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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困局论文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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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困局论文发表时间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口技术和零部件;2020年5月,美国进一步升级对华为贸易禁令,要求凡使用了美国技术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出口华为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证,进一步切断华为通过第三方获取芯片或代工生产的渠道。

此前,高通、英特尔和博通等美国公司都向华为提供芯片,用于华为智能手机和其他电信设备,华为手机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华为自研的麒麟高端手机芯片,也依赖台积电代工。随着美国芯片禁令实施,华为手机业务遭遇重创,消费者业务收入大幅下滑,海外市场拓展也受到影响。

美国凭借芯片技术优势对中国企业“卡脖子”,使半导体产业陡然成为中美 科技 竞争的风暴眼。“缺芯”之痛,突显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短板。它如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惊醒国人看清国际 科技 竞争的残酷现实。

半导体产业是 科技 创新的龙头和先导,在信息 科技 和高端制造中占据核心地位。攻克半导体核心技术难题,解决高端芯片受制于人的现状,成为中国高 科技 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当务之急。

全球半导体版图

半导体产业很典型地体现了供应链的全球化,各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上分工协作,相互依赖。美国、韩国、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组成了紧密协作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的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占据全球的47%,排名第二的是韩国,占比为19%,日本和欧盟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占比均为10%,并列第三。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占比分别为6%和5%。

具体来看,美国牢牢控制半导体产业链的头部,包括最前端EDA/IP、芯片设计和关键设备等。具体而言,在全球产业链总增加值中,美国在EDA/IP上,占据74%份额;在逻辑芯片设计上,占据67%;在存储芯片设计上,占据29%;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上,占据41%。

日本在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设备、半导体材料等重要环节掌握核心技术;韩国在存储芯片设计、半导体材料上发挥关键作用;欧洲在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上贡献突出;中国则在晶圆制造上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大陆在全球晶圆制造(后道封装、测试)增加值占比高达38%;中国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材料、晶圆制造(前道制造、后道封装、测试)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22%和47%。

以上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主体。

芯片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芯片制造是全球顶尖的高端制造产业之一,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制造的过程之复杂、技术之尖端、对制造设备的苛刻要求,决定了芯片产业链的复杂性。半导体制造中的大部分设备,包含了数百家不同供应商提供的模块、激光、机电组件、控制芯片、光学、电源等,均需依托高度专业化的复杂供应链。每一个单一制造链条都可能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产品,凝聚着数十万人多年研发的积累。

芯片技术也涉及广泛的学科,需要长时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的成果累积。举例来说,一项半导体新技术方法从发布论文,到规模化量产,至少需要10-15年的时间。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光刻技术基础的极紫外线EUV应用,从早期的概念演示到如今的商业化花费了将近40年的时间,而EUV生产所需要的光刻机设备的10万个零部件来自全球5000多家供应商。

芯片制造的复杂性,创造了一个由无数细分专业方向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在半导体市场中,专业的世界级公司通过几十年有针对性的研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建立了牢固的市场地位。比如,荷兰ASML垄断着世界光刻机的生产;美国高通、英特尔、韩国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等也都形成了各自的技术优势。目前全世界最先进制程的高端芯片几乎都由台积电和三星生产。

中美芯片供应链各有软肋

“缺芯”,不仅困扰着中国企业。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及美国贸易禁令干扰,芯片产能及供应不足,全球信息产业和智能制造都遭遇了严重的“芯片荒”。

随着新一轮新冠疫情在东南亚蔓延, 汽车 行业芯片短缺进一步加剧,全球三家最大的 汽车 制造商装配线均出现中断。丰田称 9 月全球减产 40%。美国车企也不能幸免,福特 汽车 旗下一家工厂暂停组装 F-150 皮卡,通用 汽车 北美地区生产线停工时间也被迫延长。

蔓延全球的芯片荒,迫使各国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性、可靠性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中美两个大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各有优势,也各有软肋。

中国芯片产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加速追赶。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8848亿元,同比增长17%,5年增长了超过一倍。其中,设计业销售额为3778.4亿元,同比增长23.3%;制造业销售额为2560.1亿元,同比增长19.1%;封装测试业销售额2509.5亿元,同比增长6.8%。中国2020年出口集成电路2598亿块,出口金额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14.8%。

中国芯片核心技术与美国有较大差距,主要突破在芯片设计领域,芯片设计水平位列全球第二。在制造的封测环节也不是我们的短板。中国芯片制造的短板主要在三方面:核心原材料不能自己自足、芯片制造工艺与国际领先水平有较大差距、关键制造设备依赖进口。

由于不能独立完成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制造,大量高端芯片依赖进口。2020年中国进口芯片5435亿块,进口金额3500.4亿美元。

