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津冀论文范文资料

京津冀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北靠燕山山脉，南面华北平原，西倚太行山，东临渤海湾，西北和北面地形较高，南面和东面地形较为平坦。由西北向的燕山-太行山山系构造向东南逐步过渡为平原，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点。从地貌上看，该区域囊括有多种地貌特征，但仍然以平原地貌为主，沿渤海岸多滩涂、湿地。海河流域以扇状水系的形式铺展在京津冀地区。京津唐地区为我国四大工业区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进行交通联络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3.1 京津冀都市圈工农业生产用水效率分析

京津冀都市圈水资源紧缺，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就把节水列上议事日程，应用体制、措施等手段实施节水。目前，该地区全面节水已取得明显成效，节水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水资源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和行业间节水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北京、天津等城市工业用水重复率较高，超过了我国的平均水平，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较大（表2.12）。

京津冀都市圈2004年人均用水量284m3，相当于全国平均的64%；万元GDP用水量140m3，相当于全国平均的32.48%，其中天津最低，只有75m3；综合灌溉定额只有295m3/亩；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约77%，比全国平均高约7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沧州超过80%（表2.12）。

表2.12 京津冀都市圈2004年用水效率

资料来源：北京市水务局网，2004年。

另外，农业灌溉用水仍然是京津冀都市圈内占有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并且用水效率低下。当前农业生产多属资源消耗型，比第二、三产业更为隐性和长期，几乎谈不上对于水源的涵养。当前农业用水、种植业的漫灌、蒸发和下渗多，植物实际利用低，尤其干旱地区的蒸发更多，滴灌和微渗节水效果显著，但对于作物吸收和正常的生长不利，也不利于农事操作；养殖业虽然蒸发不多，但用后废水直接排走，用于种植业灌溉的很少，并未从根本上提高利用率，生态模式优化还未提到日程；用水利用率低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虽然天津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但是天津的工业用水量却明显低于北京和河北八省市（图2.3），这是因为天津是较早开展循环经济的城市，而北京开展循环经济相对较晚，近几年才开始城市结构的调整，效果最近才逐步显现，但远不如天津。

图2.3 京津冀都市圈1995～2004年工业用水量变化

2.3.2 京津冀都市圈居民生活用水变化趋势分析

从图2.4可以看出，天津在居民生活节水用水上效果明显，而且整体呈现良好的稳定趋势。这是天津较早实施水资源循环经济政策产生的效果。

图2.4 京津冀都市圈居民用水变化情况

天津市按照以供定需原则，以制度建设与实施为重点，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开发利用海水等非常规水源。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实施节水器具市场准入制度，深化水价改革，大力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2004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85%，非居民计划用水率达到91%，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55%，城市供水量比2000年下降了17%。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63万亩，相当于有效灌溉面积的50%。天津的节水用水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图2.5 北京万元GDP水耗变化图

2008年北京市水资源消费量为35.1亿m3，比上年上升0.9%。北京万元GDP水用下降，居民用水量呈上升趋势。按现行价格计算，万元GDP水耗为33.66m3（图2.5）。这主要是由于优化了产业结构，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格局。

北京市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不断增加，到2008年底常住人口已达到1695万。这使得北京的发展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来自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北京自然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北京的居民生活用水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些导致了虽然北京的万元GDP水耗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居民生活用水居高不下，而且逐年上升（图2.6）。

图2.6 北京居民生活用水变化图

呃呃呃的地方道德底线出发VB巴巴爸爸独体字是以笔画为直接单位构成的汉字，它是一个囫囵的整体，切分不开，从图画演变而成。独体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构成合体字的基础。独体字指汉字的一个字只有一个单个的形体，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这种字大都是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因为这类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成的，所以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整体。如日、月、 山、水、牛、羊、犬、隹、人、止、子、戈、矢等都是独体的象形字；如天，立，上、下、一、二、三、儌（四）、见、臣等都是独体的指事字。 应以不能拆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为独体字。其中，部件应以在字源上有独立意义为准。扩展资料：独体字暂时在使用的汉字里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合体字。但独体字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们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字从古使用至今，而且绝大部分同时又都是合体字的构成部件，作为偏旁构成合体字，构字能力极强，这使得独体字成为了汉字系统的核心。例如以“木”为偏旁构成的现代常用汉字就有400多个，其他如 “口、人、日、土、王、月、马、车、贝、火、心、石、目、田、虫、米、雨”等， 构字频度都相当高。 掌握了这些常用的独体字，进而学习其他汉字也就不难了。主要是由笔画组合关系的不同来体现的，例如“八”与“人”是离散与连接的区别， “午”和“牛”是一笔交叉和多笔交叉的区别。 其他又如“九—几”、“天—夫”、“刀—力”、“开—井”等字。独体字的笔画形状及笔画组合，往往是因字而异，学习时只能一个一个死记，不能类推。初学汉字的人感到汉字难学，与此不无关系。

