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er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

常温超导对人类的意义非凡，但是曹原发现的并不是常温超导，某些媒体的宣传存在偏差。曹原发现的石墨烯超导现象，是当双层石墨烯夹角为魔角1.1°（1.05°~1.16°）时，双层石墨烯就拥有了超导性能，超导转变温度最高为1.7K。

实现材料的超导这对于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通俗一点去讲当导线没有电阻的时候，电量传输几乎就没有额外消耗。但是目前发现的一些金属或者合金只有在低温的时候才能实现超导现象。这种类型的超导现象被称为常规超导现象，用现有理论可以解释说明的，并且也知道要想通过这种办法实现超导也是前路漫漫。

但曹元发现的通过把石墨烯两层之间旋转特定角度之后实现的超导现象属于非常规超导，这跟之前发现的铜氧化物超导体是比较类似的，都是不走寻常路的。目前来看要想实现常温超导只能不走寻常路了。

只是可惜了曹原的研究成果并非是做到了常温下形成零电阻的超导体石墨烯，而是特定条件才能形成的，所以虽然令人失望，但是也预示着这个研究成果代表着进步，也说明了我们黄种人在许多方面的确也非常厉害，而曹原的研究成果预示了未来的科学界必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至少不会像一两百年前那样只有西方独亮，曹原就是这一类的代表是国家的骄傲。

曹原发现的并不是常温超导现象，如果现在有谁发现了常温超导现象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郎咸平的学说是靠谱的，这种靠谱是专指他的经融学，不是经济学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经融学，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自己总是把他当成经济学家自居，特别是经常在电视上大嘴巴。不说别的，就说郭美美母女俩请他站台，他会毫不犹豫的站上去，为的是钱，给人的感觉他是没有底线的人。一些企业没有给他钱，他就会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发表文章。企业家XXX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一编文章，国有资产的流失，国退民进。XXX就蹲监狱了。

首先声明一点，曹原发现的并不是常温超导现象，另外说明一下，如果现在有谁发现了常温超导现象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本来是去年的事，不知从何时起又被炒起来了，曹原是中国人，1996年出生的他现在正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学位，前一段时间他发现了石墨烯特殊超导现象，并且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可以说是名声大振。

超导现象一直以来是科学家乐于研究的，如果一个导体实现了超导，那么就意味着用这个导体传输电流的时候不会发热，也就是不会导致能量损失，这对于科学界来说意义重大，如果常温超导可以实现，那么就意味着世界每年就会节省大量的电能，如果传输电量的材料可以使用超导体的话，那么就会将能源消耗减少到最低。

但是超导体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对温度有严格的要求，一些材料只能够在零下269摄氏度的时候才能变成超导体，但是使用这些材料是很昂贵的，完全不合实际。在曹原的研究中，他发现石墨烯也有可能成为超导体，但是他的发现伟大之处不在于石墨烯超导的温度，而是他使用的方法给了其它科学家一个全新的思路。