美国是世界芯片头号强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但其核心能力是主导芯片产业链的前端,包括设计、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等,但上游资源和制造能力也依赖国外。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市场的市占率急速下降,从 1990 年 37% 滑落至目前 12%左右。

波士顿咨询公司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今年4月联合发布的《在不确定的时代加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报告显示,若按设备制造/组装所在地统计,2019年中国大陆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占比高达35%;美国则排名第二,销售额占比为19%。

世界芯片的主要制造产能集中在亚洲, 2020 年中国台湾半导体产能全球占比为 22%,其次是韩国 21%,日本和中国大陆皆为 15%。这意味着美国在芯片的制造和生产环节,也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这也是伴随东南亚疫情爆发导致芯片产业链产能受限,美国同样遭遇“芯片荒”的原因。

对半导体产业链脆弱性的担忧,推动美国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和政策扶持。今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两党一致同意的芯片投资法案,批准了52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用以支持美国半导体芯片的生产和研发,以提升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今年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加强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盟国/地区合作,加速建立不依赖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供应链。

除了产能问题,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竞争中的另一个软肋就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需求市场,每年中国半导体的进口额都超过3000亿美元,大多数美国半导体龙头企业至少有2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可以说,中国是美国及全球主要半导体供应商的最大金主。如果失去中国这个最富活力、最具成长性的市场,那么依赖高资本投入的美国各主要芯片供应商的研发成本将难以支撑,影响其研发投入及未来竞争力。

这从另一方面说,恰是中国的优势,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足以支撑芯片产业链的高强度资本投入与技术研发,并推动技术和产品迭代。

“中国芯”提速

随着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芯片制造一直是中国 科技 发展的优先事项。如今,美国在芯片供应和制造上进行霸凌式断供,使中国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半导体产业链的目标更加紧迫。

客观上,半导体产业链需要各国协作,这从成本和技术进步角度,对各国都是互利共赢。但美国的断供行为改变了传统的商业与贸易逻辑。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和芯片产业链,安全、可靠成为主导的逻辑。

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跃升,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芯片制造这道坎儿就必须跨过。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高 科技 企业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迫使半导体产业链中的许多中国企业不得不“抱团取暖”,携手合作,努力寻求供应链的“本土化”。“中国芯”突围,成为中国 科技 界、产业界不得不面对的一场“新的长征”。中国半导体产业进入攻坚期,也由此迎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把 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创新驱动的战略优先目标,致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国家将集中资金和优势 科技 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卡脖子领域实现更多“由零到一”的突破。国家明确提出到2025年实现芯片自给率70%的目标。

2020年8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瞄准国产芯片受制于人的短板,在投融资、人才和市场落地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助力打通和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加快促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联动,做大做强人才培养体系等。

全国多地制定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积极打造半导体产业链。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重点聚集区,深圳市则是珠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龙头,京津冀及中西部地区的半导体产业也正在加快布局。

作为中国创新基地,上海市政府6月21日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列为第一位的发展项目,提出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20%左右,力争在制造领域有两家企业营收进入世界前列,并在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和材料领域培育一批上市企业。

上海市的规划中,对芯片制造也制定出具体目标和实施路径:加快研制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刻蚀机、清洗机、离子注入机、量测设备等高端产品;开展核心装备关键零部件研发;提升12英寸硅片、先进光刻胶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高地,先进制造工艺进一步提升,芯片设计能力国际领先,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国产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

上海联合中科院和产业龙头企业,投资5000亿元,打造世界级芯片产业基地:东方芯港。目前东方芯港项目已引进40余家行业标杆企业,初步形成了覆盖芯片设计、特色工艺制造、新型存储、第三代半导体、封装测试以及装备、材料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在国家政策指引和强劲市场的驱动下,国家、企业、科研机构、大学、 社会 资金等集体发力,中国芯片行业正展现出空前的发展动能和势头。

在外部倒逼和内部技术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芯片产业第一次迎来资金、技术、人才、设备、材料、工艺、设计、软件等各发展要素和环节的整体爆发。国产芯片也在加速试错、改造、提升,正在经历从“不可用”到“基本可用”、再到“好用”的转变。

中国终将重构全球半导体格局

中国芯片制造重大技术突破接踵而至:

中微半导体公司成功研制了5纳米等离子蚀刻机。经过三年的发展,中微公司5纳米蚀刻机的制造技术更加成熟。该设备已交付台积电投入使用。

上海微电子已经成功研发出我国首款28纳米光刻机设备,预计将在2021年交付使用,实现了光刻机技术从无到有的突破。

中芯国际成功推出N+1芯片工艺技术,依托该工艺,中芯国际芯片制程不断向新的高度突破,同时成熟的28纳米制程扩大产能。

7月29日,南大光电承担的国家 科技 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之光刻胶项目通过了专家组验收。

