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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里面揭示了很多中国近代的变迁，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并顺利通过老师的论文检查，一般假期的论文老师不会太难为学生的，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不用太紧张，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题目可以你自己定，正文如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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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系目前共有专兼职教师近70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21人，中级职称18人，博士1人，硕士研究生18人（含在读）,注册监理工程师4人，注册造价师3人，注册一级建造师3人，另外聘专家教授8人。大部分教师具有较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多年来完成了数十项生产科研任务。经济管理系（文理学部）目前共有专职教师50名，兼职教师22名，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20人，中级职称教师12人, 硕士4人，在读硕士7人，专业教师年龄形成梯次，职称结构和专业结构合理，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电力工程系目前共有教职员工39人，其中专职教师22人，专职实验员5人，兼职教师5人，专职辅导员7人。还有外聘教师9人。他们当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人，副教授（含高讲、高工）8人、讲师9人、助讲10人，双师型教师21人，具有硕士学位的6人，在读硕士2人，95%以上的教师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教师队伍年龄梯次分布，专业结构和职称结构合理，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工程实践经验，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承担了多项省水利厅和省教育厅的科研课题，并在各种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水利工程系主要专业教师见下表：（2006年底）姓 名 性 别 学 历 职 称 所学专业 承担主要课程 备 注1 陈绍金 男 博士 教 授 水利工程 水工概论、水 法2 刘治映 男 本科 副教授 水利工程 水力学、施 工3 殷国仕 男 研究生 高 工 水利工程 水电站4 刘亚军男 研究生 副教授 工程地质 土力学5 周召梅 女 研究生 副教授、 高 工 管理工程 工程概预算、成本会计学 注册造价师、一级建造师6 刘贵书 男 研究生 副教授、 高 工 经济管理 水工建筑物、施工7 刘华平男 本 科 副教授、 高 工 水文水资源 工程水文、治河与防洪 注册监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8 廖金标男 研究生 副教授 工程力学 结构力学9 汪文萍 女 研究生 副教授 水工建筑 CAD、建筑结构 考评员10 陈一兵男 本 科 副教授 工程地质 水利工程地质11 张孟希 男 研究生 副教授 农田水利 农田水利学12 姚 珧 女 本 科 副教授 测 量 水利工程测量考评员13 刘 娟 女 研究生 副教授 管理工程 水利工程制图14 周四清 男 本科 副教授 施工、钢筋混凝土15 丁灿辉 男 研究生 副教授 经济管理 材料力学 考评员16 刘咏梅女 研究生 副教授、 高 工 水工建筑 水工建筑物等17 陈建玲 女 研究生 高 工 工程管理 概预算18 刘放明 男 本 科 工程师、讲师 水电站 水电站概论 注册监理工程师19 杨 炯 男 本 科 工程师、讲师 水电站 监理概论、水电站建筑物注册监理、造价师、一级建造师20 周双成男 研究生 工程师、讲师 水利工程 建筑学21 金红丽 女 研究生 工程师、讲师 水工建筑 建筑安装工程定额计算22 林睦标 男 本 科 工程师、讲师 农田水利 水力学23 陈亚平男 研究生 工程师、讲师 施 工 施工组织与进度控制24 刘苍女 本 科 讲 师 地 质 地基基础25 徐猛勇 男 本 科 工程师 工民建 监理概论26 肖飞剑 男 本 科 工程师 