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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下游航运价值高的原因：1、珠江流域经济发达，经济腹地宽广。2、珠江水系水量稳定，通航量较大，全年通航河段较长。

A华南大动脉珠江水系号称“华南大动脉”，通航里程仅次于长江，对沟通广东、广西各地与沿海地区的物质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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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整合的前景 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差异既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也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无论是长江三角洲或是珠江三角洲，其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既取决于三角洲内的资源整合，也取决于与其外部经济资源的整合。以现时情势，即便是三角洲区域内的整合也尚需时日，欲将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一般而言，珠江三角洲仅涉及广东省内14个市、县，若能由省有效地协调行动，整合或许会较为顺利。而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跨越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情况更为复杂，整合必然会遭遇更多困难。在三角洲整合过程中，还必须与流域、大陆、台港澳和世界资源互动，更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赖全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珠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与港、澳的互动。以地缘经济而论，珠江三角洲理应包括港、澳，只是因为港、澳政治地位特殊而未涵盖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对与珠江三角洲整合的积极性高于内地城市，近年港府官员频繁出访与各方酝酿合作，正如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2002年末访问日本时所说，“我每到一处所传达的信息也是一样，就是向日本市场，做生意的和政客，解释香港如何利用国际财务中心和商业枢纽的地位，与珠三角充裕的土地和人力合作成功拓展成为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制造业中心”，“我亦向日本商界解释，香港作为财务中心和商业中心不单纯是一个窗口和中介人的角色，我们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是全亚洲区内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与我们相比，亦更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的配套”「10」。 2003年1月8日，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善用香港优势，共同振兴经济》，专门用一个章节“加强与内地经济合作”重点阐述“与珠三角经济融合”「11」。广州无疑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但仅依靠广州显然不足以带动整个区域与长江三角洲竞争。 广州等内地城市如能从大处着眼，摈弃“中心城市”角色冲突的心障，与港、澳通力合作，核心是必须确立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地位，以香港和广州双驾马车协力带动区域发展，便可能将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 长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突破省际间壁垒。最近，上海及江、浙两省正在研究参照欧盟的做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规划委员会，协调长江三角洲大型基建及环境治理等重大问题，以加强区域协作，提升综合竞争力「12」。连江通海本是长江三角洲风生水起的关键，长江黄金水道的运力不能发挥，将制约长江三角洲对流域的影响力，也将反制长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条件下，三角洲乃至流域的整合从统一规划、建设交通配系起步，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启动方略。发达国家对改造整治天然航道十分重视，努力实现航道网络化，以利干支贯通、江海直达。如美国已建成以密西西比河为主干，连接五大湖、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的水运网；西欧建成了以莱茵河为主干的水运网。内河与沿海航运资源的开发，促进了这些国家流域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长江水系航道虽曾有过治理，但总体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发和治理仍未实施。以长江干流航道为例，宜昌到武汉的单向通过能力为2000万吨左右，武汉以下的单向通过能力达13亿吨，而实际总运量不到2亿吨，可见航运资源利用程度之低，反之也可见航运潜力之大「13」。尤其是三角洲南京至吴凇口348公里航道，常年可通航万吨级海轮，两岸可建大量深水码头，上海两侧北有南通、南有宁波、洋山可建深水海港，如是统一规划、建设，可望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航运中心之一，而巨大的物流又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长江三角洲的巨大潜力即可由此发挥。 概言之，珠江三角洲现实优势明显，长江三角洲增长潜力较大，而当前区域内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首务，若能突破各自受到制约的关键点，便有望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更快发展的条件。 二、内外开放与区域发展 中国大陆的改革从农村发轫，开放则是由沿海开启，绸缪之初，改革与开放是两大战略，似乎互不相干，然而，在实践中，改革与开放却汇合成浩浩荡荡的大潮流。 （一）对外开放及其效应 大陆学者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方勇、张二震的研究显示，FDI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见表五，1985年——1999年，大陆吸引外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江三角洲的FDI 年均增长40.07%，高出全国均值10.49个百分点，同期GDP 年均增长19.62%，高出全国均值9.36个百分点；1979年——1999年，珠江三角洲FDI 年均增长43.5%，高出全国均值12个百分点以上，GDP 年均增长20.3%，高出全国均值10个百分点以上。