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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是明代著名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类经图翼》、等中医学经典著作，其学术思想对后世中医学有着重要影响。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医学，后在多年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研习温补学派。张景岳的出身给了他结交名士和豪门大贾的机会与条件，因此他得以跟从薛己学习温补之术。张景岳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医方。 张景岳擅温补，辨八纲，探病求源，大量实践，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在治疗虚损方面非常独到有建树。他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
张景岳在多年研习《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为其作注著成《类经》。《类经》广括前人先贤的中医学理论成果精要，又加入自己的医学研究成果；对于前人已有的不认同的医学理论敢于指误纠正，加入自己的正确见解，不仅是一本医理齐全的注本，更是一部精彩的文学著作，是《黄帝内经》的重要注本之一。《景岳全书》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书中引用用药如用兵之意，模仿兵法八阵，把医病分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且该书文章议论纵横，旁征博引，演绎推理，逻辑性强，因此广为流传。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有言“此天之制命于人也。”由此可知张景岳的医理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得出了“后天之养，其为在人”的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世界上伟大的医学大师---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中国明代医学家。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后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经史百家。14岁时随父到京师，曾拜名医金英（梦石）为师学习医术。壮年时投笔从戎，遍历东北各地，后卸职回乡，专攻医学，把广泛的经史、天文、术数、堪舆、律吕、兵法等知识运用到医学之中，很快成为名医，求诊者络绎不绝。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晚年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独到深湛的理论，撰成《景岳全书》64卷。在医学思想上张景岳属温补学派，喜用熟地和温补方药，人称张熟地。 张景岳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医学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对中医的影响来考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周易》、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几乎历代重要的哲学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上两次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总是与哲学思潮的高潮时期同步出现：一是先秦、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二是宋明时期理学思想与医学基础理论的重构和完善。 宋明时期，儒医数量激增，《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哲学化的理学与医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诸多流派。张景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较好地将理学的哲学化思想引入中医基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哲学基础。张景岳（1563年～1640年），又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善用熟地，又被人称为“张熟地”，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明代医学理论之集大成者，在医学史上真正确立了中医本体论哲学，发展并完善了阳不足论和水火命门说，其著作流传甚广，多年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临床实践使得张景岳晚年医术大进，医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门，时人比之以张仲景与李东垣。余姚的大文学家黄梨洲曾说，张景岳“为人治病，沉思病源，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 在张景岳的医书中他曾经提到“入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宇宙长春。”张景岳作为一名兼通理学与医学的儒医，在平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构造上，非常重视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医学，我们从他对《黄帝内经》的重新注释中就可以看出，里面引文颇多，道、心、性理、天人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是广泛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后者主要来自宋明理学。他自觉运用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来指导其建立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他的温补思想的哲学基础。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其医学尤其是温补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一、气一元论与理学理气观 纵观整个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似乎是集中于追求某种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主张理和气的合一，以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性，且这种合一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于十六世纪末达到顶峰。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这一点上，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出发，立足于理学思想，将“元气论”发展为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的思维模式，指明了气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气”处于核心地位，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本源物质，是整个天地万物的“本体”。同时，张景岳也认识到，气一元论的本体观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产生是因为它建立在“气”和“理”相融合的整体观基础之上。 宇宙生成论是探讨宇宙自然界的生长、发展等问题，宇宙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很难区分，理学的生成论和本体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宋明理学对本体论的理论较为系统，但其哲学的逻辑进程仍然是从生成论开始的。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气”是本体，他的太极图构建的宇宙生成论，还有理学中的理气观对张景岳宇宙本体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和理学的发展形态影响了张景岳气一元论，所以从理学中的“气”和“理”的概念和关系出发才能全面的认识张景岳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 在张景岳的著作中，经常引用理学家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学术思想，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张景岳的《类经》是对《黄帝内经》分门别类重新解释，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如果不站在当时社会主流的理学的立场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张景岳就很难对先秦权威的《黄帝内经》思想进行深入的改造；二是因为理学思想的哲学化，确实为医学思想体系的改良和医哲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比较好的哲学基础。其中，后者是主要原因。 张景岳之所以能够对“气”的涵义进行新发挥，主要是受到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形成过程和宋《易》之学的影响，张景岳说：“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为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万物之气皆天地，合之而为一天地；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首当究心焉。”这两句话充分证明了张景岳对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的重视。其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论观、二程的“理在气先”、邵雍的象数之学和朱熹的理一元论思想观点频频出现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在这些理学大家中，张景岳气一元论的形成更主要是受到张载气本论的影响。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即人能凭借智慧、聪明认识客观规律，而认识客观规律使人聪明，因而“诚”、“明”相须相成，“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气质之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础，“天人合一”，不可以离开自然界单纯的看待人，“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张景岳强调的“化生之道，以气为本”这一思想观念与张载的气本论观点基本一致，张载的论著中曾提及“气之散聚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形态，张景岳直接汲取了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具有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不灭的观念，使张景岳的气一元论更加具有了唯物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充分吸收了其它理学家的思想来改造自先秦、秦汉以来形成的“气”的概念，为自己的温补学术思想奠定哲学基础。 之所以说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具有“主动性”，是因为它是融“气”和“理”于一体的整体观，这种别具一格的状态的形成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有关。张景岳从宋《易》之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行，乾坤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他汲取了宋《易》之学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模式引入他的医学思想之中，把“太极”与气相联系，在《类经图翼·太极图》中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接下来，他引用邵雍、朱熹等人的话语论证自己的“气”与“太极”、“理”的关系，张景岳说：“朱子曰：‘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作出天地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但他又坚持理气不相分离，提出：“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通过这样的层层论证，张景岳的气一元论除了具有张载的客观物质属性外，还被赋予了初始状态的特性（太极）和规律性（理），张景岳的“气”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这个太极、理气说，明显与张载的气学相一致，且又吸取了邵雍的先后天之学和朱子的理学思想，也符合了《易传》的原意。与《黄帝内经》中的“气”相比，指出了阴阳——太极之分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阴阳一体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在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和“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的思想指导下， 张景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象观，他说：“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气以造形，形以寓气’”、“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然后，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来进一步证明形气转变、化生万物的过程，他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张景岳借用理学家的话语，在世人面前描绘了气——形——万物的变化发展状态。 由上可知，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建立在理学的理气观基础之上的，张载的气本论是张景岳思想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理学中的援“理”入“气”的思想赋予了张景岳的“气”更大的主动性，为温补思想的形成同样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张载气论观的不彻底性，及朱熹对二程“理在气先”观念的推崇，使得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在唯物观上同样具有了不彻底性，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张景岳医学思想中以气为本体的主导思想。 