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发表美食教程

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1、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主张。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武装民众，参加反日战争和游击战争，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教育，一方面唤起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政策暴露无遗，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启发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2、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思想政治工作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丢了东三省，并为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一直找机会瓦解东北军。为了消灭红军，也为了瓦解东北军，蒋介石把东北军派往西北“剿共”，经过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东北军受重创。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和东北军的处境，认为只有联共抗日，建立起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才是东北军的出路。张杨二将军素有抗日爱国之心。张学良曾说:“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这些为争取张学良将军团结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3、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的思想政治工作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赞同，对蒋介石逼着自己和十七路军“剿共”也很不情愿。蒋介石把东北军派到西北“剿共”，既可以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互相残杀，也可以使十七路军和红军互相残杀，可谓一石三鸟。这更增加了杨虎城的疑虑。杨虎城曾亲自向蒋介石请求带兵上抗日前线作战，但遭蒋拒绝，而杨虎城作为爱国军人有联共抗日的想法，但对中共存在着诸多误解，联共抗日的想法很模糊。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向杨虎城提出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这对杨虎城及其部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为争取杨虎城的团结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事件过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 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结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扩展资料：

西安事变的由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日军仅在4个多月内便侵占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随后，日军步步紧逼，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吞并整个华北。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备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也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东北军、十七路军即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多次被红军击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兵力。张学良、杨虎城感到“剿共”没有出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抗日民众的拥护。“一二·九”运动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时，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东北军驻地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宜。杨虎城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因此，从1936年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了局部停战。

然而，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听张、杨多次劝谏，继续进行剿共内战。10月下旬，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于平汉线汉口至郑州段、陇海线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开入陕甘，一面“围剿”红军，一面防范东北军、十七路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而且向张、杨提出，不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开进陕甘剿共。这不但破坏了张、杨在西北的联共抗日计划，而且危及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生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会见蒋介石，声泪俱下地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拒绝。

9日，西安城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蒋介石指令张学良用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并为慷慨陈词的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又于10日、11日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斥为“犯上作乱”。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西安事变的由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考资料：西安事变百科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1、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主张。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武装民众，参加反日战争和游击战争，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教育，一方面唤起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政策暴露无遗，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启发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2、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思想政治工作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丢了东三省，并为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和东北军的处境，认为只有联共抗日，建立起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才是东北军的出路。张杨二将军素有抗日爱国之心。张学良曾说:“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这些为争取张学良将军团结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3、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做了出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突出的体现在东北军身上。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因此，打回东北老家去，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调来“围剿”红军的东北军，接连受到三次严重的打击，损失兵力3个师。他们“剿共”失败中痛感自己人打自己人没有出路，而蒋介石对东北军仍然明显抱有以“剿共”而消灭异己的不良用心，并且事后又不给东北军以兵员补充和抚恤。这些就为我党和红军主动争取团结东北军一致抗日，为我党对东北军做团结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给东北军以重创的直罗镇战役一结束，我党就开始加紧对东北军进行团结抗日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给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晓之以民族大义，说服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合署名发表《致东北军将士书》，郑重申明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任何抗日武装力量联合抗日，并愿意同东北军全体官兵首先停战议和，团结一致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坚决收复失地。

1、西安事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2、西安事变发生背景：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听张、杨多次劝谏，继续进行剿共内战。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于平汉线汉口至郑州段、陇海线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开入陕甘，一面“围剿”红军，一面防范东北军、十七路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而且向张、杨提出，不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开进陕甘剿共。这不但破坏了张、杨在西北的联共抗日计划，而且危及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生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会见蒋介石，声泪俱下地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拒绝。 9日，西安城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蒋介石指令张学良用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并为慷慨陈词的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又于10日、11日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斥为“犯上作乱”。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又称 “双十二事变” 。

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又称 “双十二事变” 。

西安事变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目的：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

西安事变的结果

和平解决(派周恩来协商)。蒋介石被迫接受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

第二，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予文的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先在卢沟桥发难，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日军之所以选择这一地点，当然是地理位置重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完成对北平的包围非占此地不可;二是要控制平汉铁路，也非占此地不可。

1936.12.12，张、杨二人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最后因中共加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