许月卿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与管理系，北京，100094）

摘要：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京津冀三省市1996～200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1990～2003年，天津、河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呈减小趋势，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呈减小趋势。1996年和2003年，三省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生态足迹，出现生态赤字，人口、经济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的需求已超过三省市的生态系统承受能力。从横向比较看，三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超出全球和中国平均水平，三省市生态发展均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持续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单位面积资源生产量和效率，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改变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京津冀都市圈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是近年兴起的一种以土地为度量单位的定量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生态足迹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最早由加拿大学者William Rees和Wackernagel于1992年提出并于1996年完善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1，2］。由于生态足迹计算结果直观明了、具有区域可比性，自1992年其概念和研究方法问世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计算方法得到广泛应用［3～8］。

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沿海地区三大都市经济圈之一，同时，京津冀都市圈也是我国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之一。协调好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是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京津冀都市圈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到底有多大？经济可持续性如何？本文根据生态足迹原理和计算方法对京津冀三省市1996～2003年的生态足迹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计算了其土地生态承载力，并与其他省市和国外进行了对比，旨在揭示京津冀三省市土地生态承载力和资源利用强度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探讨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

1.1 生态足迹概念和原理

生态足迹模型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6］。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物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主要包括6种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人类为维持生存所消费的各种产品、资源和服务的量都可追溯到提供生产该消费所需的原始物质与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这是人类对生态足迹的需求。而自然所能提供的为人类所利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则为生态足迹的供给即生态承载力。若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则出现生态赤字，说明该地区发展模式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若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则出现生态盈余，说明该地区发展模式处于相对可持续性状态。

1.2 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前提：①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②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

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分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两部分。在计算生态足迹时，引入均衡因子的概念。均衡因子是指一个使不同类型的生物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在生物生产力上等价的系数，它将具有不同生态生产力的生物生产面积转化为具有相同生态生产力的面积，从而使各类土地之间具有可比性。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Wackernagel 引入产量因子（yield factor）的概念，即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态生产力与同类土地的世界平均生态生产力之间的比率，从而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进行标准化。

生态足迹的计算步骤公式为：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式中，aai 为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hm2）；ci 为i种商品的人均年消费量（kg）；Pi 为 i 种消费商品的年平均生产能力（kg·hm－2）；N 为人口数（人）；Oi为第i种消费品的年生产量；I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进口量；Ei 为 i 种消费项目的出口量；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ef 为人均生态足迹；r j 为第j类生产性土地均衡因子；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EF为区域生态足迹，N 为区域总人口数。

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步骤公式为：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EC＝N×ec

式中，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hm2/人）；rj为均衡因子；yj 为产量因子；aj 为人均占有的第j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hm2/人），EC 为区域生态承载力（hm2） N 为区域总人口数。

2 京津冀都市圈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

2.1 生态足迹计算方法与过程

根据上述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利用《河北省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1991～2004年统计数据，对京津冀三省市近十几年来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进出口明细表，而且能源数据采用的是实际消费量，所以京津冀三省市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部分：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生物资源消费主要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和林产品；能源消耗部分主要包括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电力等。在生物资源消费的计算中，生物资源折算面积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1993年计算的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资料［4，9］，将京津冀不同时期的生物资源消费量统一转化为提供这类消费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能源消费足迹时，以世界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4，9］，将京津冀三省市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燃料型生产面积。将河北省、北京、天津不同年份各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进行分类汇总，并进行均衡因子的修正，耕地和建筑用地为2.8，林地和化石燃料用地为1.1，草地0.5，水域0.2［2，4］，得到各地区1990～2003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表1、表2、表3）。为了查明资源利用的效益，本文计算了三省市GDP万元产值的生态足迹（图1）。

2.2 生态承载力计算方法与过程

根据河北省、北京、天津199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对人均拥有的各类生物生产型面积乘以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后，得到河北省、北京、天津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表4、表5、表6）。计算中产量因子采用Wackernagel 等对中国生态足迹计算时的取值［4］，耕地、建筑用地均为1.66，草地0.19，林地0.91。

在上述计算基础上，将1996年和2003年河北、北京、天津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计算各地区的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表7）。此外，本文还将河北、北京、天津三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及东南沿海一些省份进行了对比，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河北、北京、天津三个地区的生态状况（表8）。

表1 河北省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单位：hm2/人

表2 北京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单位：hm2/人

表3 天津 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单位：hm2/人

图1 京津冀三省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表4 河北省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5 北京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6 天津1996年和 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7 河北、北京、天津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8 京津冀三省市多年平均人均生态足迹与国外及中国比较

注：国外和其他省份的数据来自文献10。

2.3 结果分析

从表1、表2、表3可见，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最大，达2.5377hm2/人，天津和河北分别为2.3989hm2/人和1.807hm2/人。河北、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而北京市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呈增大趋势，在1996～2003年呈逐渐减小趋势，说明北京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占用逐渐减小。在各类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中，三省市的化石燃料生态占用面积均最大，其次是耕地，二者均占三省市人均足迹的90%以上。从各类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变化趋势看，河北、天津的各类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均呈增大趋势，其中以化石燃料用地增加幅大最大，分别达0.5946hm2/人和0.802hm2/人。北京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均呈增大趋势，其中以草地增加幅度最大，其次是建筑用地；而耕地、化石燃料用地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在1995年以前均呈增大趋势，而1995年以后呈减小趋势。