可见FDI 增长与GDP 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增长弹性0.4896，珠江三角洲的增长弹性0.4667，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0.345，说明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FDI 对GDP 的带动作用比较强。 FDI 增长最直接的效应是带动国际贸易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出海口的优势，对外贸易远较中西部地区发达。见表六，2000年，沿海地区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的92.53%，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进出口贸易为1701亿美元和1281.8美元，分别占全国的35.86%和27.03%，占沿海地区的38.76%和29.21%，但两地相差419.2亿美元和8.83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的依存度达到惊人的145.6%，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的55.6%，至于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应是为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结果，若扣除珠江三角洲的数字，长江三角洲比其他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要高9.3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的原因之一，或许应是香港规模巨大的转口贸易经由广东出口过货所至，香港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作用之大可见一斑。 珠江三角洲的数据是本文作者另补的，因未查到1985年—1999年数据，又因1985年前FDI很少，故用1979年—1999年数据替代。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 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由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极小，故可忽略不计，仅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尺度。见表六，根据闫浩的研究，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还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仍然是受到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结果，除去珠江三角洲，则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降到4.2%，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调整，长江三角洲在沿海地区并无明显优势，且与珠江三角洲有很大差距，都是不争的事实。此情况似与长江三角洲的声名不符，个中原委可能是上海及苏南、杭州、宁波等地确实较发达，较之珠江三角洲不遑多让，但因整个三角洲区域广大、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准的不平衡更为突出，总体水平便远逊于珠江三角洲了。 比较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变化，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对外开放的巨大影响。见表七，广东学者卜新民等为评价两地的总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专门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以珠江三角洲综合发展水平为指数100，1995年长江三角洲为88.3，2000年为100.1，他们分析：1978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837元，珠江三角洲570元，仅为长江三角洲的68.1%，经济总量不及长江三角洲的五分之一；199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 反超为长江三角洲的1.33倍，珠江三角洲以不到长江三角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相当于长江三角洲41.8%的经济总量；珠江三角洲独领10年风骚后，1992年浦东开放，长江三角洲增长速度开始加快，两地隐然形成竞争之势，“九五”是两地发展的又一个分水岭，长江三角洲可能开始超越珠江三角洲。但实际的数据显示，两地差距并未缩小，反而仍然有所扩大。见表一，到200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 是长江三角洲的1.74倍，较之1990年又扩大了0.41倍，经济总量是长江三角洲的48.07%，较之1990年也提高了6.73个百分点。既然如此，为何依据表七会得出如此结论？原因之一可能是表七中第4、5、6、9项指标以广州和上海的数据替代所致，因为广州与上海比较显然略有不足。另一原因则是，如上所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长江三角洲也远大于珠江三角洲，以单个城市指标替代整个区域指标，必然损害指标的客观性，降低其代表性的可信度。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数据研判，9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快于长江三角洲，只是增幅的差距缩小而已，长江三角洲还谈不上赶超。 有学者研究大陆区域经济转型时，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分别界定为内生渐进式制度创新模式和外部变量引入型制度创新模式「17」。其实，尽管制度创新的切入点存在差异，但两者很快殊途同归，在过程中主要还是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邓小平曾有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是因为初始阶段缺乏参照系，无从知道水之深浅、流之方向，因此改革试点城市多以自身经济发展的迟滞为代价，为全国总体改革探索道路。在此意义上，对外开放的成效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由于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提升了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科学管理方式，提升了人力素质，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难以估量。注重于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在开放中逐渐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目标，既推进了改革又加快了发展。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方能相得益彰。由此，也可以体会邓小平自承“上海浦东开放晚了”是一大失误的底蕴。在加入WTO 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定位和举措，仍然是两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