建筑工程 概预算27 易建芝 女 本 科 工程师 水文地质 概预算28 李恳亮 男 本 科 工程师 工民建 水电站29 欧亦兰 女 研究生 会计学 会计学原理30 方研 女 研究生 水法 河流动力学31 刘天林男 本 科 工程师 水利工程 建筑结构、测量32 张立锋男 本 科 工程师 水利工程 工程测量、概预算33 黄 芳 男 专 科 工程师 工民建 测量、施工34 陈 萍 女 本 科 助 讲 水利工程 建筑材料、力学35 苏 亮 男 本 科 助 讲 水利工程 合同管理36 吕清华 男 本 科 助 讲 水文水资源 水文学37 夏小伟 男 本 科 助 讲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材料38 郭丽云 男 本 科 助 讲 农业水利工程建筑结构39 蔡桂菊 女 本 科 助 讲 水利水电工程 工程力学40 谢海波 男 本 科 助 讲 水利水电工程 水电站41 殷乐 女 本 科 工程管理 工程经济42 张学伟 男 本 科 水利工程 CAD43 张海旭 女 本 科 水利工程 水力学44 张彦女 本 科 农田水利 工程力学45 李宪男 本 科 水利工程 工程力学46 黄尧男 本 科 水利工程 水工建筑物
余刘洋，余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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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其研究也在不断拓展、深化和创新的过程中更显其丰富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声乐论文，供大家参考。
声乐论文 范文 一：音乐论文发表-平湖派
摘 要：在中国琵琶艺术众多的传统流派之中，平湖派陶染着中国传统音乐的典雅风韵，以较强的艺术生命力世代流传，极具研究价值。但在当下，其传承现状并不乐观，流派概念日渐淡化、承人的稀缺以及传谱的缺失等原因致使其艺术影响力甚微。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试图从平湖派琵琶艺术的历史起源、历代传人、发展过程、演奏风格和美学特点等方面入手，探究其传承现状并分析该流派的发展前景，进一步把握平湖派琵琶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平湖派;琵琶;传承
在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中，弹拨乐器琵琶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因其所代表的 文化 内涵典雅深厚、演奏技法独特多元、艺术作品华美丰富而长久流传于世。自魏、晋时期，琵琶首次传入中国以后，乐器本身所具有的西域色彩与东方文化特点，交融凝结为现今中国民乐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在琵琶艺术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大传统流派的产生与演进可谓是异彩纷呈。
在琵琶艺术众多的传统流派中，平湖派隶属近代琵琶四大流派、江南地区琵琶五大传派之一，与之同具艺术影响力和研究价值的琵琶流派还有无锡派、浦东派、崇明派、汪派、瀛洲派。平湖派琵琶艺术曾在我国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甚至曾一度名扬海外。
但近年来，平湖派琵琶艺术的传承现状并不乐观，流派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影响力日渐削弱，流派的概念也渐趋于淡化，民众普及度较低，甚至在流派的发源地平湖，也是少人问津。琵琶艺术最直观的传播方式即口传心授的教学，教学对象主要针对青少年人群，然而目前各地音乐院校或艺术 教育 机构所开设的琵琶课程，层次高低不等，但大多都以常规性的教学为主，根据难易程度开展教学活动，基本没有以流派为主的教学。在普通民众间，社会新兴文化日趋直上，对 传统文化 的承袭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日趋淡化，平湖派的传播途径又相对较为狭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流派的传承与发展随之遇到了较大的阻碍。从流派本身传承条件来说，传人严重稀缺，传谱在发展过程中也未得到完整的保存，一些传统独特的演奏技巧无成文记录可考，难以承袭。如此历史悠久的民间流派若最终走向陨落，将是艺术领域的一件憾事。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平湖派琵琶艺术的承袭与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将具有百年悠久而深厚积淀的平湖派琵琶文化继承下来，帮助古老的民间传统流派，拂去旧尘，重放光彩。
