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防止利益冲突研究论文

国际商务谈判中利益冲突的预防与解决论文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国际商务谈判中利益冲突的预防与解决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各企业和单位所面临的国际商务谈判越来越多。商务谈判中因为双方都希望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常常面临利益的冲突。本文认为，了解各国商人谈判的特点、做好充分的谈判准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这些冲突的激化，谈判策略的恰当运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冲突。当冲突出现时，要将人的问题与实质利益相区分，创造双赢的解决方案，借助客观标准解决谈判利益冲突问题。

【关键词】 商务谈判 利益冲突 预防 解决

国际间的商务交往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和平时期国际交往的主旋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商务谈判作为商战的序幕，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经济中。

所谓谈判，其一般含义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满足各自需要和维护各自利益，双方妥善地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的协商。曾有人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系列无休止的谈判”，这也是不无道理的。而商务谈判，是指谈判双方为实现某种商品或劳务的交易，对多种交易条件进行的协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概念的外延也在扩大，她不仅包括一切劳动产品，还包括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因此，商务谈判是指一切商品形态的交易洽谈，如商品供求谈判、技术引进与转让谈判、投资谈判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各企业和单位所面临的国际商务谈判越来越多。谈判是一种进行往返沟通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就不同的要求或想法而达成某项联合协议。谈判又是一系列情势的集合体，它包括沟通、销售、市场、心理学、社会学、自信心以及冲突的解决。商务谈判的最终目的是双方达成协议，使交易成功。如何有效避免谈判中僵局的出现而使谈判获取成功?当冲突和矛盾出现时又如何化解呢?本文将对此做出探讨。

一、了解各国商人的特点是国际商务谈判必备的常识

国际商务谈判要面对的谈判对象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各民族间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客商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在商务谈判中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如果不了解这些不同的谈判风格，就可能闹出笑话，产生误解，既失礼于人，又可能因此而失去许多谈判成功的契机。如欲在商务谈判中不辱使命，稳操胜券，就必须熟悉世界各国商人不同的谈判风格，采取灵活的谈判方式。下面我们仅就几种国际商务谈判中常见的客商情况加以说明。

1、美国人

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美国人是我们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常见对手，他们性格开朗、自信果断，办事干脆利落，重实际，重功利，事事处处以成败来评判每个人，所以在谈判中他们干脆直爽，直接了当，重视效率，追求实利。美国人习惯于按照合同条款逐项进行讨论，解决一项，推进一项，尽量缩短谈判时间。他们十分精于讨价还价，并以智慧和谋略取胜，他们会讲得有理有据，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走势甚至最终用户的心态等各个方面劝说对方接收其价格要求。美国人在谈判某一项目时，除探讨所谈项目的品质规格、价格、包装、数量、交货期及付款方式等条款外，还包括该项目从设计到开发、生产工艺、销售、售后服务以及为双方能更好地合作各自所能做的事情等，从而达成一揽子交易。同美国人谈判，就要避免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是与非必须保持清楚，如有疑问，要毫不客气地问清楚，否则极易引发双方的利益冲突，甚至使谈判陷入僵局。

2、日本人

日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道德意识已深深地沉淀于日本人内心的深处，并在行为方式上处处体现出来。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缺乏，人口密集，具有民族危机感。这就使日本人养成了进取心强，工作认真，事事考虑长远影响的性格。他们慎重、礼貌、耐心自信地活跃在国际商务谈判的舞台上。他们讲究礼节，彬彬有礼地讨价还价，注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重视商品的质量。所以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在客人抵达时到机场接机，在谈判后与客人共进晚餐、交朋友，都是非常必要的，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冲突的出现。

3、韩国人

近十年我国与韩国的贸易往来增长迅速。韩国以“贸易立国”，韩国商人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常在不利于己的贸易谈判中占上风，被西方国家称为 “谈判的强手”。在谈判前他们总是要进行充分的咨询准备工作，谈判中他们注重礼仪，创造良好的谈判气氛，并善于巧妙地运用谈判技巧。与韩国人打交道，一定要选派经验丰富的谈判高手，做好充分准备，并能灵活应变，才能保证谈判的成功。

