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论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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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0-1950，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西方列强）的矛盾。基本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不断加剧，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民革命开始酝酿。任务：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 *** 与独立。

2、1950-1964，（太平天国运动）人民大众与封建的满清王朝、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不断加剧，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农民革命爆发。任务：反抗腐朽的满清 *** 的统治。特征同上

3、1964至19世纪末，同第一，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

4、19世纪末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满清王朝（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两者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而主要，时而次要。基本特征：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列强间共同瓜分中国，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及其引发的改良主张、革命浪潮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任务：反抗腐朽的满清 *** 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 *** 与独立。

5、1911-1927，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与北洋军阀的矛盾。特征：两半社会性质仍未改变，但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任务：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 *** 与独立。

6、1927-1937，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任务：发动工农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大势所趋。

7、1937-1945，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任务：驱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维护我国 *** 与领土完整。特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8、1945-1949，与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任务：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第三条道路行不通，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 1、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崇高使命 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的历史使命，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当然也是当代大学生肩负的崇高使命。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必然蕴含着特殊的社会责任。 （1）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

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是未来的希望，大学生不仅应当承担一个公民的基本社会责任，更要担当起民族振兴的大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积淀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民族魂，它需要当代大学生用毕生的智慧和努力去读解，在中华民族的崛起过程中用生命去实践。

（2）科学技术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当代大学生是未来的知识精英，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创新程度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为了承担科技科技创新的崇高使命大学生应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学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摆脱知识“移植品格”的基础上学会知识创新。 （3）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内在地包含了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要求。

（4）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要求大学生通过修身树立起高度责任担当精神。 2、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的素质要求 大学生经过了长时间学习、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拥有巨大的人才资源潜力，理所当然地要担当起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重任。

大学生要担当起这一重任，首先要有廉洁修身的个人品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学生要有报效祖国的和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大学生要有为发展科学技术刻苦拼搏的精神。

第三，大学生要有团结协作精神。 二、廉洁修身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1.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定位 （1）大学生是未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上午责任定位。

（2）大学生是知识的传播、运用和创新者，这是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 （3）肯定知识分子作用，奖励知识分子创造性成果，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定位。

2.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 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既有以往的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体现，也，也具有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与廉洁修身相关联，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归纳如下：第一，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超越性；第二，现代知识分子的文明示范性；第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主性；第四，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性。

3.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 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为对社会和他人命运的高度关注，对知识和真理的执着追求，对自身行为的深刻检视。良知引领下的知识分子，既把自己当目的，同时又把别人当目的，其良知的表现过程实质上是向社会和他人表达爱心的过程。

关心人民疾苦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良知。责任是一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应尽义务，这里所指称的知识分子责任主要是道德责任，是知识分子实现人内在统一、完善自身社会规定性的伦理本分。

捍卫真理是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 三、廉洁修身是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1.腐败现象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警示 腐败是一种社会毒瘤，在祸国殃民的同时，亦对大学生构成严重的道德伤害。

第一，权力腐败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危害。权利腐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场腐败，特指社会权力拥有者非法利用公共权力谋求个人私利的行为。

当社会上权力腐败盛行却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时候，容易给大学生造成一种观念上的误导，既将权力腐败的流行归因与权力的绝对性，从而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疑虑。权力腐败还可能为一些大学生拒绝接受廉洁教育提供借口，使一些大学生丧失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

第二，职务腐败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危害。 职务腐败特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合法形式占有公共或私人财富，其特点是合法性、垄断性、隐蔽性。

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权力的合法寻租，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职务腐败对大学生的危害在于动摇了大学生权力观的合法性。

第三，学术腐败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危害。 学术腐败是一个让知识分子感到脸红的词语，可惜有些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将它与自己分离。

学术腐败无论是没有权力背景的学术造假，还是利用学术权力的利益寻租，其污秽与不齿总让知识分子感到难堪。学术腐败是对大学生的精神 *** ，消解了大学生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感。

廉洁自律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职业道德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品格，也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起码要求。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密切干群关系，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 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技术干部和后备干部.廉洁修身，既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既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期待，也是社会对大学生的道德希望。

加强廉洁教育的方法：第一，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只有在条文纪律的约束下才能行之有效；第二：净化校园氛围，营造良好的反腐倡廉风气，在良好风气的熏陶下才能使同学们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从自己。

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军队战斗力衰弱，强烈的反差使一部分中国人醒悟。

为了解对手，林则徐不断收集欧美国家的资料，成为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1848年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成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著作，推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

李鸿章、曾国藩等一批先进的封建地主阶级，展开自救，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因此成为亚洲的暴发户，也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到危亡的境地，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

扩展资料：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皇帝拉下了马。严复、邹容等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振高呼，发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从此，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主旋律。

1903年，清 *** 又要和沙俄私定丧权辱国条约消息传出后，陈天华咬破手指书写抗俄救国 *** ，痛陈亡国亡民的悲惨辛酸，鼓舞同胞一起战斗。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五四运动，运动坚定而明确地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这是国民民族意识更加成熟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

鸦片战争前大夫和一般中国人的观念：上朝天国。

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变动，产生了

的觉醒，其表现和过程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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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救亡图存与

的口号喊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严复《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孙中山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3)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是在怀着强烈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下，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的。中国各个阶级的历史活剧就此上演。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总共51道题，18000多字，这儿只能给你这么多，喜欢的话先给分，我再给你发过去。

1.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殖民扩张对中国的威胁（1）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工业革命的发生。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美国、法国等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

高效率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原来的低效率的手工工场生产2）资本主义与扩张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原料和产品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方式把一些国家变为其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成为其扩张对象的命运已在所难免，战争不可避免。2.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及其关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前一对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贯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

两对矛盾的关系：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如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解决的对象。如历次反侵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

有时呈现出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有时二者勾结一道，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1）两大历史任务的表述：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2）二者的关系区别：主体、内容不一样。

前者要改变民族受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后者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地位和状态，是要充分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解决生产力问题。联系：完成第一大任务是为第二大任务完成创造条件。

一方面，前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买办和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鸦片战争前大夫和一般中国人的观念：上朝天国。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变动，产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其表现和过程是：（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维新思想产生：林则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编辑《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国家富强来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放的先河。

洋务运动中有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的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2）救亡图存与振兴中华的口号喊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严复《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孙中山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3）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是在怀着强烈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下，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的。中国各个阶级的历史活剧就此上演。

5.试述太平天国农民斗争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 *** 的统治根基。（1）从规模、持续时间（14年之久）、影响的深度上看，均大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

（2）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地各族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如天地会起义，捻军起义及各族起义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第二，它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1）最高峰：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

（2）新特点：《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反映出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第三，太平天国严厉批判孔子及儒家经典，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领袖们拒绝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

当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时，太平天国将士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也属于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

6.试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若干民用企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

（2）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为了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3）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的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知识、新学问，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4）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觉醒的历史进程：

1842年，魏源等人在抵御外侮中惊醒，开始“睁眼看世界”。他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

1861年起，奕欣、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人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内忧外患中相继打出“自强”、“求富”旗帜，兴“西学”、办“洋务”，迈开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中国近代化之路。

1895年至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面对西方列强瓜分狂潮下亡国灭种的危急，疾呼“维新”，推动“变法”，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第一次较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深刻的民族觉醒。

1895年至1912年，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行者为拯救风雨飘摇的祖国，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倡导民主共和，推翻君主专制，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中国社会变革。

1919年，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掀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革命运动，以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极大促进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诞生，开始深刻改变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空前危机引起空前觉醒，促成了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949年至197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

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1978年起，持续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