一、平湖派琵琶的历史脉络
明清时期，由于方兴未艾的戏曲艺术的持续发展，促使多种乐器从伴奏地位不断向独奏艺术演化。而随着市民音乐艺术的崛起，器乐独奏艺术逐渐在城市节日庙会以及各种游乐场所中迅速地兴盛了起来。民间器乐别树一帜，各领域乐者演奏技艺超凡。在此时期内迅速兴盛起来的民间器乐艺术中，琵琶演奏艺术无疑代表了这一时期器乐独奏艺术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了器乐独奏艺术发展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①
在这一时期，琵琶演奏领域虽是名家辈出，琴技绝伦，但是却未曾出现成文的琵琶 曲谱 ，也未曾有古书文籍专门对特定的琵琶演奏风格进行记录与区分，因此在当时未产生清晰的各家流派。清末，琵琶演奏家李芳园(1850—约1901年)，将家中流传的所有琵琶乐曲进行系统地归纳整理，谱写成《南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该曲谱的刊印，也代表着琵琶演奏流派，“平湖派”的诞生。
早在清乾隆年间，浙江平湖李氏家族就是琵琶艺术世家。自李延森起，开启了李氏家族琵琶世代相传的历史。李延森(约1771年生)为平湖琵琶有史可考的最早的起始者，他“举业之暇，性耽音乐，而尤爱琵琶，研究古曲，各极其妙”②。在此之后，李延森又传于其子李煌，李煌实则子承父业，以此而尽孝行，使双亲可听其琴音，取乐于此。在李煌之后，又传于其子李绳墉。后又传于其子李南棠，据《南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记载，李南棠素嗜琵琶， 同时也非常地擅长琵琶演奏。但囿于当时的文化环境，旧俗所限下，李氏前三代都仅限于家中承袭，不可外传。因此，李氏琵琶也并未扬名于社会。直到传至李南棠后，才开拓了崭新的、更为广阔的承袭局面。到了李南棠的青壮年时期(1850—1876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疆土。以经商为业的李氏，经常来往平湖、上海之间。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明。愿交乐友，广师求益。1850年，李南棠与张子房、俞芝山“携谱奉访，杯酒论交”，1856年与故友郁谷园、姚飞泉、姚松斋等进行切磋。“先世遗谱相与参考，按节挥弦各有心得”。1876年，与陈子敬、周厚卿、黄梅汀、周蓉江等“见访”。③而陈子敬即当时极有名望的一位琵琶名家，颇受清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赏识，还曾受其“天下第一琵琶”的封号。在与众多琵琶演奏名家切磋琢磨的过程中，李氏琵琶开始摆脱原本封闭的、家族内部承袭的局面，同时，李南棠在此交流借鉴之中，也吸收了许多新的元素，更加丰富了家传演奏技法。
在李南棠之后，又传于其子李芳园(1850—约1901年)。李芳园出生于如此几代相传的琵琶艺术世家，从小积久陶养，兴致浓厚且天赋过人。他在对于李氏琵琶的承袭有着极大的贡献。他不仅自身琴技过人，而且善于博采众长，对民间各家琵琶演奏流派都有吸收借鉴，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李氏琵琶的演奏风格与曲目。对于社会文化领域风气不佳的时局，李芳园欲为琵琶艺术的发展寻求新的方向，故而整理归纳了家中流传的曲谱，并融合民间各派的演奏特点，同时吸收了一些优秀的民歌作品，将其系统地谱写，最终编撰成《南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
该曲谱的刊印，也代表着中国近代琵琶四大流派，“平湖派”的正式诞生。
二、平湖派琵琶的主要传人
(一)第六代传人朱英
朱英(1889—1954年)字荇青，号杏卿，浙江省平湖市当湖镇(今当湖街道)人，据相关研究者考证，在五十年代，他曾居住于原城关镇骑塘浜十号。朱英是平湖派琵琶艺术继李芳园之后的第六代传人。朱英儿时师从平湖派琵琶第五代传人李芳园。在李芳园私塾学习期间，最初是李芳园的学生吴柏君为其授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李芳园本人才开始为其授课，在此期间，朱英勤学苦练，深得李氏琵琶的精髓。1927年，朱英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举荐，到成立不久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任职。受时局所迫，1948年，爱国的朱英不愿为日本人演奏琵琶，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在平湖县(今平湖市)初级中学教授语文。朱英在其工作期间，仍坚持学习琵琶以及专业音乐理论知识，这也为原本狭窄的民间流派创造了更多对外发展的空间与可能性。