二、阳不足论与理学阴阳观 阳不足论是张景岳医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之一，同时，也是其温补思想形成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说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张景岳医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核心，那么阳不足论就是他的临床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张景岳强调人体中的阴和阳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在《类经·阴阳类》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断，强调了由气分为阴阳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阴阳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强调了阴和阳的对立性只是相对的，认为阴阳中复有阴阳，阳气为人生命之本，所以，只有阳气坚固，才能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他说“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阴阳本一体”和“阴阳互根”的影响，后两者在宋明时期理学阴阳对立统一观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以说，张景岳阳不足论思想的形成与理学阴阳统一观有很大的关系，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大量引用理学家的思想来论证自己的阳不足论。 阴阳一体的思想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张景岳用理学思想将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的观点发挥，并成功的将气和阴阳结合起来。物质的一方属阳，一方属阴，这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规律。他认为易理和医理，包括天地万物之理皆归之于阴阳，如其所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 “一与二”，即阳与阴，奇为阳，偶为阴，这种说法无疑是源于张载的“两”与“一”的朴素辨证法思想。张景岳认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说到底，无非是阴阳变异之理。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宋《易》之学来诠释自己关于阴阳一体的观点。邵雍曾在《击壤集·乾坤吟》中说：“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认为人身也具有乾坤卦象。张景岳吸收了这一观点，以阴阳卦象和奇偶之数解释人体的结构和身心活动，认为“医易相通，理天二致”，说：“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他以阴阳变异的法则，将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统一起来，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易之理的典籍，而《内经》中的阴阳说，是以《周易》为基础的。因此，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他又说：“凡万物化生，总由二气，万物适值其气，随所受而成其性，物各一太极，包两仪于子粒。至广至极，至微至精，随气而聚，触几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测，何莫非阴阳之至德？”他认为医道虽繁，皆蔽之阴阳而已。“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此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张景岳将气作为阴阳的本体，又以阴阳为标准划归万物，那么阴阳之间就是以气相通。宋代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其中应用了互为其根这个概念，把阴阳的对立与互根，统一于太极之中，充实了太极的内涵。张载关于气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张景岳受其影响也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所谓“对待之体”，如阴阳、寒热、消长、升降、进退等，都是“对待之体”，就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如“顺逆变化，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老与逸对，生与死对。”这样的论述清晰地将阴和阳的对立性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扩大，说明阴和阳的属性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在论证了阴阳的对立性后，张景岳又引用理学家的话语来证明阴和阳能够互相转化。他引用朱熹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阴可变为阳，阳可化为阴，然而变化虽多，无非阴阳之所生，故为之父母。”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阴阳尽之；地之大，刚柔尽之。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他引用程、朱、邵的大量原文来阐述阴阳一体、互相转化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独阳不生，独阴不成”，并且独具特色的提出了“阴阳中复有阴阳”的论断。在《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中说：“至若奇偶相衔，互藏其宅，一二同根，神化莫测。（奇偶、一二：阴阳）天为阳矣，而半体居于地下；地为阴矣，而五岳插于天中。……此变化之道，宁有纪极哉？第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而阴阳之气，本同一体。”这段话深刻形象地阐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阴阳一体和阴阳转化的思想也贯穿于张景岳对人体阴精和阳气的认识，在《类经图翼》一文中，张景岳引朱子语：“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做出天地间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表明阴精和阳气为一不可分离的阴阳统一体，并指出“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精之与气，本自互生。”说明了“精气互根”的道理。 三、水火命门说与理学的关系 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为张景岳医学思想提供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阳不足论为其提供了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张景岳最终形成了新的命门学说，即以“水火共济”为核心的命门说。张景岳的水火命门说的形成与五行观、太极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宋明理学重视五行之质与气的关系，极为重视五行之中的水火，提高太极在宇宙和人体的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景岳水火命门说的形成。 张景岳认为阴阳与五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与阴阳是气与质的关系。他说：“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他认为五行之中复有五行。交互无穷，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不断运行，使五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阴阳体象》中他曾提到“五行互藏，五行之中，又有五行”。在《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中，他对“生中有克，克中有用”及“五行互藏”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于天地万物，其变可胜言哉？ 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耳。”在五行之中张景岳最重水火，认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又特别强调 “水中之火，人多不知”。特别提醒要加深对“水中之火”的认识，但也认为五行中缺任一行均为“不可也”。张景岳说：“凡天地万物之气，无往而非水火之运用，故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医以心肾为水火，…，夫肾者水也，水中生气，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 “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将水火定位为命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指出命门的作用由此两种物质运作发生。此外，张景岳还用理学中的象数之理和河图之学说明五行的生成，他说：“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惟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在这里，张景岳明确地指出了水火为造化之初，天地万物的产生都由水火而来，且土在五行之中居于“中”的地位，“金木水火”以此为依托繁衍生息，并进行论证。
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等著作，他的医学理论以温补为主。
张景岳的主要著作为《类经附翼》、《景岳全书》，主要讲述了以“太极”为核心的医学理论内容。
这个不老茶的方子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创制的，张景岳是我国中医温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目前在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方剂学教材中，精选了上百个经典方子，第二个就是张景岳的方子。能在中医药大学的教材中排第二，可见他在中医界的地位是很高的。张景岳的中医诊断水平极高，看病看的非常精准，中医著名的“八纲辨证”学就是他首创的，还有著名的“十问歌”也是他治病问诊的经验总结。他流传下来的著作最有名的一是《景岳全书》，二是《类经》，前书200多万字，论述了中医临床的各种问题；后书就是清朝太医院医生们所用的教材。但不老茶的原方并没有收入这两本著作中，而是张景岳专供给京城药铺源本堂的方子，此后辗转传入宫廷，流入民间。
世界上伟大的医学大师---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中国明代医学家。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后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经史百家。14岁时随父到京师，曾拜名医金英（梦石）为师学习医术。壮年时投笔从戎，遍历东北各地，后卸职回乡，专攻医学，把广泛的经史、天文、术数、堪舆、律吕、兵法等知识运用到医学之中，很快成为名医，求诊者络绎不绝。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晚年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独到深湛的理论，撰成《景岳全书》64卷。在医学思想上张景岳属温补学派，喜用熟地和温补方药，人称张熟地。 张景岳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医学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对中医的影响来考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周易》、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几乎历代重要的哲学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上两次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总是与哲学思潮的高潮时期同步出现：一是先秦、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二是宋明时期理学思想与医学基础理论的重构和完善。 宋明时期，儒医数量激增，《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哲学化的理学与医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诸多流派。张景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较好地将理学的哲学化思想引入中医基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哲学基础。张景岳（1563年～1640年），又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善用熟地，又被人称为“张熟地”，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明代医学理论之集大成者，在医学史上真正确立了中医本体论哲学，发展并完善了阳不足论和水火命门说，其著作流传甚广，多年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临床实践使得张景岳晚年医术大进，医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门，时人比之以张仲景与李东垣。余姚的大文学家黄梨洲曾说，张景岳“为人治病，沉思病源，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 在张景岳的医书中他曾经提到“入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宇宙长春。”张景岳作为一名兼通理学与医学的儒医，在平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构造上，非常重视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医学，我们从他对《黄帝内经》的重新注释中就可以看出，里面引文颇多，道、心、性理、天人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是广泛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后者主要来自宋明理学。他自觉运用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来指导其建立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他的温补思想的哲学基础。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其医学尤其是温补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一、气一元论与理学理气观 纵观整个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似乎是集中于追求某种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主张理和气的合一，以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性，且这种合一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于十六世纪末达到顶峰。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这一点上，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出发，立足于理学思想，将“元气论”发展为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的思维模式，指明了气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气”处于核心地位，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本源物质，是整个天地万物的“本体”。同时，张景岳也认识到，气一元论的本体观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产生是因为它建立在“气”和“理”相融合的整体观基础之上。 宇宙生成论是探讨宇宙自然界的生长、发展等问题，宇宙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很难区分，理学的生成论和本体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宋明理学对本体论的理论较为系统，但其哲学的逻辑进程仍然是从生成论开始的。