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学李霖论文发表

职称论文致谢一：

杭州的冬天是寒冷的，我的心却是温暖的。此时此刻我想衷心地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人!

感谢我的导师黄祖辉教授!从2007年我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向黄老师请教合作社理论至今巳有8年时间。这8年里我的每一份成长都离不开黄老师的帮助：

从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到指导论文理论框架的构架，从指导设计调研问卷到帮助联系参访单位到组织汇总问卷数据，从辅导论文写作到给予对初稿的修改意见，黄老师的高瞻远瞩和学识渊博使我能够一步一步向梦想迈进!我还要感谢师母谢莉莎老师!在大学学习期间，谢老师给予了我非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每当遇到困难时，听到谢老师温暖的鼓励话语，我都能振作精神克服困难。

感谢我的导师郭红东教授! 2011年郭老师从电脑里找与大学论文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供我阅读、带我上统计学课程以及在办公室的白板上与我讨论设计技术路线图的场景历历在目。郭老师对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订单农业的研究成果丰硕，我的大学论文正是产业化的一个领域，能够得到郭老师的指点我倍感荣幸!曽经无数次我纠结于问题的表面现象徘徊不前，郭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后，我马上茅塞顿开，问题得以迅速地解决，这对我而言是相当幸运和幸福的!

感谢我的老师徐旭初教授!从2009年第一次见面，徐老师对我学习生活上的关心从未停止。每次研究所会议，徐老师都会问询我近曰的情况，向我提供多种帮助，令我倍加感动!

感谢我的曰本导师德永澄宪教授和纳口列子教授! 2012年我作为交换生赴曰本筑波大学期间，德永老师严谨求真的态度使我非常钦佩!他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给我细致入微的关心，得知我对曰本农协有浓厚兴趣后，还亲自把我带到纳口老师面前。我永远忘不了 20xx年春节我离开曰本回国的前夕，德永老师特意安排在中餐馆师门聚会庆祝我学成归国时的温暖。纳口老师亲自带领我赴曰本农协和曰本农林水产省参访，在参访过程中遇到随行翻译同志一时无法翻译出来的专业术语，纳口老师马上亲自为我提供曰英文翻译，令我非常感动!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编号：7xx33011 ）提供的资助!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运营模式、治理结构与比较研究”（编号：71020107028 ）提供的资助!

感谢为我们调研提供巨大帮助与支持的浙江省农业厅朱勇军处长、四川省农业工作干部胡宏主任等所有政府公务员!感谢接受采访的陈海龙、周维松等合作社的理事长和成员!感谢2011年利用署假时间参与调研和案例写作的王旻楠等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所有同学!

感谢我硕士时期的导师黄瑾教授!是她手把手地教我研究方法，将我带入合作社研究的领域里。在大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见面都热情款待我，黄瑾教授的师恩我永远铭记于心!

感谢梁巧大学!梁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无论是我遇到专业上的问题还是人生道路上的困惑，梁老师都是我寻求帮助的对象，她沉稳、积极的心态时刻是我学习的目标。

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顾益康主任、林坚教授、钱文荣教授、卫龙宝教授、陆文聪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丁关良教授、陈随军副教授、叶春辉副教授、周洁红教授、韩洪云教授、鲁柏祥大学、潘伟光副教授、姚卫红老师、金少胜副教授、阮建青副教授、茅锐大学、季晨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马述忠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宝剑久俊研究员在大学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徐丽安副院长、办公室毛迎春主任、办公室胡伟斌副主任、资料室陈兴侬老师和张霞老师!

是他们为研究所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们能够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学习进步!

