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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是美国一项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并运行20余年，为美国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帮助。该制度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强调救助的“临时性”“工作优先”以及项目间合作，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提供主体的多元化等。
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始建于1930年代。在这以前，美国政府所担负的救贫责任极少，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多数的贫困者、不幸家庭与孤儿仍要依靠民间的慈善组织和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救助（李宗派，2002）。直到1930年代和1960年代，经由“新政”（new deal）和“与贫穷作战”（war of poverty），救贫措施出现了扩张，并促使政府在救贫工作中承担责任。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1929年美国出现了经济恐慌与萧条引发的危机贫穷问题（crisis poverty），为了应对这一经济社会变迁，政府陆续采取了多项措施。1933年罗斯福总统提出 “新政”方案，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35年国会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救助方案，它将妇女、儿童、老年退休、残疾与失业补偿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形成不同类别的救助体系。公共救助方案在政策设计内涵上强调对“值得救助贫民”（deserving poor）的扶助，救助条件苛刻并呈现出明显的惩罚原则；从政策实施主体上将救助责任和权力推给了州政府；从政策的后果看则带给了穷人显著的社会烙印。1960年代，伴随经济的成长、国力的雄厚以及民权运动的诉求，美国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全面扩张。与30年代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贫穷问题不同，60年代则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业化经济所导致的更具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结构性贫穷（structural poverty），因此，解决的对策也更加全面而激进。1964年尼克松总统倡导的“与贫穷作战”提出的措施有：一是强调“平等”的民权法案，希望消除人为的不平等与歧视；二是强调“减税”的减税法案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购买力；三是强调“就业”的经济机会法案来激发潜力，开创就业机会，使每个人（尤其是穷人）能够有充分可行的社会参与，消除贫穷从而缔造一个“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虽然“与贫穷作战”方案是针对少数人群所设计的，但其蕴含着更深远的的社会性目标，即试图通过排除社会与环境的障碍，不仅使穷人获得救助，更重要的是消灭贫穷，并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Glazer，1986）。（二）美国的公共救助体系美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老年人扶助，盲人扶助、残障扶助、失依儿童家庭补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简称AFDC）。这些政策都需要通过资产调查，内容包括：一是直接的金钱提供，以提高贫困者的购买力；二是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宅与医疗照顾；三是重点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四是与创造就业机会相关的方案（林万亿，1994）。1974年社会安全修正案对公共扶助做了较大的改变，主要是将分类补充的公共救助整合为补充安全所得（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并将之纳入联邦政府主管，公共救助体系包括了以下几项：1、补充安全所得（SSI）。包括原有的几个分类补助对象――老人、盲人与残疾人的现金给付。虽然，联邦政府补助款项大于各州，但是，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权力决定补助金额，因此各州的补助款项差异悬殊，且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于不同的对象的补助也不一样。2、失依儿童的家庭补助（AFDC）。1935年联邦政府开始担负起照顾依赖家庭的救助工作，由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将依赖儿童的救助工作（The 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简称ADC）纳入社会安全法案里。ADC在1961年与1962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改变，而这两次改变都与家庭有关：一是1961年将ADC与失业父母结合，使得失业父母能够因为家庭有依赖儿童而接受救助；二是1962年将ADC改称AFDC，主要强调救助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儿童为单位。同时AFDC不仅含有现金补助，同时还包含了医疗补助（Medicaid）、住宅补助及食物券（Food Stamp）等。3、医疗补助（Medicaid）。美国在1965年开始这个方案，其主要为公共救助的对象，如SSI和ADFC的受益者提高医疗照顾。来自联邦政府的补助经费占到50%～80%，规定了服务的范围和资格要求。州政府可以有自己的补助标准和资格限定。4、一般的社会救助（General Assistance）这个方案的对象是那些不符合联邦补助方案的贫困者，由各州另行提供一般救助以维持贫困者的生活。