朱英先生对平湖派琵琶的演奏技巧和教学都具有自身独到的一面，他为继承和发展平湖派琵琶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创立的许多琵琶演奏技巧至今仍为琵琶演奏家所使用。朱英首次将平湖派琵琶艺术引入高等学府的课堂，1927年，他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琵琶。第一，在这期间，朱英第一次把流传在民间的平湖派琵琶艺术引入到高等学府，在任教的十七年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平湖派琵琶继承人：谭筱麟、丁善德、蒋凤之、樊伯炎、陈恭则、杨少彝、江容琛、程午嘉等。第二，朱英提倡“文武合套”的演奏理念，他在平湖派琵琶的演奏风格中提倡“文武合一”，打破了文曲、武曲的界限;第三，创新琵琶演奏技法，首创左手五指并用;第四，他继承和发展了记谱特色，在原本的李氏工尺谱中，用短线标注节奏，并标出详细的演奏标记;第五，创作了一批平湖派琵琶的演奏作品，《五卅惨案》、《难忘曲》、《秋宫怨》、《长恨曲》、《枫桥夜泊》、《海上之夜》等数首作品。④
(二)第七代传人杨少彝
朱英的学生杨少彝(1913—1974年)，我国著名的平湖派琵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1931年开始师从朱英，学平湖派琵琶，琴技绝伦，深得老师朱英的认可，为平湖派琵琶的第七代传人。在1958年以“民间艺术家”的身份被西安音乐学院引进。
他在西安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任鸿翔、何明威、王天建等一大批优秀的琵琶演奏家。在杨少彝毕生的教学过程中，他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为传统艺术开拓发展的新局面，为古老流派的传承做出了许多努力。后为时局所害，蒙难弃世。
(三)第八代传人杨毓荪
杨少彝之子杨毓荪(1950- )，自幼师从其父，学平湖派琵琶。在父亲早逝后，更加坚定了承袭父亲夙愿的决心。此后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浦东派琵琶演奏家林石城。杨毓荪不仅精于琴艺，还坚持致力于提高平湖派琵琶艺术地位的工作，整理并出版其父杨少彝生前所留曲谱，为平湖派琵琶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依据。在移民后，他也未曾停止对平湖派琵琶艺术的传播工作。
三、平湖派琵琶代表传谱
《南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的刊印标志着琵琶演奏流派“平湖派”的诞生，该曲谱融合了平湖派的主要代表作品、演奏技法、演奏符号等，是流派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平湖派琵琶保存相对完整的传谱，由清代平湖派琵琶艺术的创始人李芳园整理编辑家传琵琶乐曲编撰而成。“窈念家君究心于此四十余年，方参透其中三味，尝因时尚艳曲淫声，风气愈趋愈下，欲著斯谱，为指南要法。自慨有志未遂，棻承先业，惟湮没是虞。于是发奋朝夕，汇集古曲十三套，按节寻声，一一参考默识”
(一)代表曲目《阳春古曲》
全曲共计十个段落，根据《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所记，十个部分分别为“春景阳和”、“锦园小憩”、“遍地花开”、“独占鳌头”、“风摆荷花”、“玉版参禅”、“道院琴声”、“一轮明月”、“东皋鸣鹤”、“铁策版声”。
(二)代表曲目《淮阴平楚》
该作品是平湖派典型武曲套曲的类型，全曲风格雄壮伟岸，大气磅礴，演奏者须表现出战争史诗般地宏伟场景。在演奏中，多使用满轮、绞弦、扫弦、轮拂、并弦、拍等技巧。⑤
(三)代表曲目《平沙落雁》
该曲由“雁阵横空”、“霜天雁叫”、“平沙扑翅”、“高翔千仞”、“衡阳万里”、“逐队分飞”、“一行归影”七部分组成。为表现文曲悠远淡泊的艺术意境，演奏中应注意运用弹挑、滚奏、双弹、轮指、扫弦以及推、拉、吟、揉的技法。
四、平湖派琵琶的演奏风格
平湖派琵琶的演奏极富地方特色，也正是因为它独具匠心、丰富多元的演奏技法，才使得它清晰地有别于其他民间流派，以较高的艺术影响力长久流传于世间。本文在此，将进行简短论述。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的手法、指法备载仿刻华君秋苹谱，惟有新增手法每曲详注逐段工尺旁。其中，右手的轮指技法是平湖派琵琶演奏特点的主要体现。轮指，是指琵琶或吉他的一种典型演奏指法。在琵琶演奏中，几乎所有的乐曲都要使用该演奏指法，由轮指汇成的指法特别繁多，例如带轮、扫轮、满轮等等，在此不一一详述。