科学界研究超导现象已经有100于年的时间了，1911年，荷兰一个科学家发现，用液氮冷却汞，当汞的温度下降到4.2k的时候，汞的电阻完全消失，这算是拉开了超导材料研究的序幕。科学家后来还发现，如果将汞置于高压条件下，其临界温度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64k，然而这些距离常温超导来说还是太远了，常温一般来说是20-30摄氏度，也就是300k左右，可见超导现象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曹原发现的石墨烯超导时的临界温度为1.7k，接近绝对零度，怎会是常温超导，只不过他采用的方法很特殊，他发现了当两层石墨烯的夹角为魔角（1.05°到1.16°）的时候，双层石墨烯就具有了超导性能，以往科学家都是采用施压的方法升高材料的临界超导温度，但是曹原仅仅是旋转了石墨烯的角度就实现了这一点，可谓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蔡洪滨老师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出身于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车的工程师 。人们常说，国企是个小社会，因此在国企成长的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他从国企的子弟小学读到子弟中学，这样的环境也确实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起来。1984 年，蔡洪滨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且红火一时的时候，关于改革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争论很多，武汉大学学风也非常自由。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和小氛围，蔡洪滨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观点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到后来便开始自学一些经济学教材，大学毕业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报考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经过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滨如愿以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厉以宁、秦宛顺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这以后，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渊博的学问和对经济学理论的细致讲解，尤其是厉以宁老师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给他在学识和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北大的求学经历对蔡洪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他慢慢学会了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也逐渐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级时，系里选拔他参加中美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于是他有机会到了复旦大学，参加现代经济学的高强度培训。之后的1991年，蔡洪滨远赴美国留学，1992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这里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聪明和勤奋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都让他兴奋不已。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终身做研究的志向，因为做研究其实是最有挑战和最有趣的一件事，总要创造最新的东西极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释说，做研究总是试图把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同时有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虽然过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来，就好像艺术家创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样，那时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1997 年，在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蔡洪滨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之职，先后获得青年教师发展奖、经济系优秀教学奖，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间，还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师应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调任院长助理，分管教员引进，及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和学科建设等；8 月，根据学院安排，他不再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职务。昔日光华的优秀学子成为了今日光华的知名教授及教学、科研管理的带头人。 蔡洪滨老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他已在国际顶尖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 蔡老师还为三十多 家学术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顶尖 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作匿名审稿人。他对经济学研究持续的投入，正体现出一名学者对追求知识的热情和执着。让我们来看看蔡老师的研究中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新政治经济学吧。他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的学术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点研究政府集权和分权对各级政府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挑战了该领域的流行观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分权能够促进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则用理论模型说明，只有当各个下级政府是均等时，分权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否则分权反而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加剧各地区间原有的不平衡。这一结论的含义是，竞争对地方政府会有激励，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之间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的。通俗地讲，当两个竞争者在赛跑时，如果起跑线是一样的，并且两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竞争者才有足够的动力来争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制度设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竞争者之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例如，让西部城市与上海一起竞争，那么就起不到激励作用；因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发达，不用努力也要比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么努力，短期内也很难追得上。这样的竞争态势就达不到预期的激励竞争的效果。尤其在中国，由于许多地方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政府过分分权，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还会加剧地方之间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发达的省市利用原有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发达，落后的地区由于没有竞争动力就会越来越落后，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差距会更大。此外，蔡老师及其合作者还研究了分权与投资环境、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分权的关系等。国际理论界对于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新观点的出现”。 蔡洪滨老师之所以回国，主要是希望把经济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蔡老师认为，这是个非常高的目标，需要一大批经济学研究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策选择越来越复杂，对经济学研究和相关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师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体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现有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在全世界都会有其意义。由于这种共性，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应能极大丰富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关于做学问的心得，蔡老师给我们区分了国内外做研究的区别。在他看来，与国内不同，国外的研究是细致的分工下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具体原因包括：第一，国外的数据很多，并且分工很详细，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收集、分析与总结数据和事实。这些基本的素材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便。国内则由于各种原因，缺少对数据和基本事实的归纳与系统总结。第二，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一项政策或者一个数据的意义比较直观，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国的情况复杂许多。一项政策出台后，执行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中国的数据背后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填数据的人当时是什么想法等等。如果对这些政策或者数据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机械地得出结论，那么对事实的掌握就会出现偏差。因此，蔡老师认为，在中国做研究，就必须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深层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断。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需要向老一辈和回国比较久的学者学习的地方。例如，像厉以宁老师、张维迎老师和邹恒甫等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就得益于他们平时大量地接触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通过到各地考察，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能感觉到和把握住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和新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后再借助恰当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出现有创新性的成果。那么在中国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问呢？蔡老师认为，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现代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方法，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要具有国际水准，研究成果也能对中国的政策分析和公众的讨论有所帮助。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蔡洪滨老师领导建立了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学者、国际经济学界最出色的华人学者，以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外顶级学者。蔡老师希望研究所能够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他们的目标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得到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者产生积极影响。 光华的应用经济学系规模并不大，建系历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华管理学院重视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学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时，就由厉以宁老师出任系主任，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今的光华管理学院正是在当初的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多年以来，在厉以宁、邹恒甫、秦宛顺、朱善利、张维迎等老师的建设下，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氛围，积累起雄厚的研究实力，并取得了一系列广为重视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包括许多从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也在加入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后很快成长，逐渐崭露头角。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应用经济学系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瞩目的进步。首先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一学年，应用经济学系共有四位老师在国际A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也屡屡见诸国内核心期刊。更为可喜的是，系里的年轻教员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也正是光华应用经济学系蓬勃发展的佐证。蔡老师说，这样的进步与应用经济学系对学术研究的强调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次是每周二的学术研讨会。蔡老师认为，以国外的研究经验而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讲座不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围，也能促进师生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因此，应用经济学系在过去的一年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讨会制度，定期邀请相关领域内较为活跃的学者来光华展示研究成果。参加研讨会的师生与演讲者充分交流，双方都能从自由讨论中受益。同时系里还会安排年轻教员及学生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蔡老师希望这方面的举措能为年轻教员和 学生提供参与国际顶级研究的机会，最终增强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力量。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学培养计划的调整，课程设置在广度和难度上更加贴合国际标准，研究生不仅相互之间更为积极地讨论，与老师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发组织的好几个讨论班时，蔡老师说，研究生在现阶段体现出的这种对于研究的热情和自主性，正是他们将来进一步出国深造、或是在国内高校和相关机构任教研究的基础。作为新任院长助理的蔡洪滨老师，主要负责教员引进、学科建设和本、硕、博项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通过引进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励研究和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提升光华的总体研究能力。蔡老师还介绍说，由于经济学在培养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学院将加强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并争取在下一年落实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本科项目。而同时还作为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的蔡洪滨老师，将继续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学研究中去。刚刚卸下系主任担子的他相信，应用经济学系将在新一任系主任龚六堂老师的带领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发展。

郎咸平的学说靠不靠谱，要看他到底讲的是金融学方面的学说还是经济学方面的学说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金融学家，郎咸平的的金融学理论绝大多数是靠谱的；

但郎咸平绝不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其实感性的东西要更多一点。

在外行看来，金融学和经济学似乎很相近，但是内行人都知道，其实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郎咸平的终身教职（副教授）是在在纽大拿到的，他在美国AER,JF,JFE等顶级期刊先后发表过十几篇论文，里面有一些甚至是公司治理领域后人的必读论文。

AER什么概念？全球几万个经济学家都盯着这个期刊，国内的学者能发一篇基本上就可以评教授了，发上三五篇基本上就是行业内有话语权的了，如果不是在美国名校接受了完整学术训练的大牛，基本不可能在这些期刊发表论文。

所以说，郎咸平在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方面的功底其实是非常深厚，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但是，郎咸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尤其是一名宏观经济学家，可以说是不够格的。

郎咸平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是，使用统计和数据做实证研究或是验证理论或假说是否成立的基本演绎法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旦涉及到宏观经济的深层次运行机制和机理时，他没有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弱点就明显的暴露无疑。整比如说郎咸平对货币政策和产业链整合的一系列观点虽然犀利，但其实说的都是大实话，更多像民粹的抱怨和激进的看法，而非大学者成熟的观点。

因此也有观点说郎咸平的经济学观点和学说并不是基于学术研究，而是基于受众研究。

说白了，就是可信不可信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愿意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