从万元产值生态足迹看（图1），河北省最大，达4.2797hm2/万元，其次是天津，为2.5215hm2/万元，北京最小，为2.4382hm2/万元。说明河北生物生产面积类型的产出率较低，而北京资源利用效益最高。从变化趋势看，三省市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河北下降幅度最大，达4.5387hm2/万元，北京和天津分别为2.8994hm2/万元和2.8907hm2/万元。说明三省市经济发展由粗放、耗能型向节约、集约型发展。

从生态承载力看（表4、表5、表6），三省市耕地和建筑用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均较大，即提供的生态承载力较大，其他地类较小，这是由这三省市的土地资源特点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所决定。其中河北省耕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最大，1996年和2003年均在均在0.4hm2/人以上，其次是天津，两年均在0.2hm2/人以上，北京最小。建筑用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以天津最大，其次是河北，北京最小。从总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看，河北最大，两年分别为 0.5942hm2/人、0.6060hm2/人，其次是天津，分别为0.4111hm2/人和0.3487hm2/人，北京最小，分别为0.2183hm2/人和0.2648hm2/人。

将1996年和2003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两年人均生态占用均出现赤字（表7）。1996年北京市生态赤字最大，达2.5129hm2/人，其次是天津，河北最小。2003年天津生态赤字最大，达2.7884hm2/人，北京生态赤字为2.0336hm2/人，河北为1.7979hm2/人。

将三省市多年平均生态足迹和承载力与其他国家和省份进行比较，结果见表8。从人均生态足迹看，美国最大，达10.3hm2/人，是全球平均值的3.7 倍；其次是新加坡和新西兰，分别达7.2hm2/人和7.6hm2/人，分别是全球平均值的2.57倍和2.71倍，高于全球平均值的还有香港、日本、台湾、澳门。可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足迹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90.6%、85.6%、64.5%，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91 倍、1.81 倍、1.36 倍。从生态赤字/盈余看，全球平均生态赤字为0.8hm2/人，美国、新加坡、香港、日本的生态赤字均在3hm2/人以上。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低于中国平均水平，因此，其生态赤字较大，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87倍、2.52倍、1.5倍，是中国平均水平的 3.56 倍、3.13 倍、2.339 倍。从 GDP 生产足迹看，全球平均 GDP 生产足迹为1.103hm2/万元，美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不到0.4hm2/万元，而中国GDP生产足迹为2.037hm2/万元，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 倍。北京、天津、河北GDP生产足迹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21 倍、2.28 倍、3.88 倍，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19倍、1.24倍、2.1 倍。可见，京津冀三省市必须建立起资源高效型、消费生态型、观念环保型的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3 结论与讨论

（1）1990～2003年，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北京市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呈增大趋势，在1996～2003年呈逐渐减小趋势；三省市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呈减小趋势，说明三省市区的资源消耗量和生产效率都在提高。但在1996年和2003年，三省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生态足迹，出现生态赤字，说明三省市的生态足迹严重超出区域所提供的生态空间供给，人口、经济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的需求已超过三省市的生态系统承受能力，呈现不可持续性。因此，三省市必须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经发展必须走集约、节约、高效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2）从横向比较看，北京、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均超出全球平均水平，三省市均超出中国平均水平，无论在全球尺度还是国家尺度上，三省市生态发展均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从万元产值生态足迹看，三省市均超出全球和国家平均水平，反映三省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3）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持续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生态服务意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资源生产量和效率，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改变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减少资源消费，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4）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上三省市生态足迹的计算分析，只是统计和计算了人们消费的部分生物和能源消费项目，水资源、木材、化工产品等其他资源的消费未能计算在内。同时，由于统计年鉴的局限性，目前无法获得人类消耗的所有生物和能源统计数据，计算的人均生态足迹是三省市生态足迹的最小值。

参考文献

［1］REES W.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what urban econo － mics leaves out ［J］.Environmental Urban，1992，4：121～130

［2］Wackernagel M，Rees W.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M］.Gabrio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6：61～83

［3］王书华，毛汉英，王忠静.生态足迹研究的国内外近期进展［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 （6）：776～782

［4］Wackernagel M.Onisto L，Bello P，et al.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 ［J］.Ecological Economics，1999，29 （3）：375～390

［5］张志强，徐中民，程国栋.生态足迹的概念及计算模型［J］.生态经济，2000 （10）：8～10

［6］徐中民，张志强，程国栋.甘肃省 1998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J］.地理学报，2000，55 （5）：607～616

［7］徐中民，陈东景，张志强等.中国1999年的生态足迹分析［J］.土壤学报，2002，3 （3）：441～445

［8］卢远，华璀.广西1990～2002年生态足迹动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 （3）：49～53

［9］Wackernagel M，Onisto L，Bello P，et al.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 ［M］.Commissioned by the earth council for the rio5forum.Toronto：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1997，4～12

［10］高长波，张世喜，莫创荣等.广东省生态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生态足迹时间维动态分析.生态环境，2005，14 （1）：5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