轮指主要分为上出轮和下出轮两类。上出轮即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顺时针依次弹下，后接拇指挑上;下出轮即是无名指、中指、食指顺次弹下，后接拇指挑上。在平湖派琵琶的演奏中，多用下出轮手法，偶尔根据乐曲需要兼用上出轮手法。如代表作品《满将军令》的弹奏技法为先以食、中、名、禁四指，此第弹下，然后大指挑上，其声缓且长而易圆，须要连而勿断，断不可用上出轮。⑥平湖独创的演奏技法有“蝴蝶双飞”、“抹复扫”、“七操”、“马蹄轮”、“挂线轮”，上述技法演奏难度颇大，掌握者甚少。
平湖派琵琶艺术最初起源时，属于文人音乐，供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自娱自乐。“古之学问为己，今之学问为人”，也许当今社会人们习音律，一般是为学习掌握一种演奏的技巧，但对于先者来说，怡养性情、修身静心。由此可见，平湖派琵琶艺术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是极为深厚的，耐人寻味的。自古文曲宜静，以平湖派代表曲目《青莲乐府》为例，此曲由“举杯邀月”、“雨打芭蕉”、“风入松”、“石上流泉”四段联缀而成，犹如以泼墨画式的笔触，描绘出古代文人墨客“起舞弄清影”一般的古朴典雅之景，给人以空灵舒畅、意境深远之感。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多倡导悠然心会，超乎功利，象征着高洁、寂寥、含蓄、典雅的君子品质。曲中始终激荡着一种至高的审美情趣，让听者在袅袅琴音中，洞悉艺术的真谛所在。
声乐论文范文二：校园音乐剧;创新实践
摘 要：社会在不断发展变迁，人们对高雅艺术展开追求同时，还希望艺术可以是通俗易懂的，音乐剧中流行音乐元素大胆实践创新，也恰好满足大众这种审美情趣，也使得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作品横空出世。作为音乐剧中一类独特创作特征的流行音乐元素，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学习与研究，本文对校园音乐剧中流行音乐元素该特殊创作特征加以深入分析，希望为促进校园音乐剧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关键词：流行音乐元素;校园音乐剧;创新实践
音乐剧对流行音乐元素作用是深远的，本文主要围绕校园音乐剧和流行音乐元素关系展开，而流行音乐是当前覆盖面最广，比较流行歌曲表达形式，容易获得大众接受通俗演唱 方法 ，同音乐剧两者有机融合，促使音乐剧与流行音乐两者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特别当今科技突飞猛进发展，新兴事物逐渐涌现出来新时期，人类各方面均已取得质的飞跃，时代发展同大家坚持不懈努力存在密切关系，科技发展与艺术创新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也更带有新时代的气息。
一、校园音乐剧概述
校园音乐剧为一类小型音乐剧，音乐剧是一种有机融合了歌唱、舞蹈和戏剧表演的综合性表演。历经一个世纪发展阶段，音乐剧在发达国家备受追捧，让人感到满意却又不置可否缔造艺术和商业间统筹兼顾的双重利益，但是在我国存在的历史并不是很久。顾名思义，音乐剧表演应该具有的特征是戏剧性、整合性、风格化差异化和三项全能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音乐剧从诸多表演艺术门类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舞台剧美学综合性的最高标准。相对来讲，音乐剧这一名词还比较新鲜时髦。最近几年，伴随音乐剧持续升温，国内音乐剧相关文字，乐谱还有音像材料等量日益增加，而且我国诸多校园也开始让师生尝试音乐剧编排与创作。音乐剧一大特征便是通俗性，这也是它同歌剧间最大差异①。绝大部分歌剧对于受众审美水平有极高要求，但音乐剧则恰好相反，其大众性特征异常鲜明，掌握起来也更为容易，从多角度考虑，音乐剧较歌剧都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学生学习热情也会更高。另外，艺术与娱乐两点音乐剧中均具备，所以对学生课余生活也起到很好丰富作用。特别是当今，综合素质教育在我国大行其道，众多中小学也陆续开展艺术综合教学，音乐剧这一良好载体备受瞩目，对音乐剧中流行音乐元素这一独特创作特征加以研究，对我国全面开展综合素质教育意义重大。
二、流行音乐元素在校园音乐剧中的创新与实践
