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发表的论文

分封制与宗法制相互配合，有利于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确立了等级规范，稳定了社会秩序，也加强了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

中国经历了一个发达的青铜礼器铸作和使用的阶段，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现有的资料表明，到晚商时候，殷墟青铜器的陶范铸造生产工艺流程已经基本规范化。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地研究，可以揭示先秦青铜生产的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进而了解中国青铜时代进行陶范铸造的技术选择的深层动因。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一） 铸型的制作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百度，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2 鼓风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在清代刘�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3 合金的配制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三）浇注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四）铸后加工《荀子•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乾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二 讨论1、两大技术体系的结合综上所述，殷墟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具有非常复杂的生产工序，显示出青铜器的铸造不像陶器、骨器、玉器那样是单一行业独立完成的，而是两大技术体系－－制陶和金属冶铸的有机结合，双方互相适应、不断调整的结果。《墨子•耕柱篇》有云：“陶铸之于昆吾”，指的即是用陶范铸造铜器。在中国古代，“陶冶”、“陶铸”是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反映了冶铸与制陶的历史联系。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其根底是在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之中。具体表现在：许多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以各种陶器为祖型；铜器的成形由制陶术的模制工艺得到启示；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铸型的加工制作技术亦均来自制陶术。中国青铜器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有三，即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这三者与陶器都有着直接关系。比如鼎、簋、觚、爵等主要器形，都可以在陶器中找到它的原型，而二里头时期封顶铜�对封顶陶�的模仿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也都分别能在彩陶的纹饰中找到祖型。在陶器上刻画符号的思想很可能为铸造业继承而形成铜器上的铭文。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这一点前面已有详细的讨论。对于制陶业而言，高温技术的突破性改进来自窑炉的发明。烧成温度的高低，气氛性质的好坏，取决于窑炉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是取决于窑炉抽吸空气量的多少，窑炉是朝着能控制进窑空气量，提高烧成温度，掌握还原气氛的方向发展的 。竖穴式的升焰窑，火眼的数量和分布非常重要，火眼数量越多，火与陶坯的热交换越均匀，远处的火眼采用放大孔径的办法来弥补火焰压力的不足，以此来达到改善窑内的温度分布状况。火膛越大窑炉升温越快，温度越高 。这些技术都被铸造业继承。采用高温技术(包括对炉气的控制等)改变天然物性质，得到所需要的属性，最先是在陶器烧制中实现的，然后，又由青铜冶铸业所继承和发展。所以，就对自然界的变革和作业性质来说，与其它手工业技术相比，青铜冶铸和制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技术非常关键。古代陶器质地较致密，气孔率低，氧化铁(Fe203)含量较高，氧化钙(CaO)含量低，一般不采用农耕土和含腐殖质较多的地表土，也不用普通黄土，而是选取红土、沉积土、黑土为原料，有时需掺砂、蚌粉、植物质、陶末等孱和料以减少收缩和改善其耐激冷、激热的性能 。所有这些工艺经验和焙烧规范都在铸型材料的制备中得到了体现。陶范和陶器材料的制作和焙烧工艺的不同显示出制陶部门为提高铸造性能所做的工艺调整。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澄清细节。也提醒我们，对金属技术进行研究，还要兼及对陶瓷技术的深入理解。中国绵延的黄土环境，在此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既已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直接关系着为何中国青铜时代会选择陶范铸造这样一个工艺系统，而不是锻造或是其它铸造方法。2、铸造业的组织和管理这一条笔者不能展开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题目，将另文详述。