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气”是本体，他的太极图构建的宇宙生成论，还有理学中的理气观对张景岳宇宙本体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和理学的发展形态影响了张景岳气一元论，所以从理学中的“气”和“理”的概念和关系出发才能全面的认识张景岳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 在张景岳的著作中，经常引用理学家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学术思想，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张景岳的《类经》是对《黄帝内经》分门别类重新解释，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如果不站在当时社会主流的理学的立场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张景岳就很难对先秦权威的《黄帝内经》思想进行深入的改造；二是因为理学思想的哲学化，确实为医学思想体系的改良和医哲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比较好的哲学基础。其中，后者是主要原因。 张景岳之所以能够对“气”的涵义进行新发挥，主要是受到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形成过程和宋《易》之学的影响，张景岳说：“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为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万物之气皆天地，合之而为一天地；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首当究心焉。”这两句话充分证明了张景岳对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的重视。其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论观、二程的“理在气先”、邵雍的象数之学和朱熹的理一元论思想观点频频出现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在这些理学大家中，张景岳气一元论的形成更主要是受到张载气本论的影响。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即人能凭借智慧、聪明认识客观规律，而认识客观规律使人聪明，因而“诚”、“明”相须相成，“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气质之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础，“天人合一”，不可以离开自然界单纯的看待人，“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张景岳强调的“化生之道，以气为本”这一思想观念与张载的气本论观点基本一致，张载的论著中曾提及“气之散聚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形态，张景岳直接汲取了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具有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不灭的观念，使张景岳的气一元论更加具有了唯物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充分吸收了其它理学家的思想来改造自先秦、秦汉以来形成的“气”的概念，为自己的温补学术思想奠定哲学基础。 之所以说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具有“主动性”，是因为它是融“气”和“理”于一体的整体观，这种别具一格的状态的形成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有关。张景岳从宋《易》之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行，乾坤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他汲取了宋《易》之学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模式引入他的医学思想之中，把“太极”与气相联系，在《类经图翼·太极图》中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接下来，他引用邵雍、朱熹等人的话语论证自己的“气”与“太极”、“理”的关系，张景岳说：“朱子曰：‘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作出天地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但他又坚持理气不相分离，提出：“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通过这样的层层论证，张景岳的气一元论除了具有张载的客观物质属性外，还被赋予了初始状态的特性（太极）和规律性（理），张景岳的“气”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这个太极、理气说，明显与张载的气学相一致，且又吸取了邵雍的先后天之学和朱子的理学思想，也符合了《易传》的原意。与《黄帝内经》中的“气”相比，指出了阴阳——太极之分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阴阳一体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在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和“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的思想指导下， 张景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象观，他说：“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气以造形，形以寓气’”、“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然后，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来进一步证明形气转变、化生万物的过程，他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张景岳借用理学家的话语，在世人面前描绘了气——形——万物的变化发展状态。 由上可知，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建立在理学的理气观基础之上的，张载的气本论是张景岳思想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理学中的援“理”入“气”的思想赋予了张景岳的“气”更大的主动性，为温补思想的形成同样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张载气论观的不彻底性，及朱熹对二程“理在气先”观念的推崇，使得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在唯物观上同样具有了不彻底性，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张景岳医学思想中以气为本体的主导思想。 二、阳不足论与理学阴阳观 阳不足论是张景岳医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之一，同时，也是其温补思想形成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说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张景岳医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核心，那么阳不足论就是他的临床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张景岳强调人体中的阴和阳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在《类经·阴阳类》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断，强调了由气分为阴阳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阴阳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强调了阴和阳的对立性只是相对的，认为阴阳中复有阴阳，阳气为人生命之本，所以，只有阳气坚固，才能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他说“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阴阳本一体”和“阴阳互根”的影响，后两者在宋明时期理学阴阳对立统一观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以说，张景岳阳不足论思想的形成与理学阴阳统一观有很大的关系，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大量引用理学家的思想来论证自己的阳不足论。 阴阳一体的思想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张景岳用理学思想将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的观点发挥，并成功的将气和阴阳结合起来。物质的一方属阳，一方属阴，这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规律。他认为易理和医理，包括天地万物之理皆归之于阴阳，如其所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 “一与二”，即阳与阴，奇为阳，偶为阴，这种说法无疑是源于张载的“两”与“一”的朴素辨证法思想。张景岳认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说到底，无非是阴阳变异之理。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宋《易》之学来诠释自己关于阴阳一体的观点。邵雍曾在《击壤集·乾坤吟》中说：“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认为人身也具有乾坤卦象。张景岳吸收了这一观点，以阴阳卦象和奇偶之数解释人体的结构和身心活动，认为“医易相通，理天二致”，说：“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他以阴阳变异的法则，将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统一起来，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易之理的典籍，而《内经》中的阴阳说，是以《周易》为基础的。因此，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他又说：“凡万物化生，总由二气，万物适值其气，随所受而成其性，物各一太极，包两仪于子粒。至广至极，至微至精，随气而聚，触几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测，何莫非阴阳之至德？”他认为医道虽繁，皆蔽之阴阳而已。“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此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张景岳将气作为阴阳的本体，又以阴阳为标准划归万物，那么阴阳之间就是以气相通。宋代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其中应用了互为其根这个概念，把阴阳的对立与互根，统一于太极之中，充实了太极的内涵。张载关于气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张景岳受其影响也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所谓“对待之体”，如阴阳、寒热、消长、升降、进退等，都是“对待之体”，就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如“顺逆变化，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老与逸对，生与死对。”这样的论述清晰地将阴和阳的对立性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扩大，说明阴和阳的属性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在论证了阴阳的对立性后，张景岳又引用理学家的话语来证明阴和阳能够互相转化。他引用朱熹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阴可变为阳，阳可化为阴，然而变化虽多，无非阴阳之所生，故为之父母。”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阴阳尽之；地之大，刚柔尽之。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他引用程、朱、邵的大量原文来阐述阴阳一体、互相转化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独阳不生，独阴不成”，并且独具特色的提出了“阴阳中复有阴阳”的论断。在《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中说：“至若奇偶相衔，互藏其宅，一二同根，神化莫测。（奇偶、一二：阴阳）天为阳矣，而半体居于地下；地为阴矣，而五岳插于天中。……此变化之道，宁有纪极哉？第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而阴阳之气，本同一体。”这段话深刻形象地阐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阴阳一体和阴阳转化的思想也贯穿于张景岳对人体阴精和阳气的认识，在《类经图翼》一文中，张景岳引朱子语：“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做出天地间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表明阴精和阳气为一不可分离的阴阳统一体，并指出“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精之与气，本自互生。”说明了“精气互根”的道理。 三、水火命门说与理学的关系 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为张景岳医学思想提供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阳不足论为其提供了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张景岳最终形成了新的命门学说，即以“水火共济”为核心的命门说。张景岳的水火命门说的形成与五行观、太极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宋明理学重视五行之质与气的关系，极为重视五行之中的水火，提高太极在宇宙和人体的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景岳水火命门说的形成。 张景岳认为阴阳与五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与阴阳是气与质的关系。他说：“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他认为五行之中复有五行。交互无穷，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不断运行，使五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阴阳体象》中他曾提到“五行互藏，五行之中，又有五行”。在《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中，他对“生中有克，克中有用”及“五行互藏”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于天地万物，其变可胜言哉？ 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耳。”在五行之中张景岳最重水火，认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又特别强调 “水中之火，人多不知”。特别提醒要加深对“水中之火”的认识，但也认为五行中缺任一行均为“不可也”。张景岳说：“凡天地万物之气，无往而非水火之运用，故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医以心肾为水火，…，夫肾者水也，水中生气，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 “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将水火定位为命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指出命门的作用由此两种物质运作发生。此外，张景岳还用理学中的象数之理和河图之学说明五行的生成，他说：“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惟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在这里，张景岳明确地指出了水火为造化之初，天地万物的产生都由水火而来，且土在五行之中居于“中”的地位，“金木水火”以此为依托繁衍生息，并进行论证。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 绍兴 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
