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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什么叫中国”其实是有一张完整的自画像。我们把自己叫“天下之中国”。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有所谓“夷夏之辨”。有关这个自画像，我建议诸位去翻一段话，出自唐代杜佑的《通典》。他的《通典·边防卷》就勾勒出一幅古代儒家关于中国一幅完整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变得不同了。我们遭遇到的不再是来自于长城以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来自于一个工业化的海上的“游牧”部落从沿海发动的攻击。衰败中的传统农业王朝，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节节败退，而后要向西方学习，每次战败以后都有一次反思，来重新认识中国。曹锦清教授在演讲现场第二幅的关于中国的自画像，我们大体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完成了。那就是整个传统中国是封建的、专制的、腐败的，等等。要抛弃这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要重新给中国画一张自画像。我们今天讲的“重新”是对什么而言的重新？是对近代以来，我们在贫弱挨打的时候，我们画的那幅自画像，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是否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画，凡是近代以来所画的自画像，和我们当代，我们即将要画的这幅新的自画像，其背景永远是西方。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开场白，是对我们之前画的自画像的再认识。在今天我重点想讲民族复兴的问题。因为没有民族的现代化，没有赶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尺度，并按中国的程度来重建中国话语，否则我们永远在西方的话语里面匍匐前进。所以我们讲民族复兴和话语重建其实是一回事情。我首先回到建国前夕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国以后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从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个任务，是要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我把第二个任务叫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社会主义，在建国前的所有党派当中，这是唯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初心”。把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使命，也叫复兴或者赶超。共产党承接了近代使命，并且以实践近代使命为己任，因而他获得了执政权。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认为实现工业化，实现赶超和民族复兴，这个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反过的来看前30年，再看改革开放的40年，就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要实现工业国，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在此以前，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既完美又高度自傲和自负。她站在够亚洲的高点来俯视周边“四夷”。不如我们开读一下杜佑的《通典》：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蛮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这幅自画像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遭到摧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提出要赶超和复兴的问题。杜佑《通典》同治十年学海堂恭刊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和赶超情结。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没有记录的习惯。印度的尼赫鲁还有一些赶超的意识，但是再看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那就不同了。甘地曾经认为，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理由是英国工业化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的工业潜能。换言之，如果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搞工业化了以后，那么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那种生产方式要彻底的摧毁掉，所以印度不能走这条路，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鲁把他抬到了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果两人并存的话，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模式两人必然会产生分歧。印度关于具体的事件的记录，一般是外国人帮印度人记录的。比如说我们的玄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辛勤地记录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类史那就更加多了。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用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讲法，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出了两个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国图志》序中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判断，这是振聋发聩的，这是新时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们以国际接轨的名义，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对我们来说，一般有两副面孔：老师和敌人。如果外部关系和缓的时候，西方的那种老师的面孔就清晰起来了。有时候则摆出一副敌人的面孔。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发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并且最后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战胜西方，所以我们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这批人叫做最早的赶超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出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书中，他这样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冯桂芬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时对中国的判断还是地大物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贸，而这种情况从晚明一直到冯桂芬，都是这样。
《原强》一文收入光绪二十七年南昌读者有用书之斋刻印的《侯官严氏丛刻》和光绪二十九年作新译书局出版的《严侯官文集》。面对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严复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边沿，很可能会沦落为印度、波兰一样的下场。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 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 郎官巷中
清末，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大清，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得渐渐苏醒过来，有识之士开始摸索救国图存之路。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船政学堂是新式学堂，与中国传统教学格格不入，是传统文人眼中的不务正业。因此，报考船政学堂的人并不多，为了解决生源问题，船政学堂出了一套招生政策---包吃包住还给钱。此政策一出，立即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报名，严复就是其中一个。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念完几年私塾后，父亲就去世了。后因家庭贫困，在1867年报考了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十年之后，也就是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英国的两年时间里，严复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并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改变大清积贫积弱的局面。回国后，严复任教于马尾船政学堂。然，其志不在此，他想改变中国，改变中国就必须入仕。因此，严复北上天津，在北洋水师任总教习，欲倚靠李鸿章进入高层，推行自己一套救国方案。可事不遂人愿！李鸿章虽表面器重严复，但因两人政见不同，故而李鸿章并无意举荐。此时的严复欲进入仕途，唯有通过科举，可是因常年受西学熏陶，严复是屡试屡败。郁郁不得志，愁上心头。严复无处排解，染上了鸦片。李鸿章见状，曾多次劝严复：“你是一个人才，应该尽早戒掉鸦片。”鸦片之毒，一旦染上又如何能说借就借，一心有志于改革社会的严复，却屡屡仕途不顺，此等烦闷又是常人所能理解。直到最后去世，严复也没有戒掉鸦片。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严复深受刺激。