8月2日青岛芯恩公司宣布8寸晶圆投片成功,良率达90%以上,12寸晶圆厂也将于8月15日开始投片。

2017年,合肥晶合集成电路12寸晶圆制造基地建成投产,至2021年合肥集成电路企业数量已发展到近280家。

中国半导体行业集中蓄势发力,在关键技术和设备等瓶颈领域,从无到有,由易入难,积小成而大成,关键技术和工艺水平正在取得整体跃迁。

小成靠朋友,大成靠对手。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美国的遏制与封锁,逼迫我们在芯片和半导体行业加速摆脱对外部的依赖。

回望新中国 科技 发展史,凡是西方封锁和控制的领域,也是中国技术发展最快的领域:远的如两弹一星、核潜艇,近的如北斗导航系统以及登月、空间站、火星探测等航天工程。在外部压力的逼迫下,中国 科技 与研发潜能将前所未有地爆发。

实际上,中国的整体 科技 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一些尖端领域,比如高温超导、纳米材料、超级计算机、航天技术、量子通讯、5G技术、人工智能、古生物考古、生命科学等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沿水平。

英国世界大学新闻网站8月29日刊发分析文章,梳理了中国 科技 水平的颠覆性变化:

在创新领域,中国在全球研发支出排名第二,全球创新指数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正在从创新落伍者转变为创新领导者。

人才方面,拥有庞大的高端理工人才库,中国已是知识资本的重要创造者,美中 科技 关系从高度不对称转变为在能力和实力上更加对等。

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从单纯的学习者和技术接收者,转变为技术转让的来源和跨境技术标准的塑造者。

人才回流,中国正在扭转人才流失问题,积极从世界各地招募科学和工程人才。

这些变化表明,中国 科技 整体实力已经从追赶转变为能够与国际前沿竞争,由全球 科技 中的边缘角色转变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也在突飞猛进。据《日经新闻》8月10日报道,在统计2017年至2019年间全球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时,中国首次超过美国,位居榜首位置。报道还着重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论文总数占据20.7%,美国为19.8%,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在超越美国。

另有日本学者在研究2021QS世界大学排名后,发现世界排名前20的理工类大学中,中国有7所上榜,清华大学居于第一位,而美国有5所。如果进一步细分到“机械工程”、“电气与电子工程”,中国大学在排名前20中的数量更是全面碾压美国。

芯片技术反映了一个国家整体 科技 水平和综合研发实力,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实力具备了突破芯片核心技术的基础和能力。

正如世界光刻机龙头企业——荷兰ASML总裁温尼克今年4月接受采访时所说:美国不能无限打压中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将逼迫中国寻求 科技 自主,现在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估计3年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一旦中国被逼急了,不出15年他们就会什么都能自己做。”

温尼克的忧虑,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全球半导体产业正进入重大变革期,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发愤图强,正在改写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

中国的市场优势加上国家政策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基础研究的深入,打破美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和封锁,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华为芯片断货困局或出现新的转机,AMD、inter英特尔等五大芯片巨头纷纷围绕将申请"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而展开不懈努力。 时间推移到9月15日,华为所面临的芯片禁令正式生效,台积电、联发科、三星等厂商均已无法再给华为供货。芯片禁令生效后,华为方面没有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国外芯片厂商,暂时没有B计划,但具体对策主要还是围绕寻找国产替代方案而展开。例如被寄予厚望的"中芯国际",不过这几天其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对华为而言也传来了一些好消息,芯片困局或出现新的转机。 国外 科技 媒体报道称,在德银虚拟技术大会上,美国处理器巨头AMD公司高级副总裁雷斯特·诺罗德透露,其公司已经获得了对某些公司销售其产品的许可证,预计相关禁令不会对AMD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AMD公司高级副总裁雷斯特·诺罗德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某些公司"的具体名字,但媒体方面一致解读为AMD在拥有了所谓的许可证之后可以正常向华为方面提供芯片供货服务。 关于AMD取得向华为提供芯片供货服务的许可一事持续发酵,随后又传来了intel英特尔获得向华为供货许可的消息。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杨旭本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了英特尔中国未来的布局。杨旭表态即便是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英特尔也绝不会退出中国,相反,还会继续加大对华投资。作为英特尔的老对手,AMD可能已经获得了向华为供货的许可,有消息称从杨旭的表态中不难解读出英特尔或许也已经拿到了许可。 除了AMD和intel,ARM首席执行官则表明,ARM的大部分芯片产品不受出口管制约束,并且这不会随着ARM母公司的改变而改变。 赛灵思(Xilinx)首席财务官也有关联性阐述,"华为是赛灵思的大客户,我们会努力申请有关"向华为供货"的许可。" 德国芯片巨头英飞凌(Infineon)CEO表明了旗下产品核心知识产权都是在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注册的,这就确保了该企业对相应技术100%可控。言下之意可供货给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区。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半导体供应商而言,他们都不愿失去华为这么一个大客户。 2019年华为在芯片上的花费高达208亿美元。同时,华为也是全球范围内TOP 3级别的芯片采购者。所以尽管芯片禁令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华为,但实际上在相关规则的改变之下,全球性的半导体供应链都有受到巨大影响的可能性,可谓牵华为一发而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全身。 作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储存及影像产品制造商之一的美光就曾受到影响。美光2019财年Q3财季报告中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均出现大幅下滑,其中营收同比减少近四成,净利润同比减少近八成。去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光便暂停向华为供货,致使美光在该季度损失了2亿美元收入。要知道华为是美光的第一大客户,美光上半年13%的营收都是华为撑起的。此外,申请向华为发货没有取得有效突破素有美国FPGA芯片之王的赛灵思也被迫裁员。 权威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Gartner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半导体收入总计4191亿美元,比2018年下降了12%。 而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TOP 10的供应商里面,美国企业过半。因此,全球半导体市场表现的萎靡终归为美国企业所承受了。在此基础上,莫不是出于本土企业保护、半导体行业主导地位的维持等因素考虑,演起了"销售许可"申请的戏码。 目前来说,五大芯片巨头申请向华为供货的消息对于华为来说算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具体的供货许可细节以及时效性尚不明朗,因此未来相关事件的具体进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文 丨 李民民 丨大叔丨 科技 发烧友丨撰稿人 丨 伪设计师