感谢George Hendrikse教授、Michael Cook教授、张晓山教授、郭沛教授、霍学喜教授、郑湘台教授、苑鹏研究员、潘劲研究员、贾相平教授、李中华教授、李皇照教授、林善浪教授、李建建教授、郭铁民教授、张华荣教授、林卿教授、胡武阳教授、吴隆增教授、庄佩芬教授、金庆伟大学、陈祁晖大学、管曦大学、曹斌研究员对我大学论文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黄老师师门胡剑锋、邵峰、邓启明、刘西川、张静、俞宁、金玲、林本喜、胡克诚、邵科、陈立辉、王朋、陈林兴、曹利平、扶玉枝、梁蒙、米松华、李锋、黄宝连、王鑫鑫、吴彬、姚海琴、姜霞、高钰玲、王建英、杨进、张滢、孔令英、袁海平、马玉波、张晋华、孙艳华、杨丹、杨小山、吴春雅、吴丹萍、兰菊萍、高春艳、傅琳琳、郑思宁、孙海霞、石琦、郑军南、钟颖琦、朋文欢、杨辉、张晓莉、兰欢、李懿芸、徐一宁、王子尧、张振兴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感谢郭老师师门洪伟栋、戴成宗、丁高洁、王大河、杜宝森、吴露晖、钟王黎、周慧琚、王长川、李霖、陈亦悠、姜媛媛、豆帅、练建强、曾亿武、苗欣、刘丁豪、邱东茂、李晓康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他们将我紧密融入研究团队中，依靠团队的力量学习进取我才能完成大学论文。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11级大学生班的同学余新平、杨进、卢海阳、梁海兵、鄢贞、刁盼盼、李静、李凯、毛文琳、廖中举、阳银娟、黄玉晶、陈士慧、王少剑、庞学卿、曹永辉等以及管理学院阮俊华副书记、蔡荃老师、班主任张川霞老师和陈璞老师。在班集体中，我们学习上互相帮助，学习之余聚餐游玩，是他们使我感到班集体的温暖并获得前进的动力。

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马彦丽、黄胜忠、吴连翠、蔡红辉、蔡荣、杨奇明、李宝值、伍骏骞、吴海江、施晟、郑阳、黄增健、曹卫斌、刘强、孔杨勇、应一逍、幸家刚、王莉、许为、钱龙、曾星月、陈晓莉、王绎、王大哲、方师乐、张志坚、巩志磊、陈文佳、徐广彤、秦文珊、邱元、方施乐、傅家桢、王尧、章迎迎、莫秋羽、毛颖异、张艳虹、张菲、李慧、黄河啸、李垚、姜烨、张岩、陈宁陆、张建军、国辉、陶纪江、刘远超、赵吕航、刘金栋等同学以及筑波大学的钟帅、吴文超、李慧、沈涵、赵耀、李其超等在共同学习生活期间对我的帮助!

感谢我父亲的朋友淳宁叔叔一家人、苏闽叔叔一家人，我母亲的朋友鑫鑫爸爸一家人以及建民叔叔一家人对我的帮助与鼓励!

感谢我的朋友谢杰龙、郑祖厚、张伟、金建东、钱珂伟、林辉煌、苏国英、陈施耘、叶铁辉、叶新辉、周晓丽、李琳琳、常翟子、叶尤奇、小胡、杨帆、韩玥、王枢沛、王泽洲、时小琳、蒋飘飘、郝晶辉、高鸣、张学会、邓锴、李英姬、赵明、于正、刘冬芽、潘统学、石停、Conny、Maria、李志城、林玲、曾庆斌、李永辉、邹梦球等以及Beyond乐队的音乐和MP魔幻力量乐团的音乐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感谢小连!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 2001年我高考结束后，他们以成年人的生活费标准资助我，至今已经14年了。青丝变白发，不变的是父母对我的关爱之情!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求学之路很难走到今天。我要感谢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父、舅舅舅母、姨妈姨夫、先文表舅、丽珍表姨、表哥健鹏、表弟晖文、表妹紫婷、安琪等亲人对我人生选择的支持!

20xx年我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开始学习合作社理论，到今年有十年时间。十年在人生中是一段不短的时间阶段，我从22岁到32岁的青春用在了潜心学习上是无怨无悔的!这十年我从福州到三明再到杭州，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再回到学校，现在又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无论将来我的研究领域在何处，合作社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定是我继续努力的方向，为中国广大农民服务是我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幸福的未来在等着我开拓，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奋斗来报答这么多关爱我的人们!

