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总编辑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是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沙皇反动统治，而被关狱中和被流放过。他出生不久即随父母漂泊去日本，两岁到中国，在天津度过童年和学生时代。他15岁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 爱泼斯坦1933年结识了美国记者斯诺，成为他主办的《民主》刊物的编委和撰稿人，还受其委托掩护过爱国学生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就是个人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柳哲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转眼五十周年！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曹聚仁逝世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其关注。周总理不仅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在港澳成立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公祭，还评价他为“爱国人士”，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同时，安排其亲属赴港悼念与料理后事。曹聚仁先生的爱国精神备受国共两党政要所推崇。左翼文坛的“乌鸦”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笔名。1900年6月26日，他出生于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其父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就读。他3岁始读《大学》，4岁读《中庸》，5岁读《论语》《孟子》，6岁动笔，7岁背诵《诗经》。1915年，曹聚仁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丏尊、刘大白等一大批名师。五四运动时，杭州一师成立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著名的“一师风潮”，便是由他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的。后来，他又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显示了他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1921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100多万字。依靠《民国日报》这个圈子，他结识了许多师友，例如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庵、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戴季陶等。特别是吴稚晖，对他以后写文章，影响很大。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国学功底深厚，他所作记录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章太炎所作演讲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40版次，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曹聚仁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1923年后，曹聚仁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等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随后，他又先后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以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曹聚仁自比“乌鸦”，提倡“乌鸦主义”，意思是既要报喜，也要报忧！他“赤膊上阵，拼死拼活”的办报精神，得到了鲁迅的赞赏与支持。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的《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以待秋收之意。《芒种》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据曹聚仁回忆，当时《芒种》所写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芒种》针砭时弊，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刊物。救亡爱国的“记者”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换上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曹聚仁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第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并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都写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后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由于战线变动，他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中国军队取得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曹聚仁率先报道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消息见报，举国若狂。4月9日，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1939年，应蒋经国的邀请，曹聚仁到了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抗战八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位知名军旅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他最后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他羁留港澳就是22年！这22年，他一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请回内地采访。毛泽东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将军等也先后与曹聚仁进行会谈。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应周恩来邀请在颐和园夜宴。8月14日，他在《南洋商报》第三版撰文《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其后不久，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刊发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随后不久，他在《南洋商报》发表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和谈解决，不能自相残杀。1956年6月28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 为两岸和谈奔波据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海外首次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曾任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徐淡庐先生也回忆说：“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我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他也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徐淡庐说：“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等我身体稍有好转后，我再向组织调阅当时曹聚仁与毛主席、周恩来、陈毅的谈话记录，以及我写给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的报告和日记，将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历史记录下来，作为我对历史的交代，也作为我一生中要完成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徐淡庐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徐淡庐还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炮轰金门以后，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曾写了一封信。