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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产生，它在不同社会场景下的演变，“民族象征”在加强，保持民族意识方面的作用，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专题，在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得到各项优惠，这种政策使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表现之一就是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申报了400多个族名。这种情绪是封建制度和国民党政府长期压迫中积累下来，而在解放之后表露出来。建国50年来，如果做横向比较，中国部分民族（如与汉族差别较小，长期与汉族混居的满族等）和一些民族的部分成员（如在城市和政府就业，长期与汉族职工共处的人员）的民族意识在淡化，也有部分民族的民族意识有所加强.如果做纵向比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这些变化受到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境外政治势力和国际外交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在封建地主阶层统治的社会，这个阶层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的人民很难受，但尚可忍受，因为中国人会觉得是中国人压迫中国人。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社会，这些个洋人一方面直接欺负中国人，一方面帮着封建地主阶级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人民慢慢的觉醒了。所以有拿破仑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它若醒来，将会改变世界。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论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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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0-1950，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西方列强）的矛盾。基本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不断加剧，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民革命开始酝酿。任务：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 *** 与独立。
2、1950-1964，（太平天国运动）人民大众与封建的满清王朝、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不断加剧，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农民革命爆发。任务：反抗腐朽的满清 *** 的统治。特征同上
3、1964至19世纪末，同第一，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
4、19世纪末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满清王朝（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两者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而主要，时而次要。基本特征：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列强间共同瓜分中国，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及其引发的改良主张、革命浪潮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任务：反抗腐朽的满清 *** 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 *** 与独立。
5、1911-1927，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与北洋军阀的矛盾。特征：两半社会性质仍未改变，但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任务：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 *** 与独立。
6、1927-1937，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任务：发动工农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大势所趋。
7、1937-1945，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任务：驱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维护我国 *** 与领土完整。特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8、1945-1949，与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任务：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第三条道路行不通，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 1、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崇高使命 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的历史使命，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当然也是当代大学生肩负的崇高使命。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必然蕴含着特殊的社会责任。 （1）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
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是未来的希望，大学生不仅应当承担一个公民的基本社会责任，更要担当起民族振兴的大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积淀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民族魂，它需要当代大学生用毕生的智慧和努力去读解，在中华民族的崛起过程中用生命去实践。
（2）科学技术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当代大学生是未来的知识精英，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创新程度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为了承担科技科技创新的崇高使命大学生应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学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摆脱知识“移植品格”的基础上学会知识创新。 （3）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内在地包含了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要求。
（4）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要求大学生通过修身树立起高度责任担当精神。 2、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的素质要求 大学生经过了长时间学习、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拥有巨大的人才资源潜力，理所当然地要担当起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重任。
大学生要担当起这一重任，首先要有廉洁修身的个人品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学生要有报效祖国的和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大学生要有为发展科学技术刻苦拼搏的精神。
第三，大学生要有团结协作精神。 二、廉洁修身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1.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定位 （1）大学生是未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上午责任定位。
