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论文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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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日现代化的课题，许多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时间里，即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作为现代化研究的起点，由此进行一系列的比较研究，分析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的异同，对近代史上两国遭遇的不同命运做探源式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仅仅着眼于事件比较，本质上是从两国（非西方国家）在遭受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冲击后做出的反应（而且更多是明显的制度变革），这一传统的“西方冲击—回应”模式，即外因取向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但是不能否认，在19世纪遭受西方文明冲击以前，中日两国内部已经出现了种种“现代化”意义的变化，尤其是在文化心理上的变化。20世界7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观”主张 “[1]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答案，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中国学者钱穆认为 “[2]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因此对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研究，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冲击—回应”模式的合理之处、分析外因，又要从本国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文化心理变化，做探源式的比较研究，并推广到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这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线索。二、传统的文化世界观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无疑是深刻、微妙而又极重要的，传统文化心理向现代文化心理转变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并对社会前进的方向有着极重要的预示作用。因此，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必须从两国传统文化心理谈起。19世纪以前的东亚，长期盛行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中国人认为 “[3]天处宇上，地处宇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早期的华夷观仅限于中国国内，“华”即“华夏族”，“夷”即所谓“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随着中国的统一与民族融合，以及中国人对外视野的不断拓展，“华夷观”发展为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华”即中国，“夷”即海外各国。中国文化早开，社会繁荣 “[4]（中国）圣贤所出，文化先开，仁义道德之教，礼乐刑政之具，至耕稼陶渔百工技艺，无一不备。”而其他国家在中国看来尚属蛮荒未经开化之地，因此“文物典章不习他求，唯其有所教而不有所学，有所泄而不有所受。”在华夷观下中国是天朝上国，夷狄有向中国定期朝贡的义务，中国则有向夷狄传播教化的义务，强势的大陆文明使中国的士大夫们形成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文化世界观上形成了唯我独尊的基本形态。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日本也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华夷观，而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华夷观更为复杂。一方面日本人十分崇尚中国文化，并已受儒家文化熏陶，自比中国也是“礼仪之邦”。但另一方面，日本又一直不为中国所承认，长期以来是以“岛夷”“东夷”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理想定位与现实地位的巨大矛盾使日本反求诸己，形成一套带有浓厚宗教神话色彩的“神国论”。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记载，天照大神派孙子琼琼杵命下凡到日本九州去管理丰苇原瑞穗国，并答应让琼琼杵命的子孙代代为王。琼琼杵命的后代神武天皇东征大和，于前660年即位，成为日本第一任天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天皇是神的子孙（2）天皇“万世一系”、血统纯正。因此在1945年以前，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都是一位“现世神”，日本人也以“神国”自居，引以为豪，因为这一点连中国都没有。笔者认为，正是生存在中国文明（儒家文化）的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夹缝里，形成了日本的文化自卑感。“神国论”与其说是自豪，不如说是自卑感下的自我粉饰和自我安慰。可见，在19世纪正式与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前，中日两国都有着一套自傲自大的“华夷观”。但是，中国所持的是“天朝上国”的绝对自信与自大。而日本，则是仰慕中华，崇拜强势文明之下连带产生的相对自豪，而且被本土意识神化了，表现为“和魂汉才”的复合体，即 “[5]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神国的自尊意识矛盾地存在为一体。”这一不同直接影响到中日两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并将深刻地影响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三、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16世纪是世界历史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各地文明开始会合，世界由分散隔绝走向一体。在此期间，西方商人与传教士带着近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来到东方。然而，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国和日本出于政治安全的考量，先后采取海禁和闭关政策，锁上国门，限制对外贸易与西方人在本国的活动。尽管中日政府当局采取了锁国政策，但西方文化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此时的西方文化，尤其是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通过科学实证获得的地理知识，是推翻传统“中心论”地理世界观，建立近代地理世界观的基础，也是建立近代文化世界观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心理而言，则是巨大的挑战。笔者认为，修正旧的文化心理，树立新的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前提。换言之，这是现代化进程启动的重要认知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表现出鲜明不同。1．传统文化世界观的解体与近现代文化世界观的形成在中国，强烈浓厚的文化优越感与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使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时，先入为主的树立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很难平等的看待西方文化，更别说去认同与接受。直到明朝末年，才有李之藻、徐光启等开明的士大夫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以近代世界地理知识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无论是传播的范围，还是其深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到了李、徐一代提倡西学的先行者辞世后，西学更无人问津。清代的康熙皇帝算是对西学有一定造诣，但是 “[6]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对西学的吸收引进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而到了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7]《四库提要》的作者们虽然将耶稣会士所著之《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等世界史地著作列于“总目”之中，但对书中所描述的真实的外部世界图景却采取了轻率的否定态度。”当时中国官方认为“[8]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 “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人极度自恋而自傲，对西方文化视作“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而在日本则不然。日本身处两大强势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夹缝中，虽有所谓“神国观”撑腰，粉饰门面，但本质上仍然是自卑的。日本尊内而又崇外，尤其崇强。在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只开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贸易。日本有一群懂荷兰文的“通词”（翻译），在交往中逐渐从荷兰人哪里学习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这很快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兴趣。“[9]第18世纪初叶，幕政稍变，将军吉宗下令曰：‘苟不害日本特有之思想及制度者，讲购洋书可也。’”由于是从荷兰引进西方学说，所以被称为“兰学”。这已经俨然是政府在有意识的组织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了。“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汉学”、“国学”一起构成了日本江户时期的三大学派，并作为沟通日本与西方的桥梁，在日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1774年，日本兰学者杉田玄白译成日本第一部西方医学著作《解体新书》，主要介绍西医理论成果，纠正中医传统的错误观点，此前杉田玄白已经亲自通过解剖尸体证明了这一点。这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此以前，日本思想界一直流行“崇华主义”，有些日本士大夫甚至以住在长崎为荣（因为长崎是对中国开放的港口，且处于日本本土的最南端，最靠近中国）。此时，日本在世界地理的认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杉田玄白说： “[10]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11]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同时，日本传统的“崇华主义”中国崇拜被打破。渡边远山说：“[12]（西洋各国）之精博，教正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中国）所不及。”如果说“神国观”中体现出的对大陆文明的离心趋向还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构筑神话王国借以自我安慰的话，那么此时“崇华主义”的打破则已是建立在完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了。