4、华侨商人

华侨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他们乡土观念很强，勤奋耐劳，重视信义，珍惜友情。由于经历和所处环境的不同，他们的谈判习惯既与当地人有别，也与我们大陆人有所不同。他们作风果断，雷厉风行，善于讨价还价，而且多数都是由老板亲自出面谈判，即使在谈判之初由代理人或雇员出面，最后也要由老板拍板才能成交。所以了解老板的个人情况，以真情打动他就至关重要。

以上介绍的只是世界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主要谈判风格，重要的是我们应从中悟其真谛。当然，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通讯的高速发展以及各国商人之间频繁的往来接触，他们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有些商人的国别风格已不是十分明显了。因此，我们既应了解熟悉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人之间谈判风格的差异，在实际的商务谈判中更应根据临时出现的情况而随机应变，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谈判方式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商务谈判的成功。

二、做好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是预防冲突激化的有效手段

谈判桌上风云变幻，谈判者要在复杂的局势中左右谈判的发展，则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只有做好了充分准备，才能在谈判中随机应变，灵活处理，从而避免谈判中利益冲突的激化。

由于国际商务谈判涉及面广，因而要准备的工作也很多，一般包括谈判者自身的分析和谈判对手的分析、谈判班子的组成、精心拟定谈判目标与策略，必要时还要进行事先模拟谈判等。