十三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
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张）仲景、（李）东垣再生”。
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
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推崇丹溪之学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年）。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
《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
《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
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
《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
《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据清人记载，景岳晚年，重订了卓见的《伤寒论》；可惜，未能成书，手稿亦不知去向。祖国医学宝库重大损失。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辩，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和方法。
清道光八年（1828年）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
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整个中医理论发展史中，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体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医理论的新的发展阶段。他的以温补为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进一步完善了气一元论，补充并发展了阳不足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形态中最具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学构建了新的以“太极”为核心、理气相随的哲学形态，吸收了当时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成果，被誉为中国本土的有机自然主义萌芽。
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学思想之上，运用理学家的观念对《黄帝内经》作了全新的诠释，著有《类经》等书，并成为后世医家学习和研究《内经》的范本。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
《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30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
《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
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
《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采。
《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
《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
《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292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
《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1、临证用药精专简炼
张景岳处方用药，讲求“精专”二字，从不鱼目混珠，庞杂为用。这一特点在新方八阵中体现得最为明了，淋漓尽致。
张景岳认为：“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故其首先大力提倡药力专一。他的自创诸方，药力均纯厚精专。如“补阵”中的左归饮、右归饮、左归丸、右归丸，皆由古方变通而得。此四方均去原方之泻，增培本之补，使其纯补而不杂，药专而有力。集中体现了张景岳“与其制补以消，熟若少用纯补”及“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邪”的用药思想。
其次，张景岳还力倡处方用药药味宜精。药杂味多，则药力必不能专。故药味精简，是景岳处方用药的又一大明显特色。据统计新方八阵计186方，每方药物超过10味的仅见13方，约占总方的7%；用药数以6~8味居多，共88方，约占47%；而5味药以下者共有58方，约占31%。平均用药，每方约6味。由此可见，景岳用药确如其言，药力精专，简便兼验。
景岳的许多自创新方（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乃在推陈出新基础上别出新途，活用古方并补前人之未备而成。景岳化裁古方妙在不落古人窠臼，而能自出新意。以古方为基础，执古方“意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试用，效果甚显。
如六味地黄丸本为补肝滋肾养阴之通剂，景岳以此为基础，举一反三，衍化出5首类方。大补元煎即六味地黄丸中增入人参、归，即变滋阴养肾之方为大补气血之剂；左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枸杞、甘草，改治肾阴不足，腰酸遗泄，舌红脉细；右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杜仲、附子、肉桂、枸杞，用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气怯神疲，肢冷脉细；左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菟丝子、牛膝、龟板胶等而成滋补肾阴，填精益髓之剂；右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附子、肉桂、当归等而成温补肾阳，用治命门火衰之方。
以上衍化新方均不离治肾培元之宗旨，以此为基础，或兼以温补气血，或兼以培补肾阳，或兼以滋肾养阴，或兼以填精补血。由此可见，景岳对六味地黄丸的加减化裁，临证应用已达到运用自如之境地。至于对其它古方的变通应用，借此六味地黄丸一例，已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景岳十分重视人体正虚为病，基于“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说，大倡扶正补虚之理。景岳用补，先以形体为主，注重温补精血。他在“八阵”中讲到：“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大门路也。”景岳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又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的论述。
试观新方八阵，景岳常用的补精血药物有熟地黄、当归、枸杞等味。其中则以熟地黄为首选之品。景岳曾云：“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成中第一纯厚之药。”新方八阵用熟地黄者计47方，占总方之25%左右。而补阵29方，用熟地黄者21方，约占72%。
景岳用熟地黄填补精血，所治病患极广，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水气、肿胀等等，此均为历代医家用熟地黄有所避忌者。景岳则不拘常法，信手拈来，屡收奇效。
其次，景岳用补的另一特色即是补必兼温。景岳曾云：“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故于临证之际，凡扶正补虚者，景岳多以温补为主旨，其善以附子、肉桂、干姜、人参等药为温补之用，而其变化出入使用上，诸药在新方八阵中则比比皆是。
景岳长于温补，于当时，实乃救误应时之所为。景岳曾说，自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创“诸病皆属于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后人拘守此说，不论虚实，寒凉攻伐，此均为力救其偏之治。他认为“ 凉为秋气，阴主杀也，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凉且不利于外，寒者益可知矣 。”并宗《内经》“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之论，力倡温补而终成一家之言。
张景岳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人们都知道他善用温补，却很少知道他还有一段急智解危的故事。
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一日，母亲随手拿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小孩不知，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其母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
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地一声哭开了。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吓得六神无主，迭声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
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畏朴硝”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芋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
张景岳解释说：使用的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跗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泻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主要在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蜂蜜还是小儿喜欢吃的调味剂。以上四药同功合力，裹护铁钉从肠道中排出来。
小儿父母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悟地说：“有道理！难怪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原来各味药在方剂中各自起着重要作用哩！”
“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对其所提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中年求复，贵在复元惜元的思想和重要意义，以倡其中兴延寿之旨。
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古人称之为“天年”，认为是与先天元气相关。当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且往往取决于元气强弱。
从这一角度言，显然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张氏《景岳全书》云：“此人之制命于天也”。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调摄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惜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慎节，有时反得长寿。
首先，张氏并非唯先天论者，他也非常强调后天的作用。正如他在《先天后天论》中所说：“ 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祈削者夭者更夭 ”，“若以人之作用（后天）而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先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在《中兴论》中也指出：“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从这一角度言，人对自己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动权。故张氏又云：“此天之制命于人也”。通过这样的分析，张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得出了“后天之养，其为在人”的结论，确是有其说服力的。
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国古代对此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且认为女子七七而男子八八则天癸竭，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入了老年期，已可出现早衰和种种老年病。《备急千金要方》所谓“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
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因为衰老之体，元气大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欲求复壮、延年，其亦难矣。这也就是古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经旨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但是，张氏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对预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讨，并鲜明地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
张氏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从他的后天保养的观点出发，发挥了预防早衰的思想。
他指出了早衰的产生是由于不知摄生，耗损精气，所谓“残伤有因，唯人自作”（《景岳全书》）。既然“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说明通过努力可能挽回早衰。因为，人的生命过程是有规律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经历着生长壮老，故早衰使之复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规律。
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了挽回早衰。此时所作，并“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中兴论》），何乐而不为也。甚至他在论中还满怀信心地说到：“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气，早衰即是元气大伤的表现。而挽回早衰，即在重振元气。”这就是“求复之道……总在元气”。说明了应当抓住中年时期元气尚未大虚之机，认真地加以调理，使元气得以复常，而人身之根本得固。若以天年为百岁而言，中年时期的元气，难道不是还应该保持着大部分吗?