职称论文致谢二：

光阴荏苒，近四年的大学生涯巳基本告一段落，心中欣喜之余，多是感激。

回头来看，自己本是农村一懵懂顽童，幸而能获得大学学位，都是源于身边师友和亲朋的帮助：

首先感谢的是导师黄袓辉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2011年荐我来浙大跟随黄老师学习，四年期间，黄老师在学业、生活和就业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早巳年逾六旬，作为卡特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但依然常常托人从国外订购最新的制度经济学前沿书籍仔细研读，每次想来，自己作为年轻人也相形见绌。而给我更大触动则是他对学生的包容、宽容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门下将近200学生，学生们不论是从商、从政或是从学，他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鼓励，黄老师这种宽厚的胸襟是我们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晓波教授也是我的导师，之所以走上研究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都是源于张老师的原因。从2007年7月到现在，已经有8年，我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帮助，从指导我硕士论文、介绍攻读大学、介绍出国访学、指导大学论文和找工作，这所有的过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生活中，自己的执拗和不耐心，也是无数次受到他宽容和耐心的教导，跟随他8个年头，自己碌碌无为，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我真心有愧!

陈志刚教授也有太多的感谢，自从2009年他调任至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办公室主任以来，对我无论从学业，还是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当年我执拗地想离开北京，他多次单独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至今历历在目，感动不巳。而后在浙大读博期间，也是多次来看望，在大学论文和就业方面也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和建议。

金松青教授是我在2012年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认识的，自己第一次出国举目无亲，金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他家吃饭聊天，待我如作为家中后辈子弟一般，感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同时也衷心感谢他的妻子红雅女士。在学业上，金老师也是时常耐心教导，不嫌愚笨。Thomas Reardom教授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导师，对他感激颇多，那时Tom知道我一个人在美国孤单，也是多次遨我到金老师家一起聚餐闲谈，或到他家烧烤。有次知道我要买被子，他还专门带我去找学院的行政人员去征求帮助，Torn自己一个人虽然大大咧咧，但是对我确是关爱有加，照顾备至。如今他也六十有几，祝愿他能觅一良伴，生活安定幸福。

MSU农经资源学院的前秘书Robinson Ann女士给我了许多感动。记得还未去MSU之前，我尚忧心住处，Arm主动提出帮我解决住宿问题，并给全院学生集体发了邮件为我寻求帮助，我真心感动。从那时起我就记得日后写致谢一定要感谢她，这种无私帮助的可贵品德正是促进自己成长的动力。如今她巳退休，祝愿她退休生活过的幸福愉快!

在浙大卡特，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比如徐丽安副院长、郭红东教授、钱文荣教授、陆文聪教授、卫龙宝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马述忠教授、叶春晖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毛迎春老师、胡伟斌老师、张霞老师等等，在这其中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兄阮建青副教授，从我2010年来杭州，一直都是他在各个方面照料，要是没有他在各个方面的帮助，我的大学生涯也将大打折扣。阮师兄勤勉努力，为人正直，如今巳晋升副教授，并承担了系副主任等相关行政工作，深受学生们爱戴，祝愿他未来更加出色!

感谢攻读大学期间的同学，如刁盼盼、李静、嫣贞、张菲、石琦、梁海兵、余新平、伍骏骞、许为、王尧、李宝值等诸多同学，还要感谢黄老师门下傅琳琳、刘颖娴、郑思宁、郑军南、孙海霞、朋文欢、李懿芸等诸多同门，正是有他们的相伴，才使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涯更为充实和丰富。

此外，还要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将我介绍过去，能得以多次机会聆听钟老师的教诲，尤其他反复强调的“间题导向”研究风格，让自己受益匪浅。还要感谢2011年和2012年到江苏沛县调研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农业部农机司李斯华处长、沛县农机局郭松局长和吴明禄科长及其他领导，以及在20xx年农村调查中给予帮助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武志刚处长、王欧副处长等相关领导。

最后，在此感谢我的父母，作为一农村出身的孩子，父母将我辛苦扯大，读到大学学位，双亲殊为不易，感激之情无需言表，且祝愿他们日后生活幸福。同时，也感谢我的女朋友杨林芳女士，正是她对我的支持才使得自己顺利拿到大学学位。

大学论文写作期间，获得以下项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1、国家自科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7xx33011）。

2、国家自科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项目批准号：7xx73035）。

3、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模式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项目批准号：7xx73229）。

