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宗军发表的论文

几年前，国外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改造技术，国内也有广泛应用，但国内外都只限使用于动植物（无论体细胞还是性细胞）或人类的体细胞。限于伦理问题以及一些国家的法律明文禁止，一直无人改造人类性细胞的基因。

这一状况，于4月18日被我国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军就及其合作者打破。他们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改造人类性细胞基因后获得早期胚胎。一石激起千层浪，该研究引发的担忧近日不断发酵。

这一技术进展为何会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基因技术一旦应用于性细胞，不仅可能出现基因的“私人定制”，而且可以影响很多代，甚至人类进化。《赛先生》将对此刊发多篇文章，欢迎不同意见投稿。在今天刊发的首篇文章中，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承志认为，这一技术进展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引起的后果可能无法预料。

王承志（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4月18日，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军就带领的研究组在Protein & Cell杂志发表论文，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胚胎的研究进展。在这项研究中，该研究小组对人三原核受精卵中的HBB基因（编码红细胞珠蛋白）进行了改造。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科学界对该研究做出了迅速而态度迥异的反应，该研究引发的伦理担忧也在不断发酵。

遗传病：无尽的缺陷

在黄军就课题组发表的论文中，他们改造了受精卵中编码珠蛋白的HBB基因，该基因的突变会导致一种常见的遗传疾病——β地中海贫血。

这种疾病可导致严重贫血、发育不良、骨骼改变，甚至引起新生儿死亡。而类似的遗传疾病还有很多，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家族性遗传。这些疾病一代又一代地折磨着整个家族，就像他们的祖先中了某种不可解的诅咒。

20世纪之前，人们对这些疾病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几乎毫无对策。让其雪上加霜的是，近亲结婚的风气在古代的东西方都非常盛行。16世纪，显赫一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查尔斯二世，因其家族长期近亲结婚而身患多种遗传疾病，特别是因生理缺陷而没有子嗣，进而最终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迅速衰落。中国古代的近亲结婚也时常发生，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汉武帝和其皇后陈阿娇是表亲。

显而易见，近亲结婚导致遗传缺陷基因在家族中不断继承并累积，而不同遗传背景的人通婚则会不断“稀释”遗传缺陷基因。但即使父母双方只有一个人的一条染色体含有某遗传缺陷基因，其后代继承该基因的可能性依然高达二分之一。显然，如果要在一个家族中彻底杜绝一种遗传病，就必须保证出生的所有婴儿都不携带患病基因，而生理条件下体内受精过程是随机的。

2014年，北京大学乔杰、谢晓亮和汤富酬研究组合作，利用极体的单细胞测序技术帮助一对患有遗传病的夫妇，体外选择了不含有致病基因和已知突变的胚胎，从而让他们的宝宝完全摆脱了“家族魔咒”。这是遗传病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让人类第一次在个体水平上终结了其家族的致病基因。

这项工作与黄军就团队的工作的区别，在于这只是一个人工选择受精胚胎的过程，并不触及人为改造胚胎基因的伦理红线。而这根红线，却不啻人类与“造物主”的分隔线。越过它，人类就可能进入改造自身物种的另一个世界。

基因改造：“上帝”之手

人类对于自身从哪里来，以及自身为何是人类这种问题的思考大概从未停止过，因为不同的文化中都能找到一个相似的故事：一位（或多位）具有超能力的“神”创造出了所有的物种，包括人。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神话故事中还能找到另外一些相似的故事，比如都有一些“神”能够改造现有的物种，如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将美杜莎的长发改造成毒蛇，日本神话中甚至有邪鬼蛊惑一位男人种下其爱人头颅而得到人面树的传说。可见，人类的想象力已经可以跨界改造生物了。

事实上，人类对于改造物种的渴求一直存在并不断实践着。今天，和人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从办公室中的盆栽到家里养的宠物，再到作为食物的各种畜牧动物，几乎都是人类通过各种育种方法改造（主要是通过杂交）而来，而这一切背后的原理直到上个世纪才被人类认识。