我们不难看到，张氏的“求复”之论，遥接了《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不懂得运用阴阳和调这一养生规律，“则早衰之节也”；’倘能掌握养生之道，即可“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所以，张氏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观点，是对该节经义的重大发挥。
由于他的预防早衰的思想是基于对人体生命过程的深入了解，基于对中年期具有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因之不仅富于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科学依据。
许多老年性疾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中年后逐渐演变而成的。中年时期虽然在生理上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但其生理特点毕竟完全不同于老年时期，即使逐渐出现一些衰弱的表现，但却远比60岁或64岁以上的老人要气血旺盛、脏腑充盈得多，是故张氏力主“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然再振根基，尚余强半”（《中兴论》），加强调养，对于避免早衰，预防老年病等，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尽享天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情况表明，在300多年前张氏提出的中年求复的思想，确是十分可贵的。
爱惜元气 防范未然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人生在世，可“度百岁乃去”。可见当时（上古）己发现人的自然寿命在百余岁。据《尚书·洪范》解释，“一曰寿，百二十岁也。”则更明确地指出寿命的极限为120岁。张氏在《中兴论》中亦认定人之天年在百余岁。即使人的个体寿命因遗传差异而有所不同，虽不可能春秋皆度百岁，但绝大多数人是应该达到90以上至100余岁的。
然而，事实上却是大多数人半百而动作皆衰，就其缘由，理当责之后天失养、元气受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恃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张氏亦持此见，认为除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外，乃是“唯人自憎”（《中兴论》）。既然是“所伤由人”，则“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中兴论》）。
元气乃人身根本，且在体内不能永存。人至中年，元气则由鼎盛而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既已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整日仍忱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故张氏历陈其损元折寿之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惜元避害之法，曰：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景岳全书·传忠录·天年论》）。
张氏这种既正视人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同时又提出应当对这些需求有所节制的思想，较之一味勉强无为和压抑人的正当需求的思想来说,无论从认识方面或实践方面均大有进步。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养生学，而且还为处于社会激烈竞争前沿的中年人如何去惜元保元，顺利步入健康的老年时期，以及对中年心身医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中医学起源于汉族，是由汉族人民发展出来的，它本身也是汉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医学专业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的认识
心力衰竭，是各种原因导致心脏负荷过重、心肌损害及收缩力减弱所致的心功能不全(失代偿期)的一种综合征，是各种心脏病的严重阶段，其发病率高，是世界性日趋严重的危害健康的主要问题。中学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渊源已久。在治疗上也已取得了较理想的疗效，我院近2年完成的中西医结合市级课题《中药益心汤对心衰患者血浆脑钠肽作用的临床研究》结果再次证实利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该病对于降低再住院率、病死率，及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的认识
心力衰竭属于中医的“心水”、“心悸”、“喘证”、 “水肿”等范畴。《内经》记载：“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脉痹不已，复感外邪，内舍于心……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上气而喘”，“心胀”和“心痹”就其临床表现而言可归于心力衰竭。张仲景发展了《内经》水气为病的思想，提出了“心水”病名。《金匮要略》：“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描述出心力衰竭的主要症状。中医学“心衰”病名首见于唐代孙思邀《备急千金要方》。详述见于宋代《圣济总录·心脏门》：“心衰则健忘，不足则胸腹胁下与腰背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此处“心衰”虽非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但与心力衰竭是有一定联系的。
2、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病因病机的认识
中医学认为心主血脉，心力衰竭则是各种病因导致这一功能受损而发生的病证。心衰的病因主要为心脏自病或他脏之病影响及心，造成气血阴阳诸虚，或六淫外邪犯心，从而损伤心脏。
心气虚衰为发病基础
心的主要功能是推动血液在全身经脉中运行以濡养周身，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心气”上，即心气是推动血液在血脉中运行的动力来源。心气充沛，才能维持正常的心力、心率和心律，才能保证心血的搏出，使血液在脉管中正常运行。正如《仁斋直指方》所谓：“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窍壤判……血脉流行者亦气也……盛则盈，衰则虚”。可见，若心气虚衰，推动血液运行无力，就会出现周身失养，进一步使心功能下降。《内经》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圣济总录》：“虚劳惊悸者，心气不足，心下有停水也”，则明确指出了心气虚为心力衰竭的基本病机。邓铁涛[1]认为：“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也”。肺、脾、肝、肾的功能失调都可影响到心，而发生心衰。心力衰竭的主要病位在心，又常常与肺、脾、肾等脏相互影响。
正虚为本，瘀血为标
心力衰竭发病机制始则多因心气虚弱、气不运血、心阴亏耗，表现为气阴两虚、心血不畅，进而气虚阳衰或阴损及阳，而致“阴阳两虚，心脉瘀滞”，成为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基础。尤以心阳(气)亏虚，心脏鼓动减弱，营运无力为其病理变化的主要方面。心气不足贯穿心力衰竭始终，是心力衰竭恶化的重要因素。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曰：“元气既虚，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心血瘀阻则出现心悸，胸闷胸痛，面色瘀黯，唇甲青紫，舌有瘀点或瘀斑等。
水气泛溢为最终结果
《素问·逆调论篇》说：“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之客也”。其认为除血脉不通外，心力衰竭还与水气内停有关。又如《三因方·水肿》称：“短气，不得卧，为心水”。心气虚损衰竭，无力推动血行，血流迟滞，瘀而成水。由此可以推论出：心气虚导致血瘀，血瘀又进而引起水停，从而引发了咳喘、水肿、心悸等一系列证候。
关于心衰病机虽有较多论述，但认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心衰的正虚与标实是相互交织共同存在的。其中，阳气虚衰，水饮与血瘀内停是贯穿于心力衰竭病程中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心力衰竭的病因病机可以概括为：心气虚→血瘀→水停→心虚加重，与现代医学心力衰竭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心功能不全→神经内分泌激活→心室重构→心功能不全加重)虽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3、中医治疗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辨证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中医对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最重要的就是辨证论治，心力衰竭的辨证分型主要是依据病因病理的变化进行，由于心力衰竭的主要病理机制为本虚标实，所以现代大多医家都以虚实为纲，病变累及脏腑为目，结合临床实践辨证分型。
专法治疗
杨积武[9]创制的强心宁煎剂涵盖了现代医学治疗本病所倡导的强心、利尿、扩血管及抑制心室重构的治疗大法。方由人参、黄芪、附子、丹参、泽泻、五加皮、川芎、甘草组成。以达益气温阳，强心利尿，行气活血化瘀，安神宁心之功。吴时达[10]等认为心衰的中晚期经中医辨证多为阳虚水泛，采用温阳健心灵口服液以温阳益气、利水活血，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李庆海[11]认为本病虚以气阴两虚为主，而心肾阳虚则多见于疾病的末期;实以水饮瘀血为主，治以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为基本治则，创验方参麦宁心合剂。方由人参、麦冬、五味子、葶苈子、云苓、玉竹、车前子、桑白皮、当归、丹参、枳实、生龙骨、生牡蛎组成。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之功。益气养阴则气血充足，鼓动有力，活血利水则瘀散水行，郁热自消，心安神畅。我们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心衰为本虚标实之证，心脏阳气不足(虚衰)为本，水停瘀血为标。因此，治疗需标本兼治，在补虚的基础上兼以利水消肿、活血化瘀。治宜温阳益气，活瘀化饮为基础。自拟益心汤：黄芪、白术、茯苓、桂枝、炙甘草、泽泻、泽兰、枳壳、车前子、当归、桃仁、南葶苈子、党参、临床观察其对心力衰竭患者的左室射血分数及血浆脑钠肽的作用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实验研究
王振涛等[12]采用左冠脉结扎术致心肌梗死后心衰大鼠模型，观察了相同种类活血益气药的不同剂量配伍对心衰大鼠心脏系数及功能的影响，发现活血益气药可以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衰模型大鼠心脏系数及功能，且方剂配伍中多量活血药的应用均能较明显改善心衰大鼠的组织学指标心脏系数。同时从心脏组织形态学角度证明了活血药和益气药均有逆转心室重构作用。赵英强等[13]采用腹主动脉缩窄术复制大鼠心衰模型，用原位凋亡检测方法及电镜观察强心剂组及对照组的心肌细胞凋亡情况，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无心肌细胞凋亡，模型组凋亡明显，强心冲剂能明显改善凋亡，其作用与卡托普利相当。沈雁等[14]研究发现，温心胶囊能明显提高心力衰竭心肌被抑制的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mRNA表达水平，加强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阻止胶原降解及基质改建，调控细胞外基质代谢，提高衰竭心脏的射血功能。王洪良等[15]研究认为心复康口服液能通过改善慢性压力负荷性心力衰竭心肌线粒体腺苷酸转位酶1(ANT1)、心肌线粒体腺苷酸转位酶2 (ANT2)的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凋亡、改善能量代谢，治疗心力衰竭后的心肌损伤。