有些州是直接提供现金支持，有些则包括医疗给付、住院、丧葬以及其他物质协助。这个方案也是各州社会福利方案的重点项目。5、食物补助方案。食物补助方案包括以下两种：一是食物券，是由美国农业部提供农产品来补足低收入者的营养和食物要求。贫困者凭券可以购买食品，或免费得到食品，其用意在于增加穷人购买食品的能力。二是妇女、婴儿与儿童的补充食物计划，这是一个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孕妇以及育婴期的妇女而设计，目的在于补充妇女、儿童与婴儿的营养所需，通常是用折价券（voucher）提供免费食品，如牛奶、果汁、乳酪、豆类、谷类等营养必需品。此外，营养午餐也是一种常见的食物补充计划，是特别为学校和机构内的儿童所设计。6、住宅补助。住宅补助包括公共住宅和房租补贴两种。公共住宅是为贫困者提供的免费住宅，或低房租的住宅。房租补贴是指根据1974年通过的“住宅与社区发展法”的规定，间接支付贫困者的房租，贫困者的收入低于该地区平均收入的80％，或低于贫困线的两倍都可以获得房租的补助。这个救助项目需要的资金量较大，是联邦政府的一个较大的财政负担。（三）1930年代、60年代美国社会救助政策面临的问题美国193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一是对贫穷的认识问题。“新政”与“与贫穷作战”基本是将贫穷看出是一种非常态性的（unnatural）与非必要性的（unnecessary）现象，同时还认为贫困者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刺激不够以及缺乏充分的工作准备，所以美国政府以“劳动原则”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原则，深信通过各种公共救助方案，能够解决贫穷问题，这种以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利益兴趣作为参考的思考模式，自然使济贫方案的成效大打折扣。二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问题。社会救助制度的出现更多是源于经济发展而诱发的社会变迁及其社会不稳定，包括种族歧视、黑人暴动、公民权运动等，因此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地凸显了其社会控制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处理黑人贫穷问题方面。三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社会性后果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救助政策本身的后果，如新贫穷文化，福利给付不公平、福利科层过于庞大以及轻视低度就业的贫穷现象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问题的规模过大。面对如此庞大的贫穷群体（包括不具有资格接受社会救助的有工作的贫民），其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还有社会性剥夺问题――如犯罪、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破碎家庭、非婚生子女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也使美国政府在处理贫穷这个社会难题时，又造成了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王顺民，1999）。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工作福利”理念的倡导。美国在“新政”时期已开始将贫民的救助加入“工作”的概念，罗斯福总统也希望通过工作方案来救助贫困的家庭。最早试图鼓励领取救济金者工作的是1967年的“工作促进方案”（Work Incentive Program, 简称WIN）。它要求所有领取福利的成年人到WIN去注册，除非家中有6岁以下儿童的妇女、残疾人或是病人。但由于经费不足，领取救济金的人很少参与这个方案。到了1980年代，美国修订了WIN的相关法令，使州政府在安排福利就业方案具有了较多弹性。“为福利工作方案”（work-for-welfare program）是美国的另一种尝试，其原则就是：以工作换取福利。美国学者曾对上述两种方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方案的影响是中等的，没能帮助人们进入一般性就业（非补贴的工作），许多参与者仍需要福利给付作为收入的补充。如果将工作的价值排除，方案的运作成本比直接给付福利支票成本还高。换言之，如果从经济的观点看，这些方案并不值得实施（Gueron, 1996）。可见这些与工作相关的方案似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到了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家庭支持法案”（Family Support Act），这个法案被看作是对福利法案的彻底改革，它通过签定社会契约使福利机构与福利领取者建立起共同责任。在家庭支持法案下，领取福利者有义务努力尝试经济自立，而政府有责任继续提供收入支持给付给符合资格的家庭，并通过“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训练方案” （Opportunity and Basic Skills Training Programs，JOBS），提供教育、训练和就业服务给福利领取者。此外，政府还要提供儿童照顾和其他支持性的服务，来支持准备和已经去工作的人。美国多项研究曾评估这个方案，研究发现这种劳动力附加策略确实提升了就业率和增加了收入，并减少了使用AFDC的人，但是其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仍有57％的人留住救助体系中。而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源投资策略，节约了少许ADFC经费支出，但两年后的追踪研究中，却没有发现贫困者收入与就业的增加。美国学者认为“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训练方案”的立法设计是完善的，但是需要州政府努力发展和扩大教育、训练和就业服务，并容许州政府维持其弹性与特殊性，设计出适合州及当地需求的方案。事实上，实施这个方案的最大障碍是相关的服务，尤其是儿童照顾和其他支持性服务的经费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显不足。总之，美国在新政时期已开始将贫民的救助加入“工作”的概念，政府也一直努力改善穷人的就业状况，但却收效不大，从1965年到1974年十年间，领取ADFC的人数从440万增加至1140万，增长了倍。