今天，关于生物性状两个最基本的知识几乎已变为常识：一切生物的性状都由基因决定；基因的本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当人类窥探到了造物的奥秘以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即将发生：人类想改造自己。

人类是想改造自己的，从越来越风靡的整形医院就能看出来，但人类从未在基因层面上改造过自己。自从“双螺旋结构”的大门打开以后，人类对DNA的操作越来越随心所欲。限制性内切酶、连接酶、修饰酶等工具不断被发现和改造，科学家可以在试管中将DNA片段像乐高积木一样任意拼接；聚合酶链式反应、DNA合成技术和DNA测序技术使得科学家可以阅读并创造新的DNA序列；细胞内同源重组现象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可以对细胞内的DNA进行编辑：首先是原核生物如大肠杆菌，随后低等的真核生物如酵母也被攻克，然后果蝇、斑马鱼、老鼠等一系列模式生物也都被科学家逐一“拿下”。

2013年，CRISPR-Cas9技术的问世，使得基因改造成为一项成本极其低廉，操作极其简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基本分子生物学背景的学生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并操作。至此，“上帝之手”仿佛已经掌握在人类手中：我们有能力改造人体细胞内的基因，甚至改变胚胎的基因而得到我们想要的个体。

配合美好的想象，技术可以让一切听上去都美好起来。科学界对于基因改造（业内人士称为基因编辑）技术也开始狂热起来，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科学家成功清除了艾滋病毒潜伏的细胞模型中的病毒DNA、科学家成功敲除了癌症细胞的致癌基因、科学家成功在人类干细胞中修改了遗传缺陷……科学家好像已经无所不能，只差将最后那扇门轻轻推开。

变种人：潘多拉魔盒？

电影《X战警》想象了由于基因进化人类出现了各种变种人，而变种人与普通人的冲突将世界带入各种灾难之中。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使得基因可以人为被“进化”，从而可能让某些电影中的假想情节变为事实。

试想，如果人类胚胎基因可以被任意编辑，那么首先多种遗传疾病将可以被彻底根除，但人类并不会满足于此，因为人类还希望获得“更好”的基因。比如有些父母可能会希望孩子拥有“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等等的基因。基因技术一旦应用于胚胎，就可能出现基因的“私人定制”。正如整容技术最初在医学上，只是用于修复由于疾病或创伤造成的严重缺陷或畸形，而后不可避免地成为自我“定制”的途径。类似韩国选美赛中千篇一律的美貌面孔这种情形，谁知道会不会在基因层面再现？

如果基因改造仅仅是停留在人为选择甚至创造“更好”的基因来传给后代，世界也只是多些同质化的个体罢了。但倘若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引起的后果可能是无法预料的。

我们不能忘记，人类总有一些疯狂者，当他们掌握了某些资源后便会将人性踩在脚下。“二战”期间希特勒在对他的部下训话时说：“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即使人类文明经过惨痛的世界大战后进入了21世纪，极端宗教势力依然在很多地方横行。试想，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掌握了基因编辑技术并应用于人类，世界将会如何？

科学与伦理：人类将何去何从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有一句名言：“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不能如愿，一是如愿。”科学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将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到如今的高度，在多少代科学家消灭人类遗传病的愿望已经看到一丝曙光的时候，人类在“天堂”的门外是推门踏入禁区，还是三思而后行？这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科学是纯洁的，正如法拉第将科学比喻为初生的婴儿。但婴儿终将长大成人，可怕的是，一旦其长大成人，就不再听父母的话了。它可能成为一位圣人，也可能成为恶魔。正如人类创造出财富，而如今财富也在控制着人类。科学如不能拴上伦理的红线，便可能变成脱缰的野马。