国际经济论文篇1 试谈网络经济在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性 摘要: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而且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网络已经从最开始的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资源逐渐演变成为人们通过购物平台，人们使用网络在家即可完成物品购买，此种情况的出现推动了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方面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对国际贸易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对网络经济对国际贸易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经济;国际经济贸易;影响 近些年来，网络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其重要性也逐渐地突显出来，当前网络经济已经对国际贸易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鉴于此种情况，应该对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影响进行了解，对其积极的影响进行推广，不利的影响则给予改进。 一、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积极方面的影响。 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有积极的一方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本文对两方面影响都进行了分析，首先是积极方面的影响，具体影响如下: 第一，可以减少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人会从国外购买物品，这就是国际经济贸易。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从国外购买商品不仅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还需要办理很多的手续，这样不仅延长了贸易时间，而且还增加了贸易成本，但是网络经济不同，人们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订单，当国外企业收到订单之后就可以发货，货物会直接送到买家手中，这样的交易方式减少了中间环节，而且还节省了时间，所以说网络经济的出现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经济贸易的效率，而且还降低了成本[1]。 第二，加快了全球市场形成的步伐。网络经济优势在于不受地域因素的限制，无论是你身在哪里，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从世界各地购买你想要的物品，这种新型的交易模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等融入到了这个大市场中，全球性市场的形成步伐逐渐加快。另外，网络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催生了一些新贸易方式的出现，比如说，在国际贸易交易中，物品订单、提货单以及发货单等都需要交给相关部门审核，在这一过程中，电子商务可以将纸质信息转换为电子数据信息，然后通过网络传输给相关部门，此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就是网络经济对全球经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的体现之一。 第三，提高了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在我国贸易中，服务贸易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经济的出现使得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快，而电子商务的应用则提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2]。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服务贸易交易的成本降低，其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而电子商务又和商业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在此种情况下，我国的旅游业、工业以及移动电子商务等贸易的发展极大的提高了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使我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消极方面的影响。 网络经济的发展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也有着消极的影响，本文对这些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使国际贸易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在 网络技术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中存在的安全风险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有很多网络黑客会侵扰，而且网络交易所采用的网络资金支付方式也会存在着安全隐患，这样的情况就使得国际贸易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另外，在网络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网络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此种情况的出现也使得国际经济贸易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风险。 第二，暴露了我国物流发展水平落后的弊病。在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来开展的国际经济贸易离不开物流行业的支持，要知道，国外的货物若是想要运送到买家手中，就必须要通过物流来进行配送，而当前我国的物流发展水平和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点表现出来的:首先，物流信息系统较为落后，对物流信息的更新不够及时;其次，物流一体化发展还存在漏洞; 再次，物流专业方面的人才比较匮乏，当前人才紧缺成为了制约物流行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最后，物流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和电子商务等类型公司的战略性合作不够全面[3]。第三，导致人才紧缺局势更加紧张。电子商务是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是因为其发展时间比较短，所以国家对此方面人才的培养体系还不是很健全。也就是说，高校虽然已经建立了与之相关的课程，但是因为此课程是新开展的，所以教师的教学经验等多方面都还存在问题，这样就使得此方面的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难度，专业人才比较缺乏。另外，高校培养出的电子商务人才就业率比较低，此种情况使得就业现状和人才需求不平衡，两者处于矛盾状态，这一情况的在加剧了人才紧缺局势的同时，也使得 毕业 生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 二、推动网络经济更好地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的 措施 (一)对 网络知识 进行宣传。若是想要促使网络经济进一步的影响国际经济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网络知识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企业认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电子商务是新兴产业，有很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此产业的重要性，针对此种情况，应加强网络知识的宣传，提高企业对此重视程度，然后促使企业能够从电子商务中发现新的商机，并将电子商务带 出国 门，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开展的新 渠道 。 (二)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国际市场中处于中下层，所能开展的工作都是较为简单的，并且没有技术含量，还会对环境等造成破坏的工作，而产品中的核心技术则掌握在 其它 国家中，这样的产业结构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4]。针对此种情况，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扶持本土企业，尤其是一些生产高科技、无污染以及多功能产品的企业，只有这部分企业提高了竞争力，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才能提高自身地位。 (三)为网络发展构建良好的环境。在网络为主的时代中，国际经济贸易竞争中是否可以处于优势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此种情况，国家应该为网络发展构建良好的环境，解决网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安全风险等，然后应该将国内的骨干网络集中起来，以此来拓宽我国网络在国际市场中所占比例，增加网络的覆盖率，以此来促使我国的网络经济发展能够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网络应用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会参与网络购物，而且网络购物人数以及购买商品数量正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网络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同时还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针对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若是其影响是积极的，那么就应该进一步的发挥其作用，若是其影响是消极的，则应地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从而促使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能够加快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师如男，袁玮顺.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的研究[J].金融经济(理论版)，2014，(11):33-35. [2]贾春阳，孙硕，吴天鸣等.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的研究[J].商，2015，(20):107-107. [3]张远圣.关于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的研究[J].科学导报，2015，(1):173-173. [4]张俊.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的研究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5，(7):182-182. 国际经济论文篇2 试谈国际经济冲突及对策 摘要：现如今，我国经济呈良好发展态势，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为了能够减缓日益矛盾的国际冲突，能够让国际间各个国家的经济冲突减小，让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可以正常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出一个安稳和平的国际经济市场。培养和谐的国际经济市场营造出各个国家间合理的经济利益，需要制定能够让贸易交往的国家共赢的国际经济策略，从而慢慢缩短国际间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的落差，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把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冲突减小，进而合理规避。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经济战略 随着一体化经济逐渐走入国际市场，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则，在不同的规则下，国家之间产生国际经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能够营造出安稳的世界经济环境，就需要实施一些策略对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冲突进行合理的规避，把各个国家的国际经济损失降低。