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境论文发表时间

给你找一篇吧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搞不懂的并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什么成长这么快，而是首先她为什么这么穷。二战后追赶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只有两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中国和朝鲜。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工作机会都流向了那些现在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地区，比如南卡莱罗纳的纺织厂或者意大利的皮革业，因为中国选择了拥抱计划经济和经济自给自足等不好的政策。目前这种工业资源重新布局的加速显示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尽管这些分析不能缓解调整带来的阵痛，但确实阐明了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工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们，正在承受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成本调整。第二个合理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中国飙升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某些原因，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圈把中国的崛起固定在负面影响上。造成对中国的这种颠倒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选择了用最不被人看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以最能让人看到的方式从世界获利。就拿贸易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点被商业媒体和政策分析师广为传播。先别说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对美国有伤害，就说中国把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低利率环境。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买房者因为低利率受益而向中国的崛起干杯，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贸易政策的不公平上却毫不犹豫。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和西方的利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中国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而是选择了更多地依靠FDI而不是培育国内的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和贸易的一个来源。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的全部利润超过了从日本这个大得多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利润。2002年，中国前15大出口企业中，有5家，包括第一和第二家，都是外国公司。摩托罗拉、罗技和戴尔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和第十一，为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做贡献。因此，“中国制造”本质上是误导的，“中国加工”更准确。西方国家应该用合理的分析，而不是歇斯底里和夸张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态度在美国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季时更加需要。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总值是2.2兆美元。若以PPP（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GDP实际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到201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股市在世界排21位，但到2013年，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上三大股市之一。但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银行体系尽管得到国家大量注资，不良资产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是银行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达到世界标准，新的不良资产随时可能出现，可能危及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至少还有2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就业压力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下去。人民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都在急剧扩大。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进入老年后，指望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自己的钱包和子女的钱包。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2年前的中国。1994年，香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一个香港经济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只花他们10％的时间顺带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中国经济分析师，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是区域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手下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经济的20％，；但换个角度看，去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为4.9％，其中1.4％来自中国，美国的贡献为0.7％，日本的贡献仅为0.2％。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超过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牵引力的总和。中国的城镇化势头，在以每年建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世界上每年生产钢铁的40％和每年生产水泥的60％，被使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需求是刺激德国、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点。可见，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有些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些因素未必很清楚。中国神话中讲得最多的是工资。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3，而马来西亚是日本的1/10；中国工资是墨西哥的1/3，而墨西哥是美国的1/10.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工资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是1：30.工资优势是外界对中国经济腾飞归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出，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我们今天放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从银行角度看，大量的资金贷给了不应该贷给的企业、项目。且不说贷款利率与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很多的贷款项目亏了，项目主管人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不了了之了，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储蓄人资助投资人”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工业上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才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再向下一个产业转移。资金过度便宜，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过去几年原材料价格大涨，但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涨得有限。当然中间有一部分是出口商用自己的利润顶替掉了，但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加、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的。五年以前，在东莞一批货从出厂到装上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货轮，整个过程需要12－15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3－5天时间。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道路、港口、电力供应效率的提高对中国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员如此注重GDP，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看不到的。GDP本位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去发展GDP.上述这4个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下一步会怎么走我认为有下面三个比较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发展。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经济发展来讲，犹如一条长腿、一条短腿一样，已经开始拖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后腿。