应用中医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在各方面均有较大的进展，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临床应用。众多医家对于心衰的认识虽各有一家之言，但总的来看其认识大同小异，基本上倾向于本虚标实，气阴两虚，水瘀互阻。在增强疗效、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避免不良反应等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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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论中医药的发展中国，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而中国的医药学则接受着历史的长河的洗礼，越来越变得丰富、精彩。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在奴隶社会就开始有了“职业医生” 。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其中《内经》就是史料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是黄帝所作，因此又被称为《黄帝内经》。它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其中，此书包括《脉法》、《辩脉法》，等等很多内容。并且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还有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再者神农、扁鹊和华佗也是医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神农尝百草”。并且为了纪念他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中国医学史，名人名书众多。为世界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时间面如了现代，中国首创中西结合医学。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五)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六)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中医学专业毕业论文
中医学不是自然科学的分支,它一直与中国古代哲学交融在一起,中医学有着自己对生命本体的认识,有着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过程。下文是中医学专业毕业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中医临床基础医学成立至今，尽管在学科建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的现状并不容乐观，尤其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因此，面对现状，应当有策略、有计划的积极应对在现有基础上，强化经典以弥补不足，并尽可能发挥学科原有的优势，大胆进行改革，努力推陈出新，以促进学科的迅速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中医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门传统经典课程合并组建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此后，各中医院校以此为模式，纷纷进行了学科的改革，以新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来开展各项工作。尽管临床基础学科从组建开始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教学、科研、临床等工作依然按此方式在进行着。回顾新学科成立后近8年的时间，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步，尤其学科的整体面貌有灿然一新之感。但若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而言，其现状不容乐观。
【关键词】中医临床医学;现状;对策
1学科现状的客观评价
临床基础学科成立至今，从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应该说是利弊共存、喜忧参半。对此作一客观的评价和分析，是目前学科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工作。
学科面临的困境
临床基础学科成立后虽然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但也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归纳起来说，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困境。其一，《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的合并是行政划分的结果，合并之前应该进行过科学的论证。但到目前为止，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三家”分而行之，基本与合并之前无太大变化。因此，远远没有达到产生“合力”的效果。
其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校原来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专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伤寒专业实力雄厚，有的可能在金匮、温病专业方面研究水平较高。而简单地合并之后，就冲淡了三门课程的原有优势。也许初衷是以优促建，以好带动全体共同前进。但结果却是相互牵扯制约，干扰了学科的发展进程。
其三，没有新的统一的教材，教学还是保持着原貌，因而完全不能表现出“临床基础”的特色或独特之处。三门课程的合并，结果就象是“拼盘”一样，只有形式，没有贯穿整体的核心内容。
学科长处面面观
任何新生事物均有生机勃勃的一面，因此，临床基础学科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以理推之，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拓宽了专业范围。由于临床基础学科涵盖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门课程的丰富内容，所以其研究的范围较之原有学科明显扩大，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则可更为灵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均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学内容，但在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的诊治方法上，又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因此，打破原有的学科框框，可以对这些交叉内容进行深人的研究，改变以往此类研究较少的现象。
其二，更新了原有的学术思维模式。以前三门课程单独而立时，在学术思维方面也大多是各不相干的。比如，虽然温病学理论的形成与《伤寒论》有密切关系，但在具体的研究思维方面，却很少联系到《伤寒论》来展开思考。再如，《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同为张仲景所作，尽管各自涉及的重点不同，但学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这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却并不多见。所以，三门课程合并之后，对学术的发展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尤其对仲景学说的深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为该领域研究生整体能力的提高提供广阔的空间。温病学是研究外感热病的专门学科，《伤寒论》中亦有许多有关外感热病的理论和方法，前者主要探讨感受温热病邪引起的温病，后者则主要研究感受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二者在这一点上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所长，分而研究均不全面。在原有学科之中，研究生在选题时，理论、实验及临床研究必然会受到学科研究领域的限制，因而对其整体学术水平和能力的培养都是不利的。而学科合并之后，突破了这个“瓶颈”，研究生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导师也将从外感热病辨治的角度进行培养，从而使研究生实际诊治疾病的能力和科研能力均得以提高。
2学科困境的原因探析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临床基础学科目前存在的问题，找出其关键环节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当前临床基础学科不良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学科性质模糊、学科定位不准、课程设置僵化。
但大多专家认为既不是基础学科，也不宜划在临床基础学科的范围内。但如此一来，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因为学科性质的含糊不清，导致学科在发展方向上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从而影响了学科发展的速度。
学科性质模糊致使发展方向不确定
一般来说，学科性质取决于学科所涉及领域的主要特点和研究的根本内容，而其性质如何又对该学科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临床基础学科所包括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的学科性质，长期以来被认为与《内经》相同，属于古典医籍范畴，因而被合称为四大经典。从其内容来看，实际包括了从基本理论到临床诊治各种疾病的方法，内容极为丰富。临床基础学科成立后，有学者对学科性质的表述是：既有基础学科的特点，又有临床学科的属性。单纯从这一定义来看，应当说是抓住了原来三门学科的基本特点，并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由于学科在定名时已经强调是“临床基础”，这就表明，该学科应是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该学科是一门联络基础与临床的桥梁学科。说明它既不同于纯基础的生理、生化、解剖、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又不同于内、外、妇、儿等纯粹的临床学科。而完全属于临床基础的学科大致有中药、方剂、中医诊断学等。对于临床基础学科的性质究竟如何确定，一直以来尚未有定论。
学科定位不准导致教学重心不明确
正是由于学科性质模糊带来的学科定位不准，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对教学重心的把握难以确定。以往三门课程属经典时，主要的教学重心是放在培养学生临床处理疾病的能力方面，各教学环节均围绕这一主题加以强化，比如多讲一些名家的临证经验、穿插临床诊治的典型医案，有些课程还安排学生去医院见习等等。不少中医院校还把这三门课划入临床，有自己的专门病房，以方便学生在学习中实习。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学生临床处理疾病的整体能力而做的具体工作。现在，将临床基础学科定位为桥梁课，那么过于偏重临床就违背了“桥梁”的特点，从而造成教师教学中的困惑，最终将对教学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课程设置僵化造成学科知识不系统