因此，制定出能够实现双赢的策略和经济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一、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冲突的含义 现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上各个国家间产生经济的冲突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不能够完全消除。对于国际中的一些“经济潜规则”问题、缩短南北间的经济差距问题等等都需要对其进行安全平稳的宏观调控。国际间曾经存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权力的独断性在整个大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冲击逐渐失去了原本所具有的价值，从专制性的地位变成了大众性的规则。全球化经济在逐渐迅猛的发展中，各个国家都在捍卫本国的主权，对本国的经济也有着一定的主导权力和控制能力，但是在一体化经济的背景下，需要国家对经济自主权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这样的国际矛盾慢慢成为了各国关注的 热点 话题，从一个角度来说，各个国家认为，在国际间形成众多的国际性跨国公司是对本国经济的一种掠夺策略，跨国会对本国经济的自主性控制方面有干扰性。 二、目前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影响下的今天，全球一体化为很多国家带来了不少便利的条件，也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全球经济中迅猛发展的自由经济，商品和服务等资本的流通程度也在逐渐加深，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多的商品流通量，这样就会导致经济全球化成为了经济发展必经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背景不同，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冲突，每个国家的经济在表面看似安稳的，但经常会有不安定的因素存在。 在国际秩序形式逐渐转换的前提下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世界经济旨在规定一个安全平稳的经济秩序和规则。在这种秩序和规则下，将削弱国家自身对经济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但是会因为各个国家中不良因素的影响，这种 方法 会加强政府对本国家的经济干预，通过了政府的干预，各个国家的经济会优先并大部分考虑本国的经济现状，这也使各个国家间在进行经济往来时冲突发生的几率会不断加大，政府对国际经济自由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干预，也因此产生了国际上的经济冲突。 三、国际经济冲突的造就点 政府的强烈干预是导致国际经济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府旨在保护本国经济不受烦扰所以会采取相对保守的经济态度致使国内的经济开放程度逐渐减小，因此，会对自由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干扰，使得本国经济在大的经济环境面前丧失一定的竞争力，最严重时，可能会脱缓本国的经济发展进展。 所谓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以整个国际全球化大背景为前提的，既想享受自由发展的经济模式带来的便利，又要以保护国家利益为重，以本国的经济发展策略为旗帜，再加上政府对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上发展的干预，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引发了国际间的经济冲突。在政府的参与下，对本国的经济控制要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相应的经济法律规定，这种政策的制定不仅是对本国的经济保护，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体也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性，在某些利益上作出了一定的牺牲，对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障碍。 一方面，政府对自由经济进行干扰，它的目的就是使国外的经济发展对本国的经济产生干预并且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意义。另一方面，政府在面对国际经济对本国经济造成影响时会采用相应的法律措施和手段来遏制这种现象，如各国间针对国际经济的冲击一般都会设立贸易壁垒等，政策和法律的双管齐下，使经济自由化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全球化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国际经济大背景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每个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政府的管制存在于整个全球化经济发展中，又影响着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所以，本着“国家经济上进行合理的放宽，在主权上进行必要的控制”这个原则和规定，政府的控制程度是国际经济冲突产生的根源。有些错误的理解在于全球化是想要对每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从而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经济体，但实际上，真的全球化是求同存异，为整个世界的经济构建出和谐良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大家友好竞争各自发展。 四、针对国际冲突的相关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冲突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法在发生经济冲突时起到的约束和控制的程度上，以及它的适用性和能力的广泛性上，从目前的国际经济状况来看，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冲突的解决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经济的发展作为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实力的象征，因此经济冲突必然引起法律上的冲突。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它需要合理的经济市场规则，它要使每个国家能够愿意接受这个规则，并且按照这个规则合理合法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规则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五、减少国际经济冲突的对策 (一)构建国际经济体制。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法抵挡经济球化的趋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前提下，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构建合理的经济体制才是减少国际经济冲突最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构建国际经济法案，从而让每个国家都能够合理有效地参与到经济法案当中来，这是保证全球化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必然方法，这样能够保证每个地区的经济有序发展。要想制定健全并强大的法律体系，就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做好国与国，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协议，对其法律的适应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估。然后，制定符合国内和国际的法律权限，通过各国间的相互协商最后进行具体的安排。 (二)正确面对冲突。 国际经济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每个国家都应该正确面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所管辖的冲突，冲突发生后，要立足于国际经济冲突的减小或解决的视角，正确面对冲突不盲目不冲动这样才可以想出较完美的解决对策。未雨绸缪才能应对自如，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要对本国的经济体系做到全面的了解，了解自身经济体制的性质，通过合理的协商和适当的退步和对管辖权的合理分配从而把各国的国际间的经济冲突得以解决。这是有效规避国际经济冲突的良好解决办法，每个国家在解决国际经济冲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认识。 (三)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办法。 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实则是一种逐渐进行的经济发展态势，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各个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区域性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间采用的如贸易壁垒式的潜规则，以及全球化并没有真正全球而只是发生在几个国家间的这种现象。因此，为了规避国际经济的冲突时，要在小范围内进行合理的磋商和探讨，在 文化 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多元化的合作，谨记合作双赢互惠互利的原则，作出适时的让步，这种方式在解决政府对经济全球化干预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效。在经济合作中要制定出合理合法有效的合作模式，使得各方面的风险降到最低，使国际经济冲突出现的概率慢慢减小，最终使得国际冲突的办法得到合理的解决。 (四)构建合理的经济摩擦相对应的体系。 在国际化大背景下，各个领域，各个企业应该怎么样有效避免国际经济冲突?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体系，要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使企业的财务数据和账目清晰便于分析，同时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从行业的层面来说，为了避免各种冲突的发生，就要号召行业权威组织一个有威望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每个行业或企业的组织有一定的话语权，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平等的经济经验，及时调整相应的应对体系。 六、结语 根据本文的分析和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发展一定会是蜿蜒曲折的，每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情况不同，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就大不相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压力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关于经济的利益冲突一定会存在的前提下，要做好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就是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有一个良好稳定和谐公平高校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每个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许多，肖冰.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冲突问题及其应对[J].江苏社会科学，2010，2 [2]邓云赟.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冲突及其措施[J].中国商贸，2014，28 [3]王宵晴.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冲突及其应对研究[J].北方经贸，2014，3 猜你喜欢： 1. 关于国际经济的论文免费下载 2. 国际经济论文 3. 关于国际经济的论文范文 4. 国际经济论文题目大全 5. 有关国际经济形势论文

