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发表小说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意义来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对蒋介石国民党，尤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利，促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举国一致抗日的发动和最后胜利，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垫了道路。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现实启示，李教授指出三点，一要弘扬和提倡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任何人、团体、政党、阶级的利益相比，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人类的利益具有更高的价值，我们应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大国风范，实现激情和理智的共振。第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都是一个好的机遇，但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机遇，国民党没有抓好。可见，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能力，要把握好客观形势和机遇。最后，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力戒盛世意识。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张学良和杨虎城事件背景编辑国际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国内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4-5]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两广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倪 匡香港作家。1935年生，浙江宁波人，出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作过工人、校对、编辑，自学成才，成为专业作家。他写作面十分广阔，众体皆备，小说则包括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各种。写作速度也十分惊人，每小时可写4500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武侠小说以《六指琴魔》为代表，想象奇特；也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金庸写《天龙八部》连载（这一部分后来金 庸改写时删去了）。他的武侠小说主要有：《飞针》《鬼界》《铁拳》《夜遁》《大盐枭》《独臂刀》《红飞雁》《巨灵掌》《游侠儿》《冰天侠侣》《六指琴魔》《五虎屠龙》《侠义金粉》《最后一剑》《大侠金旋风》《龙虎双剑侠》《云海争奇记》《紫青双剑录》《浪子高达传奇》《女黑侠木兰花》等。柔石（1902－1931年)现代作家。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1917年在家乡正学小学毕业，次年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10月，参加同学潘漠华、冯雪峰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1923年夏毕业后，曾在杭州当家庭教师。1924年春，在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并从事业余创作。1924年下半年，因团结进步教师组织读书会而被解聘。1925年春，到北京大学旁听，常听鲁迅讲课。1926年初，由于贫病交迫，离开北京，奔波于沪杭一带，曾计划与朋友在杭州办一所私立中学，未成。在此期间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上册写于上海，下册写于杭州。不久去镇海中学任教。1927年夏，到宁海中学任教。1928年初，在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出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4月，宁海县农民在亭旁（今属三门县）起义，宁海中学二三十名教师参加。暴动失败后，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被迫出走到上海，改订《旧时代之死》，由鲁迅推荐，在北新书局出版。1928年下半年起，与鲁迅比邻而居，合办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二十期、《朝花旬刊》十二期及《文苑朝花》五本。1929年1月至9月，受鲁迅委托，接编《语丝》杂志。1929年11月出版中篇小说《二月》。1930年2月，同鲁迅、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为发起人之一，被选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和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左联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写了报道此次会议的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1930年中，翻译了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不少创作和论著，同时发表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并被译成多种外文。1931年1月17日晚，在上海东方旅馆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同与会三十多人一起被捕。2月7日晚，与其他二十多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其中左联成员五人，称为左联五烈士。遇难后，鲁迅曾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柔石小传》等文；左联也出版纪念专刊《前哨》，沉痛纪念柔石等五位烈士。邵逸夫 (1907－)电影事业家。原名邵仁楞，浙江宁波人。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1925年与兄醉翁、人 、仁枚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负责外埠发行业务，并学习摄影和编剧。1928年与仁枚携影片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开辟放映市场。后成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并在南洋各地拥有数十家电影院。1957年与仁枚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接办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业务。并辟建邵氏电影城，摄影棚扩展至十余个，拥有拍摄、录音、彩色洗印、放映等全套设备，使之成为香港规模大、设备先进的电影制片厂。公司成立后每年约生产三十部影片，至80年代中期已生产影片七百余部。并常以其影片领风气之先，如李翰祥导演的《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片使黄梅调电影风行香港影坛数年之久；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张彻导演的《 独臂刀》等又使60年代沉寂一时的武侠片重新兴盛起来；影片《后门》、《万古流芳》、《珊珊》等也接连在亚洲影展获奖。其中多部优秀影片均由其亲自监制。同时，在东南亚各地，其戏院已扩展至一百六十余家，形成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并在东京、巴黎、罗马、伦敦、柏林等大都市设常驻代表，使中国影片打入世界电影市场。由于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1974年和1977年分别获英国女皇颁授CBE勋衔和爵士勋衔。1983年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高荣誉奖，并兼任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校董、香港艺术节主席、香港艺术中心主席等。包玉刚（1918—1991年）名起然。浙江宁波人。早年入上海中兴学堂，后入吴淞商船学校。1937年辍学，供职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未几任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初至香港，与人合资开设华人行，经营进口贸易，为大陆装运进口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1955年创设环球有限公司，经营印度至日本间煤炭运输。次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为国有，运费大涨，获资甚丰，遂购置新船，扩展业务。继与日本造船业、金融业、香港汇丰银行等合作，渐著声航运界。