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发表美食图片

事件过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 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结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扩展资料：

西安事变的由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日军仅在4个多月内便侵占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随后，日军步步紧逼，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吞并整个华北。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备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也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东北军、十七路军即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多次被红军击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兵力。张学良、杨虎城感到“剿共”没有出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抗日民众的拥护。“一二·九”运动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时，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东北军驻地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宜。杨虎城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因此，从1936年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了局部停战。

然而，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听张、杨多次劝谏，继续进行剿共内战。10月下旬，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于平汉线汉口至郑州段、陇海线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开入陕甘，一面“围剿”红军，一面防范东北军、十七路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而且向张、杨提出，不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开进陕甘剿共。这不但破坏了张、杨在西北的联共抗日计划，而且危及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生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会见蒋介石，声泪俱下地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拒绝。

9日，西安城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蒋介石指令张学良用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并为慷慨陈词的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又于10日、11日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斥为“犯上作乱”。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西安事变的由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

背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牛元峰逃跑，但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将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将枪毙后，副将亦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杨虎城出于公心，屡次向张学良提意见，遭拒绝。后来又找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历史意义：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又称 “双十二事变” 。

西安事变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目的：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

西安事变的结果

和平解决(派周恩来协商)。蒋介石被迫接受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

第二，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予文的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先在卢沟桥发难，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日军之所以选择这一地点，当然是地理位置重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完成对北平的包围非占此地不可;二是要控制平汉铁路，也非占此地不可。

1.西安特色小吃：葫芦鸡、烤肉、锅贴（分牛、羊肉和猪肉馅）、(贾三)灌汤包子、牛羊肉泡馍、葫芦头泡馍、水盆羊肉、腊牛肉夹馍、腊汁肉夹馍（猪肉）、肉丸胡辣汤、岐山臊子面、biangbiang面、凉粉、锅盔、酸汤水饺、杨凌蘸水面、凉皮（麻酱凉皮、汉中凉皮、秦镇 凉皮、岐山擀面皮、面筋凉皮）、荞面饸饹、八宝镜糕、黄豆（豌豆面）切糕、蜂蜜凉棕子、黄桂稠酒、黄桂柿子饼、甑糕、贵妃饼、馓子等。2.必到的西安旅游景点：大慈恩寺（玄奘法师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大雁塔（安置玄奘法师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大唐不夜城(中国第一文化MALL)、大雁塔北广场（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和最大的水景广场）、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出土文物精品藏地）、小雁塔（建于唐代景龙年间，是唐代精美的佛教建筑艺术遗产）、西安博物院（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曲江遗址公园（目前西安市最大的游乐公园）、曲江寒窖（是传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等待丈夫薛平贵的地方）、曲江海洋世界（海洋动物）、西安碑林博物馆（全国最多的碑石藏地）、明城墙（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钟楼（我国古代遗留下来众多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鼓楼（比钟楼大四岁，迄今已有625年历史）、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西北首家野生动物园）、翠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南五台（佛教圣地之一）、太白山(关中八景之一)、大唐芙蓉园（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唐朝盛世的皇宫）、西安汉城湖（西安汉文化、水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昆明池遗址公园（汉武帝为了练习水战之用）、纺织城文化创意区、灞桥生态湿地公园、西安世园会(“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西安半坡博物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聚落遗址）、白鹿原·白鹿仓景区（功能齐全、涵盖面广、跨界经营管理的综合智慧景区）、蓝田猿人遗址（旧石器朝代猿人遗址）、白鹿原影视城（首座集影视拍摄与体验、文化休闲、儿童游乐、精彩演艺于一体的大型影视城）、华山（五岳之一）、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陪葬陶俑）、华清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行宫别墅）、临潼大唐华清城（人文景观的历史遗迹）、秦始皇陵、兵谏亭（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藏身处）、临潼博物馆（地方志历史博物馆）、骊山（被称为关中八景”之一的“骊山晚照”；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纪念西安事变的兵谏亭；纪念女娲补天的老母殿）、法门寺（供奉释迦牟尼佛舍利之处）、法门寺博物馆（收藏、展示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珍贵文物之处）、乾陵（唐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永泰公主墓（武则天之女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武则天之子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墓（武则天之子章怀太子）、黄帝陵轩辕庙（中华民族始祖轩辕帝的陵园）、茂陵博物馆（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昭陵博物馆（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汉阳陵（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到汉阳陵博物馆必看幻影成像）、大唐西市（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心）、书院门步行街（古文化一条街）、钟鼓楼广场（西安市中心广场）、都城隍庙（明朝天下三大城隍庙之一）、回民街（西安回民聚居之地和回民小吃街）、化觉巷清真寺（西安建筑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完善的清真寺）、德福巷（茶馆、咖啡馆和酒吧一条街）、骡马市步行街（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超大型的时尚、人文、休闲生活广场）、永兴坊（原唐朝魏征府邸故址，现建成汇集了陕西各地特色美食聚集地）、西安事变张学良公馆旧址、西安事变杨虎城公馆旧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兴庆公园（唐玄宗朝政的重心，唐玄宗和杨贵妃长期居住的地方）、青龙寺遗址公园(中国佛教密宗寺院，西安最大赏樱花地方)、罔极寺（太平公主为母后武则天祈福而修建的皇家寺院）、广仁寺（喇嘛寺。是康熙1703年来陕西巡视时拨专款敕建。为全国唯一绿度母主道场）、小寨（西安市最具青春、活力的商圈）、西安天坛遗址公园（隋，唐代作为皇帝祭天活动的礼仪建筑。南郊陕西师范大学天坛路南面）、白鹿原影视城、白鹿原影视体验馆、白鹿原民俗文化村、白鹿原樱桃园、白鹿原葡萄主题公园、白鹿原神鹿草莓采摘基地、白鹿仓、白鹿原滑雪场。