中国芯片困局论文发表

众所周知,中国科技界有一个说法,那就是“缺芯少魂”,意思是缺少芯片,操作系统。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中国目前芯片自给率不到20%,80%多的芯片靠进口,已经连续2年进口额超3000亿美元了。再比如2018年的中兴事件、2019年的华为的事情,还有近日的华为芯片禁令升级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芯片自给能力,要靠国外,所以一再被人卡脖子。但与此同时,也让很多网友有疑问,那就是中国的商用芯片经常被人卡脖子,为何军用芯片却不会被人卡脖子呢?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简单的说一下商用芯片和军用芯片目前的主要状况就好了。目前商用芯片已经发展到了5nm这个阶段,但军用芯片很多还在90nm、65nm。28nm的芯片已经算先进的,至于14nm的芯片,属于顶尖级别了,中国已经有生产14nm芯片的实力了, 自然就不会被卡脖子了。为何军用芯片不追过极限工艺?可能得说一说商用芯片和军用芯片的区别了。商用芯片追求的是性能、成本、功耗这些。而军用芯片追求的是稳定,可靠,抗干扰性好。我们知道芯片是由晶体管决定的,而工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晶体管与晶体管之间距离(实际上不是的)。工艺越高,晶体管间的距离越近,但抗干扰性越差,因为晶体管离得太近了,没这么稳定。再加上军用芯片不会像商用芯片一样,几千万甚至上亿颗的批量生产,都是小批量的,所以成本不会这么在乎,同时体积也不会追求过份的小巧,毕竟军用设备相对而言都是块头比较大的。此外,军用芯片大多是单一处理型专利芯片,即一块芯片干一件事情,不像手机Soc、电脑CPU这种通用性的全能型选手,所以对于极限性能要求也不用所以军用芯片不会追求先进工艺,不会追求芯片的极限性能,也不会追求极限功耗,所以28nm就够用了,14nm就是顶级的了,自然也就不会被卡脖子了,我们自己能生产。这也是俄罗斯为何军事这么发达,军用芯片却不会被美国卡脖子的原因,因为不追求极限工艺。

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中,许多国家都面临芯片荒的问题,而中国尤甚,美国刻意联合其他企业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想要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之外,台积电,三星等公司都选择奔赴美国,中国的处境并不乐观,对此,著名通信观察员项立刚铿锵发声:中国走芯片强国之路不会动摇。

台积电、三星奔赴美国

美国虽然在半导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内并没有完善的产业链,生产制造方面一直是美国的短板,为了弥补不足,美国下定决心在国内建设多所半导体工厂。目前美国已经向全球多家半导体领域权威工厂发出邀请,台积电和三星都接过了美国抛来的橄榄枝,这两家企业已确定将奔赴美国开办工厂。

美国对于台积电的邀请十分明确,希望台积电能够将最先进的芯片生产技术带到美国,台积电已经发展至5nm技术,3nm技术也已完全攻克。继台积电同意在美国修建芯片工厂后,韩国三星也不甘落后,声称愿意在美国修建工厂,两大巨头汇聚美国,怪不得美国政府春风得意。