任何学科的存在，均应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重要条件。临床基础学科所涵盖的三门课程，虽均可包括在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之中，但具体而言又各自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伤寒论》主要是探讨六经辨证，并以这一理论体系贯穿始终;温病学则主要探讨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并将其作为外感温热性疾病临床诊治的基本纲要。因此，彼此之间在理论体系方面就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况且，形成临床基础学科这一新学科之后，在学术发展方面，未能将这些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加以梳理而使其融会贯通为一体。所以，在课程设置方面并未出现新的改变，目前的现状是仍然保持以前的课程原貌，给人以“穿新鞋、走老路”的感觉。按逻辑推论，伴随新学科成立的应当是相应的较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在课程设置上也应有相应的变化，但目前学科在这一点上明显滞后，这也是学科不能很好发展的重要原因。
研究范围太广致使力量分散无特色
事物的发展都是一分为二的，临床基础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大，尽管给学者们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但研究范围太广太杂，也必然带来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研究力量分散(学科人员本身就不多)，并会因此而造成研究内容在深人程度上受到影响，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科在研究内容上缺乏特色。而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在整个中医学研究领域中就会逐渐地失去竞争力和应有的地位。
经典著作淡化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由于三门经典课程合并形成临床基础，对原有的经典著作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因此学生在掌握中医基础知识方面出现明显的不扎实现象，换而言之，就是中医的基本功受到明显影响。在中医学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理论均来自于经典著作。其实，《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包括的原著内容，还只是中医典籍中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连这些都不强调要牢固掌握，那么，中医的精华要如何来保留和传授给学生呢?当然，教学质量的问题还涉及到后期的临床实习等复杂环节，但在校期间对经典著作淡化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学科工作的应对策略
面对当前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现状，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措施呢?鉴于近期内学科的构建不可能有较大变动，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扬长避短、积极努力，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科的发展。
大胆尝试，推陈出新
为了促进学科学术体系的发展，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的编写方面必须大胆进行尝试。近年来，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此已经做了许多探讨，比如，有专家提出可以将三门课程以及其他学科中有关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内容提取出来编成辨证理论的教材、将《伤寒论》和温病学有关外感病的内容编写成《外感热病学》、或直接将三门课压缩编成《中医临床基础》等等，有些院校已经开始做了初步的工作川。这些设想和构思均有积极意义，但有的肯定存在缺陷或问题，可以组织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深人论证和研讨，在取得一定共识之后，委托某一院校牵头编写，先在小范围内试用，成功后再普及。希望能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改革的过程中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并由此促进中医学理论和中医教育事业的进步。
摆脱束缚，发挥优势
临床基础学科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组合在一起，但学科的发展不应受到所谓“临床基础”一个学科的束缚。各校可根据自己原来三门课程的不同优势选择其侧重点，可以《伤寒论》为重点，也可以金匮或温病学为重点。总之，尽可能发挥原有的优势，抛弃门户之见。三门课程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凡是有利于其优势保持和扩大的工作，均应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努力进行。比如，在研究内容方面，可以根据以前的优势项目制定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继续深人研究，并合理的将学科人员分组结合，按照个自的长处配合工作。一旦目标明确，人员分工妥当，各项工作就会有序地进行，而学科也应当会因此而不断发展。
保持特色，强化经典
多年来的中医教育实践证明，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辨治理论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切不可轻易地将其丢弃。《伤寒论》、《金匮要略》均为古典医籍，堪称是中医理论发展的根基之一;温病学虽然是现代教材，但其内容却来源于古代温病学家的原著，如《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湿热病篇》等，均是温病名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包涵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和非常重要的辨治思路。因此，对于这些经典原著的内容，应予以保留，并作为深人研究中医理论的必要课程。加强原著的学习，不仅对提高学生处理疾病的实际水平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并能够使其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医的特色。
适应现状，弥补不足
首先，应当逐渐的适应目前的现状，尽管大家对该学科有诸多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但为了将其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必须停止争论，将目光转向如何弥补其不足方面。比如，不要过多地纠缠其学科是否为桥梁课，可以按照以往的习惯仍将其定位在偏重临床，保持原有的特色和临床技能培养的重点。这样可以避免因教学重心不明确可能导致的学生学完三门课程后什么都不扎实的缺点。其次，为了改变学科合并后人员减少而产生的不利状况，除了要求全体教师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尤其是拓宽知识面之外，还可以考虑尝试让青年教师学习教授二门课的做法。既可以逐渐培养一专多能的师资力量，还能为将来的学术理论的整合奠定人才基础。同时，鼓励大家多做《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门课程之间的交叉研究，力争从中找到一些较好的契合点，甚至提出新的观点、创立新的理论。
综上所述，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现状有喜有忧。面对现状，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积极的态度，有策略、计划的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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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是各种原因导致心脏负荷过重、心肌损害及收缩力减弱所致的心功能不全(失代偿期)的一种综合征，是各种心脏病的严重阶段，其发病率高，是世界性日趋严重的危害健康的主要问题。中学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渊源已久。在治疗上也已取得了较理想的疗效，我院近2年完成的中西医结合市级课题《中药益心汤对心衰患者血浆脑钠肽作用的临床研究》结果再次证实利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该病对于降低再住院率、病死率，及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的认识
心力衰竭属于中医的“心水”、“心悸”、“喘证”、“水肿”等范畴。《内经》记载：“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脉痹不已，复感外邪，内舍于心……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上气而喘”，“心胀”和“心痹”就其临床表现而言可归于心力衰竭。张仲景发展了《内经》水气为病的思想，提出了“心水”病名。《金匮要略》：“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描述出心力衰竭的主要症状。中医学“心衰”病名首见于唐代孙思邀《备急千金要方》。详述见于宋代《圣济总录·心脏门》：“心衰则健忘，不足则胸腹胁下与腰背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此处“心衰”虽非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但与心力衰竭是有一定联系的。
2、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病因病机的认识
中医学认为心主血脉，心力衰竭则是各种病因导致这一功能受损而发生的病证。心衰的病因主要为心脏自病或他脏之病影响及心，造成气血阴阳诸虚，或六淫外邪犯心，从而损伤心脏。
心气虚衰为发病基础
心的主要功能是推动血液在全身经脉中运行以濡养周身，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心气”上，即心气是推动血液在血脉中运行的动力来源。心气充沛，才能维持正常的心力、心率和心律，才能保证心血的搏出，使血液在脉管中正常运行。正如《仁斋直指方》所谓：“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窍壤判……血脉流行者亦气也……盛则盈，衰则虚”。可见，若心气虚衰，推动血液运行无力，就会出现周身失养，进一步使心功能下降。《内经》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圣济总录》：“虚劳惊悸者，心气不足，心下有停水也”，则明确指出了心气虚为心力衰竭的基本病机。邓铁涛[1]认为：“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也”。肺、脾、肝、肾的功能失调都可影响到心，而发生心衰。心力衰竭的主要病位在心，又常常与肺、脾、肾等脏相互影响。
正虚为本，瘀血为标
心力衰竭发病机制始则多因心气虚弱、气不运血、心阴亏耗，表现为气阴两虚、心血不畅，进而气虚阳衰或阴损及阳，而致“阴阳两虚，心脉瘀滞”，成为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基础。尤以心阳(气)亏虚，心脏鼓动减弱，营运无力为其病理变化的主要方面。心气不足贯穿心力衰竭始终，是心力衰竭恶化的重要因素。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曰：“元气既虚，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心血瘀阻则出现心悸，胸闷胸痛，面色瘀黯，唇甲青紫，舌有瘀点或瘀斑等。
水气泛溢为最终结果
《素问·逆调论篇》说：“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之客也”。其认为除血脉不通外，心力衰竭还与水气内停有关。又如《三因方·水肿》称：“短气，不得卧，为心水”。心气虚损衰竭，无力推动血行，血流迟滞，瘀而成水。由此可以推论出：心气虚导致血瘀，血瘀又进而引起水停，从而引发了咳喘、水肿、心悸等一系列证候。