唐际根以殷墟有承继关系的2000座墓葬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提出晚商社会是以氏为单位的平行结构，同时具有垂直分布的社会阶层，王室或精英阶层不足不到1％，贵族阶层占7－10％，82－87％的人口属于平民，而最低的阶层只有大约3－7％，这一结果表明商代不是奴隶社会，而以平民为主 。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工匠的身份问题，进而探讨殷墟冶铸业的组织管理。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工”、“多工”、“百工”等词的释读和辨析，认为殷墟时期的工匠多半具有平民的身份。而殷墟西区墓地以及铸铜遗址出土的工匠墓地研究显示，大部分出工具的墓均规模较小，一般都有棺，或有棺有椁，并有成组的陶器或一两件青铜礼器。这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有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财富，并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很可能是“工”的主体，在作坊中从事技术性的工作。从各墓区中墓葬的延续性来看，这些“工”以家族为单位，世守其业，与文献上记载的“工之子恒为工”（《国语•齐语》）一致。商代和西周铜器上多镌刻有族徽，许多都对应着不同的职业，说明在商代开始，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于专一化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族的名称被认为与其职业相关，比如陶（陶器）、施（旗帜）、 （炊器）、长勺和尾勺（酒器）、索（绳索）、樊（防护围栏）等 ，索氏器的发现亦证明这些人可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卜辞关于“左工”，“右工”的记述，也被认为可能存在类似于军队的编制 ，这说明当时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的。根据铭文辨识和有限的考古资料，参考春秋战国时的情况 ，对殷墟铸造业的组织管理作一个可能的推测：殷墟冶铸业的管理似乎也有这样一个三级结构，但是不如战国时期那样规范和严密。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作为监造者，不参与实际生产，在铭文中常有“××作器”的记载。“司工”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员；“多工”为从事管理的下层官吏。制造者为“工”，具有较高技艺的匠师从事技术设计和操作指挥；工匠，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可能存在制模、制范和铸器的技术分工，由不同的族众来分别完成；工奴可能来自俘虏、罪人或家奴，从事铸造生产中技术含量较低的繁重体力劳动，比如取土、练泥、焙烧陶范、加热鼓风、搬运以及铸后清理等。以铸造司母戊大鼎这样重达八百多公斤的铜器为例，运土、备料、制模、制范、制芯、合范、焙烧、合金熔炼、鼓风、浇注、清理、打磨，大概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要这么多人有条不紊地工作，须有高超的管理水平和严格的纪律性。三、结语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三条结论。1、殷墟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步入规范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平。殷墟铸造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2、必须依托于严格的组织管理，才能完成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得铜器的复杂化生产过程得以实现。3、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的工艺选择，是与中国的黄土环境及与之相应的高超的制陶技术密切相关的。

关于商代分封制的问题，学者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存在分封制[1]，也有的学者认为商代没有分封制，分封制是周代才确定的制度[2]。 关于分封制的讨论，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分封制和分封制产生的基础。分封制的基本内容是“封邦建国”，以“授民授疆土”为主要形式在中央王朝以外建立名义上从属于中央的有相当独立性的地方势力。这一体制是在中央王朝掌握大量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但王朝自身又无法实现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委派亲信建立对王朝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权的国家管理形式。分封制最初的产生是在交通条件、军事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为控制怀有敌对情绪的征服地区的采取的措施。最初的分封制是商朝产生的。 夏朝的建立的情况十分特殊，其国家的基本架构和基础主要是通过禹治水过程中对各部族的联合建立的，“（禹）治平水土，定千八百国”[3]，是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对原有部族及其权力结构的承认。这一成果为启所继承，进入“家天下”时代，建立了夏朝，“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4]即夏朝的建立是对各方国的接纳而不是征服。夏朝是在接受现有归服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没有供夏王朝支配的可用以用于分封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也不需要建立独立于中央王朝的外在组织维护王朝的统治，所以不可能建立起分封制。