第二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辟韩》等四篇论文，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强烈要求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救中国。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严复毅然创立《国闻报》，并在1897年，连载自己翻译的《天演论》在，立即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那句经典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了。之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并在书中加了大量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成为当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也正是确定了中国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信、达、雅”，同时成立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个强调版权意识的知识分子。严复一套完整的改革思路，改革需要人才，先从教育入手，主张废除禁锢思想的八股，兴办学校，推西学，培养人才。1905年，严复远在法国，马相伯请他回国“合办新学院”，严复立马回国，两人合力创办复旦公学，任总教习，并与马相伯共同拟定了复旦大学的第一份章程。第二年，因马相伯前往日本，辞去复旦公学一职，严复受邀担任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同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邀，到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9年，命不久矣的大清朝，垂死挣扎，意图通过“预备立宪”挽救濒死的国运。严复到此时方得清廷重用，赐进士，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1年，严复为大清创作国歌《巩金瓯》，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辛亥革命成功后，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受袁世凯委任，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也成为了该北京大学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1913年袁世凯任命严复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次年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袁世凯意图恢复帝制，一心希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严复，发起成立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当上皇帝不久后死去，当时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20年，常年吸食鸦片的严复，哮喘病发医治无效，遂回福州养病，次年严复于福州病逝。严复，是福州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近乎全才的大家。无论是教育、思想、翻译都有着极深的造诣，并深深地影响后世。
《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久负盛名。它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1854—1921年）最早翻译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也是他影响最大的译作。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简洁语言，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 一翻译过程与版本流传 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其祖、父均以行医为业，从而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长大后因家贫进入洋务派所办船政学堂读书，学习西方船舶制造知识。1876年，因为成绩优异，他被派往英国留学。在英国学习期间，正值进化论、庸俗进化论流行，严复接受了这一思想观念，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尤为感兴趣，并广泛涉猎了西方学术、政治思想。回国之后，严复痛感于国家危急，又对洋务派所谓的“新政”不能真正改变国家前途而不满。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而随后接踵而至的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狂潮，更使得每个爱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更为有效的救国途径。严复亦不例外，他深切地感觉到亡国变种的“巨变”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为了保种自强，他发挥自己“中西兼通”的长处，有选择地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名著进行翻译介绍，希望能对启迪人们的思想，改变中国的现状起到积极的作用。《天演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译成的。 《天演论》是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节译本。此书是赫胥黎189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罗马尼斯”讲座的讲演稿。他在此前加了一个“导论”，于1894年用《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书名出版。此书的主导思想是宣传达尔文主义。不仅如此，赫胥黎还在一定程度上用自然界生存斗争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著作时，书名称为《天演论》。所谓“天演”，就是进化的意思。这是原著第一部分的名称，而其实际内容也包含原著的第二部分。他这样定书名，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他不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原著进行介绍，而是通过这种有裁剪的翻译工作，把他认为最切中国实际，最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成果引入进来；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原著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而是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即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既是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重要的改造，也是严复为中国敲响警钟的理论依据。严复认为研究学问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所以，他在译著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并不仅仅注重忠实于原著，而是在行文典雅，篇目安排，全书结构、表述方式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力争让《天演论》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着种种外在与内在的联系，使之具有更强的可读性，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如他将赫胥黎《天演论》中“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联系到一个思路上去认识；而把斯宾塞的“大昏存在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的观点，与古代黄老“无为”思想视为一脉相承。这种将赫胥黎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识联系起来考察的特点，既体现了严复纵论中西文化的渊博与严谨，也大大增强了《天演论》一书的宣传性和鼓动性。与此相联系，《天演论》还联系现实政治，就原著的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阐发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些注明“复案”字样，可以判断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解，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反映出译者的观点及其倾向性，表现了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在《天演论》总共35篇的译文中，严复共写了28篇按语。其中有4篇的按语与原文相当，有5篇的案语超过原文。例如，卷上导言三《趋异》篇，按语超过中译原文的二分之一；导言十五《最旨》篇，按语则是中译原文的两倍多。从内容看，如果说赫胥黎的原著讲述的多为自然界生物进化论，那么严复的按语则多为借题发挥，由论述自然界生物进化论引伸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与认识。据统计，《天演论》的按语所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申不害、商鞅、墨子、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班固等。这些思想家分布于英国、荷兰、美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菲律宾、瑞典等。其思想流派涉及面之广，所涵盖的历史范围之大，都是少见的。这充分体现了严复纵论中西，横贯古今，广泛联系社会思想发展进程，来解释进化论的鲜明特点。严复着手翻译《天演论》的时间，据其长子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所记，应当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即1895年4月。对这个记载，王蘧常在《严几道年谱》中提出了疑义，认为《天演论》的翻译应在1896年。