关于心衰病机虽有较多论述，但认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心衰的正虚与标实是相互交织共同存在的。其中，阳气虚衰，水饮与血瘀内停是贯穿于心力衰竭病程中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心力衰竭的病因病机可以概括为：心气虚→血瘀→水停→心虚加重，与现代医学心力衰竭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心功能不全→神经内分泌激活→心室重构→心功能不全加重)虽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3、中医治疗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辨证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中医对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最重要的就是辨证论治，心力衰竭的辨证分型主要是依据病因病理的变化进行，由于心力衰竭的主要病理机制为本虚标实，所以现代大多医家都以虚实为纲，病变累及脏腑为目，结合临床实践辨证分型。
专法治疗
杨积武[9]创制的强心宁煎剂涵盖了现代医学治疗本病所倡导的强心、利尿、扩血管及抑制心室重构的治疗大法。方由人参、黄芪、附子、丹参、泽泻、五加皮、川芎、甘草组成。以达益气温阳，强心利尿，行气活血化瘀，安神宁心之功。吴时达[10]等认为心衰的中晚期经中医辨证多为阳虚水泛，采用温阳健心灵口服液以温阳益气、利水活血，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李庆海[11]认为本病虚以气阴两虚为主，而心肾阳虚则多见于疾病的末期;实以水饮瘀血为主，治以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为基本治则，创验方参麦宁心合剂。方由人参、麦冬、五味子、葶苈子、云苓、玉竹、车前子、桑白皮、当归、丹参、枳实、生龙骨、生牡蛎组成。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之功。益气养阴则气血充足，鼓动有力，活血利水则瘀散水行，郁热自消，心安神畅。我们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心衰为本虚标实之证，心脏阳气不足(虚衰)为本，水停瘀血为标。因此，治疗需标本兼治，在补虚的基础上兼以利水消肿、活血化瘀。治宜温阳益气，活瘀化饮为基础。自拟益心汤：黄芪、白术、茯苓、桂枝、炙甘草、泽泻、泽兰、枳壳、车前子、当归、桃仁、南葶苈子、党参、临床观察其对心力衰竭患者的左室射血分数及血浆脑钠肽的作用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实验研究
王振涛等[12]采用左冠脉结扎术致心肌梗死后心衰大鼠模型，观察了相同种类活血益气药的不同剂量配伍对心衰大鼠心脏系数及功能的影响，发现活血益气药可以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衰模型大鼠心脏系数及功能，且方剂配伍中多量活血药的应用均能较明显改善心衰大鼠的组织学指标心脏系数。同时从心脏组织形态学角度证明了活血药和益气药均有逆转心室重构作用。赵英强等[13]采用腹主动脉缩窄术复制大鼠心衰模型，用原位凋亡检测方法及电镜观察强心剂组及对照组的心肌细胞凋亡情况，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无心肌细胞凋亡，模型组凋亡明显，强心冲剂能明显改善凋亡，其作用与卡托普利相当。沈雁等[14]研究发现，温心胶囊能明显提高心力衰竭心肌被抑制的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mRNA表达水平，加强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阻止胶原降解及基质改建，调控细胞外基质代谢，提高衰竭心脏的射血功能。王洪良等[15]研究认为心复康口服液能通过改善慢性压力负荷性心力衰竭心肌线粒体腺苷酸转位酶1(ANT1)、心肌线粒体腺苷酸转位酶2(ANT2)的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凋亡、改善能量代谢，治疗心力衰竭后的心肌损伤。
应用中医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在各方面均有较大的进展，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临床应用。众多医家对于心衰的认识虽各有一家之言，但总的来看其认识大同小异，基本上倾向于本虚标实，气阴两虚，水瘀互阻。在增强疗效、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避免不良反应等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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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张仲景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张仲景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无神论思想的医学家。
张仲景完成了《伤寒杂病论》16卷。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我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伤寒杂病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我国医学早在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多数方药已由后世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张仲景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注释〕 上工：指医术高明，十治九愈的医生。王：通旺。中工：指医疗技术中等，十治七愈的医生。水：肾主水，水气运行赖肾之气化功能。心火：心属火。金气：肺属金，主气。虚虚：虚证用泻法，使虚者更虚。实实：实证用补法，使实者更实。五常：五行运化的常道。元真：即真气、元气。客气：指外感邪气。中：中伤。疢(chèn)难：指疾病。房室：指性事过度。干忤：侵犯。导引：指自我 *** 。吐纳：一种调整呼吸的方法。膏摩：用药膏熨摩体表的外治法。王法：国家的法令。三焦：为六腑之一，是脏腑外围最大的腑，有主持诸气、疏通水道的作用。未至：未到时令。至：指气候。甲子：古代用天干、地支相配计算年月日。此指冬至之后六十日。少阳起：古人将一年分为三阴三阳六个阶段，各六十天，自少阳始，至厥阴止。少阳起，指冬至后六十日开始为少阳当令之时。
(王庆其)
〔鉴赏〕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诊治杂病的专书。该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经西晋王叔和、北宋王洙、南宋林亿等从《伤寒杂病论》中分编整理而成。
《金匮》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使中医基础理论、方药学、临床医学三位一体，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诊治体系，成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本篇节选自《金匮》的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
(一)张仲景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基础上，对“治未病”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学术观点，这是“上工”治病的策略。从中可以领悟到，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生理情况脏腑之间相互联系，在病理情况下则一脏有病可以影响他脏，这种传变是有一定规律的。医生掌握了这种传变规律，可以采取一定的治疗措施阻止其传变，即后世所谓“先安未受邪之地”，这是《内经》“治未病”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对现代临床具有指导意义。
(二)人赖自然而生存，但自然界亦存在致病因素可使人发病。仲景以“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生动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人体正气具有抗病能力，若五脏元真通畅，则邪不易侵犯；若元气不足，则客气邪风等致病因素易犯人体。据此告示人们内养正气，外避邪气，可防止发生疾病。
(三)临床疾病虽然多种多样，但其病因及传变不外三端：一是经络受邪，传入脏腑；二是病在四肢、九窍，血脉壅塞不通，这是由外部体表受邪所致；三是房室、金刃、虫兽等致病因素损伤人体。这是继《灵枢·百病始生》关于病因分类之后的补充和发展，其对宋代陈无择“三因说”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四)提出季节与气候不相应出现的四种类型：如冬至之后的六十天，雨水节当令，阳气始生，气候转暖，此为正常气候；若雨水节未到，而气候已暖，此为“未至而至”；若已到雨水节，气候尚未温暖，此为“至而不至”；如已到雨水节，气候仍然很冷，时令已到，严寒当去不去，此为“至而不去”；若已到雨水节，气候热如盛夏，此为“至而太过”。中医认为，季节与气候不相应则为反常气候，可以成为致病因素。《内经》有“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的著名论点。这是“人与天地相应”理论在临床医学中的生动体现。
治未病思想出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治未病的思想和具体实施。 例如，《伤寒论》第8条：“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论述了太阳病七日以上，病证不愈，邪气有向阳明传变的趋势，此时应针刺阳明穴位，振奋阳明经正气，增强抗病能力，防止病情传变。 《金匮要略》首篇就强调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即在诊治疾病时，如果先受邪之脏腑病势已成，则宜先保易受邪而未受邪之脏腑，使其正气充实而不易为邪所侵，邪气无传变之忧方可着力于祛邪。《伤寒论》398条：“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大病初愈之人，其脾胃机能尚弱，消化力差，又勉强进食或食纳不易消化的食物所致，这种情况不用服药治疗，只要适当节制饮食即可自愈。此条文强调大病瘥后应适当节制饮食的重要性，做好自身调护，目的在于防止瘥后复发。因为瘥后阶段往往存在阴阳自和极不稳定的状态，稍有不慎就会复感病邪。同时，由于在罹患疾病的过程中正邪相争而耗伤正气，此时极易出现正虚邪恋状态。 《伤寒杂病论》中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治未病思想为中医健康管理指明方向：(1)未病先防，未病状态及欲病状态人群应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为主，在疾病尚未发生之时，积极通过饮食、起居、运动等方面的改变，将疾病的发生率降至最低；(2)既病防变，处于已病状态的人群应以防止疾病发展、变化为主，尽早、积极、主动地接受相应的治疗，尽早恢复正常；(3)病后状态人群应以预防疾病的复发或另生他疾为主，积极采取有效的饮食、起居、运动等方面的调摄方法。辨证论治不仅为中医健康状态的辨识提供方法，即通过分析望、闻、问、切所收集来的临床资料以及现代医学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判断人体的健康状态；还为有助于实现健康状态干预方案的个性化。
看了以上两位的回答，中医治未病，看来已经被大多数人误解，甚至一些所谓的中医。讲中医治未病，先要讲讲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此书中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把人生病的过程归纳为六经传导。也就是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由表及里。太阳病，病在表，若不治，病走少阳，少阳分两路或走阳明或走太阴，阳明直接就通过人体排出了，走太阴的话就可能沿着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入里。简单说，太阳病了，我们就先从少阳入手，病就停止在太阳。病走到太阴了我们就在少阴入手，病就停在太阴，然后一点一点从里往外把病推出来。这就是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原意。其实这是一种重视预防的观点，但是预防的目的是为了阻断当下的疾病并且把疾病的发展势头一下控制住。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