这种通过和平联合建立的国家中，在夏原有地域和后来加入的地域很自然出现内、外不同的两种统治形式，形成内外服制的最初形态。在这种内外服制下，夏人原本的疆域内为一种情况，在此以外，所有其他势力与团体理论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共同尊奉夏朝的共主地位。夏王朝国家国家权力结构较为简单，而没有形成复杂的立体的权力层阶结构。后来，夏朝虽然经过启灭有扈、少康中兴等战争，可能会把一部分部族及其土地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央王朝统治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总体的政治统治模式不会有大的改变。 与夏王朝不同，商王朝是通过战争征服建国的。“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5]，“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6]，最终灭夏立国。在从夏之方国到天下共主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不同诸侯与天下共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与汤联盟、对抗或归服的诸侯，在商成为天下共主后，自然出现远近亲疏之别。而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具有重新划分统治资源和实现新统治方式的契机。同时，在商汤灭夏以前，商人实际控制的范围很小，“汤处亳，七十里”[7]，在如此小的地域内，无须复杂的政治结构即可实现在有效的统治。灭夏后，商成为天下的共主，“汤武一日而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8]。继承了夏朝政治遗产，商人须对夏商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原先简单的政治管理形式显然不适合需要，具体重新划分阶层的动力。尤其是商人对夏人统治地区的占领经过激烈的争夺，“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朡，俘厥宝玉。”[9]夏朝的上层建筑和财富的占有者阶层被激烈的战争所破坏，出现了权力真空，如何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成为商人面临的问题。可以说，商朝是中国第一个真正面临如何在广大地域内对对不同部族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实行有效控制的朝代。同时，夏朝上层集团的死亡和逃亡，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可供支配的大面积的土地和大量人口，也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也为新生的商人国家建立“授民授疆土”的地方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商人在夏朝原始内外服制的基础上，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是在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新开拓的敌对征服区实行统治的最有效方式。一方面中央王朝掌握足够的失去依附的人口和土地可供分配，可以建立分封诸侯国；一方面夏人对商人还怀有强烈的敌意，如意建立单纯的军事据点，需要解决后方支援、后勤供应、军事换防一系列问题，这是当时商人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分封制则把商人各武装宗族分置在夏人居地，建立武装据点，建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政实体，形成防卫力量，能够有效地控制被征服地区。商人的分封集中于豫西、晋南地区，建立了许多带有军事性质的据点，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很可能即商人早期建立的武装戍守中心，是商王朝带有封建性质的地方诸侯。东下冯商、垣曲商城与偃师商城间隔相似，联合构成了对夏人传统势力区的控制体系。 分封制实行后，在商人初建的国家内基本可以分为四种地区，一是商人传统势力区，居住的是商人的本部族人员和已同化部族；二是与商人联盟区，居住的是较早与商人建立友好关系的部族；三是归服商人的地区，迫于商人压力归顺的部族；四是商人的征服区，主要夏人统治的中心地区。这四种地区的权力结构与商王朝关系不同，在王朝中的地位也不同，形成了立体的权力结构，超越了夏王朝单纯的缺乏层次感的内外服结构。在这四种地区中，被征服地区即是“授民授疆土”而形成的诸侯，其他地区则是得到商王朝承认并接受一定整合的原有部族势力。 商人虽然实行了分封制，但商人的分封制带有较强的原始性与不成熟性，与后世的分封制有所不同。 从商人的征服过程来看，战争的过程并不复杂，也不是非常残酷。据文献记载，“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我们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将汤伐夏的十一次战争进程如下： （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 遂征荆，荆降。 （桀）二十六年，商灭温。 （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 遂征韦，商师取韦。 遂征顾。 （桀）三十年，商师征昆吾。 （桀）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 战于鸣条。 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 战于郕。 经过这些战争之后，夏人力量损失殆尽，不复能战，“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10]。