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历史沿革论文发表

中国古代审判机关的称谓很多，叫法多样，有时同一名称的机关在不同朝代，实际职权也不一样。唐代是中国封建法律的高峰，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典范作用。唐代的中央审判机关称大理寺，以卿、少卿为正、副长官，主要负责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但徒、流案件的判决权只有刑部才能行使，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实际上，唐代审判权主要由大理寺和刑部共同行使。宋初沿袭唐制，在中央，审判机构为大理寺。对大理寺判决的复核机关为刑部。宋太宗时在宫中设置了审刑院，将大理寺、刑部复核的职权归入审刑院。宋神宗时，又恢复大理寺与刑部复核的职权。除大理寺、刑部之外宋代还设有御史台，除享有监察权外还享有对官员犯法的审判权，故宋代审判权也主要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共同行使。元代审判机关是大宗正府，大宗正府掌握审判职权。此时刑部主掌司法行政与审判，部分的行使审判权。由于在元代僧人享有特殊的权利，故元代的审判机关还包括宣政院，是主持全国佛教事务和统领吐蕃地区军、民事务的中央机关，行使对僧人僧官刑事、民事案件的审判权。所以元代审判权主要由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行使。明代审判机关合称“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明代刑部替代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大理寺成为慎刑机关，主要管理对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三法司”之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职权分离、相互牵制的特点。清代承袭明代三法司体制，审判机关仍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但此时三机关的职权与明代大不相同。清代的刑部仍为中央审判机关，但职权范围远远超过明代，不仅享有审判权，还享有复审与刑罚执行的权利。清代的大理寺地位远不如前代，其职责主要是复核刑部拟判死刑的案件。都察院是法纪监督机关，既审核死刑案件，另外参加秋审与热审，还监督百官。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诸法合一的特点注定了在诉讼中不区分民事与刑事诉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一些朝代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区别对待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现象。西周时期把涉及犯罪的刑事诉讼成为“狱”，要求持诉状到官府起诉，而把涉及财产纠纷的民事诉讼称为“讼”，当事人可以直接到庭提出诉讼请求。汉朝出现了类似于现在自诉与公诉的区分。把当事人自己或被害人及其亲属向官府提起的诉讼称作“告劾”。唐朝则把起诉区分为类似于自诉的“告诉”和类似于公诉的“举劾”。元朝区分当事人自诉与官府纠举两种方式。（三） 审判制度、审判原则从模糊到清晰在中国古代早期，官府断案没有成文的、明确的制度、原则所依据，甚至有时候仅凭个人能力和才华来审理。在后来的法律发展中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明确的审判制度和审判原则。西周时期出现了要求法官依法办案的规定，并创立了“五听”审讯方式和针对司法人员的“五过之疵”。唐代则具体规定了审判回避制度、证据制度、判决和上诉制度，并且将监察制度定型化。（四） 从“明德慎罚”到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明德慎罚”思想便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正因如此，统治者对死刑格外重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有法律规定，要求所有死刑案件必须一律上奏朝廷，由皇帝亲自核准。而宋朝更是确立了“翻异别勘”的复核制度，以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总之，中国法制历经4000年发展而形成“中华法系”。中国古代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其中有槽粕更有精华，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营养而为法制建设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