国际背景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国内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饭庄与周恩来西安饭庄建于1929年，以“陕菜正宗、陕西风味小吃大全”闻名于世，由冯克昌先生及当时西安的一些社会名流集资建成，初名为“西安饭店”。1942年冯克昌将当时各名流集资款一一归还，形成独资经营，改“西安饭店”为“西安饭庄”。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升为国营，为了保持西安饭庄的经营特点，扩大经营搬迁至现东大街298号。西安饭庄在风雨沧桑的发展历程中，与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周恩来总理有着不解之缘，西安饭庄能发展壮大至今也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为促成和平解决大计，周恩来便在西安饭庄设下“和平宴”，用特色菜点、黄桂稠酒招待了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及抗日民主人士等，最终达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扭转了时局。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来到西安饭庄。1938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拦来到西安，敬爱的周总理在西安饭庄又一次设宴，招待了援华抗日的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和抗日民主人士，对他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式，认真的阐明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时隔35年，1973年6月，敬爱的周总理陪同越南贵宾来西安、延安访问，下榻丈八沟宾馆，当时省政府从西安饭庄抽调了几名厨师和服务员到宾馆参加饭菜烹制和服务招待工作，周总理见到胸前佩戴着“西安饭庄”标志的职工后，顿时想起30年多年前曾经品尝过西安饭庄的美食佳肴，便亲切的向他们打招呼，询问了西安饭庄的有关情况，随后，周总理对在场的陕西省西安市领导说：“西安饭庄的菜点做得好，有特色，有名声”，并嘱咐要扩大西安饭庄的规模。敬爱的周总理离开西安以后，省市有关领导考虑到接待外宾和国内顾客的需要，认真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决定于1973年10月开始动迁，消息传开群情振奋，各方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深厚的感情，争先恐后，踊跃参建。西安城建设计院接到设计任务后，迅速成立设计小组并深入到西安饭庄仔细地听取大家意见，认真进行磋商，他们对方案进行多次修改，采用分批出图的新办法，使工程尽快开展。为了西安饭庄重建工程，当时东大街临街商铺拆除了80米，计9个商店、居民48户。市建二公司打桩队及时把队伍拉上工地，夜以继日地处理地基，于1975年主体基本建成。大家心里都默默地存在着一个念头，尽快把敬爱的周总理关怀着的西安饭庄重建起来，好让周总理下次来西安时，亲眼看看西安饭庄的新容，在这里吃上一顿饭。可是，人们万万没料到敬爱的周总理却和我们永别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工地的建筑工人，单位的职工个个泪流满面，哭声一片，人人心如刀剜，许多老职工捶胸顿足，放声嚎哭。西安饭庄还未粉饰的宏大楼面，通体挂起黑纱，上面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建筑工人表示：“保质、保量完成好总理关心的工程”，职工们表示：“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化悲痛为力量，办好企业，为总理争气。”当年春节，工地上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大年初一的早晨，市建二公司设备队老工人欧喜顺毅然退掉了回老家探亲的火车票，来到了工地；青年工人赵明信与未婚妻协商，推迟了婚期，来到了工地；家属委员会的焦爱莲、夏巧英带着百余名家属来到了工地……。从清晨到黄昏，一批批前来饭庄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群众接连不断，沸腾的工地上到处是一派紧张繁忙的战斗景象。仅春节假日期间，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的就有近千人次。1977年下半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座横亘70米，高6层，营业面积达8000多平米的新西安饭庄大楼在东大街中段提前一个月竣工营业了，大家以实际行动告慰了周恩来总理的英灵。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

日本侵略东三省，成功的兵谏

背景: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从抗日战争历史来看，西安事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首先，西安事变的爆发结束了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状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调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其次，西安事变最终让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力量抗战；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是当时日本侵略军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西安事变在事实上迫使日本放缓了侵略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