另外，商人灭夏后，可能还越过中条山，对夏人的势力深厚汾河流域和涑水流域用兵，《帝王世纪》载成汤“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诸侯”，除去伐葛与伐夏的十二次战争，其他十五次战争，当是对夏人残余势力的追剿。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汤灭夏称王是在其在位的第十八年，“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相隔七年之后，“二十五年，作《大濩》乐，初巡狩，定献令”[11]，又过了两年才正式迁走代表政权的九鼎，“二十七年，迁九鼎于商邑”[12]，自汤灭夏至迁鼎于商的九年间，汤很可能致力于对夏人在汾、涑地区残余势力的打击。而商代前期，原分布汾、涑流域二里头文化，也被商文化的东下冯类型所代替[13]。 从上述材料可[14]以看出，真正受到商人军事打击的部族并不多，只有夏人中心区与夏桀关系密切的部族才得到征伐。商人取得灭夏战争的胜利更多是依靠了政治策略，从《孟子·滕文公下》载“葛伯放而不祀……汤使遗之牛羊……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越绝书》记“汤献牛荆之伯。荆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当是之时，天下未从，汤于是乃献饰牲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等记载看，汤非常重视利用宗教信仰扩张势力，以“行仁义、敬鬼神”的名义利用非武力手段笼络人心，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汤的和平扩张策略收效甚巨，关于其德义的传闻流传很广，“汉南诸侯闻之，咸曰：汤之德至矣，泽及禽兽，况於人乎，一时归者三十六国……诸侯由是咸叛桀附汤，同日贡职者五百国，三年而天下咸服”[15]。所以，商人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范围仅限于豫西伊洛地区与山西汾、涑流域。 在商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即使对于被征服部族的土地，商人也没有全部直接占领，而是采取扶植代理人的方式，例如对“党于桀恶”[16]的韦，汤也是让祝融之后在此主事，《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贾逵：“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以刘累之后代之。”周鸿祥先生谓：“韦、顾向为子姓之患，汤伐之稍戬其患，至武丁始灭之”[17]。关于商人的这种笼络手段，其他文献也有反映，《帝王世纪》曰：“诸侯有不义者，汤从而征之，诛其君，吊其民，天下咸悦，故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为而后我。’”即商汤的征伐多是“诛其君，吊其民”，只是更换当地部族的上层人物，扶植与商人关系更密切的人作首领而已。《逸周书》载“汤放桀而归於亳，三千诸侯大会”，《战国·秦策》谓“及汤之时，诸侯三千”，说明商初有大量地方势力保留下来。可见，商人除了在夏人中心统治区实行直接占领外，对于其他地区依然是由原部族自行管理。 夏末夏人的中心统治区，大体为“北起山西汾水以南，南达河南汝水，西至华山以东，东迄郑州以西当夏王朝的中心区”[18]，范围跨度虽然大，但由于山水阻隔，其真正成面状分布的也只在豫西的平原地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夏中心统治区的地望，大致只在今中岳嵩山和伊、洛、颖、汝四水的豫西地区”[19]，面积并不大。此外还有中条山以北的汾、涑流域。所以，商人真正能用于“授民授疆土”的资源不多。分封制的前提是国家掌握着可供支配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不充足的资源造成商代分封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商代分封制的不完善和缺乏系统性。 另外，商人灭夏后，为了巩固在原夏人统治中心区的统治，“作宫邑于下洛之阳”[20]，在今偃师地区筑城建都[21]，伊洛地区成为商人王畿区，使得最初“授民授疆土”建立的一部分诸侯实际处于王畿之内，并不真正具有独立军政权力的实体。所以最初的分封制只是针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基于王畿内外实行的分别治理的完善制度，分封与外服也不是完全对应的。这一情况导致了商代初期的王畿和外服在管理形式上没有形成内外截然不同的制度。在商王朝统治巩固后，随着国家开拓疆域行动的进行，获得的自然支配土地和人口资源增多，才逐渐建立了众多分封诸侯，形成了内外服的明显差别。但最初实行分封制的豫西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依然在王畿的边缘部分保留了部分诸侯。国家统治不稳固的情况下，在政治安定、都城稳固的正常时期，王畿内的诸侯会逐渐融入王权之下，但伊洛地区的地理特点是平地沿黄河、伊水、洛水狭长分布，惯于平原生活的商人难以将势力范围向外开拓，使得这一地区实际一直是王畿的西部边缘，特别是都城东迁之后，商人的王畿实际只能达到洛阳以西地区，而紧邻的晋南太行山地区、豫西的秦岭地区则是异族分布区，伊洛地区还面临外来势力侵扰的压力，使得这些分封的诸侯得以保留下来，甚至独立性比原先有所增强。商人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创行的分封制实际是首先在王畿区及其周围进行的，而商人受自然因素的制约，使这一地区一直作为商王朝的王畿边缘，所以有部分王畿边缘区的诸侯保留下来，而没有象周代那样在畿内只是保留独立性较弱的采邑。王畿边缘保留诸侯也是商代分封制也特点，显示出商代分封制的不成熟性。 既分封制虽然在商王朝立国之初既已经出现，但还没有成为系统成熟的制度。但是，这一统治方式得以保持并随着商人国家的扩张得到进一步加强，分封制逐渐成为商王朝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 商王朝较集中的的分封有三次，除商汤建国时期的分封外，还有两次分别在仲丁至河亶甲时期和武丁时期。 