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项目批准号：xxCGL085）。

5、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大学论文奖学金项目。

职称论文致谢三：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六年多的博士研究生涯转瞬即逝。回首我在浙江大学这几年的求学之路，感触良多。于我而言，在职读博，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有无数次想着放弃。幸运的是，一路上有那么多师长的呵护和引导，有那么多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有家人在背后默默的奉献和文持，让我终能完成学业。值此论文付梓之际，怀揣一颗感恩的心，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与帮助我的师长、家人、同学及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恩师陆文聪教授。六年前，陆老师不嫌弃我才疏学浅，将我收于门下，打开了我的人生幸运之门。陆老师学贯中西、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师德，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一生求学、治学和为师的榜样。从紫金港行政楼管院9楼会议室到启真卡特12楼会议室，陆老师放弃周末的休息，每隔一周召开例会组织团队学习。在例会上，陆老师就研究选题、框架构思、方法设计、论文撰写、遣词造句，无不倾囊相授、用心指导。更多的，是平时点点滴滴的耳提命面和深夜飞鸿，“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有师如此，幸甚!因此，本文的写作，从题目选取、框架确定、研究设计、论文修改到遣词造句，无不倾注着陆老师的心血，如若本文尚有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陆老师的教诲和悉心指导。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韩洪云教授，张忠根教授，阮建青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等在论文开题及进展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指导，感谢霍宝锋教授、周洁红教授、宝贡敏教授和熊伟教授等在论文答辩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使我的论文更加严谨、臻于完善。

在浙江大学读博期间，有幸聆听了王重鸣教授、黄祖辉教授、吴晓波教授、钱文荣教授、魏江教授、张钢教授、宝f敏教授、贾生华教授、王端旭教授、熊伟教授、刘南教授等众多师长的授课，令我受益非浅，在此谨致以我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感谢一路陪伴走来的陆师门团队，马永喜博士、祁慧博博士、杜传文博士、覃琼霞博士、胡雷芳博士、李元龙博士、马万里博士、李必威博士、叶建博士、程颖博士、吴莲翠博士、王双英博士、陈寿雨博士、凌海波博士、黄建风博士、许为博士、余新平博士、陈宁陆博士、钱文鑫博士、俞书傲博士、刘聪博士、哈桑博士、James博士、Keron博士、叶乐安博士后以及范志敏、吴飞、邵雪清、徐键辉、余安、蔡文佳、卢小龙、占萍根、马磊、俞元武、王完、张述、黄小丹等硕士同门。各位同门在例会上的真知灼见、知识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感谢黄小丹、刘聪师妹无私提供的信息网络，感谢许为博士对我计量模型方面的答疑解惑。

同门情谊，皎如曰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衷心感谢ChinaVenture投中集团郑川鼎经理、Clark经理给予的数据收集支持，你们热心的帮助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

博士论文的完成与家人的支持密切相关，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及儿子。父亲年逾古稀，母亲岁过花甲，均为普通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把我培养成才。父母从不知博士为何物，电话中只能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好好读书。父母远在云南，子不能陪伴在身边，每思至此，深感愧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只愿父母安好!感谢妻子胡金叶女士的一路相伴，给予我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妻子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关爱使我能够兼顾工作的同时并安心学业，在艰辛中体验学术与科研的乐趣。最后要提及我可爱懂事的儿子万泓睿!读博期间，儿子正处于孩提到童龀期间，最需要父亲的陪伴。可由于要工作、看书和写作，只能不断的告诉他，自己去玩，爸爸要工作。每次儿子都默默的接受，从未对我工作学习造成困扰，并且总能给我欢声笑语，让我在艰辛的读博期间平添了许多乐趣，也是我生活、学习、工作的不竭动力。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帮助、鼓励、支持和关怀过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