1、目标价值最大化原则。 在商务谈判中的目标并非是单一个别的，处理多重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冲突现象，谈判过程是寻求双方目标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但这种目标价值最大化并不是所有目标的最大化，若是这样就违背了谈判中的平等公正原则，于是避免不了在处理不同价值目标时使用让步策略。 2、刚性原则 在谈判中，双方在寻求自己目标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对自己最大的让步价值有所准备，换句话说，谈判中可以使用的让步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让步策略的使用是具有刚性的，其运用的力度只能是先小后大，一旦让步力度下降或减小则以往的让步价值也失去意义；同时，一种方式的让步使用几次就失去效果，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对手的某些需求是无止境的。必须认识到，让步策略的运用是有限的，即使你所拥有的让步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在谈判中对手对于你的让步的体会也是不同的，并不能保证取得预先期望的价值回报。 3、时机原则 所谓让步策略中的时机原则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做出适当适时的让步，使谈判让步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所起到的作用最佳。虽然让步的正确时机和不正确时机说起来容易，但实际过程中，时机时非常难以把握的，所以在使用让步策略时千万不可以随意而为之。

无非就是在人力资源方面想办法嘛，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主要是在薪酬上有不同，销售人员相对管理人员的工资比较低，收入主要靠业绩，而管理人员的工资比较高，但是因为不是一线人员，没有什么直接的业绩可言，但是管理人员所管理的团队创造的记录则是管理人员的间接业绩，所以销售人员用每次的销售业务所产生的提成来调动销售人员的积极性，而管理人员则是以团队整体业绩来给予一定的奖金，比如季度奖、年度奖，同时，如果不是高管的话，团队之间的竞争和评比也是对管理人员和全体团队人员的一种激励，团队业绩好，管理人员的贡献最大，在评比的奖金中拿出大部分给予管理人员，而其它的分给团队里的一线销售人员。这样基本没什么冲突。 建议你学习一下关于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关薪酬管理方面的内容，奖金要分的多一些，让员工感觉合理一些，特别是销售与管理，利益方面是一个大问题。解决好销售与管理的心理平衡才能让企业平稳发展。