（2）大学生是知识的传播、运用和创新者，这是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 （3）肯定知识分子作用，奖励知识分子创造性成果，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定位。
2.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 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既有以往的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体现，也，也具有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与廉洁修身相关联，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归纳如下：第一，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超越性；第二，现代知识分子的文明示范性；第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主性；第四，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性。
3.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 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为对社会和他人命运的高度关注，对知识和真理的执着追求，对自身行为的深刻检视。良知引领下的知识分子，既把自己当目的，同时又把别人当目的，其良知的表现过程实质上是向社会和他人表达爱心的过程。
关心人民疾苦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良知。责任是一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应尽义务，这里所指称的知识分子责任主要是道德责任，是知识分子实现人内在统一、完善自身社会规定性的伦理本分。
捍卫真理是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 三、廉洁修身是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1.腐败现象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警示 腐败是一种社会毒瘤，在祸国殃民的同时，亦对大学生构成严重的道德伤害。
第一，权力腐败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危害。权利腐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场腐败，特指社会权力拥有者非法利用公共权力谋求个人私利的行为。
当社会上权力腐败盛行却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时候，容易给大学生造成一种观念上的误导，既将权力腐败的流行归因与权力的绝对性，从而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疑虑。权力腐败还可能为一些大学生拒绝接受廉洁教育提供借口，使一些大学生丧失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
第二，职务腐败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危害。 职务腐败特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合法形式占有公共或私人财富，其特点是合法性、垄断性、隐蔽性。
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权力的合法寻租，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职务腐败对大学生的危害在于动摇了大学生权力观的合法性。
第三，学术腐败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危害。 学术腐败是一个让知识分子感到脸红的词语，可惜有些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将它与自己分离。
学术腐败无论是没有权力背景的学术造假，还是利用学术权力的利益寻租，其污秽与不齿总让知识分子感到难堪。学术腐败是对大学生的精神 *** ，消解了大学生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感。
廉洁自律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职业道德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品格，也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起码要求。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密切干群关系，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 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技术干部和后备干部.廉洁修身，既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既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期待，也是社会对大学生的道德希望。
加强廉洁教育的方法：第一，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只有在条文纪律的约束下才能行之有效；第二：净化校园氛围，营造良好的反腐倡廉风气，在良好风气的熏陶下才能使同学们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从自己。
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军队战斗力衰弱，强烈的反差使一部分中国人醒悟。
为了解对手，林则徐不断收集欧美国家的资料，成为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1848年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成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著作，推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
李鸿章、曾国藩等一批先进的封建地主阶级，展开自救，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因此成为亚洲的暴发户，也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到危亡的境地，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
扩展资料：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皇帝拉下了马。严复、邹容等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振高呼，发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从此，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主旋律。
1903年，清 *** 又要和沙俄私定丧权辱国条约消息传出后，陈天华咬破手指书写抗俄救国 *** ，痛陈亡国亡民的悲惨辛酸，鼓舞同胞一起战斗。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五四运动，运动坚定而明确地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这是国民民族意识更加成熟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
鸦片战争前大夫和一般中国人的观念：上朝天国。
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变动，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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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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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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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
(2)救亡图存与