中国芯片困局

其实国家一直知道自主研发芯片的重要性,但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之所以没有大力发展这个领域,是因为暂时看不到研发芯片的重要性,当时美国主导了芯片市场,一边生产芯片,一边将大量芯片出口给中国,让中国可以轻易购买到便宜而又好用的西方技术芯片,这也是前几年许多国产智能机价格低廉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行为让许多中国企业放松了警惕,享受当前的安逸,直到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收紧芯片,中国才发现除了西方芯片外竟无芯可用。

这让中国企业吸取到了足够的教训,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核心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美国一旦翻脸,中国就将受到桎梏。

中国芯片强国路不会动摇

突破封锁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主芯片产业,保证国内芯片行业进入良性循环,中国要修建属于自己的芯片工厂,中国有市场,不愁销路,不用害怕生产出的芯片无人购买,相信很多中国企业都愿意使用中国自主研发芯片。智能互联网研究专家项立刚表示,中国走芯片强国之路绝不动摇。突破西方封锁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半导体领域已经是一个高度成熟的行业,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后来者想要赶超西方国家相对容易。

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经验和时间,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局,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的保护国产 科技 公司,但经验是需要大量时间才能获得的,这让中国的研发工作变得十分艰巨。每一位研究人员身上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尽量压缩研发时间,早日将国产芯片推广上市。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畏惧挑战的国家,中国善于在风险中抓住机遇,相信这次中国也能够实现国产芯片的大规模生产,顺利度过这次难关。

中国芯片技术的瓶颈就是缺乏芯片的自主产权或者就是说也缺少一个。嗯,半导体类似半导体这样的生产一个技术厂家。这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缺陷,这个瓶颈在在于的话制造制造业的话就是技术工人的话完全技术的话完全是欠缺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实现你设计的再好也没有用,因为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技术把它生产出来。

多年以来,我国芯片行业与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相比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研发投入逐渐增加,芯片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19年,中国芯片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为0.76%,202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至0.82%。

我国芯片市场规模占GDP比重有所上升

多年以来,我国芯片行业与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相比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研发投入逐渐增加,芯片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19年,中国芯片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为0.76%,202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至0.82%。

根据中国半导体协会数据,2013-2020年,我国芯片市场规模不断增长,2019年中国芯片销售额为7562.3亿元,同比增长15.8%,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芯片销售额为5905.8亿元,同比增长16.9%。。

江苏省集成电路产量占比最大

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产量持续增长,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为2613亿块,同比增长29.5%。

分地区来看,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前三省份分别为江苏省、甘肃省、广东省,产量分别为516.29亿块、389.86亿块、363.24亿块,占全国集成电路产量的25.58%、19.32%和18.00%。

中国半导体企业制造总额占整体半导体市场规模提升快速

2020年1月6日,IC Insights发布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未来5年的展望。ICInsights指出,需要区分“中国半导体市场”和“中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大陆)”这两个概念,二者的区别比较明显。目前,中国本土半导体企业与国际半导体企业技术上规模上仍有差距。

2020年,中国半导体制造总额占整体半导体市场规模的15.9%,高于2010年10.2%。预计到2025年,这一份额将比2020年增加3.5个百分点,达到19.4%。

—— 更多数据来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芯片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

中国芯片困局论文发表期刊

发表论文的计算机类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期刊周期:月刊期刊级别:北大核心国内统一刊号:CN:31-1260/TP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386X主办单位: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主管单位:上海科学院的努力,本篇文章给大家推荐了计算机类容易发表论文的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创刊于1984年,由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共同主办,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刊,并已纳入《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美国《剑桥科学文摘》收录期刊、美国《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等数据库收录。核心期刊《计算机安全》期刊周期:月刊期刊级别:北大核心国内统一刊号:CN:11-4647/TP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0428主办单位:工信部基础产品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计算机安全》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主管,信息产业部基础产品发展研究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面介绍网络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技术与应用的大型科技类月刊。每期正文80页,精美印刷,现发行量已达3万册。自创刊发行以来,得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公安部、科技部、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等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与支持。一直以来,我刊积极为各行各业服务,与社会各界建立紧密的联系,目前已成为同行业媒体中内容丰富、普及实用的技术刊物。我刊已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北大核心期刊《电子科技》期刊周期:月刊期刊级别:北大核心国内统一刊号:CN:61-1291/TN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7-7820主办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出版的严谨态度,确保学报的严肃性、学术性。依托计算机信息与通信工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优势,电子科学与技术、科学等领域,该杂志已经在一些电子专业较高的学术优势,尤其是在电子电路、计算机科学、一个专栏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信息科学等学科。”电子科技“被国内外众多数据库、检索机构收录。通过广泛的渠道和手段,为广泛的问题,发行范围5大洲在世界各地的38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高新技术企业认购。还有很多发表论文的权威网站,你看看哪一种更适合你发表。

