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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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近代中国史学十论》有感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今日实行的仿西式学术分科确立时间却不算长。不过，在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滥觞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就已提出了类似今日所谓“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这一取向近年来在中国内地更得到大力提倡，然而若从社会视觉看，史学之下各子学科的畛域又还比较明显。譬如各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现在大都“整合”为一科，单从课程的设置、学会的组成到学科研讨会的召开，大体仍可见比较明晰的“边界” 前半部分或考察一本旧籍在近代学统里的沉浮，或关注学术的多旋律并进，或揭示学术典范的转移，或分析新旧史料观的错位、或探索历史记忆的损益。 如《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这一章里，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长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作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而乾嘉学风并不像过去认知的那样一统化，乾嘉时代的学者对《山海经》的看法是两歧的。到了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队民国史学或史料扩充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受到乾嘉学风的影响，不少怀疑这些文献的人都持一种看似更“严格”的“科学”史学观。而游学欧洲多年的民国新史学家傅斯年更加有意识地提出古代非正统史料的价值。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度今日或许仍存在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乾嘉时代开其端的学术多元化倾向能够有潜流而变为主流，正拜民初思想解放带来的“新眼光”之赐，《山海经》的沉浮也就映照出了近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后半部分主要与青年史学从业者对话，讨论与“史学方法”相关的史料解读、史学表述、近代史研究方向、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等面相。 如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陈寅恪这样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学术大师，在我们学界的集体历史记忆中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基本被“遗忘”直到近年又被“从新发现”。或者即因为这一度的遗忘，陈先生本人以及“陈寅恪学术”的形象似乎都已使人感到生疏，于是出现许多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的“陈寅恪形象”的努力。由于“陈寅恪形象”的模糊，其史学所长究竟为虚为实，学界的见解也甚分歧。实际上，陈寅恪是民国“新宋学”的杰出代表，而“新宋学”是在坚固的史料基础上以史学诠释的“幽玄高妙”见长。赵元任回忆说，“寅恪总说你不把基础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可知陈先生治史的最终目的是在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之后就要的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这是近代“新宋学”与乾嘉“汉学”和传统宋学的一大区别 史学区别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基础是史料。傅斯年曾提出史学就是是科学的说法，他的见解常受人误解，但其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窃以为仍应引起今日治史者的关注。实际上。若“史科学”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还真是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其后两者即史料的解读和运用牵涉到一般所谓“史识”，相对来说更难，要求也更高。在陈先生看来，解读和运用史料的、与史学表示直接相关，而史料的运用可以说是史学表述的核心因素，故他往往将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两者合而并论。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时间的隔阂，由于时代环境以及立说者意图的不同，同样的词语所表达的意思也可能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陈寅恪特别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不改原有之字”这一点仍尤应引起今日学者的重视。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更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 “表述”是学术研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连主张“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也还写下五千言，机内把自己研究所得陈述出来就正于同人更是“学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寅恪在表述这一方面似不算特别成功，胡适认为，“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可知陈寅恪论学风格多“牵缠反复”的确是许多人的共识。 《近代中国史十论》各文均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但又与一般“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言说不甚同，大体遵循一种“史无定向”的取径，不固定从某一专史分科的特定方向看问题。愿此书对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尽可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