商人灭夏是依靠了与东夷的联盟完成的，商人建国初期依然与东夷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东夷势力可以达到今河南中东部一带[22]。郑州南关外期文化，文化面貌相当复杂，许多学者认为它与山东岳石文化有密切关系[23]，而郑州地区的考古发掘也表明，在夏末商初的遗存中存在许多岳石文化因素，“这充分说明夏末商初商人与夷人在今郑州一带关系仍然融洽”[24]，即商朝初年东夷的势力一度达到郑州附近。 商人的统治巩固以后，其在西方受太行山阻挡，难以挺进，转而向东方寻求发展。从大戊时期开始，商人开始向东方开拓，《竹书纪年》载大戊“五十八年，城薄姑”，开始加强在东方的军事存在，东夷可能寻求和解，“六十一年，东九夷来宾”。大戊并未完成对东夷的控制，商人对东方的战略性扩张是从中丁时开始的。《竹书纪年》载“王（仲丁）即位，自亳迁于嚣”，“六年，征于蓝夷”，仲丁迁隞的目的在于发动对东夷的战争。商建国初期在今偃师商城，处于商领土的西部，在对东夷战争中产生许多不便，于是仲丁将都城东移，“仲丁迁都主要是为了便于征伐蓝夷”[25]。仲丁在东方的开拓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仲丁在位的二里冈上层文化后段时期，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商人东进的现象，“这里的商代遗存，恰恰也是在二里冈上层文化后段突兀出现，并由西向东逐渐拓展的，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仲丁‘兰夷作寇’为口实，以征伐兰夷契机向东扩展疆土有直接关系”[26]。仲丁伐东夷，使商人的势力扩展到整个山东中西部，“从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来看，仲丁时期是商文化东向大扩展时期，白家庄期遗存东向分布于山东济南市至滕州市一线，整个泰沂山脉以西的山东西部地区皆已纳入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商文化在这些地区取代了东夷文化。”[27] 此后，诸代商王继续对东夷用兵，到外壬时，商人与东夷的冲突已经十分激烈，“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28]这次冲突的规模很大，《左传·昭公元年》：“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邳、姺叛乱被视为商人经历的一次重大危机。直到河亶甲时，这次叛乱才被平定，《竹书纪年》载“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嚣迁于相。三年，彭伯克邳。四年，征蓝夷。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韦伯伐班方，侁人来宾”，丁山认为“班方蓝夷俱在东海郡”[29]。经过争夺，商人控制了弥河以西的山东大部，东夷人则退缩到弥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30]。 由于从仲丁开始，商王朝就执行向东方开拓的政策，同时东夷又具有强大的实力，所以商人的大部分力量集中于东方。由于兵力过于集中于东方，在其他地区的统治力量随之减弱，控制能力下降，到中商三期时，商文化呈现出收缩状态，“中商三期时，商文化的发展进入停滞状态，局部开始收缩退却。到晚商一期时，商文化的分布发生根本性变化。商文化已经全面退出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地区，陕西的商文化即退至西安以东。”[31]有学者认为这是商代实力衰退的结果，但结合商人在山东地区取得的进展，我们认为这只是商人战略上的调整，其在西方和南方的收缩，在东方得到了弥补。 而商人平定东夷以后，将战略方向转向西方和南方，祖乙时“命邠侯高圉”[32]，用周人势力加强对西方的控制，阳甲“征西戎，得一丹山”[33]，盘庚“迁殷”，“命邠侯亚圉”[34]。但可能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武丁时期，商人开拓疆土进入一个高潮时期，武丁时期征战频繁。武丁时期在西方、南方和东方三个方向上都有战争，但东方和南方的战争主要是恢复旧有秩序，西方才是进攻主向。武丁对南方荆楚用兵，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诗经·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阴，裒荆之旅，有截其所”，郑笺谓：“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险阻，谓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商人早在商汤灭夏以前即开始对南方征伐，《竹书纪年》：“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吕氏春秋·异用篇》：“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武丁的这次征讨并非是南方势力强大产生了离心力，而只是因为商人全力东进期间，无力南顾，南方诸国与商人疏远。所以，武丁南征一战而克，基本恢复了对南方的控制。东方是如此，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35]大彭和韦都是已经归服商王朝的方国，并非新开拓的疆域。 武丁时期在西方的战争比较激烈，文献和甲骨文中都有反映。《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竹书纪年》说此事发生在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36]。经过对鬼方的战争，商人扩大了西方的势力范围，其势力扩大到今山西中部。根据据甲骨文统计，“在第一期武丁时有81个”[37]，其中最强大的方、土方等都在商王朝的西北方，所以有学者认为，“殷人之敌在西北，东南无劲敌”[38]。 伴随着武丁的开疆扩土，商王朝的边疆向外延伸，需要建立新的据点拱卫，同时也灭掉了部分当地方国，取得了可用于分封的资源，许多商族的诸侯在这些新地区建立起来。