用一个例子来描述一下共同基金预防、解决雇员个人账户交易与客户利益冲突的流程。 首先，如果出现潜在的冲突，共同基金和其员工必须以对客户有利的方法解决问题。客户的利益将优先于共同基金和其员工的切身利益。 其次，共同基金的雇员在从事一笔证券购买或销售时，需要填写相关表格进行资讯披露，这种预披露机制是为了保护共同基金以及员工，以免出现可能的利益冲突。 第三，雇员必须在打算交易和执行交易的当天提前递交表格并获得批准，交易也必须在当天执行。如果当天未执行交易，雇员必须重新递交表格并再次等待批准。 第四，雇员必须连续持有单一持仓至少30天。

合伙创业，在目前非常流行，然而合伙人的关系问题却非常微妙，遇到利益之争亲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如下的几个创业者比较用好的方式处理了与合伙人的关系，他们的经验或许值得大家借鉴一下： 案例：合同约定和投票制度解决分歧。 案例：承诺双倍返还 获得完全决策权。 案例：制定规则亲爹也要遵守。 合伙人的选择标准：有人说，选创业合伙人就如同选结婚物件，成与不成，就看婚后三年。过来人总结出以下几点通用的标准： 1、有德有才人品过关 创业伙伴人品要好，作风正派，这样才能建立长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2、能够沟通志同道合。企业是个利益共同体，双方都有责任主动的去沟通，中国人的个性是相对含蓄谦虚，常常有话说三分，所以沟通的空间相对大。凡事不要见面无声，面后有声。这往往是双方的因素，但肯定有一方是主导。误会的产生往往是误认为别人应该会理解或明白我。解决误会的最佳办法是主动沟通及多沟通。 3、风险共担取长补短。人有所长，必有所短。选择的时候要看清其长，以后也要学会包容对方的短。所谓取长补短，是取别人的长补自己的短，此为团队的真正价值，长城不是一人筑成，想做出点成绩，就得有做事情的开放心态。 作为合伙人，在平时的交往与合作中要坦诚，互相尊重对方，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把企业当家庭来管，必要的财务、人事、工资、分红、业务分工制度必须建立，而且带头执行，这样的老板才能树立威信，经营才会有起色，管理也能出效益。

严格执行审计回避制度

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物件。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 *** 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专案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 *** 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986年“联邦 *** 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 *** 所占比重为,而企业仅占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 *** 占,企业占。 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智慧财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 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 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正规化”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 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 (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 *** 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物件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 *** 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 (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宣告“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宣告。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类似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 (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 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物件,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数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 除了为申请专利等智慧财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菸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菸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 【避免冲突的原则】 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

其实，不管是不是商务谈判，我们在解决任何事情时，找到双方的利益需求点，并且，磨合双方的利益不同点。逐渐使双方的利益趋同，不断调整，使各方都能接受最终的解决问题的利益和方案，这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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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为详细和明确的规章制度，加大处罚力度，保障广大股东利益；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需要考虑有效管理员工（包括高管）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况，通过建立防范、识别和应对机制，充分意识到其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并防范进一步演变成为输送不当利益的渠道，最终滋生腐败。 1、在公司层面，管理者可重点从企业文化、治理架构、授权体系、诚信环境建设等多方面考虑，建立良好的控制环境和管理体系。 2、从运营层面，建议在日常管理和内控工作中，对容易发生利益输送的高风险业务进行重点关注。 3、内部审计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凡事利益问题不要扯进朋友。太无奈了。。真的。。。肯定的回答你：是