张之江本人是武术高手，致力于体育教育，多次率团出国考察，弘扬中华武术，提倡术德并重，文武兼修，主张博采众长，反对门户之见；著有《东游感想录》、《国术与体育》、《国术与国难》等。张之江幼年上私塾，随祖父攻读诗书，并习练武术，先后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国民政府陆军大学将官班。1901年，张之江应征入清朝新军。起初为骑兵，先后参加辛亥革命时推翻清廷腐败帝制的滦州起义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云南起义。在京郊南口大战中，任国民军总司令，缴讨军阀混战，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胜利进军。后升至陆军上将。 张之江在统领西北军时期就非常重视武术，规定凡西北军均须通过练拳、劈刀、刺枪、体操四项主要科目。据说他在南口指挥作战时，因日夜操劳过度而患中风，中西医药治疗均不见效，他的警卫余国栋教他学练太极拳，身体竟很快恢复了健康，他于是更加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并向中央申请把武术改称为“国术”，以提高武术的重要性。1927年，时局突变，张之江急流勇退，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而不就，毅然离开军队，脱离军界，只任国民政府委员，以全身心投入倡导国术运动。他认为：“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除行政管理和编审教材书刊外，另设学生武术训练队（班），培养武术师资，以便推广武术教育。这种学术教育机构当向教育部申请备案，可是教育部百般刁难，不予支持，他们认为武术早已经被淘汰，并声称如果一定要提倡这种“旧玩意儿”，只能属于民众团体，不纳入教育系统。张之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找到当年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李烈钧当即拍板：“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经费由国库开支。” 中央国术馆最终在1928年3月成立，馆址位于南京西华门头条巷。馆长由张之江担任，最初的副馆长是李景林。在军阀混战时期，张之江和李景林曾两度在战场上对垒，是昔日的仇敌。但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和内家拳术，遂不记前恨，一心以振兴国术、选贤任能为旨，三请李景林，终邀得他担任国术馆重要领导。国术馆开始设少林、武当两个门派：少林门主要包括少林拳、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等，门长是王子平；武当门主要包括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门长是高振东。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即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机构。因此三十年代初，各省市均相继成立地方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就有雄厚师资：马英图担任训练科长。除了王子平、高振东外，还有朱国福（形意拳）、柳殷虎（杨氏太极拳）、杨法武（摔跤）、马王甫（摔跤）、朱国桢（搏击）、郭长生（劈挂）、孙玉铭（燕青拳、棍术）及孙禄堂、杨澄甫、陈子荣、张骧伍、米连科、李霖春、郭锡山、吴峻山、姜荣樵等等武术大家担任的武术教官。在培养师资方面，该国术馆的主要课程有国术源流、国术规则、拳术和器械套路、摔跤、武术短兵、武术长兵、散手、拳击等。前后一共办了6期，学生毕业后可应聘担任各地武术教师或教练。每期人数不多，少则十几人，多则百余人；培训期限有几个月、一年、三年不等。国术馆也办比赛，如1928年、1933年在南京举行了两届“国术国考”，进行了短兵、长兵、摔跤、散手（包括女子散手）等项的比赛。1936年曾组织“国术代表队”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表演。 1928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举行了第一次国术考试。是次国考的目的在于选拔尖端武术人才，充实中央国术馆，进一步推动武术事业。考试内容相当全面，参赛者先要参加预考，内容是刀、枪、剑、棍、拳。通过预考后才能参加其后的对抗赛，对抗赛分摔跤、散打、长兵器和短兵器。对抗赛不分年龄体重，抽签配对参赛，拳脚击中对手算得分，打倒对手算全胜。最后还有一项口试内容：“三民主义”。从中可见当时的武术家相当注重技击，并非只会套路的花架子。但由于当时规则、护具等问题未能解决，对打比赛中常酿至头破血流、筋断骨折的场面。而套路比赛评分标准不明确、不统一，裁判常受门户之见和其他因素左右，致使出现不公情癋。为提高学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张之江还聘请了前清翰林张洪之任国术馆《易经》教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后，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又聘请齐友良讲解军事战术课。国术馆成立之初，曾因王子平和高振东囿于门派之见，互相倾轧，于1928年底，矛盾激化，演至比武较量，互争高低。因此，张之江决定取消少林、武当门，改教务处代之。