为此卡特和里根总统任期内都试图缩减社会福利预算来达到消除财政赤字预算的目的。美国民主党向来是采取较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到了克林顿总统，却也痛下决心要改革当时的社会救助政策。（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强制工作与扩大州权1996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商法案”（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使其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一个根本和彻底的改革，废除了自1935年起施行长达61年的，被视为“福利”的同义词AFDC。这项注重“工作”价值，标榜“自立”（self-sufficiency）精神的法案，除了新增“需要家庭的暂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以下简称TANF）以外，还修订了“补充性安全所得”、“儿童资助”、“医疗救助”、“儿童保护”、“儿童营养计划”、“食物券”、“社会服务综合补助款”等在内的多项福利措施。增设TANF的背景因素主要由两个：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在减慢，而社会福利支出却快速增加，福利人口急剧成长，造成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二是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低下阶层”(underclass) 的不负责任。在这个阶层里，男性则抛妻弃子，流浪街头，不肯负起养家责任，甚至从事地下经济，街头犯罪，女性中成年人和少女未婚生子成为单亲母亲，由于教育中断而缺乏适当技能，只能依靠政府救助，形成“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王笃强，2002）。TANF的政策目标也有两个：一是倡导让儿童在自己的家中接受照顾的精神；二是减少福利依赖。TANF承接过去三十年强调“工作”的救助传统，对于救济金领取者和州政府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1、对于领取救济金者而言――强制工作。TANF对于领取救济金者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观察：一是工作：在TANF方案里，领取福利两年或准备好了就要工作，而“工作”的定义由各州制定。二是减少和终止福利：如果救济金领取者不配合“工作”要求，州政府可以减少或是终止福利。据统计有17个州初步决定终止现金福利以作为对领取救济金者不配和TANF规定的处分。三是很少有人能不工作：被免除参与工作的人只有那些需要照顾一岁以下儿童的单亲母亲、未成年父母为户主的人，但他们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和参加与就业有关的教育作为替代。四是工作时间要求提高：除了有6岁以下子女的母亲，成人领取福利者需要工作的时间大幅提高，在1997年全家仅需要每周工作20小时，到了2000年则需要每周工作30小时，双亲家庭则需要每周工作35小时。五是儿童照顾不被保证：在TANF方案中，州政府认为即使无法找到儿童照顾者或付不起照顾费用，单亲母亲仍需要工作，这使得有些母亲可能因此陷入配合州政府要求与为子女提供充足照顾时间的两难之中。2、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而言――扩大州权。（1）在经费支持方面，TANF的资金来源ADFC时代不同，以往是州政府每支出1元钱，联邦政府支出的配合款大约为4元钱，而且配合款会充分考虑各州的经济状况而定。但在TANF方案中，联邦政府则以包裹方式补助，州政府如果要多支出则需要自己想办法。同时联邦政府的包裹经费有三项条件：一是TANF的经费不能用来提供给领取五年福利的家庭，也就是说，TANF经费最多只能提供每一个家庭五年的福利给付；二是州政府需要有其自己的经费支出，即在接受联邦政府TANF的拨款时，州政府本身也应有相应的预算；三是州政府有责任协助领取TANF福利的人遵守参加工作的规定。（2）在工作参与率提升上：除了参与工作的小时数增加外，TANF要求的参与率是：1997年为25％，每年增加5％，到2002年达50％，弱势双亲家庭1997年与1998年为75％，1999年需达到90％。（3）提高参与工作活动的比率：要求领取福利的成年人领取福利两年后参与工作，根据国会预算室的估计，到2002年，约有70％的领取福利者领了两年和更久的救济金，他们应参与工作活动。州政府如果未能达到参与率的要求，将面临第一年减少5％的包裹补助款，此后每年加2％，累积被减款数可达21％。（4）州政府需设计更多的福利就业方案。TANF限制了许多教育方案，因为这些方案被认为是福利就业方案。能被TANF所接受的工作方案包括：未补贴的就业、补贴的私人或公共就业、社区服务、在职训练、求职与求职准备方案等。（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中TANF方案的讨论与评价1、关于劳动力策略问题：TANF在福利就业方面更注重劳动力附加策略，而不太运用人力资源投资策略。TANF显然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表明高中毕业和任何高中以后的教育，甚至只读一年的学院都会增加离开福利的可能，与降低重返福利体系的可能，同时也显著减少贫穷。2、关于方案的成效问题。TANF方案本身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参与者工作后的成效问题。领取福利者参加工作后能真正获得非补贴的就业机会吗？虽然联邦政府有很多经费用于TANF，但却对方案成果没有任何要求和规定。州政府倒是有兴趣测量成果，也会持续发展测量成果的方法。但是要想确保联邦政府的责信，和获得全国性TANF在促进就业和经济自主上成效，需要联邦政府的目标和成效。3、关于妇女与儿童的救助问题。根据美国政府统计部门的研究，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在远离贫穷方面遭遇的障碍是：一是即使全职工作，但因为薪水低，没有福利，常被遣散或因其他原因而中断工作；二是高儿童照顾成本等因素使女性单亲常处在接近贫困线或低于贫穷水准。儿童照顾的费用就花掉她们21％～25％的收入。美国近几年也有两项立法措施对低收入家庭可能有些帮助：其一是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其二是在所得税法上的改革，既“收入减税额”（Earned Income Credit, EIC）大幅度提高。