科学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活动,如今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确,当经济之前冠以“知识”二字后,作为知识生产主要途径的科学研究活动,其内涵、建制、运作模式以及社会作用,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应的改变。同时,也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更为突出。1冲突产生的背景30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而从事科学研究。正如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言:“无论是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正式聚会,还是在咖啡馆或人个寓所里的非正式碰头,这个科学家群体都无休止地探讨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但“经常见到的情形并不是一群‘经济人’联合起来或各自为战地谋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是一批好奇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因为,“科学家免不了会有希望得到社会喝彩的欲望,而做出可获利的应用性发现就能产生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那时“个人经济收益的前景极少激起科学家的活动动机”。然而,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项目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政府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1986年“联邦政府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比重为,而企业仅占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政府占,企业占〔2〕。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3〕。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2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6〕。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范式”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7〕。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对象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8〕。(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声明“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声明。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9〕。类似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10〕。(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11〕。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12〕。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量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13〕。除了为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14〕。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烟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15〕。3利益公开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16〕。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卫生研究所”为保证其研究经费资助不致引起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曾经颁布过一些条例,要求接受资助者向政府公开其本人、家庭以及商业伙伴的一切经济利益。这一做法立刻招致许多人的抗议,国家卫生研究所为此收到了751封抱怨的信件。鉴于反对呼声强烈,国家卫生研究所被迫撤回了该项规定。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美国卫生和福利部(HHS)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拟订了处理利益冲突的原则,并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作为公共卫生署下属机构的“国家卫生研究所”,1995年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利益冲突条款。新的条款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向其所在大学、研究机构公开说明: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项目“直接和明确”的影响下,申请者可能得到哪些“有效的经济利益”。且当“有效经济利益”为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任何形式的报酬、收益,或获利公司投资的5%时,都必须公开其利益关系。国家科学基金会则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列举过去四年内的合作研究者、导师或其它指导者,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或选择评议人时的偏见。美国农业部也要求经费申请者列举出过去五年内的研究伙伴及论文合作者,以使评议人的选择更加客观公正。此外,一些职业组织,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美国医学院校协会(AAMC)等都有各自避免利益冲突的指南与处理程序。大多数美国大学也有类似政策。如旧金山加州大学规定,若教师与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的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则不能参加相关的临床试验。华盛顿大学对此没有完全禁止,但必须事先征得学校同意。凡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一律执行所谓“零容忍标准”(zero-tolerance standard),即参与试验的教师必须公布所有的经济利益关系,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也不例外。哈佛大学医学院则禁止其教师接受他们持有股票公司的经费赞助。密执安大学规定,其教师从制药公司获得的咨询费或作为专家证人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的25%。然而,尽管有许多抑制利益冲突的积极措施,但三个独立研究小组最近对美国科学界处理利益冲突所作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17〕。实现利益公开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科学期刊。1997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向所有文章作者、评审人及编辑推荐了一项旨在促进发表中实现“利益公开”的政策,大约500家期刊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1984年起,就要求凡在该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都必须公开说明“在可能受其研究结果影响的公司中的所有经济利益”。《科学》也要求其投稿者,公开“所有可能引起文章内容判断偏见的、作者的职业的和经济的利益”,且此要求同样适用于其同行评议者、编辑及记者。《自然》、《科学美国人》等众多杂志也都有类似规定〔18〕。应当说,在科学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正确认识与处理利益冲突及其消极影响意义甚大。我国正处于促进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起步阶段,正在大力鼓励大学、研究机构积极与公共部门、各类企业开展教育、研究及咨询等方面的合作。这不但对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极为有益,而且还能有效弥补大学、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足。为了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利益冲突调控体系,加强科学界的自律,以确保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与知识产品的真理性。同时,科学家还应当更加注重关心和保护公众利益,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此外,笔者以为,“利益冲突”也许为我们考察科学社会学的演进提供了某种有益的视角。如果说默顿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理想化”的“宏观”科学蓝图的话,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是一些“描述性”的“微观”细节。尽管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被认为不大符合现代科学的实际,尽管有人强调科学家的行为常常违反默顿规范,但它毕竟是使科学区别于其它社会建制的重要特征。描述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走得更远的构造主义,固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诸如“利益”、“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形成与选择的影响,但它同时也给人以一种过分向“现实”妥协之感,无法为科学家的行动恰当与否提供标准与指南。而这一切又与现代科学研究息息相关,不容回避。因而,我们不妨将“利益冲突”作为切入点,以默顿理想化的科学结构为纲,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基本素材,寻找某些既能反映当代科学研究特点,又对科学界整合有益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