首先，震撼人心视听效果。很多音乐剧成功之处便在于在音乐剧作品中不单融入法国大型歌剧，浪漫主义还有英国民谣等古典音乐元素，还融入大量流行音乐元素，这些音乐节奏平稳、旋律简单。配合旋律特征方面，作曲家偏向流行歌曲创作风格特点，促使受众可以单纯由音乐当中体会音乐真谛;配器特征方面，把流行爵士音乐、电声等元素融入管弦乐中，制作出使人眼前一亮音色效果。各类形式流行元素有机融合，创作出无与伦比动人曲调，让观众享受一场别开生面视听大餐②。其次，寓教于乐大众情趣。将流行音乐元素融于音乐剧中，对所有学生受众都具有不可替代重要作用。音乐剧中侧重流行风格作品，因其优美动人，朗朗入口特征变成学生生活娱乐重要组成，也成为其情感寄托与生活写照，让广大师生学习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调味剂。该类音乐对压力较大及学业繁重学生来讲，也不失为一类娱乐消遣好办法;音乐剧中各类西洋乐器伴奏，促使音乐渲染力加强，对学生陶冶情操及拓宽视野非常有利;另外音乐剧中多一些比较夸张的呐喊、尖叫等声音异化处理，充分调动其学生们的好奇心，让他们由精神与心理双方面得到刺激快感。再次，雅俗共赏审美品质。校园音乐剧会沿用很多古典歌剧段落，采取宣叙调、咏叹调或古典音乐背景，也说明其在追求通俗性和娱乐性同时，仍然要维系其自身高洁品质。优秀音乐剧作品需要充分打破雅俗对立状态，拉近雅俗间距离，达到雅俗共赏交融情境③。相比 其它 古典音乐剧来讲，校园音乐剧桥段融入更多流行音乐元素，这不仅是为了让学生感到更亲切，更容易接受，另外学生审美水平与音乐素养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或在音乐剧享受过程中不断得到培养。
三、 结语
假使说八二年由中央歌剧院《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视作富有我国特色音乐剧，定义成我国当代自创音乐剧，则中国音乐剧也不过短短二十来年时间。但通过国人不断摸索，我国文艺与教育工作者的持之以恒，近年来我国自创剧目越发增多， 经验 积累也越发丰富。无论歌剧话剧，舞蹈影视，亦或是戏曲艺术，都有对音乐剧的不断考量，音乐剧越发让人欲罢不能，尤其年轻受众，尤其是近些年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校园音乐剧，更是让青少年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不断成长，让流行音乐元素融入于校园音乐剧当中，并不断加以创新与实践，这势必会让我国校园音乐剧未来呈现出一幅更加美好的画卷。
学校毕业要求发的话，一般学校里面都有组织发表论文的，你可以问问师哥师姐，不过我建议你自己可以组织发表，这样你可以赚一点零花钱，我当时毕业 就组织我们系一起发，嘿嘿。我当时是在壹品优刊网发的，第一次发我自己的论文，成功后学校好多都是找我发了，然后赚了一点生活费，到时候你看呗 ，价格你们自己商量。主要别帮人家发了假刊了，就不好了，所以别太贪图小便宜
(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现在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
(三)论文——引言 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 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 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五)论文——实验结果 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
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六)论文——讨论 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 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 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八)论文——参考义献 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
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 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
(九)论文——致谢 论文的指导者、技术协助者、提供特殊试剂或器材者、经费资助者和提出过重要建议者都属于致谢对象。论文致谢应该是真诚的、实在的，不要庸俗化。不要泛泛地致谢、不要只谢教授不谢旁人。写论文致谢前应征得被致谢者的同意，不能拉大旗作虎皮。
(十)论文——摘要或提要：以200字左右简要地概括论文全文。常放篇首。论文摘要需精心撰写，有吸引力。要让读者看了论文摘要就像看到了论文的缩影，或者看了论文摘要就想继续看论文的有关部分。此外，还应给出几个关键词，关键词应写出真正关键的学术词汇，不要硬凑一般性用词。