同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了直接威胁。因而，现任领导人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第二，资产升值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20年，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资产价格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在今后十年，资产价格会出现喷泉式的上升。第三，金融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攻关的阶段。今后5年，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以美元计算收入分配来看， 199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有10％在12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就有4000美元左右。从消费来看，今天美国占世界消费的32％，中国仅占3％；而到了2014年，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8％，而中国能占到11％。换句话说，美国基本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需求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会成为世界总消费的第二大国。如果从当年的增长来看， 预计2014年——2015年世界的订单中有22%是来自中国。到时候跨国集团所收到订单的中，5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美国大概是2600多亿。到2014-2015年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成为世界消费大

1985：“《经济研究》变了”——唐宗焜 时间：2011-01-13 稿件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经济研究》变了。”这是1985年外界对该刊的普遍反映：据传，当时《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这样议论过。尤其是该年第10期、第11期接连出版后，社会反响之大超乎我们预料。 1985：什么吸引了读者？ 当时刚卸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读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第10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二文，很感兴趣，就批给国家统计局，建议他们对实际状况多作这样有理论深度的调查研究。李成瑞既是《经济研究》老作者，也是编委，那时他就住在月坛北街，和我们工作地点月坛北小街仅一街之隔，所以我为约稿和征求他对刊物的意见常去登门拜访，上述情况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尽管现在他对改革开放有他自己的看法，那时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欣赏确是真诚的，谈话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体改所经济研究报告的反应，《编辑部1985年工作小结》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第7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两篇经济研究报告发表后反响都较大，特别是第11期出版后，有些未订《经济研究》的读者纷纷来购刊物，有的单位还自己打印体改所的报告。” 科尔奈·亚诺什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一文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仅在先行于中国改革的匈牙利改革经验（尽管那时它改革尚未成功）为我国读者所关注，而且该文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读者来说完全是新的。它丝毫没有充斥我们国内报刊讨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问题时的传统老调。科尔奈以其独创的《短缺经济学》闻名于世，但《短缺经济学》中译本1986年才出版。1985年《经济研究》发表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是科尔奈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使更多中国读者直接领略了他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实况。该文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匈牙利1968年至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深入地、系统地作了描述性、批判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改革的进展、困难和矛盾。作者指出，匈牙利经过精心准备后，1968年1月1日全部国有企业一举废除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并未因此就形成市场经济。“1968年改革蓝图的重要目标是努力创造一个‘可调节的市场’，创造中央管理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然而，国有企业由此形成了既依赖市场（水平依赖）又依赖政府（垂直依赖）的双重依赖。他认为，市场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即能够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能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的激励机制、普遍的买方市场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他对国有企业双重依赖条件下这四个条件的实际变化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指出当时匈牙利国有企业的症结是“垂直依赖依然十分强烈，而水平依赖却微弱”，“对市场过程的行政干预过多过细”，而“市场力量被频繁的行政活动所阉割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这些分析，不仅对中国当时刚启动的改革有启蒙作用，而且对我们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其警示作用。 体改所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的背景是，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是贯彻《决定》的第一年；而当时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投资、消费需求和信贷投放全面膨胀，几年来推行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在启动改革有所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该文试图回答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它依据直接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从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分析着手，考察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揭示宏观经济形势的微观基础，从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点选择的建议。这在当时来说是分析和改革的新的思路。同时，它是在几个专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27个城市429家企业调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调查、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调查、青年择业倾向与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态度调查，信息量大，涉及问题广泛，而且发人思考。该报告是体改所的集体研究成果，按文末署名看，参与调查研究或写作的就有二十余名年青人，它给正处于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状态的《经济研究》带来一股青春活力。刊物将这样一篇当时难得的经济研究报告排在卷首醒目位置发表。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广泛兴趣，反映出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 《经济研究》在读者中引起显著反响，不只是因为发表了个别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重头文章，也是由于刊物总体格局的变化，包括选题、内容和作者阵容，让读者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以1985年第10期为例，除科尔奈论文外，其他文章，既有老一辈资深经济学家于光远研究新问题的论文《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价格形成》，更有研究新题材的年青作者的论文，如郑洪庆的《控制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陈锡文的《国民经济的格局变动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李慧中的《社会主义土地收费来源》和王广谦的《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问题》等等。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的王广谦当时还是在学研究生。总体看，这一期的作者阵容，以首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新面孔居多，包括中年和青年作者、北京和外地作者。从文章选题看，这期刊登的文章中过去未曾涉及的题材还有《香港经济—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题目》（陈可焜）、《小经济与大生产》（许隆）和《市场“自发性”小议》（博华）等。国家计委刘洪、魏礼群的《正确处理“七五”计划中的几个重大关系》一文，题目似乎并不新鲜，内容却是最新的。该文是正面阐明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的，在第一时间传递了改革和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的信息和指导思想；而且，它论述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七五”计划《建议》是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大步骤，这正是读者所关注的。 1984：转型启动静悄悄 外界感觉到“《经济研究》变了”，是在1985年，其实，《经济研究》的变化不是自1985年始。