我去广州以后，听他的汇报。陈老总（陈毅）对我说，他对黄寄慈讲，希望蒋经国派个代表团来，派人来谈判，国共和谈，让徐淡庐去当代表团的理事长，周总理看了笑了笑说，他不是徐淡庐，是汪淡庐，王淡庐，不会是徐淡庐。当国民党的理事长，说他是胡说，他是有些乱想。毛主席与曹聚仁谈了38天，有意识地让他透露过去，我讲第三次国共合作，尽管可以放心，派人来谈。曹聚仁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意见，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我们是准备让蒋经国到金门来。曹聚仁说，北京派人去最好，如果不去，他去金门会见蒋经国。据我当时所知，曹聚仁并未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派人去澳门，与曹聚仁见面，我是相信有的。那时候去很方便 徐淡庐说：“我陪同曹聚仁夫妇从北京出发到庐山、溪口访问，我都记了日记，并拍了照片。日记与照片我都还保存着，你们可参考。当时为什么要去庐山、溪口呢？那时是准备修理。蒋介石回来的话，他愿意到庐山原来的地方居住，所以去看，到溪口去住，更不用说。我们看了蒋介石在庐山居住过的‘美庐’和溪口的蒋介石的故居和蒋母墓地。后来曹聚仁回香港以后，专门有报告写给蒋氏父子，照片也寄去了。其中几张照片，还是我用我带的相机拍的，曹聚仁自己的相机没有拍好照片。”1957年6月份，徐淡庐曾陪同曹聚仁夫妇参观庐山、溪口，以日记的方式，如实记录了他们的秘密行程。日记这样写道：6月11日上午7时半，由京乘火车陪同曹（聚仁）邓（珂云）夫妇往庐山，6月13日傍晚七时许到了九江。6月14日，九江招待所接待太好，未免过分。我说真如你说草头（指蒋介石）果能来此，多有意思。曹说，他（蒋介石）来就会当上宾了。6月15日，上午游黄龙寺、黄龙潭、乌龙潭。6月16日，大雨不停，也学作诗。6月17日雨后大雾，罩着人似难透气，又领略一次“不识庐山真面目”之不妄也。都不甘闷坐室中，去蒋介石住宅看看，正在修理中，颇为零乱，原有陈设已移存它处。庐山大厦颇具气魄，石阶两旁杉柏齐立，蒋介石所办臭名远扬的庐山训练团即设在大厦内。6月18日天气很好，早点毕，立即出游，仙人洞确有宁静气氛，大天湖王阳明题有辞句，寺庙只余石屋两间，多数建筑均被日本鬼子所毁。诗文甚多，我看“朝耕白云晚种竹”是佳句。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下午游著名的含鄱口，居高临下，鄱阳湖尽收眼底，堪誉气象万千。6月20日离轱岭返九江，6月21日上午到海会寺、星子县。客人姑妄言之，我则姑妄听之，他说，这是反动统治时代的著名地方，将来老草头（指蒋介石）可居南山，盖牯岭群众多，恐有未便，兼南麓临鄱阳湖，还别具妙处。实在不知其妙在何处！晚8时乘江顺轮东下。7月2日抵溪口因食居都不便，又续往宁波，到时已暮色苍苍。7月3日，早上自宁波转回溪口，一小时就到了。来不及去雪窦寺、妙高台等地，只看了蒋氏父子的母亲住地、墓地，以及武岭学校旧址等处。溪口沿武溪设镇，长长一条街，据说有千多人口。我们在区委会休息，有的到奉化开会，有的下乡搞生产，只留一指导员看家。文昌阁已半毁，墓庐室内已毁，墓园都完好，蒋氏老家和武岭学校被公安军第二预备学校占用了。曹（聚仁）说，学校是研究农业的，可惜，应保留。还说，张恺回来仍可搞这项工作。区指导员说，已先后有人来此看过，包括邵力子等人也曾以视察为名来此，引起群众的顾虑，谣传蒋光头又要回来。蒋介石的侍从还有几人住此。一天多来已是晴天，但又热点，我们在区委稍事休息又登上回程。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许多家书中，披露了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他在家书中写道：“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原配夫人王春翠）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致曹艺）“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致曹艺）“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致王春翠)“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致曹艺）“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指台湾方面）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致曹艺）“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要知道，（指批斗曹艺先生的那些人）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致曹艺）“如你所想，因为，这一线并未断过，北京也叫我留在香港等接洽。这十年中，那边并未有什么动作，这就是我的力量了。”（致曹艺）“我的行止也要听北京的吩咐的。本来，我的行止是不许告诉你们的。”（致王春翠）“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致王春翠）“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致王春翠）…… 亲朋好友的“追忆”199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他还颀然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9月28日，童小鹏再次说：“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19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邓珂云（曹聚仁夫人）曾在笔记里写道：“一天（1958年8月），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1998年4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说：“接到4月11日来信，知道你在参与筹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此一历史创举，具有重大意义。弟亦乐观其成。上世纪60年代，曹先生担任《正午报》总主笔，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嘱为这一中心题词，自当遵办。题词随函奉上，即乞察收。”题词内容为“题赠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一九九八年春九十老人程思远。”6月4日，程思远又来信祝贺：“来函敬悉，承示今年7月，为曹聚仁先生诞辰98周年，届时聚仁先生研究资料中心，将正式宣告成立，此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谨表示由衷的祝贺！”1997年，曹聚仁家乡投资1000万余元，创办了以曹聚仁命名的学校，1999年8月，该校师生写信给程思远副委员长，请求他为该校题写校名。程思远欣然亲笔题写了“兰溪市聚仁学校”。200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曹聚仁诞辰100周年而编写了《曹聚仁先生纪念集》，程思远不顾年事已高、政务繁忙，亲自撰文，为之作序，称赞曹聚仁的一生为“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济南日报》发表《1963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一文，首次披露了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1996年，香港《南华早报》曾发表了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或者是其中的一位。同年4月，香港某杂志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给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写信，透露了蒋介石的想法。他在这封信如此写道：“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义，心系两岸，苦盼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