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王辿遗址最早发表论文

这里有图片和古蜀文字新闻介绍： 古蜀国没有文字，这是考古专家讨论研究的话题，只有符号称为“古蜀符号”。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巴蜀符号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出土较少，加上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巴蜀符号”也一直没能被破解。“巴蜀符号”的器物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制的兵器、乐器、印玺等器物上，其中九成以上是用錾刻的方式刻在铜兵器上的。“巴蜀符号”的印玺比较少见，只有在王、侯、将军等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中才有出土。巴蜀符号成组的有一定意义的排列组合已发现200种以上，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也已发现数千件。典型的巴蜀符号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最常见的图形有虎、龟、孔雀、花蒂等。这些图形和符号的组合体既不讲究节奏韵律，也不讲究对称均衡，它们有着比装饰性图案更深刻的意义。“巴蜀符号”的历史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巴蜀符号”的发现和研究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 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是不用文字解说的“连环画”。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专家孙华则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他认为，“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古蜀人想通过巴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古蜀先王的尊敬和怀念，这些符号刻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以一种近乎玄秘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着。还有人认为，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同出一源。王大有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巴蜀符号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推八卦、女娲造人、大洪水的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神秘的巴蜀符号似乎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学者钱玉趾声称已读出了“成都”二字；冯广宏则猜测汉字与巴蜀符号曾同时在蜀地流行，汉字还借用过巴蜀符号；又有人说从中看到了孔子“仁”的思想……巴蜀符号的破解似乎近在眼前。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很多的文字学家仍在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古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解读“巴蜀符号”的意义古代巴人和蜀人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在秦灭巴蜀后，他们迁徙到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一个谜。由于巴人、蜀人是一群骁勇善战而不断迁徙的民族，所以巴国、蜀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稳定的中心，而且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没有文字，史书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国际史学界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条件，作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衡量标准，即文字、青铜文明、城市与农耕。后三点三星堆皆有实物为证，关键就是文字。学者段渝曾从三星堆青铜器上找到过八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另外，因为古巴、蜀两国也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因此如果破解了“巴蜀符号”的秘密，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因为一直以来有“巴蜀符号”的出土文物也都很少，所以可以说发现的每一个“巴蜀符号”文物都有可能解开古蜀国文明之谜。解读巴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翻开不连贯的古蜀历史，世人首先可能想问：古蜀人到底于来自何方？关于蜀人来源，目前主要有二种猜想，一是岷江上游的羌人，一是山东的有缗氏。两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蜀王蚕丛从岷山来到了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却又显示三星堆与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有着某种渊源。到底谁才是古蜀人的老祖宗？第二个谜团是关于蜀王的。古蜀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继承？战争抑或是仇恨？历代蜀王显然都有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世人仅仅知道，鳖灵创立的开明王朝共传位12代，那么，蚕丛的儿子又是谁？柏灌把他的王位传给了谁？或许后世的典籍和考古不能回答的，巴蜀符号会有答案。在古蜀浩瀚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谜团。中国古代历史上炎帝、黄帝、大禹三代君主与蜀人究竟有无关联？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器，为何已遭到了夯打和焚烧？三星堆人舍弃了他们的国度后，去了何方？传说中的杜宇王朝到底是不是存在？金沙遗址到底是谁的国度？流传千古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修筑者是蚕丛、鳖灵，还是秦代李冰？越南瓯雒，是否是蜀人最后的王朝？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如坠云端。而这些谜团的答案，可能都隐藏在巴蜀符号之中。完全破解巴蜀符号目前还不可能，但是如果破译了巴蜀符号，就可以解密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比如巴蜀人种、族属、文字的来源是什么？还有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等等。毫无疑问，巴蜀符号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这个谜团本身有可能是一个窗口，在中华民族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巴蜀符号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拿到这把钥匙，并且掌握它的使用方法，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

1973年江西发现的是江西省樟树市商代遗址。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发源地之一。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发掘历史：

吴城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年 代：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

出土文物：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吴城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文化研究：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 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复原保护：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

“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面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吴城文化分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

4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它却成为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和研究年代学的一把“标尺”。据考察，在这个被誉为“赣之魂”的商代城邑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

樟树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现起全面展开对吴城遗 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现吴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护展示的规划，将兴建吴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吴城商代遗址保护展示园区，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吴城遗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价值；2003年至2005年，复原商代房址、冶铸作坊、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进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复符合吴城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现存遗址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从而建立永久性的国家历史文化遗址园区。

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当复杂，为保护遗址和建设博物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且需要运用高科技攻破各项难关。到2010年，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陕西省的蓝田县蓝田人遗址，包括陈家窝地点和公王岭地点两处，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00万年左右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梁山镇龙岗寺古人类遗址，它的旧石器遗址是迄今陕西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120万年以上。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半坡村的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陕西省宜川县壶口镇龙王辿遗址，据初步的年代测定，其绝对年代应为距今2~1.5万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