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低收入家庭设计的，即通过联邦系统扩大退税的范围，包括抵消社会安全税以补偿低工资。此外还有食物券、儿童免税额、儿童医疗照顾包裹补助等方案帮助没有保险的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三、结语本文从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出发，重点评述了其政策制定与改革的背景和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其社会救助政策改革的动机在于美国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政策，没有工作要求，只重权力，忽略了权力背后的义务，造成了福利依赖，需要改变为强调工作价值的“工作福利”，来协助穷人脱贫。同样也是以协助穷人脱贫为目标的另一派学者也主张以“财产”（assets）积累为基础的福利模式来代替“收入”（income）维持为基础的福利模式。“财产累积”政策批评以往的救助政策只注重所得，消费面，却没有重视通过财产积累，脱离贫穷，指出低收入者不但收入相对低，而且其家庭积累财产的能力与总值也相对较低，导致了低收入户的贫穷状况愈发严重（Sherrade，1991）。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方案的设计如何，都不能忽略社会救助的最低目的是协助个人与家庭能够脱贫，对于完全无工作能力的个人和家庭，如老弱残疾者，以收入为基础的政策，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有工作能力的贫穷个人与家庭，在提供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模式外，能附以财产累积的福利模式或许能够积极协助个人和家庭脱离贫穷。
美国素有“儿童天堂”之称。在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观念里，儿童不仅是值得同情的无辜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相信儿童是未来的希望，管好他们是管好社会的关键所在。就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年轻一代的命运决定了美国的命运”。[1] 当今美国儿童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福利项目设置和福利支付形式多种多样，充分考虑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需求。但是，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一、制度演进以1909年罗斯福总统召开白宫儿童会议为界，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称之为前制度化阶段，后一阶段可称之为制度化阶段。在前一阶段，儿童福利并未采取立法形式，缺乏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对儿童福利也没有上升到政府责任的层面上。儿童福利的主要实施主体是宗教慈善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后一阶段，美国放弃了“不干涉”原则，政府开始承担起儿童救济和儿童福利的主要责任，并制定一系列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和福利政策，逐渐确立了稳定的制度安排。在殖民时代，由于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美国人非常重视互助，失去亲人的孤儿往往会得到邻里和社区居民的照顾。当时社会流动不大，人们彼此间非常熟悉，儿童托育、收养等问题通过邻里就能解决。此外，寡妇和孤儿通常都可以得到镇理事会和其他社团组织的现金补贴。[2] 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即使有孤儿，也不需要孤儿院。宗教组织在早期的儿童救助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最早到达美洲新英格兰海岸落户的清教徒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朝圣者。托克维尔认为，“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决非为了改善境遇或发财；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3] 当时新教教义所倡导的拯救精神和劳动自赎精神对于儿童福利有重要影响。较之其他贫困者，孤儿显然不应该为其苦难负责，因此孤儿问题得到格外关注。19世纪30年代，仅纽约州，新教徒就在首府奥尔巴尼市、尤蒂卡、纽约、布鲁克林、托洛伊、布法罗、罗彻斯特和许多其他城市开办了孤儿收容所和相关协会。[4] 此外，犹太教、基督教等其他教派也在儿童救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业革命以后，美国大城市里的孤儿或弃儿越来越多，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有的儿童福利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大多数的儿童福利院规模过于庞大，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要求儿童接受相同的教育方法，使儿童的个性受到压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儿童福利院成为老板们赚钱的工具。[5]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对儿童福利院感到失望，他们相信让儿童回归家庭、回归农村是更好的选择。查尔斯·布鲁斯找到了将城市融入农村，让孤儿得到家庭关爱的办法。1853年他发起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接受“家庭关爱”计划的儿童福利机构——纽约儿童救助协会。协会在纽约市区中寻找孤儿、弃儿，他们把这些儿童集体送到西部和南部等需要劳动力的农村地区去。布鲁斯相信，在农村家庭，孩子们能够得到最大的自由，并且能够展示他们的能力。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从1854年到1930年间，这种方式把大约150000名儿童从纽约安置到中西部家庭中。