业余本科论文好写。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业余本科论文好写，业余本科毕业论文是每一个考生应该做的一项学习任务，要认真对待，才有机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论文发表的方法是：选定想要发表的论文期刊，找到该期刊的投稿方式并投稿，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在审稿通过以后即可将论文发表在期刊上。
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扩展资料：
发表论文的作用：
1、评职称；研究生毕业需要；教师 、医护人员 、科研院所的人员、企业员工等晋升高一级的职称时，发表期刊论文是作为一项必须的参考指标。
2、申报基金、课题 ：教育、科技、卫生系统 每年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它各种基金项目、各种研究课题时，发表论文是作为基金或课题完成的一种研究成果的结论性展示。
3、世界性基础领域的研究，比如在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等领域开展的基础性研究，公开发表论文 是对最新科技 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一种展示和报道。以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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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表sci，版权协议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用过的数据，图表，版权都已经交给出版方了这个时候你用相同的数据去写新的论文，必然算学术不端。不过你可以引用之前的论文数据，把新的作为主体，原来的数据作为辅助去分析，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没看到你的论文，具体情况也不好说，一般来说处理好是可以的，但是直接复制图很危险，容易出事。
不全是这样的！！同等学力有何报考要求在国家基本规定(毕业两年以上)的基础上，各招生单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同等学力考生做出自己的规定。比如要求本科段课程成绩、英语水平、发表论文或有科研成果等等。综合各招生单位对同等学力考生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本科段课程。各招生单位对同等学力考生的要求，大都主要体现在对本科段课程学习程度的要求上。在具体要求上，有的学校要求考生必须通过5门以上本科段核心课程成绩，有的要求8门以上，有的要求10门以上，还有的要求必须在本专业专升本并通过本科段的所有核心课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招生单位将考生通过本科段课程的要求视为考生是否达到同等学力的重要条件。所以，并不是只要专业毕业两年就可以报考了，考生应详细了解招生单位的具体要求并提早做好准备。在报名前应到本科段就读学校开具由教务部门出具的成绩证明单。自考生到自考办开具证明。 2、英语达到本科毕业水平。很多同等学力考生认为，考研需要过英语四级。其实，英语水平的要求招生单位各不相同，只有少数学校对同等学力考生的英语水平做出特别规定，考研并非一定要过四级。何况从2006年开始不允许社会考生报考四六级了，届时招生单位也会对此做出适当调整和灵活处理。其实，随着研究生招生政策的日趋灵活，招生单位把自主权放到各有关院系。比如对英语水平有的高校只是在原则上规定“英语达到本科毕业水平”，至于具体作何要求，则由各院系掌握。 3、要求发表论文或有科研成果。很多同等学力考生表示这很不现实。其实，各招生单位对此也了解，只是对同等学力考生作出更高要求而已。在招生录取上会有灵活或变通的形式来处理，比如只要考生出示论文，并不一定要发表。考生在复试时只要能够提供足以证明自己水平的材料，比如论文、科研发明等材料即可。也有少数学校虽然要求招生简章中做此要求，实际上并不需要论文。当然，考生还是尽量能够达到招生单位的要求，以提高自己复试成功的几率。 4、复试时要加试两门专业课。加试是对同等学力考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要求，其目的在于以直接的形式检测考生的实际水平。加试要求考生必须达到及格水平。对于专业课加试的情况，考生应该在初试完毕接到复试通知后，尽早了解报考专业的要求，提早做好准备。
你这种情况在国内发表基本没有问题 不会被认为是学术不端但是如果这两篇文章可以合成1篇来写 而你又拆成2篇 顶多会被大家认为你是为了高产而拆文章这样的情况在国外基本不会出现 国外不求文章多 基本上能合成1篇尽量写在1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