的口号喊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严复《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孙中山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3)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是在怀着强烈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下，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的。中国各个阶级的历史活剧就此上演。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总共51道题，18000多字，这儿只能给你这么多，喜欢的话先给分，我再给你发过去。
1.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殖民扩张对中国的威胁（1）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工业革命的发生。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美国、法国等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
高效率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原来的低效率的手工工场生产2）资本主义与扩张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原料和产品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方式把一些国家变为其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成为其扩张对象的命运已在所难免，战争不可避免。2.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及其关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前一对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贯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
两对矛盾的关系：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如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解决的对象。如历次反侵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
有时呈现出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有时二者勾结一道，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1）两大历史任务的表述：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2）二者的关系区别：主体、内容不一样。
前者要改变民族受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后者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地位和状态，是要充分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解决生产力问题。联系：完成第一大任务是为第二大任务完成创造条件。
一方面，前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买办和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鸦片战争前大夫和一般中国人的观念：上朝天国。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变动，产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其表现和过程是：（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维新思想产生：林则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编辑《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国家富强来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放的先河。
洋务运动中有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的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2）救亡图存与振兴中华的口号喊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严复《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孙中山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3）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是在怀着强烈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下，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的。中国各个阶级的历史活剧就此上演。
5.试述太平天国农民斗争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 *** 的统治根基。（1）从规模、持续时间（14年之久）、影响的深度上看，均大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
（2）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地各族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如天地会起义，捻军起义及各族起义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第二，它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1）最高峰：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
（2）新特点：《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反映出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第三，太平天国严厉批判孔子及儒家经典，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领袖们拒绝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
当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时，太平天国将士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也属于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
6.试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若干民用企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
（2）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为了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3）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的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知识、新学问，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4）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同治十三年，皖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里称“我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则认为变局有三，一是武器，二是制度，三是人。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于1840年6月，中英两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以中方战败告终，白银外流、自然经济解体.......亦在同年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直至1856~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洗劫并火烧圆明园 ，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兰编对历史的自我分析点： 在此等历史事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内循环状态，无外界因素的干扰，且封建帝制逐步达到了巅峰状态，而一旦外界势力介入，必定会受到降维打击，此所谓初步的世界格局已变，清政府统治阶级还未觉醒，反而底层劳动人民开始觉醒 。