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发表第一个论文

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林学院教授、林学系主任、副院长，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中国林学会第五、六届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植物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位评议组成员。从事森林植物地理学、地植物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东北森林、草原植被的研究尤有成就。先后命名三十五个植物新种、十五个变种。发表有《中国兴安岭柳树之研究资料》、《中国东北东部山地主要植被类型的特征及其分布规律》、《中国东北草场的研究》等论文。与杨衔晋共同主编有《黑龙江省野生经济植物图志》，合著有《小兴安岭木本植物》，主编《黑龙江树木志》。周以良，1922年12月出生于天津。l 941年9月，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1946年转入清华大学。1947年，蒋家王朝濒临崩溃。当时，周以良一一姻女友(系国民党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之妹)竭力劝他去美国留学。周以良只要同意，就能飞往大洋彼岸。然而，周以良的心里早已埋下了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向往。他决心要用自己之所学，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49年，周以良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祖国的东北工作。从此，他开始了在植物王国的沃土上耕耘、奋斗的生涯。50年代初，美丽富饶的长白山，在年轻的共和国的资源版图上还是一块空白。为了填补这块空白，为了打开这座植物资源宝库的大门，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刘慎谔教授组织了中国第一支对长自山进行植物资源考察队。周以良便是这支考察队的队员。在长白山莽莽林海中进行科学考察，那工作生活之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白天，他身背30多斤重的行装，在深山密林中艰难跋涉。晚上，用茅草和树枝搭成小棚，把上半身藏在草棚里，下半身露在外面……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山考察，周以良丰收了。他采撷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植物标本。后来，他在《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东北鬼笔菌属的研究》和《中国东北三孢锈菌属的研究》两篇论文，首次澄清了我国在这两个属类植物在命名上的混乱。他还发现了一些新种类，这些新种类，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关注，从而开创了我国学者研究东北低等植物的新时期。由他主编出版的《小兴安岭木本植物》，学术价值极高，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东北森林植物与植被的专著。40多年来，周以良的足迹，踏遍了东北三省的山山岭岭，在那峰峦起伏的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的绿色森林海洋中，都溶有他的汗水和心血。至于忍受东北林区“小咬”、瞎蠓、蚊子三班例”的攻击，对他来说，巳属家常便饭了。l 985年冬，一次周以良教授深入大兴安岭林区考察，不慎踩进冰水中。时值隆冬，漫天飞雪。他从冰水里拔脚上岸，身体瑟瑟发抖。考察队员们劝他回去，可他往湿透的鞋上套上毡靴，又继续带着大家考察……在植物分类学这个领域，周以良教授是鹿蹄草和杨柳科的权威。1950年，他在长白山发现第一棵鹿蹄草新种开始，半世纪发现了15个薪种，占我国产此类植物的三分之一。为了查清中国柳树和鹿蹄草资源，他走遍了中国的鹿蹄草主要分布区。l983年，植物学界将他发现的新植物正式以他的姓氏命名为“周氏鹿蹄草”。用一个人的姓氏给一种植物命名，在周以良教授之前，获此殊荣的学者不多，和他的同代学者中，获此殊荣的就仅有他自己一人。植物分类，是一项及其艰苦、细致、长期的工作。它要经过野外考察、室内观察、查询资料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之后，才能确定一种植物的种属。半世纪以来，周以良教授的足迹遍布东北的森林、草原、沼泽。我国主要植物分布地区，都留下他的身影。他共采集了一万多号植物标本，在拿面系统地研究基础上，先后发现了72种新植物。这些新植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植物种类植物区系，而且受到国内外植物分类学界的普遍承认。它们填补了国内外植物资源的空白。周以良教授提出的“三江平原次代表我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1年，他代表我国赴日本参加了第17届国际林联世界大会；1982年9月，他代表我国赴意大利出席了联合国粮食组织国际杨树委员会31属执委会；l987年8月，他代表我国赴芬兰参加国际林联北方森林经营与管理会议；1987年9月，他在哈尔滨主持国际林区草地学术会议，他在参加以上一系列学术会议上，每次都宣读了学术价值极高的重要论文，为社会主义扭国多次争得了荣誉。周以良教授认为，植物学的研究，一是发现植物生长的规律、分布特点、蕃衍史；二是开发利用植物的价值，利用资源的特有生长规律，为生产生活服务。而后者尤为重要。60年代初，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以良就进行用野生植物代食品的研制工作。他研制的蕨菜根制淀粉、东风草和小球藻等代食品，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为党和人民在共度难关中作出了贡献。1964年，周以良发表的《中国东北中部平原植被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规律》、《中国东北东部山地主要植被类型的特征及其分布规律》等论著，提出了对植被资源开发利用，为生产服务的独特观点，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文化革命”后，周以良教授重点进行立体开发利用植被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他的《中国东北的植被》、《中国东北草场的研究》、《松嫩草原植被的特点及其开发利用途径》等论著，为合理开发利用植被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1986年，周以良教授主编的《黑龙江树木志》出版后，我国一些著名林学家评价说：“《黑龙江树木志》充实与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是一部科学性、系统性强，适用性广的树木学专著，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该著被评为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周以良教授提出的《三江平原次林合理经营与立体开发试验》的方案，得到美国、日本、加拿大、芬兰、印度等国专家的重视。他们来到东北林业大学，对周以良教授的方案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专家还提出与他进行合作的愿望。对他承担的这个科研项目，正在进行全面的总结、三鉴定。其中，有两部分已鉴定为“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此外，他主持的“小兴安岭植被及植物资源的研究”的科研项目中的《伊春林区植被及植物资源》的研究．经专家组鉴定为“居国内领先地位，具有国际同类研究八十年代先进水平”。除上述科研项目外，从1986年起，周以良教授还承担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江平原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研究》、中国科学院项目《中国煎被》和地方项目《白桦种群生态的研究》、《小兴安岭植被及植物资源的研究》等。其中，《中国植被》中的《黑龙江省l/50万植被图与植被区划》，经专家鉴定为：“属于国内先进水平，其中在揭示与表达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山地植被分布规律和分异规律的深度上具有国际水平”；而《小兴安岭植被及植物资源的研究》，则被专家鉴定为：“居国内领先地位，具有国际同类研究八十年代先进水平”。1983年，周以良教授从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一时间，议论纷云。有人不理解，也有人疑惑。然而，他却说：“自己年岁大了，应该让给年轻的去干。我退下来之后，全力从事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发挥所长，对党的事业更有利。”他对名利看得很轻。l 985年，某林场发现了一种奇特的松树，请周以良教授云鉴别。他闻讯立即前往，不但鉴别了奇松，还撰写了论文。当论文发表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那论文的署名不是周以良，而是最先发现奇松的人。还有一次，周以良教授参与了对辽宁省某县的植被、植物资源考察工作。而后，负责写考察论文的两个同志向他提交了论文。他发现论文没有把问题的实质阐述明白，就亲自动手，重新写好论文，并以那两个同志的名字署名发表。后来，这篇论文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象这祥不为名不为利的事还有许多。他那种甘当人梯的广阔胸怀令人赞叹!周以良教授在森林植物学上的贡献卓著，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他一贯重视多层次地培养专业人才，特别是把培养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作为自己对国家的重要贡献。他先后培养指导博士研究生12名、硕士研究生16名。其中，博士生在读期间就有10人次应邀赴国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博士生毕业论文多篇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有三位博士生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有的荣获“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力、“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和“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等科技奖励或荣誉称号。周以良教授领导的研究群体人才济济，梯队结构合理。他作为东北森林植物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所创立的森林植物学科，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学科。由于周以良教授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连续八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劳动模范，两次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和黑龙江省科技精英，荣获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及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等称号。周以良把自己的一生溶进了莽莽苍苍的森林事业，自已则成为～棵挺立其中的青松和科学大树，把累累硕果不断撒向祖国的大地。2005年12月5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4岁