1996年，“多莉”克隆羊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可以开始复制高等生物；2010年，“科学狂人”克莱格·文特尔首次合成人造生物“Synthia”，标志着人类可以创造全新物种；而如今，我们正站在定向改造人类——我们自身这个物种的禁区之前，伦理从来没有如此重要过。如今，多数国家已通过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也许现在到了我们的立法者直面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你的如何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此报告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前期内完成,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审查后生效.课题名称课题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这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人写课题名称时，往往写得不准确、不恰当，从而影响整个课题的形象与质量。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那么，如何给课题起名称呢?1、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课题的名称要把课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比如“小学语文指导自主教学模式研究”，这里研究对象就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问题就是指导自主教学法。有时候还要把研究方法写出来，例如“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小学生，研究的问题是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实验法，这就说得很清楚，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课题是研究什么。而有些课题名称则起得不是很准确。如，“集中识字，口语突破”这个名称，别人只看题目，就无法看出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好象是语文，又象是英语，是中学或是小学，是小学高年级还是小学低年级更没办法看出来。若改为“集中识字，口语突破——小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这样就一目了然了。总之，课题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规范就是所用的词语、句型要规范、科学。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个题目如果是一篇经验性论文，或者是一个研究报告，笔者觉得不错，但作为课题的名称就不是很好，因为课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正在探讨，正开始研究，不能有结论性的口气。2、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 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能不要的文字就尽量不用，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但要尽可能表明三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首先，要阐明课题研究的背景，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进行这项研究的。因为任何课题研究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有一定的背景和思路。其次，要阐明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能解决什么问题。第三，要认真、仔细查阅与本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前人或他人对本课题或有关问题所做的研究及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范围、方法、成果等。把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并从中发现以往的不足，确认自己的创意，从而确定自己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这样既可以更加突出本课题研究的的价值、意义，也可以使自己开阔眼界，受到启发，拓展思路。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课题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课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有针对性，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写成诸如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一般性的口号。有位老师在课题申请表中对它的课题意义是这样说的:“高考实施3十X方案后，化学学科作为一门选考科目，其教育、教学必将受到一定影响。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进一步提高高中化学教学和教育水平，这是化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正是以3十X对高中化学教学的影响为引线，以1999届至2001届为观察样本，运用观察、统计、访问等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如何在3十X实施过程中调整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问题，为在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提高高中化学教学水平进行有益的探讨”。这样有针对性地写使别人一看就觉得科学性、实用性比较强，的确有价值。课题研究的目标课题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研究的目标是比较具体的，不能笼统地讲，必须清楚地写出来。只有目标明确而具体，才能知道工作的具体方向是什么，才知道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思路就不会被各种因素所干扰。下面是“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研究实验方案所写的课题研究目标:1、通过实验研究，总结出中小学各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特点和规律;2、提出在中小学学科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见；3、制定中小学各学科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和评价方案；4、初步形成素质教育机制下的中小学学科教学基本理论；5、全面提高实验学校学生的素质，促进实验学校教育质量的大面积提高；6、促进实验学校教师素质的提高，造就高水平的科研队伍。确定课题研究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虑课题组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 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有了课题的研究目标，就要根据目标来确定这个课题要研究的内容，研究内容要比研究目标写得更具体、明确。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只有课题而无具体研究内容;2、研究内容与课题不吻合;3、课题很大而研究内容却很少;4,把研究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 课题研究的方法任何科学研究除了要应用哲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之外，还要有具体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研究方法”这部分，主要反映一项课题的研究通过什么方法来验证我们的假设，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以及要“做什么”、“怎么做”。教育研究的方法很多，包括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理论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一个大的课题往往需要多种方法，小的课题可能主要是一种方法，但也要利用其它方法。我们在应用各种方法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每一具体科研方法的要求，不能凭经验、常识去做。比如，我们要通过调查了解情况，我们如何制订调查表，如何进行分析，不是随随便便发一张表，搞一些百分数、平均数就行了。这是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课题研究的步骤和计划课题研究的步骤，就是课题研究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研究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性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一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和要求，不仅要胸中有数，还要落实到书面计划中。从而保证课题研究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课题研究的管理也可据此对课题研究进行检查、督促和管理。没有科学周密的开题报告，没有对研究设计的精心准备，就没有科研活动的发生，更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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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九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