我在1983年7月接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一上岗就开始在考虑怎样才能使《经济研究》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可是，刊物面貌在一定时期有它的惯性，不是想变就能立即变的，因为它依赖于作者队伍和编者队伍状况，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经济研究》在1983年下半年还看不出什么起色。不过，这段时间还是为《经济研究》启动转型作了一些前期准备。1983年9月，为纪念刚病故的我国经济改革先驱、资深经济学家孙冶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他的故乡无锡市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有200余人。会议在全面评价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同时，还突出颂扬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学风和勇于突破不切实际的传统理论的创新精神，这正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所要倡导的。《经济研究》发表了这个讨论会的主要文献和会议《纪要》。编辑部还利用该会时机，在会后召开了《经济研究》通讯员会议，广泛听取通讯员反映各地读者和作者对刊物的批评和建议。此外，编辑人员还分头走访了所内外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经济部门的一些作者、读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读者对刊物论资排辈在显著位置发表个别名人大而空的文章特别反感。有的读者批评《经济研究》有些文章让人“难读、难懂、难受”，此话虽难听，但说得中肯，难听也得听，听了才能改。 《1983年 工作总结 》对当年刊物状况有这样的评估：“理论和实践结合好、质量高的文章少，一般性的文章多。有的文章或者限于一般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太实，理论高度不够；或者缺乏新意，没有深度。” 《经济研究》转型是在1984年启动的。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逐渐推进，因而转型启动可说是静悄悄的。1983年底，我们在前期调查研究基础上拟了个《关于1984年改进编辑工作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出“编辑部全部工作都要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努力改变《经济研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状态”；“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经济研究》的内容，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同时要坚持和发展学术性刊物的特色”；“改进同作者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吸引更多质量较高的文章”。 刊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无疑更要将改革探索摆在首位。编辑部内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后，在1984年第1期就通过编者按亮明编辑部的期望：“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基础到方案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分部设计，都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任务。预期在新的一年里，经济理论界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的同志将更亲密合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这是向作者和读者释放的关于刊物重点转移的一个信号。该年实际发表了约70篇直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多的一期有八九篇，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其中有的论文是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直接准备的，如1984年第12期发表的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就是由个别领导人授意专门为《决定》起草探路撰写的，曾在高层内部传阅，听取反应；它的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以此作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刊物质量反映编辑工作质量，编辑工作质量反映编辑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编辑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出题、组稿、审稿、选稿、编辑加工等各项工作中，因此刊物改变面貌要从提高编辑素质做起。1984年，编辑部围绕《经济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同它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全体编辑人员中认真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1）什么是《经济研究》的新局面，《经济研究》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面？（2）怎样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经济研究》怎样才是真正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是什么关系？通过讨论，尽管还说不上思想统一，但大多编辑对刊物转型方向还是加深了认识，在组稿选题和来稿选用的标准掌握上有了更多的共识。 80年代《经济研究》转型最大的困难是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原有作者率先更新知识结构、从苏联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尚属少数，而年青作者队伍的形成刚刚开始。编辑部决定打破成规，敞开大门，大量吸引新作者，扩大作者队伍。选稿、用稿和版面安排一律以文章质量为准，对作者不分亲疏，不论资历，平等对待。1984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还不多，编辑部就尽力从在校研究生中发现有成长前景的作者。如该年第10期同时发表的就有三篇研究生论文，包括楼继伟、周小川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和陈宗胜的《指令性计划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这一年，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40%，外地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0%上升到40%。 1984年，《经济研究》开展了一次中青年优秀经济理论文章评奖。评选范围是1979年至1984年6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入选十篇（论文九篇， 调查报告 一篇）。我在为获奖作品撰写的评论（《面向经济实践 推进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中阐明了这些作品入选的理由。当然，它们的入选只能是在当时情况下比较而言。编辑部要向读者和作者表明的是刊物倡导什么样的方向。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边编刊物边调查研究，我拟了个《关于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的汇报提纲》，于1984年12月1日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党组，并获批准，随后又得到编委会认可。这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的总纲。这个问题拟在专文再谈。 正是经过1984年静悄悄的启动，《经济研究》才能自1985年起按明确的新的编辑方针以更大步伐推进转型。1985年也有若干重要活动和措施对刊物转型起了推动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就不细说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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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标题：一般不超过300个汉字以内，必要时可以加副标题，最好并译成英文。2．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信息。3．提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以“本文”、“作者”等作主语，100－200字为宜。4．关键词：3－5个，以分号相隔。5．正文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一、（一）、1、（1），层次少时可依次选序号。6．正文文字：一般不超过1万字，用A4纸打印，正文用5号宋体。7．数字用法：执行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几、数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列连用的概略语等用汉字数字。8．图表：文中尽量少用图表，必须使用时，应简洁、明了，少占篇幅，图表均采用黑色线条，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应有简明表题（表上）、图题（图下），表中数字应注明资料来源。9．注释：是对文章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说明，其序号为①②③……，注释文字与标点应与正文一致，注释置于文尾，参考文献之前。10．参考文献：是对引文作者、作品、出处、版本等情况的说明，文中用序号标出，详细引文情况按顺序排列文尾。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书[M]，会议论文[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汇编[G]，档案[B]，古籍[O]，参考工具[K]。11．基金资助：获得国家基金资助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文章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按项目证明文字材料标示清楚.12．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现供职单位全称及职称、学位，研究方向。13．其他：请勿一稿两投，并请自留原稿，本刊概不退稿，投寄稿件后,等待审查。审查通过编辑部会通知您一般杂志社审核时间是1-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