于是在历史滚轮中，第一次探索出现——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旧式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峰，强烈的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并且冲击了孔子与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还在打击侵略者的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兰编对历史的自我分析点： 除此，在此次的探索中，还出现了《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这样极具进步性的社会发展方案，但是由于太平天国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且农民阶级非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代表，因此第一次来自农民的自我探索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探索来自清政府的自我探索——洋务运动，目标明确，即自强、求富，于是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一切所告知中国人的，好像中国已经百废俱兴，但是一场中日间甲午海战，无疑暴露出了一切，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布了中国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图：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兰编对历史的自我分析点： 当时身为亚洲第一的超级海军战队的中国，为何会输给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日本呢?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便可略知一二，渐渐有为之士也清楚此等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器械已变，而我们的制度是腐朽落后的，于是在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事”的谕旨，戊戌变法开启，但是由于守旧派的顽固阻挠，变法仅维持百日，戊戌六公子惨遭杀害，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离海外，第三次探索依旧宣告失败，独留下唯一历史产物——京师大学堂，实为惋惜。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第四次探索——辛亥革命的大爆发，明确领导阶级，逼迫清帝退位，即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覆灭，同时孙中山渴望建立共和国，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由于时局的复杂与帝国主义的强烈干涉与破坏，且其革命自身也极具软弱性与妥协性，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复辟帝制，采用总统集权制，辛亥革命失败。 (图：新文化运动开启) 第五次探索——新文化运动的开启，既然制度已变，但是中国饱受挨打的局面明显没有扭转，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开始意识到，要变化的应该是国人，即改变中国人思想中那些封建毒瘤的残余，避免侵蚀。 兰编对历史的自我分析点： 所以以陈独秀为首发布《新青年》开始尝试挽救共和制度，儒家那套温柔儒雅的思想虽能在“礼”方面起作用，但是儒家思想已无法顺应当时政治制度的需要，于是新文化要求要废孔教、除八股提倡白话文等，拥护的是民主与科学，但是此运动缺乏现实性，是空大的，无法正确处理好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无法相契合。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于北京天安门前大爆发，在历经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后，斗争主力发生转移，由学生到工人，运动中心由北京至上海，使阶级革命转化为群众革命，这场运动不仅体现着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且一批中国先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十月革命新思潮的影响，1921年7月3号，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8月3号于“红船”中诞生中国共产党，并确立了党的名称与党之纲领 ，这更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过程中反复探索的的一个最终结果。 兰编对历史的自我分析点：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各种社会思潮充分激荡的情况下，就一直在探索与筛选好的制度，但是始终无法找到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相契合的制度与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真理性而被历史与人民所选择，这是必然的，以上则是我对“因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觉醒、探索”的认识。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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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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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今天的故事从一幅画面展开:镜头一:陈独秀决定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漫天飞舞的雪花中，蔡元培（孑民）先生，此刻他已是北大新任校长，坐在门外等陈独秀起床，真是求贤若渴。三顾茅庐终于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加入北大任文科学长。两人就这样站着、望着，彼此笑得那么真切。陈独秀深深鞠躬，两人又彼此鞠躬，这一拜，感人心，蔡公激动得就要哭了。这一拜，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北大崭新的未来。 故事中一直提到的《新青年》带给中国人赛先生和德先生？指什么呢？女儿说就是科学与民主。我觉得对但不清晰，于是又查阅了资料: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签辩书》，大力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他指出，拥护“德先生”，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赛先生”，必须反旧艺术、旧宗教。他强调，只有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才能救中国。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并由此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现在北大校园里还有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塑。就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蔡公诚心，感动！！ 镜头二: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陈独秀来到北京《甲寅日刊》编辑部，看到行严先生的提笔。而易白沙和陈独秀仍在上海弄堂办《新青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守常）紧紧拥抱。一件大衣见真情，两份报纸一南一北，因此李大钊建议不如双剑合璧，两份杂志，两颗赤子心，从此相互呼应，为启蒙民众思想做出了贡献。 陈独秀与李大钊和长辛店工人等一起包饺子。谈到文化运动，工人阶层也能看懂白话文，陈独秀想把《新青年》搬到北京的心思被汪孟邹（国家图书馆馆长）看透，两人达成共识。从这里便看出了陈独秀在以后与公农合作发展的兆头。镜头三:北大要成为群贤毕至的文化舞台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起辜鸿铭教授一派的反对和争议。但新青年派要打倒模仿经典，六朝骈文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思想。蔡元培上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情节，我看到了所有人都如此尊重，传统文化应该继承和发扬。 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的事受到传统学派的质疑。