识.朝鲜半岛的“谚文”虽然是拼音文字,但也利用了汉字的笔画和结构方式,而“谚文”的说法也与“真书”相对.越南的“字喃”（又称“喃字”,即“南字”）,利用了汉字的构件（偏旁）和构字法（假借、会意、形声等法）,读音依据“汉越音”（唐代传入越南的汉字读音）,以“南字”与“中字”或“北字”（汉字）相对.中国历史上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都利用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汉字曾经比各民族文字更高级,更时髦.在古代的朝鲜半岛,汉字级别最高,“谚文”次之.古代日本人写文章,善用假名的,不如善用“真名”（汉字）的；男人多用汉字,女子多用假名,文字等级暗示性别差异.越南的汉文学作品,远多于“字喃”文学作品.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风东渐,也由于中国积弱,在东亚各国,汉字的地位空前的挑战.有的限制使用汉字,有的禁止使用汉字,有的走上了拼音化道路.然而,随着中国走向伟大复兴,近年来汉字在东亚各国重新受到重视.可以预见,以后中国人去东亚各国旅行,会像古人一样方便,因为到处都有汉字.在东亚各民族语言中,都存在大量汉字词汇.比如在韩语、日语、越语中,它们都占到词汇总数的六成以上.所以汉字对于这些语言的影响便也依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在些古汉语词还活在东亚各国的现代语里,成了“活化石”.如韩语里叫未婚小伙子为“总角”（出于《诗经》）,日语里说车站还用“驿”越语称博士为“进士”,院士为“翰林”,钟表为“铜壶”……古代中国人把大门叫作“玄关”,它在日语里一直保存着本义,但近年来回传中国,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门厅”.汉字的影响此消彼长,风云诡谲,汉字词汇的表现神出鬼没,气象万千,它们共同构成了东亚文化史的厚重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