甲骨文中有大量商代侯、任、男的记录，其中大部分属于武丁时期。这一时期商王朝分封制下的诸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商本族人在被征服区建立的地方政权，一类是归服于商王朝的地方政权。 无论内外服制还是分封制，都是早期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央政府控制力不足而导致的统治形式。因为商人的分封是在长期开拓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是分散进行的，各地的诸侯是零散建立的，没有统一截然的划分。由于不是大规模的集中分封，没有系统性，所以不具有统一的爵级和严格的等级关系。但到商代后期，分封制度已经发展为较成熟的制度，成为国家政治控制中的重要模式。 周代的分封则不同，是在继承了商人已有制度和疆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人经过克殷之战和周公的三年东征，消灭了许多地方势力，“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39]“武王遂征四方，凡敦国九十有九国，馘历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40]又将商人迁于洛邑，造成了广大地区内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大量的没有上层统治机构的人力和土地资源，为规模化的分封提供了物质基础，周人得以“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国。”[41]最终建立了完善的分封制度，并形成差别明显的“畿服之制”。 分封制本身是中央王朝控制能力不足的结果，随着生产、交通和军事技术及相关制度的进步，中央王朝控制能力增强，由中央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的“郡县制”最终取代了分封制。 注释：[1]参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3分，1936年；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论》，《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裘锡圭：《甲骨卜辞所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黄中业：《商代“分封”说质疑》，《学术月刊》，1986年第5期；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第14－2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3]《淮南子·修务训》。[4]《史记·夏本纪》。[5]《孟子·滕文公下》。[6]《史记·殷本纪》。[7]《淮南子·泰族训》。[8]《吕氏春秋·分职》。[9]《史记·夏本纪》。[10]《竹书纪年》。[11]《竹书纪年》。[12]《竹书纪年》。[13]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2－5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4][15]《帝王世纪》。[16]《诗经·商颂·长发》。[17]周鸿祥：《商殷帝王本纪》，第66页，香港，1958年。[18]郑杰祥：《试论夏代历史地理》，《夏史论丛》，1985年。[19]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0]《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21]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22]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3]杜金鹏：《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24]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5]杨育彬、孙广清：《殷商王都考古研究四题》，《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文明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6]徐基：《关于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年代的思考》，《夏商周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27]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8]《竹书纪年》[29]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30]任相宏：《泰沂山脉北侧商文化遗存之管见》，《夏商周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31]唐际根：《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32]《竹书纪年》。[33]《竹书纪年》。[34]《竹书纪年》。[35]《竹书纪年》[36]今本《竹书纪年》。[37]参阅《甲骨学一百年》，第498－500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8]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162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39]《孟子·滕文公下》。[40]《逸周书·世俘解》。[41]《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