蔡公主持的第一次议题:改革北大教学工作。蔡元培感叹改革艰难，多年后终于可以开始践行。但是改革的条件是团结。第一步是成立评议会，吸纳评议员，吸纳优秀人才。而这也成为陈独秀主要的工作，他要尽快拿出具体方案。 会后，陈独秀主动邀辜鸿铭教授“切磋”，并允许其他人列场，被蔡公阻止。蔡公与陈独秀分析:文化是政治的先导。陈独秀的观点是:以文化决裂为基础。蔡公反对陈独秀的观点，提出了允许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人要自信，新文化要经受得住封建思想的践踏和考验。并举例说明辜鸿铭揭露批判西洋文化这一做法值得称赞，还有筹安六君子写信给蔡公，驳斥胡适，希望来北大任教。蔡公的梦想是让北大成为群贤毕至的文化大舞台。 蔡公匠心，佩服至极！！ 镜头四:第一次谈师生平等 陈独秀发表演讲，提倡建设通俗文学，气走了传统学派。北大教授黄侃课堂上攻击新青年、新文化。对于胡适的诗歌刊登于《新青年》，评价为如茅棚蚊蝇，痛批白话文，直到屁臭为止。仅有两位学生，就是郭心刚 和邓中夏站出来反对。黄侃的观点是诗的精髓是雅，白话文为俗。诗与文不同，师道尊严就是真理。两位学生认为诗可以是雅俗共赏，因此以顶撞老师被赶出了教室。 这件事被黄侃闹到了评议会，旧思想认为学生完全不可驳斥老师，只讲规矩没有平等和民主。 评议会上开除的声音很强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观点:学术自由范畴的交流与辱骂教授的观念区分。 这件事缘起于《新青年》和白话文，陈独秀选择了自认他者的奇葩观点:白话文就是大傻子，所以不发表意见。钱玄同（黄季军）站出来批判，两派文化各执一词，言语激烈。 蔡公强调了北大是平等的，科学民主的，有问题可以公开讨论。 蔡公平等，前瞻！！ 镜头五:君曼来北京 1917年春北京，此时已是三个月后，君曼来到北京，一家人相聚了。 君曼向陈独秀说起两个儿子的近况，延年和乔年还在上海《新青年》当编务，上学和生活也都安顿好了。但是思想上却与（ ）走得近，陈独秀决定写信提醒延年。 这时，李大钊和心刚、白兰等送来梳妆台，李大钊佩服君曼的才情。李大钊首次谈起妻子，妻子虽是娃娃亲且大自己六岁，但关系很好，有两个孩子。 镜头六:毛泽东开启体育研究的先河 毛泽东见到易白沙，对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提出增加一条“健壮的，而非体弱的”，表明一定要让中国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并带来了有关体育研究的文章请易先生指正，易先生大加赞赏，并建议发给陈独秀。毛泽东拒绝了推荐信，有志气！ 北京箭杆胡同，陈独秀正与钱玄同（潜德）在讨论毛泽东的文章，潜德认为本刊都是名人的作品，毛泽东无名气建议下期刊发。陈独秀却认为这是体育研究的开篇，要马上刊发。此时毛泽东的笔名是二十八画生。 镜头七:德才兼备，不拘一格降人才！ 陈独秀宣布北大聘任人才的条件，建议多关注中青年人才，其次就是三方面:国际有影响的、国外留学学成或崭露头角的、确实有才的。然后是请评议员评议。潜德说一是重德，意指袁世凯的保皇党。这一言论引发保皇党的反驳。蔡公否定保皇党非无德。激烈的辩论开始了，陈独秀的观点不是推翻孔孟之道，而是要破除封建礼教。 因此定论为，学术水平不是唯一标准，师德才是聘任标准。 蔡公说得更好:聘任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其次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蔡公高明，惜才！！ 镜头七:喝人血的时代陈独秀的心思一直都在如何发掘人才上，钱玄同（得潜）推荐了周树人和周作人。菜市场的行刑场，刀落血溅，几位妇女竟然每人盛着一碗鲜血，边走边激动地喊:“儿子有救了，儿子有救了！”这一幕道出了此刻的中国及国民生活在一种麻木的、困苦的社会中。怎不让人心痛和失望！我们华夏几千年的历史繁华竟然变成了这样的悲惨境遇。 钱玄同邀请鲁迅为《新青年》写稿唤醒民众，此时的鲁迅很消极，认为国家是一座铁屋，民众都沉睡不醒，仅凭几位清醒的人士有何作用？但是钱玄同以《新青年》杂志和请喝酒努力说服鲁迅。 镜头八:《甲寅日报》被查抄 问题一:《甲寅日报》被查抄，继续办还是停刊？危急关头，陈独秀聘请几位加入北大，《新青年》编辑部。 问题二:李大钊的安全问题？ 李大钊准备做谭嗣同牺牲自己，并建议陈独秀准备战斗，但是陈独秀仍坚持救国必须救思想，唤醒国民，提升国民素质。两个人第一次为国家命运发生争执，但相互的关怀和忧国忧民的心情却溢满屏幕。《新青年》与《甲寅日报》相互呼应，为提升国民素质做出了很大贡献。 陈独秀找到蔡公着急确认几件事:北大聘请胡适、周树人的事，希望几位青年能都参与到《新青年》，需蔡公做决断。《新青年》是否作为北大刊物做宣传呢？原因是一是时局不稳，二是缺人手。蔡公仍以以上两条理由，建议《新青年》不要以北大为名更好。 蔡公决断，厉害！ 镜头九:张勋复辟清朝的荒唐梦 1917年6月，袁世凯称帝的荒唐事件刚结束，张勋丧心病狂，又率五千辫子军又进城要复辟清朝。此时，一位盲人带领小女孩正在街头卖艺拉二胡，部队高举火把吓得小女孩一脸惊恐的样子，老百姓的生活又被打乱了。所有人又紧张又慌乱，更多的是心痛担忧。李大钊也上了黑名单，当晚，他写下了的《复辟变后寄友人》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处，只应共泛五湖舟。 此时，紫禁城内，张勋（帅）向爱新觉罗溥仪反应共和不合民情的情况，请求复国，并请职位:直隶总督。真是不要脸！！看到此处我气愤得咬牙切齿，又看到一群小人的可耻嘴脸。清朝就这样在一群人为了自己的私欲下，又有模有样地“活”过来了。辫子续上了，旗头戴上了，请安问好又开始了……大街上真的不伦不类，新旧两派思想和文化大吵大闹，看到此时的中国，真的好心痛？镜头十:李大钊站出来 而就在此时，就在这风口浪尖上，李大钊勇敢无畏地站出来，在街头宣讲袁世凯与辫子军对国家的蹂躏，呼唤民众一定要觉醒，国家一定要共和。我内心激动澎湃，嘴里不由地念念有词: 站出来， 才能站起来！ 这就是英雄！ 这就是民族英雄！ 英雄是不顾个人生死的！ “大义”二字就是这样诠释的！ 致敬！ 英雄！
《觉醒年代》观后感汇编13篇
认真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观后感怎么能落下！现在你是否对观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觉醒年代》观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回溯到100多年前，那是一个动荡不安，时局不稳的年代，却也是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觉醒的年代。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中国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踏上了探索国家新出路的征途。
在这样一个时代，无数青年才俊毅然回到中国，力图“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为了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也为了塑造新一代青年、再创一个崭新的国家，陈独秀先生首当其冲。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创办《新青年》，掀起了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像一滴晶莹的露珠，落在了中国这棵干枯的小树苗上，使其得以复苏，甚至开出灿烂的花。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陈独秀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以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这是胡适之说过的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我们”——中国有着拳拳之心的青年们回来了，他们将要献身于国家，为国家的尊严、人民的生存而奋斗！那些欺辱中国人、瞧不起中国的人们，请你们看看吧！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要醒过来了，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是普通人，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一百年前的中国，有正直的易白沙、忧国忧民的李大钊、弃医从文的鲁迅；如今，有我们！
我将无我，不负国家。我们身为青少年，应该好好学习，不负韶华。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待，不辜负父母和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报效祖国。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青春梦想是青春奋斗的目标航向，知之深则行之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梦想，陈独秀《敬告青年》言道“青年如初，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新旧思潮发生激烈冲突，此时蔡元培受命当上北大校长，立志培养人才，上任后立刻招揽有贤之士，三请陈独秀。陈独秀当上文科学长后，更是请以一篇文章而名声大噪的李大钊，胡适，许多贤才慕名而来，北大人才济济。许多著名的学术论文，小说如潮流般涌来，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出自鲁迅先生笔下，中国第一篇深刻研究的《体育之研究》出自进步青年毛泽东（二十八画生）之笔。