从现在所能见到的《天演论》版本与其内容再以及相关史料来看，当以后者的结论为允当。书稿译成之后，严复将它交给桐城派古文大家、自己的师长吴汝纶加以审读，吴氏在读译稿时拟了各篇小标题，并对书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意见。之后，严复遵照吴氏的意见，做了认真的修改。这一修改工作大约在1897年11月完成。1898年，吴氏再读译稿，非常满意，欣然同意为《天演论》作序。在序中，吴氏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目的大加赞扬；并对严复译文的文采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能熔中学西学为一体，天下只有严复一人。由于吴氏的地位与名望，这一序言对严译《天演论》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天演论》最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7年12月18日）《国闻汇编》上发表，刊登了《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悬疏（导言）》两篇。此后，《国闻汇编》第四、第五、第六册，连续刊载了《天演论》。之后，严复将《天演论》的译稿借给朋友卢靖抄录。卢靖（1856－1948年），字勉之，改字木斋，室名慎始基斋，湖北沔阳人。民国以后，经营致富，捐款兴建大学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又在北平自设“木斋图书馆”。生平致力于数学研究，著述宏富，辑有《慎始基斋丛书》11种。严复的《天演论》译成以后，卢靖认为应该早日使之出版，公诸海内，于是以“慎始基斋丛书”名义刊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严复在此书正式付梓前夕，在“慎始基斋”校样本上做了第二次修改，并参照吴汝纶、夏曾佑等人的意见，在各篇名下增设小标题。这样，《天演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出版面世。当年11月，又由天津嗜奇精舍石印出版。因戊戌政变，此次出版删去了译例言中原列梁启超的名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富文书局出版《赫胥黎天演论》一册。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年7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此书据吴汝纶日记所录《天演论》付排。同一年，《经济丛编》第三册至第六册，也刊载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这个节本是内容精练的《天演论》译本，有其特点，成为当时中学生喜爱的课外读物。1905年，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天演论》，并在1931年将此书与其他三部严译西方学术著作汇为“严译名著丛刊”问世。总之，自《天演论》面世以来，风行海内，先后出版数十次。从此以后，人们逐渐了解了西学，严复的社会知名度也随之提高了。由于严复的译著，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和中国翻译史的重要资料，故建国后《天演论》又有多种版本，三联、商务、中华等出版社都出版过它。由于历史原因，《天演论》的文字在今天读来已不是十分流畅；加之其内容多为意译，难于按原文字句加以对照，难免会影响人们对原著的理解与学习。但也正因为如此，严译《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著述，其价值非其他新译本可替代；也正因为如此，《天演论》才在近代历史上激励、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起到了原著无法起到的历史作用。二《天演论》的主要成就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读物，《天演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介绍与论述。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笛卡尔的怀疑论、古希腊各学派以及佛教的神秘主义等；除此之外，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至今为我国翻译学界所推崇的信、达、雅三条标准。这决定了它在近代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 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详见此处 介绍的很全面的~~~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主要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和优胜劣汰。意义：严复作为系统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的先驱者，他运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步观点，服务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并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的，是进步的，这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仍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严复：主张：效仿西方,推行维新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时期：戊戌变法；译著：《天演论》；意义：启发了知识界去探索西方先进的社会,也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书的按语里激励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反对外来侵略。
意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的是让国人醒悟过来，自强以保种。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来自： 望采纳 谢谢
严复的政论文章《救亡决论》，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严复的政论文章《救亡决论》，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全文“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意思是说，中国的国风的坏处，用八个字可以描述出来，即：以假始起，以耻而终，最后因为无耻而玩不下去了。短短数言，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道义守则、不讲诚信，就会外化为造假、作伪，最终沦为无赖之徒；倘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兴求实之风，没有虔诚的信仰而言行背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的一句至理名言。说的是中华风气的弊端，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尽了，以作假开始，以无耻结束。 你多看看中国的社会现状你就知道是不是现实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爱国救亡思想。。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严复的政论文章《救亡决论》，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
全文：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意思是说，中国的国风的坏处，用八个字可以描述出来，即：以假始起，以耻而终，最后因为无耻而玩不下去了。
短短数言，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道义守则、不讲诚信，就会外化为造假、作伪，最终沦为无赖之徒；倘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兴求实之风，没有虔诚的信仰而言行背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扩展资料：
救亡决论，篇名。清末学校与科举、西学与中学论争之重要论文。严复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斥责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实际都是些“谬妄胡涂”者。
揭露八股的三大祸害：“锢智慧”，指思想上的束缚；“坏心术”，指思想上的败坏；“滋游手”，指滋养不学无术的游民。认为变法莫亟于废八股，八股之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批判中国传统的“旧学”（“汉学”、“宋学”）、科举词章、金石书法等，认为这些都无实、无用、高谈阔论和脱离实际。只有用“西学”代替“中学”，认真向西方国家学习，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收入《严复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救亡决论
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的一句至理名言。说的是中华风气的弊端，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尽了，以作假开始，以无耻结束。 你多看看中国的社会现状你就知道是不是现实了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严复的政论文章《救亡决论》，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全文“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意思是说，中国的国风的坏处，用八个字可以描述出来，即：以假始起，以耻而终，最后因为无耻而玩不下去了。短短数言，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道义守则、不讲诚信，就会外化为造假、作伪，最终沦为无赖之徒；倘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兴求实之风，没有虔诚的信仰而言行背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严复主办的报纸是《国闻报》。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如《保国会章程》等，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