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把各门各户、各家各派融为一体，统称“国术”，这也正是“国术馆”名称的由来。张之江还特别在东渡日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后，写了著名的《东游感想录》一书，大力倡导日本武风。他在该书中申言“国内宗派门户之见，为害学术进步，甚深且巨”，认为消除武林陋习，共振国术事业，已成为当务之急。并强调指出：“如我不能自强，则举世将视我为俎上肉，咸思染指。”呼吁国人以道德文化为体，以国术运动为用，共相奋勉。张之江还以身作则，以逾不惑之年，坚持跟吴峻山学习八卦。中央国术馆第一期只招收了一个班56名学员。这是因为对入馆学员要求十分严格。它要求学员必须有一定的武术基础,招考时，除对考生的枪、刀、剑、棍四大器械演练进行测试外，还要求学员能够通过口试说出各种器术的精要。被录取的学员在国术馆学习不但不收任何学杂费用，其衣食所需全部由国术馆供给。入馆后的学员发穿校服，校服的前心和后背分别有“强种救国”和“自卫奋斗”八个大字。国术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强我宗族，壮我国魂，洗刷东亚病夫，振兴黄帝子孙。”馆训则是：“自强不息”。中央国术馆门户之见日少，而习武风气焕然一新。各派武师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如孙玉铭大师虚心好问，诚心诚意向各家学习，先后向王云鹏学习地趟拳，向杨松山学习三才剑，还学八卦、劈挂、形意、太极等拳种，不仅自己的功夫技艺日趋精深，且使自己的教学更为得心应手。他还多次代表中国出去进行国际间的武术交流，为国术馆和国家争得了荣誉。再如通臂拳大师郭长生通过严格考试入国术馆任教后，不断进取创新，他创编了“二路苗刀”、“疯魔棍”、“劈挂刀”等等。最值得一叙的是马英图，自西北军大刀队扬威后，他始终把发扬国术事业当成己任。他的代表拳种八极为我国武林中的瑰宝。八极的核心是六大开，其中攻中有防，防中寓攻，招术连贯，能上、中、下三盘连击，劲足势猛，进步似电，见机变化，奥妙无穷。八极拳是攻防性很强的技击拳种，盖此拳出世后，一般不会轻意传人。但马英图通晓民族大义，以发扬国术事业为重，无私地把八极拳全部奉献，使八极成为国术馆的必修课之一。中央国术馆建立之后，为使中华武术更为光大，还创办了《国术周刊》杂志，请武林名宿介绍自己门派的技艺。从武术源流到其功法的演练，从攻防招术到对拆破解，从拳法到拳理，从长兵到短兵等武术问题，无不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各派大师如贾氏青萍剑一代宗师贾耀亭、清末著名武术大师米连科等名流在周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大弘扬了中华武术文化，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 1936年，第10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张之江发起并在上海主持选拔国术界国手，组织国术代表队前去参加表演。国手中的张文广、温敬铭、傅淑云、刘玉华等都是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他们在德国的武术表演轰动了世界体坛。西方世界也开始向神秘而博大的中国武术投来注意的目光，当时当地的报纸称赞武术有三大价值：体育价值、攻防价值、艺术价值。舆论界更称：“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及尚武精神。”为此，张之江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以“五环”为标志的纪念章，并被誉为“中国国术开始走向国际体坛的第一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之江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到第五战区担任高级顾问，协助李宗仁在台儿庄指挥作战，此时他无暇顾及馆务。而当时战况发展，南京恐迟早遭兵燹之灾，故中央国术馆由南京迁出，经长沙、桂林、昆明，1940年抵达重庆北碚。这段时期中央国术馆的经费来源已断绝，学员大部分离去，中央国术馆可说已名存实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家百废待兴。中央国术馆亦忙于复馆，但南京馆址已毁于战火。当时教育部对于张之江的复校申请百般刁难，既不发复馆经费，又不拨给馆舍。张之江四出奔走，终觅得天津河北体育场作馆址，并筹募经费，准备把国术馆改为私立。1946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得知中央国术馆在天津复馆，并改为私立，随即提出教育部拨经费，把中央国术馆改回国立。1948年，中央国术馆从天津大资本家处募得十二万元作建馆之用，但在这笔捐款到手之前，天津已被解放军攻占，中央国术馆的历史亦于此告终。中央国术馆自1928年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近十年间，共收了五期学生，总人数估计不超过五百人。抗战爆发后，不少学员都投入抗战事业，分配到各部队中任武术教官。抗战、内战结束后，分处海峡两岸的武术教师，有不少是出身于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对于近代中国武术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