军阀混战，倒行逆施，民众蒙昧，思想混乱中，出了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在混沌中上下求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着手思想启蒙，力求唤醒民众救亡图存，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历史性的贡献，也有邓中夏，赵世炎等青年革命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公认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之举。
100年前，五四青年挺身而出，奋起抗争，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抛头颅洒热血，留给我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无私精神。今天的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又面临着“天将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青春梦想，因青春奋斗而光芒万丈，艰苦困苦，玉汝于成，青春当有梦想，以奋斗砥砺成。
《觉醒年代》里的人们有着那个年代的超前智慧，提倡新思想的，气冲斗牛，主张旧思想的，则巧舌如簧，胆小怕事，只会维护自己，不懂得维护国家，失去了冲劲，最后只会和社会断开联系，成为空壳。中国人只是缺一个指引方向的，骨子里都有一股冲劲，陈独秀的思想清晰且受人欢迎。《新青年》出版后，买的人不少，不论是受苦受累的民众，还是青年学生，亦或是商人，只要还没有沦陷在旧封建思想之中，拿到这本书后，眼里就会有希骥。有能力的，并且有思想觉悟的，都要跟着大干一场，一时间，当真是气冲斗牛。
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弱势之反派被攻击的体无完肤，中国的时代要来了，中国要觉醒了，要翻身，要战斗，谁也无法阻挡。在此期间，陈独秀等先驱是中国战士，他们一心为拯救中国的圣土，为唤醒中国人民而奋战，他们都有一股冲劲。
可能因为时代的原因，现在的人其实或多或少是没有些冲劲的，没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直接与人民接触，即使有，没人想着改变——认为现在的生活够好了，只是策划着如何能让自己舒适，骨子里的冲劲也没了。我认为，创造即进步，只有创造，才能拓宽进步的渠道，创造才能构建未来，预知未来。现在的中国人，已是今非昔比，之前人们想着如何进步，如何斗争，现在，小地方的人想着如何走出去，大地方的人想着如何在晚年全身而退，父母都在想着让儿女们能够拿到高薪……想要创造的却是少之又少。中国到现在仍然算不上发达国家，人们口中的好东西都是进口的。
为什么中国的商品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国外的相比？
一是中国人很少自己创造
二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改变了这种观点，但仍有不少人坚持，这其实都与创造有关——创造意味着改变，改变思想。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所以，中国人应该学着自己创造，趁着还年轻，把握机会，努力学习，极力创造，补国之不足，拓未来之渠道，时代进步应该如此，国民进步重在创造！
《觉醒时代》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电视剧目、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巨制。
该剧主要以192021《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人生百态。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让我感悟最为深刻的不是思想家革命家的激情演讲，而是那一个个不经意反映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的画面。孩子们就坐在泥泞的路上，与坐在车里，手里拿着烧饼的富家少爷、小姐截然不同。一个妇女高叫着:“卖孩子、卖孩子。”他们兴许是被抛弃了，又或许是被这可恶的人贩子拐走了。还有那些官兵斩首后，一个又一个的妇女拿着馒头、花着钱、蘸着人血，可笑地以为自己可以拿它救活自己的孩子。除了愚昧和无知，贫穷也是他们迷信的根源。
但好在，有了这些革命青年，咱们的中国“活”过来了，不会再有人相信这种荒谬至极的救治方法。虽然现在中国已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我们仍要牢记历史，为咱们的新中国做出贡献。
以新青年的精神——观《觉醒年代》有感
暑假的时候，我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成立的一段中国伟大觉醒历史。那个时代，正处于青春时期的新青年们不断以青春追求救国的理想，坚持斗争的精神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在1915年-1921年这段时期，陈延年与陈乔年努力寻求救国真理，经过千锤百炼后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赵世炎跟随李大钊先生了解并领导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先锋；许德珩在以青春为五四运动维护国家主权奔走，对牢房毫不畏惧，***从向《新青年》投稿到领导驱张运动，后来深受李大钊先生与陈独秀先生影响将一腔热血终生奉献于革命；周恩来在南开呼吁师生，在狱中坚持学习、坚持抗争，对理想不断追求。这是那个时代的青春精神。
他们是黑暗时期一批勇于奋斗的新青年们，他们因拥有着共同的理想而相识，并一直“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他们为国家，走出校园，走向街头，以青春的昂扬精神，使更多的人们走上救国的道路，他们互相鼓舞，并肩作战，只为追求真理，救亡图存。
因为有了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才有了他们所创造的“青春之中华”。百年过去，我们是百年后新一代的新青年，今日的“青春之国家”正需要我们以青年精神去创建，以新青年的精神踏向新的`征程，如同百年前的青年们一样不懈追求理想，接好时代的接力棒，做好新时代的新青年，继承百年前青年的精神。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时，有一些人已经觉醒，也正是他们，才使中国翻天覆地！
——引言
这个寒假，我观看了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在民国时期，当全国人民都沉寂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中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领导着《新青年》和北大的诸多学子，开展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新文化运动“。
这部电视剧还原了许多当时的情景，如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北大“红楼”的修筑，还有袁世凯，张勋的两次复辟帝制……可以说常常使人浮想连翩，惊喜连连。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国革命大家，文学泰斗鲁迅先生所写《狂人日记》时的情景，这本书是以一个疯子为第一人称所写，它讲述了在一个疯子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以一个疯子的言语讽刺了封建的“吃人礼教”。人们迷信，古板，缠足互相欺诈，一个毫无生气的黑暗社会表现地淋滴尽致。
还有李大钊与工人们互帮互助，纯朴真切的友情更是让我感叹，记得在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李大钊先生听说自己的工友朋友们没有领到工钱，便大过年的用自己的薪水买了好多年货，带给工人们，还亲自和他们包饺子。号外，他还给工人们讲了马克思主义，让工人们重新对新生活燃起了希望……
这部影视作品展现了一个黑暗无光的封建社会，但又塑造了陈独秀等一群为祖国带来希望光芒的人。他们追求新文化，向往新生活，他们为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
剧情中陈独秀为了发扬新文化，不惜一次次与权威大家斗智斗勇，这坚定的决心使我敬佩。
感谢《觉醒年代》，它让我见识了先烈们是怎样为了今天的新生活而奋斗，也让我明白，唯有拥有知识和胆魄，才能改变命运，改变时代！
觉醒吧！同学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精神改变时代
不得不推荐一下最近看的一部剧《觉醒年代》，看完之后，除了震撼，就是感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神剧情节，也没有至高点的宣讲教育，贴合人物原型，将书中的历史人物活生生的带到了我们眼前，他们不完美，有小脾气，会开小玩笑，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完美，才与他们伟大的爱国奉献情怀形成了强大的对比。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他们为了同一个理想中国而奋斗。在那个靠吃人、吃血馒头才能活下去的社会，在那个被列强欺压、被军阀迫害的社会，在那个完全没有人权可言的社会，要靠什么才能站起来呢?