去网上搜搜,应该能有吧

核心期刊有:《科学引文索引》、北大核心、南大核心、统计源期刊。等这样的一些核心期刊,也是比较有名的。

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是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对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衡量方面。

如在相当一批教学科研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等,都需要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

核心期刊是某学科的主要期刊,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

核心期刊的确定方法有多种,中国一般根据以下几条原则来综合测定:载文量(即刊载本学科的文献量)多的期刊、被二次文献摘录量大的期刊、被读者引用次数多的期刊。

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

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7.以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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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找一篇吧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搞不懂的并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什么成长这么快,而是首先她为什么这么穷。二战后追赶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只有两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中国和朝鲜。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工作机会都流向了那些现在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地区,比如南卡莱罗纳的纺织厂或者意大利的皮革业,因为中国选择了拥抱计划经济和经济自给自足等不好的政策。目前这种工业资源重新布局的加速显示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尽管这些分析不能缓解调整带来的阵痛,但确实阐明了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工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们,正在承受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成本调整。第二个合理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中国飙升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某些原因,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圈把中国的崛起固定在负面影响上。造成对中国的这种颠倒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选择了用最不被人看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以最能让人看到的方式从世界获利。就拿贸易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点被商业媒体和政策分析师广为传播。先别说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对美国有伤害,就说中国把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低利率环境。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买房者因为低利率受益而向中国的崛起干杯,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贸易政策的不公平上却毫不犹豫。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和西方的利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中国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而是选择了更多地依靠FDI而不是培育国内的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和贸易的一个来源。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的全部利润超过了从日本这个大得多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利润。2002年,中国前15大出口企业中,有5家,包括第一和第二家,都是外国公司。摩托罗拉、罗技和戴尔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和第十一,为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做贡献。因此,“中国制造”本质上是误导的,“中国加工”更准确。西方国家应该用合理的分析,而不是歇斯底里和夸张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态度在美国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季时更加需要。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总值是2.2兆美元。若以PPP(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GDP实际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到201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股市在世界排21位,但到2013年,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上三大股市之一。但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银行体系尽管得到国家大量注资,不良资产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是银行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达到世界标准,新的不良资产随时可能出现,可能危及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至少还有2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就业压力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下去。人民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都在急剧扩大。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进入老年后,指望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自己的钱包和子女的钱包。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2年前的中国。1994年,香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一个香港经济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只花他们10%的时间顺带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中国经济分析师,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是区域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手下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经济的20%,;但换个角度看,去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为4.9%,其中1.4%来自中国,美国的贡献为0.7%,日本的贡献仅为0.2%。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超过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牵引力的总和。中国的城镇化势头,在以每年建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世界上每年生产钢铁的40%和每年生产水泥的60%,被使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需求是刺激德国、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点。可见,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有些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些因素未必很清楚。中国神话中讲得最多的是工资。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3,而马来西亚是日本的1/10;中国工资是墨西哥的1/3,而墨西哥是美国的1/10.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工资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是1:30.工资优势是外界对中国经济腾飞归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出,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我们今天放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从银行角度看,大量的资金贷给了不应该贷给的企业、项目。且不说贷款利率与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很多的贷款项目亏了,项目主管人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不了了之了,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储蓄人资助投资人”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工业上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才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再向下一个产业转移。资金过度便宜,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过去几年原材料价格大涨,但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涨得有限。当然中间有一部分是出口商用自己的利润顶替掉了,但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加、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的。五年以前,在东莞一批货从出厂到装上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货轮,整个过程需要12-15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3-5天时间。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道路、港口、电力供应效率的提高对中国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员如此注重GDP,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看不到的。GDP本位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去发展GDP.上述这4个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下一步会怎么走我认为有下面三个比较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发展。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经济发展来讲,犹如一条长腿、一条短腿一样,已经开始拖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后腿。同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了直接威胁。因而,现任领导人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第二,资产升值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20年,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资产价格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在今后十年,资产价格会出现喷泉式的上升。第三,金融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攻关的阶段。今后5年,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以美元计算收入分配来看, 199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有10%在12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就有4000美元左右。从消费来看,今天美国占世界消费的32%,中国仅占3%;而到了2014年,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8%,而中国能占到11%。换句话说,美国基本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需求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会成为世界总消费的第二大国。如果从当年的增长来看, 预计2014年——2015年世界的订单中有22%是来自中国。到时候跨国集团所收到订单的中,5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美国大概是2600多亿。到2014-2015年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成为世界消费大