尽管将军吉宗引进兰学以“不害日本特有之思想及制度”为前提，努力维持日本传统的锁国体制，但在客观上，蓬勃发展的兰学已经包含了足以令日本脱离旧轨的新因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反观中国，在徐光启逝世后约两百年（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以认识西方为主题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才逐渐兴起，而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支持，则要推迟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即使到那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度也远不及18世纪的日本人。相比之下，中国已经落后日本近八十年。18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对东方的扩张使得“[13]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已经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方冲击—回应”模式仍然不失为探究中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角度。但是应当注意到，无论西方的冲击如何强烈，对本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传统型文化心理向现代型转变，树立现代文化世界观才是具有起点意义的重要环节。以此为出发点探究，文化心理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阶段性特点和影响，这也是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2.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推进与文化心理的阶段性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文化心理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表明笔者把文化心理看做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基本因素。但是仅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过程而忽略文化心理的作用，显然也是一种偏见。中国学者钱穆认为，“[14]一项制度的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的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由此可见，转变文化心理，树立现代文化世界观是启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中文化心理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演进。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西方工业文明在东方扩张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件大事。西方人成功的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日两国紧锁的国门。正如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所说：“[15]万邦交通为人到天理，自然之通议，世界变迁亦不容一国独锁港。若强拒不听，将如此天理何？”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人对原料和市场的渴求已经不允许中国——他们在东方最大的战略目标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日本作为他们重要的补给据点与中转站，也“不应当”再紧锁国门。与先前的商业宗教活动不同，此时的西方人用武力为其政治经济活动保驾护航，具有鲜明的侵略性、扩张性和破坏性。这对中日的传统社会而言，已经不是简单的影响，而是强烈的冲击了。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和日本都有“力不如人，必遭人辱”的共识，试图实行一套模仿西方的富国强兵路线，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作为非西方国家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的反应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其核心在于试图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调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避免完全被西方同化，造成文化上的亡国。就原始含义上讲，“中体”与“和魂”都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传统，核心是伦理道德；“西用”与“洋才”则是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然而，“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这两个相似的反应模式，在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历史命运却大相径庭。这为后世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与文化心理关系方面提供了绝佳的课题。有的论者指出，[16]“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各自框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中体”是根本的和优先的东西，“西用”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两者是一种不对等的结合。而“和魂”则并没有受到优先的强调，“洋才”也没有摆到枝尾末节的位置上，因而基本上是对等的结合。也就是说，在处理本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先进科技的关系问题上，中体西用采取的是一贯的“居高临下”视角，以儒家伦理为基本，吸收西欧的科学思想与技术，是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先进科技的分离。和魂洋才则是以平等甚至崇拜的态度，同等的对待并实践传统文化西欧科技，巧妙的实现二者的融合。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为传统文化所束缚，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对吸纳的“西用”被严格限定在科学技术的范畴，在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领域，西方文化则呢哦视为“中体”的对立面加以排斥。然而而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思想与民主制度，恰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钱穆分析道：“[17]变法与自强本属相应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混为一谈，所变只有自强之法。”“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之真知灼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梁启超语）’”正如清末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所说：“[18]（西方）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抢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而日本“洋才”的概念则很宽泛。不仅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某些制度和思想也被视作“洋才”逐步被引进。笔者认为，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和魂洋才”的“和魂”，是融入了“洋魂”的“和魂”，或者说是经过“洋魂”重塑的“和魂”。尽管打着“和魂”的旗号，但是在实质上已经在精神层面接纳“洋魂”的某些内涵。“[19]和魂即是这样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外国起源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内容呗无意识的作为‘我物’且得到同化，并包含在‘和魂’之中。”在分析“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异同之后，笔者认为在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点，便在于其进行模式，主要就其主体而言。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不妨将其称为“国家主导型”。日本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在这个政府中，明治维新的功臣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武士精神，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阶级。他们不仅能决定现代化需要引进什么，更能决定国家的主导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即所谓 “[20]察焉精、择焉严，稽以时势，断以国体，变而同之，杼轴由己。”“我日本以忠君爱国为特性，以集义直养为元气，政法教学工艺机器，资之于欧美，含英咀华，辅长补短，是故虽舍己从人，我有者自若也。”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体现出有序性、持续性、有效性、全面性的特点，全方位引进西方文明。

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2.1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2.1.1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2.1.2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2.2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2.2.1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38.1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3.3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2.2.2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2.3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2.3.1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2.3.2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2.4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2.4.1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2.4.2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3.1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3.2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3.3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3.4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