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便是：“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倒袁，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倒袁。”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先后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救国先救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联合北大教师以发表刊物的形式向百姓传达启蒙思想。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明白要想彻底实现思想启蒙，必须建立一个政党，领导中国进行革命。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他们在一开始是站在与陈独秀的思想对立面，他们坚持“无政府主义”，但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这套理论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下，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真真正正的大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必然发展的产物。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有血性的，是他们披荆斩棘换来了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生活，与时光之镜对话，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
我们并不缺乏无法纪念的历史，可我们却总是用吃喝玩乐来填满生活。所有的懒惰与怯懦，都是从忘记历史开始的，我们忘却了来之不易，也忘却了物力艰辛。
文学和艺术创作最大的作用就是镌刻过去，启迪未来，《觉醒年代》，近些年难得的剧作了。一开篇，就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求学时故纸堆中描述的那些旧时旧事，那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最远的历史，那个时代的一首悲怆史诗。总是感觉那个时代的人都充满了鲜亮明媚的人物性格，身处最为屈辱至暗的时刻，却能激情、沸腾、炽烈，好像地底的岩浆越是压迫越是要喷发，随着喷发流入闯入时代的冰流，激荡起满目热气，滚滚洪流，永远向前。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只凭一腔孤勇，仍能勇往直前向东去，向西去，去尝试，以头颅，以青春，九死不悔，单单冠以猛士，尤不足述其慷慨。
中国诸朝之变革，从来都不应该是华洋之变，古今之革。皆是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非洗经伐髓，不可治之。
读书人，太平医病，乱世医国，承天景命殷忧启圣。
什么是美好啊？是一切耀眼，是颜色？是线条？是旋律？是，缺不全面。
最好的美好是时代，是历史长河中，波涛汹涌里翻腾的所有英雄人物，是所有籍籍无名，是惊天动地，是润物无声，是喷涌的热血，是满怀的泪水，是老怀雄壮，是少年意气。
中华之国，千年不坠，荣之，辱之，沉之，浮之，不气不馁，不惊不怯。
乱世出英雄，因为他们的付出所以才换回了我们生活的安宁。
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所以用最年轻的生命去谱写出最不平凡的一生，请记住这些人吧，这些我们称之为先烈的年轻人。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暑期的时候，在姥姥家度暑假，跟着姥姥姥爷看了一部使我感慨良多、思绪万千的电视剧《觉醒年代》。
在看这部剧之前，我无法相信，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国家，曾经是那么混乱，封建。原来有一群人，他们毕生都在为救国奋斗，甚至牺牲。而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学校作为课外知识的科普，寥寥几句概括了这场新文化运动。我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那些人是谁，是怎样的人。
印象深刻的就是鲁迅出场时，目睹“人血馒头”事件。第一次看时，我震惊了，当时的中国，群众思想是多么无知，会相信如此荒谬的事！看客的冷漠，社会的封建，令我沉思，也令我相信，在当时为什么会有人说出“这国，没法救了”的言论了。
当剧中陈独秀先生的家门口被复古派贴满了辱骂性的纸张时，他的妻子高君曼一边撕着纸，一边擦拭着眼泪，却目光坚定地对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我如果因为这两三声就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你要找的高君曼！”语气中充满信任。他们的这份爱情令我感动。
最后，便是陈独秀先生送延年乔年出国时了。上一秒，这两个少年，背对阳光地踏上了去法国的邮轮。下一秒他们，脚底染着鲜血，蓬头垢面，伤痕累累，手脚上的铐镣随着一步步走动碰撞。在死亡面前，他们从未惧怕，在阴森的刑场上，他们目光坚定。陈延年，临刑前，宁死不跪被反动派乱刀砍死，年仅29岁。弟弟陈乔年，临刑前大吼道“就让我们的后辈，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部剧播出后，为了纪念他们，合肥市的延桥路牌下摆满了鲜花，直行后便通往繁华大道。
剧的后半段，先生们都陆续离开，看着每个人的平生简介，几句话概括了他们的一生。我竟然有些不舍。
我想，我见过先生们，在书中，在过去，在未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共广播电视台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一部反映建党历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的《青年杂志》，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认识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的历史。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还将他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整个中国为之一振；《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日新月异，之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也相继问世；在这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普遍传播开来。
在五四运动时，为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学生、商人，工人等，以直接行动对社会实行根本改造，并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在散发宣言时被捕，五四运动风靡全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代表拒绝签巴黎和约，取得巨大成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完成了它的思想启蒙任务。
不少看过剧的网友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20xx年最棒的剧集没有之一！正如剧名那样，整部剧想要再现100年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激情澎湃的觉醒年代。
整部剧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形象，让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又一次出现了人们眼前，表达了对事物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寻。
“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史为鉴，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暑假，我追了一部剧——《觉醒年代》，对伟大的先驱李大钊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次了解李大钊，是学习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李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回忆父亲从被捕到就义的悲壮历程。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崇高伟岸、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这次看完《觉醒年代》，李大钊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仰望中的高大，而变得更加丰满、真实。
李大钊先生平易近人。他一出场，身穿长袍，戴着眼镜，坐在一群留学生中，和年轻人讨论着国家大事，呼吁学子奋起“倒袁”，拯救国家。
李大钊先生敢于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听到陈独秀先生说“中国没救了”时，立即进行反驳，表明自己的观点，坚信国家有光明的未来。
李大钊先生胸怀宽广。虽然在对国家未来的辩论中有不同见解，在陈独秀先生被一群学生围着殴打时，他还是挺身而出，掩护陈独秀先生逃出，并且在知道对方真正意图后，和陈独秀先生成为朋友，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了陈独秀先生。
李大钊先生关心民众疾苦，深爱自己的孩子。当一位母亲在大街上乞讨，希望得到一些医药费给孩子治病，李大钊先生站了出来，帮这个穷苦的家庭交上了医药费，当得知孩子需要住院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物、怀表等放到了当铺；当李大钊先生的一位学生因为缺钱而上门求助，希望能得到资助时，李大钊先生不顾自家的情况，毅然为学生凑齐学费，却差点和自己的孩子毁约，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去吃一顿涮羊肉。
李大钊先生，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普通人。
《觉醒年代》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