当时中国苔藓植物研究一片空白，几千种苔藓植物没有一个中文名字，也没有一个模式标本、甚至连苔和藓的概念也十分混乱；搞苔藓植物研究，即没有经费，也没标本柜，甚至连包标本的纸也买不起，面对这种状况，陈邦杰用旧肥箱改制成标本箱、用旧报卷和旧报纸包标本，深入四川东部、峨眉山、金佛山和大小凉山、马边、雷池等地，采集了几千号标本。陈邦杰的第一篇苔藓植物著作是他1940年的博士论文《东亚丛藓科的研究》(德文)，论文讨论了丛藓科的分类特征及内部变异、地理分布和系统发育，提出一个丛藓科的系统图解，这篇论文，为他在苔藓植物学领域中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后，陈邦杰又发表了《海南岛苔藓植物》、《中国藓类植物标本第一辑》、《中国雉尾藓属之报告》等等，这些浸润着他心血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植物学课本中以及科研工作方面存在着苔类和藓类的中文名称与拉丁文原名之间的混乱甚至相反的情况，陈邦杰便将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有关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于1952年在中国植物学杂志6卷第4期上发表了《苔和藓名称考订与商榷》的论文，论文参照当时苔和藓在课本中的统计结果，从多数的原则和植物学命名优先律的原则，确定了以藓类名Mosi和以苔名Hepaficae。这一观点得到了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认可，改变了我国苔藓类植物名称的混乱状况，并广泛应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陈邦杰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教育家和科普学家，他24岁就从事教育工作，从德国留学回来，他又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同济大学植物系主任，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时陈邦杰毅然要求到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学院任教。陈邦杰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植物学的研究，在苔藓植物研究领域中成就斐然。为了让中国的植物科学研究登上世界舞台，他在老一辈植物学家钱荣澎、裴鉴教授鼓励下，从三十年代起就毅然从事苔藓植物科学的研究，他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国的山山水水。早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在苏南一带采集，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时，又深入到川东、川西、峨眉山、金佛山、大小凉山等地采集，以后更是带着助手和学生到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荒漠区、阿尔泰林区、陕西秦岭、西藏珠穆朗玛峰、海南岛热带雨林、福建武夷山区以及安徽黄山、浙江天目山等地采集标本。他先后采集到苔藓标本4万多号，其中苔类46科，130属，654种；藓类62科，354属，1675种；并作了大量的科学实地考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苔藓植物标本资料。 在实际工作中，他发现中国植物学界对苔和藓的中文名称，名词混淆不清，常常发生错误。因此，陈邦杰教授在大量研究工作之后，制定了科的命名规则，使苔藓植物的中文名称有了科学的分类。他还为许多苔藓植物拟订生动而形象的中文名称，如金发藓、提灯藓、葫芦藓、孔雀藓，并订正了许多错误名称。此外，以前各大学在讲授苔藓植物时，照抄欧美等国的书本，以土马柠为代表植物，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他的倡导下改以葫芦藓为代表，受到植物学界的赞同和欢迎，直到今天中国大中学课本都是以葫芦藓为藓类植物代表植物。

张新时教授是中国第一批植物生态学家，主要的贡献在于创建中国第一个植被生态学实验室，建立了数量植被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等等学科的基础样式和基础理论，在国际上创建两条全球变化陆地样带。

植物生态学家张新时去世。他是我国数量植被生态学和国际信息生态学的开创者，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植被数量开放实验室。他长期从事生态学的研究。他的科教片曾在国外获过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