1985:“《经济研究》变了”——唐宗焜 时间:2011-01-13 稿件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经济研究》变了。”这是1985年外界对该刊的普遍反映:据传,当时《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这样议论过。尤其是该年第10期、第11期接连出版后,社会反响之大超乎我们预料。 1985:什么吸引了读者? 当时刚卸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读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第10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二文,很感兴趣,就批给国家统计局,建议他们对实际状况多作这样有理论深度的调查研究。李成瑞既是《经济研究》老作者,也是编委,那时他就住在月坛北街,和我们工作地点月坛北小街仅一街之隔,所以我为约稿和征求他对刊物的意见常去登门拜访,上述情况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尽管现在他对改革开放有他自己的看法,那时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欣赏确是真诚的,谈话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体改所经济研究报告的反应,《编辑部1985年工作小结》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第7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两篇经济研究报告发表后反响都较大,特别是第11期出版后,有些未订《经济研究》的读者纷纷来购刊物,有的单位还自己打印体改所的报告。” 科尔奈·亚诺什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一文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仅在先行于中国改革的匈牙利改革经验(尽管那时它改革尚未成功)为我国读者所关注,而且该文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读者来说完全是新的。它丝毫没有充斥我们国内报刊讨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问题时的传统老调。科尔奈以其独创的《短缺经济学》闻名于世,但《短缺经济学》中译本1986年才出版。1985年《经济研究》发表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是科尔奈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使更多中国读者直接领略了他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实况。该文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匈牙利1968年至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深入地、系统地作了描述性、批判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改革的进展、困难和矛盾。作者指出,匈牙利经过精心准备后,1968年1月1日全部国有企业一举废除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并未因此就形成市场经济。“1968年改革蓝图的重要目标是努力创造一个‘可调节的市场’,创造中央管理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然而,国有企业由此形成了既依赖市场(水平依赖)又依赖政府(垂直依赖)的双重依赖。他认为,市场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即能够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能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的激励机制、普遍的买方市场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他对国有企业双重依赖条件下这四个条件的实际变化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指出当时匈牙利国有企业的症结是“垂直依赖依然十分强烈,而水平依赖却微弱”,“对市场过程的行政干预过多过细”,而“市场力量被频繁的行政活动所阉割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这些分析,不仅对中国当时刚启动的改革有启蒙作用,而且对我们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其警示作用。 体改所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的背景是,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是贯彻《决定》的第一年;而当时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投资、消费需求和信贷投放全面膨胀,几年来推行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在启动改革有所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该文试图回答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它依据直接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从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分析着手,考察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揭示宏观经济形势的微观基础,从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点选择的建议。这在当时来说是分析和改革的新的思路。同时,它是在几个专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27个城市429家企业调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调查、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调查、青年择业倾向与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态度调查,信息量大,涉及问题广泛,而且发人思考。该报告是体改所的集体研究成果,按文末署名看,参与调查研究或写作的就有二十余名年青人,它给正处于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状态的《经济研究》带来一股青春活力。刊物将这样一篇当时难得的经济研究报告排在卷首醒目位置发表。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广泛兴趣,反映出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 《经济研究》在读者中引起显著反响,不只是因为发表了个别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重头文章,也是由于刊物总体格局的变化,包括选题、内容和作者阵容,让读者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以1985年第10期为例,除科尔奈论文外,其他文章,既有老一辈资深经济学家于光远研究新问题的论文《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价格形成》,更有研究新题材的年青作者的论文,如郑洪庆的《控制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陈锡文的《国民经济的格局变动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李慧中的《社会主义土地收费来源》和王广谦的《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问题》等等。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的王广谦当时还是在学研究生。总体看,这一期的作者阵容,以首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新面孔居多,包括中年和青年作者、北京和外地作者。从文章选题看,这期刊登的文章中过去未曾涉及的题材还有《香港经济—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题目》(陈可焜)、《小经济与大生产》(许隆)和《市场“自发性”小议》(博华)等。国家计委刘洪、魏礼群的《正确处理“七五”计划中的几个重大关系》一文,题目似乎并不新鲜,内容却是最新的。该文是正面阐明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的,在第一时间传递了改革和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的信息和指导思想;而且,它论述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七五”计划《建议》是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大步骤,这正是读者所关注的。 1984:转型启动静悄悄 外界感觉到“《经济研究》变了”,是在1985年,其实,《经济研究》的变化不是自1985年始。我在1983年7月接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一上岗就开始在考虑怎样才能使《经济研究》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可是,刊物面貌在一定时期有它的惯性,不是想变就能立即变的,因为它依赖于作者队伍和编者队伍状况,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经济研究》在1983年下半年还看不出什么起色。不过,这段时间还是为《经济研究》启动转型作了一些前期准备。1983年9月,为纪念刚病故的我国经济改革先驱、资深经济学家孙冶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他的故乡无锡市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有200余人。会议在全面评价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同时,还突出颂扬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学风和勇于突破不切实际的传统理论的创新精神,这正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所要倡导的。