在剧头，我们了解到192021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二年，趁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在此前后，自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依然没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地步，军阀混乱、倒行逆施、民众蒙昧、思想混乱的社会乱象。将出路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
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一群有志之士奋起抗战。陈独秀同志认为中国有出路而不是老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在混沌中上下求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着手摸索思想启蒙，力求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在探索的道路上，他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达成了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觉醒年代》清晰展现了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
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便是：“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倒袁。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倒袁。”一个个字，说出来时是那么有理有据，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直指人心！我相信这些话一定是肺腑之言！
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有血有肉，有理想有锋芒，有困境有探索，他们的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深刻传递爱国情怀，传递了爱国爱党、艰苦奋斗的正能量。
最近，我观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我感慨万千。
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很快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之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一心想着救国，他们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的革新不足以救中国，必须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并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才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才能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彻底消灭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认识，并走到一起的呢？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开头几集，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激情却不用力过猛，有气场却不虚张声势。既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深邃思想和澎湃的激情，又有普通人的无可奈何。人物的塑造有温度有情感，看起来极具感染力。
看《觉醒年代》就像在看历史，年代感、画面感极强。剧情清晰勾勒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剧中的人物刻画非常生动和形象，往往一出场，便令人肃然起敬，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主角。有故事，有思想，有现实，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之风骨，为天下苍生的担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敢地追求真理，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理想抱负，积极投身于革新运动中，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奋发有为，积极探索，刻苦学习，争做国家栋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啊，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于1989年5月在教育部主管下创刊，2000年归属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是一本面对广大中小学生的国家级文学月刊。现有中学“花季号”和小学“春蕾号”两个版本。多年来，以其清新靓丽、趋文重雅的风格和推崇文学、服务校园的办刊宗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现已成为我国校园中极具影响和深受广大师生喜爱的“绿色刊物”。
中国校园文学 主管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辑出版: 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0-9809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644/I 邮发代号: 82-375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于1989年5月在教育部主管下创刊，2000年归属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是一本面对广大中小学生的国家级文学月刊。现有中学“花季号”和小学“春蕾号”两个版本。多年来，以其清新靓丽、趋文重雅的风格和推崇文学、服务校园的办刊宗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现已成为我国校园中极具影响和深受广大师生喜爱的“绿色刊物”。 近年来，《中国校园文学》在办好刊物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源，在配合学校素质教育及大语文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面对中国校园里无数的文学爱好者，《中国校园文学》这样承诺说：“文学是我们的纽带，服务校园是我们的宗旨，我们将组织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校园活动，让我们的中国校园文学更红火，让我们的校园文学社有更多展示的机会。” 主要栏目 〔小说星空〕〔岁月驼铃〕〔滴水藏海〕〔网开一面〕〔时文品读〕〔牛刀初试〕〔情感地带〕〔风铃如歌〕 〔社团联盟〕〔蓝页〕〔休息休息〕〔金牌小说〕〔大家美文〕〔他山之石〕〔诗文赏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都不回答你的问题吗？你没有悬赏分也?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晚清的腐败导致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一些社会进步人士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最终以三民主义的进步思想统一了各个阶层的认知和相关利益。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文治，即以文教治天下，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礼记·祭法》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普通百姓道德修养程度、文化建设的发展程度，是中国儒家衡量一个时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准。《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等景象，即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高度发达、人民的充分自律。这也成为后世统治者、儒士精英的重要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通观两汉以后的文治建设，其核心内容是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一过程在汉武帝时就开始了，所谓“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1）。文化专制主义构成中国古代文治的精神实质，在具体操作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这一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通过对社会实施系统的、严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历代对所谓“异端”思想的严酷镇压，不时发生的文字狱、禁毁图书，即属此类；二是对百姓实施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主体的教化，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宣讲儒学，表彰节义，即属此类；三是编纂典籍，既为了彰显文治武功，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装点盛世。像清乾隆朝就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启动一系列文化工程，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被清人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3，《纪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