1967年中东战争石油危机中扩大船队，1970年改为环球航运集团有限股份公司，1972年创设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董事会主席。至1981年底，拥有船只210艘，总载重吨位2100万吨，人称“东方船王”。又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地设立10多家子公司、代理公司，还兼营地产、码头仓储、公共交通等业，历任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亚洲航业有限公司、世界航运及投资公司、世界海事及陆丰国际（投资）公司、世界金融国际有限公司和LBJ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主席等职。1963年加入英国籍，1976年英国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于勋章、奖章。1991年9月23日病逝香港。他热爱祖国，拥护“一国两制”政策，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奉节俭，乐善好施，先后捐资兴建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兆龙图书馆、杭州包玉刚游泳池等，又倡设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捐款赈济灾民。促进故乡建设，应聘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甬港联谊会、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捐资5000万元创建宁波大学，又捐资建包玉刚图书馆。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奉化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次年入奉化龙津中学。1907年入保定军官学校，一年后赴日留学。1908年至1910年，在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学习。经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结识孙中山。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曾参加光复上海和杭州等战役，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民国成立后，曾随陈其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也曾受陈指使派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应孙中山之召去广州，任陈炯明粤军作战参谋。1919年至1920年间，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蒋应孙中山电召去广州，后随孙中山到上海，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1923年4月，又随孙中山回广州，任大元帅府参谋长。8月被派往苏联考察军事。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表面拥护，取得孙中山的信任。5月，黄埔军校创办时，蒋被任命为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抬头。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并乘机攫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7年，北伐军进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各地“清党”，公开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任国民党总裁，控制党、军、政大权，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五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新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一面抗战，一面企图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陷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曾先后掀起三次反革命高潮。1943年，林森病逝，蒋继任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伪装和谈，准备内战部署，旋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946年一手召开伪国大，通过“宪法”，1948年任“总统”，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灭亡。蒋率残部逃到台湾。1975年4月5日病死台北。童第周（1902-1979）鄞县人 。曾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和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委员、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童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开创者，早期在脊椎动物、鸟类和两栖灯动物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方面，有独创性发现。五十年代开始，系统研究文昌鱼和卵子发充规律，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动物学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丰富了实验胚胎学理论。六十年代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细胞核和细胞质在鱼类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作用，提出了创见。他在研究海洋有害生物的防治、经济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经济鱼类育种的新途径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先后发表论文和专著七十余种。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1897年3月生于浙江省宁海县。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潘天寿年青时自感“无干事之才，只有书画尚能胜任”，因而在诗、书、画、篆刻等方面深入探研。1923年，27岁的潘天寿应聘到上海美专任职，并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专，培养了许多学生。1928年，他到新成立的杭州西湖艺术院任中国画系主任，他的才干受到当时已80高龄的昊昌硕的赏识，潘天寿在艺术上亦也受了到吴的影响。1945年任国立艺专校长。1955－1965年间，是潘天寿创作、著论丰盛的10年，这时期他曾任全国美协副主席，1958年荣任苏联莫斯科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195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诬陷与摧残，1971年9月含冤而逝，时年75岁。后来由国家投资在中国美院院内建有潘天寿纪念馆。他对继承和发展民族绘画充满信心与毅力。为捍卫传统绘画的独立性竭尽全力，奋斗一生，并且形成一整套中国画教学的体系，影响全国。他的艺术博采众长，尤于石涛、八大、吴昌硕诸家中用宏取精，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不仅笔墨苍古、凝炼老辣，而且大气磅礴，雄浑奇崛，具有慑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著述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他是一代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

【创立易俗社】1912年8月13日，陕西省修史局总纂李桐轩与修纂孙仁玉等创立易俗伶学社（后称易俗社），招生排演新编秦腔剧目，进行戏剧改革，倡导社会新风尚。鲁迅于1924年暑期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曾5次观看易俗社的演出，并亲笔题赠“古调独弹”匾额。讲学结束后，将自己的部分讲学酬金捐赠易俗社，支持其秦腔改革。1949年后，易俗社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至今仍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戏曲团体。 【西安事变】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首的部分军队，与红军实现了停战。12月上旬，蒋介石到西安督战，迫张、杨进攻红军。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随即，张、杨发表了对时局的通电，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来西安调停，争取蒋抗日。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