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研究的高被引作者
通常情况下，文献被引率越高，表明其所形成的学术影响力越强。由表3中国《资本论》研究高被引文献的基本情况可知，高产作者大多数不是高被引作者，只有王庆丰、孔扬和许光伟3位作者是重合的，说明高产作者的论文引用率乃至质量不一定更高。基于此，促进中国《资本论》研究质量的不断提升，是摆在中国《资本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011-2016年间，中国《资本论》研究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5位的作者共发表了180篇相关论文（人均每年2篇）。其中，发表论文数量前三位的依次是胡钧教授（年均3.67篇）、刘新刚和王庆丰教授（年均2.67篇）。从他们的职称来看，全部都为副教授以上职称，且大部分高产作者都具有教授级职称，这既说明了《资本论》研究需要更长时间的前期积累，也反映了《资本论》研究领域内年轻学者发表论文的难度较大。从其所处的区域来看，表3中的高产作者有接近一半自北京（7位），这也佐证了北京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的中心地位。
进一步来看，我国《资本论》研究高产作者存在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平均年龄为52.21岁，中老年学者居多，青年学者缺乏。我们进一步整理了2006-2010年中国《资本论》研究的高产作者，平均年龄为56.38岁。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资本论》研究队伍呈现一定程度的年轻化趋势（下降了4.17岁），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此外，将高被引文献范围扩大到高被引文献的前50篇，以此来研究高被引文献与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我国《资本论》研究高被引文献的引用率相对较低。这是否是因为我们选取的年份较近有关？为此，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进一步考察文献被引次数与文献发表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前50篇高被引文献为样本，被引次数对发表时间的回归系数为0.2232，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p=0.2210）。这表明高被引文献的引用次数与论文发表的年份没有明显关联。从实践来看，新近发表的论文同样可以成为高被引文献，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相关研究受政策的影响大，新近的改革热点容易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周春平，2016）[6]。
从前15篇高被引文献作者的年龄结构来看，中老年学者居多，高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平均年龄为53.92岁，60岁以上7人，40岁以下4人，没有30岁以下的，最小34岁，最大为79岁（南开大学高峰教授）。这说明《资本论》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资本论》研究队伍中来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该领域影响力的发挥需要更多地知识与时间的积累。此外，从前15篇高被引文献的研究领域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最多（9篇），说明研究《资本论》的高引用论文目前以哲学为主，反映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与中国改革实践紧密联系做的还不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从表3中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和上海的人数最多（各有4位），长春3位，天津、福州、南昌和沈阳各1位。可见，北京、上海和长春依旧是中国《资本论》研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城市。从合作研究来看，跨机构研究以及研究者之间合作现象还较为匮乏，在前15篇高被引文献中只有1篇为合作（且跨机构）研究；而在前50篇高被引文献中，合作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分别仅有7篇何4篇，其余均为独立完成。
许光伟：《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 - 乌有之乡
德国方式，英国材料，欧洲历史，展看人类发展前景。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贡献和影响。在中国，如何保卫马克思、保卫资本论？！新世纪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高潮，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著《保卫资本论 》。其正式提出“学术保卫”概念，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之民族取向和实践化工作理念。该书通过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达成对世界历史之新理解，是重读和重写“双重意义”之《资本论》理论与方法论著作，高度凸显理论－实践结合体式。所谓“中国经济学”，即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出脱而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是用中华语言和中国思维对“经济学”的再说一遍和改造。其不独为政治经济学的“在中国”，或经济学分支或流派的“在中国”，要求重新检视和阐述已有的理论，对原创性方法进行民族“寻根”。该著认为此种研究路径以极高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下为该书扉页上的题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马克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 ——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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