《经济研究》发表了这个讨论会的主要文献和会议《纪要》。编辑部还利用该会时机,在会后召开了《经济研究》通讯员会议,广泛听取通讯员反映各地读者和作者对刊物的批评和建议。此外,编辑人员还分头走访了所内外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经济部门的一些作者、读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读者对刊物论资排辈在显著位置发表个别名人大而空的文章特别反感。有的读者批评《经济研究》有些文章让人“难读、难懂、难受”,此话虽难听,但说得中肯,难听也得听,听了才能改。 《1983年 工作总结 》对当年刊物状况有这样的评估:“理论和实践结合好、质量高的文章少,一般性的文章多。有的文章或者限于一般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太实,理论高度不够;或者缺乏新意,没有深度。” 《经济研究》转型是在1984年启动的。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逐渐推进,因而转型启动可说是静悄悄的。1983年底,我们在前期调查研究基础上拟了个《关于1984年改进编辑工作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出“编辑部全部工作都要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努力改变《经济研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状态”;“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经济研究》的内容,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同时要坚持和发展学术性刊物的特色”;“改进同作者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吸引更多质量较高的文章”。 刊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无疑更要将改革探索摆在首位。编辑部内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后,在1984年第1期就通过编者按亮明编辑部的期望:“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基础到方案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分部设计,都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任务。预期在新的一年里,经济理论界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的同志将更亲密合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这是向作者和读者释放的关于刊物重点转移的一个信号。该年实际发表了约70篇直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多的一期有八九篇,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其中有的论文是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直接准备的,如1984年第12期发表的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就是由个别领导人授意专门为《决定》起草探路撰写的,曾在高层内部传阅,听取反应;它的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以此作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刊物质量反映编辑工作质量,编辑工作质量反映编辑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编辑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出题、组稿、审稿、选稿、编辑加工等各项工作中,因此刊物改变面貌要从提高编辑素质做起。1984年,编辑部围绕《经济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同它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全体编辑人员中认真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1)什么是《经济研究》的新局面,《经济研究》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面?(2)怎样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经济研究》怎样才是真正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是什么关系?通过讨论,尽管还说不上思想统一,但大多编辑对刊物转型方向还是加深了认识,在组稿选题和来稿选用的标准掌握上有了更多的共识。 80年代《经济研究》转型最大的困难是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原有作者率先更新知识结构、从苏联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尚属少数,而年青作者队伍的形成刚刚开始。编辑部决定打破成规,敞开大门,大量吸引新作者,扩大作者队伍。选稿、用稿和版面安排一律以文章质量为准,对作者不分亲疏,不论资历,平等对待。1984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还不多,编辑部就尽力从在校研究生中发现有成长前景的作者。如该年第10期同时发表的就有三篇研究生论文,包括楼继伟、周小川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和陈宗胜的《指令性计划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这一年,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40%,外地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0%上升到40%。 1984年,《经济研究》开展了一次中青年优秀经济理论文章评奖。评选范围是1979年至1984年6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入选十篇(论文九篇, 调查报告 一篇)。我在为获奖作品撰写的评论(《面向经济实践 推进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中阐明了这些作品入选的理由。当然,它们的入选只能是在当时情况下比较而言。编辑部要向读者和作者表明的是刊物倡导什么样的方向。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边编刊物边调查研究,我拟了个《关于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的汇报提纲》,于1984年12月1日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党组,并获批准,随后又得到编委会认可。这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的总纲。这个问题拟在专文再谈。 正是经过1984年静悄悄的启动,《经济研究》才能自1985年起按明确的新的编辑方针以更大步伐推进转型。1985年也有若干重要活动和措施对刊物转型起了推动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就不细说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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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组建计算机教研室并开办计算机本科专业;1981年5月,正式成立计算科学系;2001年10月,成立计算机与通信学院;2001年12月,成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2010年,正式将原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和软件学院合并成立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年,以本院计算机科学系教师李睿为第一作者,湖南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的科研论文“Fast Range Query Processing with Strong Privacy Protection for Cloud Computing”被国际数据库顶级会议Very Large Data Bases(VLDB2014)接收并发表在PVLDB Volum7上。这是湖南大学教师在国际数据库顶级会议上发表的第一篇科研论文。在VLDB过去的39年历史中,第一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论文为数不多,作者分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微软亚洲研究院、IBM中国研究院等国内著名高校、企业及科研院所。 2014年10月,本院的软件工程学科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14年10月,湖南大学参与的“高性能计算协同创新中心”入围2014年度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11月04日,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在湖南大学揭牌并正式运营,这是继天津和深圳之后获批建设的第三家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也是首家完全交由高校运营的国家超算中心,运营后将全面服务于高校科研、公众服务和社会企业。 2014年11月,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 Roberto B. de Marca致函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李克勤教授因在并行和分布式计算领域的贡献而当选IEEE Fellow。

如果是发普刊的话,时间是用不了多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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