[6]20世纪以来，特别是“经济大萧条”以后，美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从前人们认为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应该主要依靠民间组织的想法被放弃，美国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其国民福利的责任。在儿童福利方面，政府通过不断的立法确立了一系列福利方案，一套完整的儿童福利体制逐渐建立。台湾学者郭静晃认为，1909年以来，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启蒙期、创建期、大社会期、合伙期、新联邦期及调整期，有关各个时期的大约年代及相关立法条件见下表：美国儿童福利政策转型阶段及立法条例阶段 年代 立法条例及依据启蒙期 1909 1.白宫儿童会议1912 2.联邦儿童局成立1920 3.儿童福利联盟建立创建期 1935 1.社会安全法通过实施2.联邦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实施社会福利一元化具体措施大社会期 1964 1.民权法案1964 2.经济机会法案1965 3.贫民健康保险合伙期 1973 1.儿童虐待预防法案1975 2.社会安全法案20条款新联邦期 1980 收养辅助与儿童福利改革法案调整期 1995 与美国订约从上表大体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美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取向。20年代是儿童福利制度的创建时期，30年代反映了社会经济大萧条，强调社会安全，60年代重视工作取向，70年代重视儿童虐待等社会现象，80年代儿童福利改革强调家庭取向，90年代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特别重视儿童照顾及发展等预防性儿童福利。[7]二、福利项目分析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项目设计具有明显的残补取向。 根据美国儿童福利联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的说法，“儿童福利是针对那些父母无能力照顾、社区资源不足的儿童青少年，提供促进其家庭和社区养育、保护儿童能力的服务。因此，儿童福利服务是支持、补充或替代父母功能不足、有缺陷或停顿的情况，以及修正现有社会机构，或创立新机构来改善儿童及其家庭的状况。”[8] 从福利项目的设计来看，几乎所有项目都是针对贫困家庭，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执行都是以资产调查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的制度设计原则。儿童福利项目安排非常详尽，几乎涵盖了儿童需求的每一个方面，以下是美国儿童福利的主要项目：在收入保障方面，“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是对有孩子家庭的重要补助项目。ADFC的前身是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建立时所确立的“失依儿童补助（ADC）”，该计划旨在帮助“父母一方丧失劳动能力、死亡、长期离家出走或失业家庭”里的孩子。“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由联邦健康与人文服务部与各州的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联邦机构审批州计划和拨款、提供技术支持、评估各州实施该计划的运作情况、制定标准、收集和分析有关数据。各州制定受助资格，每月寄支票。该计划的费用支出和覆盖范围非常大，1988年，370万家庭中有1090万人，包括730万儿童（几乎是每9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平均每月接受援助，总金额达17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平均支付AFDC成本的55％，州政府支付40％，其余由地方政府支付。[9] 除了直接现金给付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所得税收抵免（ELTC）”为有孩子的低收入工人家庭的提供补助。为了确保受益者是低收入家庭，EITC给受助工人支付的工资额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一限度，收入所得税抵免将按比例逐步减少，直到最后达到“收支平衡点”时，收入所得税额抵免减少为零。1994年，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收入是7750美元，可获得％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即最多可以减少2038美元的收入所得税额，这也是家庭收入在7750—11000美元之间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减免额。超过这一限额，收入所得税抵免将减少，直至最后为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以享受更多的收入所得税抵免。[10]为使儿童免受饥饿的痛苦以及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营养，美国有众多的食品和营养计划，最中影响最大的是食品券计划（Food Stamp）。食品券的接受者必须是家庭毛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30％；或者净收入（适当扣除某些收入、与工作有关的必要开支、自己掏钱的医疗费用以及超出的住房开支等）低于贫困线的人。尽管这项资助并不考虑婚姻状况和有无孩子，但是面临饥饿的家庭及其儿童从中受益良多。除了食品券外，有三个营养计划是针对学龄儿童的，即“全国午餐计划（NSLP）”、“全国学校早餐计划（NSBP）”和“暑期食品服务计划（SFSP）”。这些计划的目的是帮助各州“在一个适当的支出成本上为所有儿童提供足够的营养食品”，并且通过鼓励“消费国内有营养的农产品”来支持农民。因此，20世纪40年代设计这些项目的时候有着双重目的，一是弥补儿童的营养不足的缺陷（特别是钙和铁的摄入量不足），二是使农场主摆脱农产品过剩的困扰。[11] 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30％的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早餐和午餐。收入在联邦贫困线130％—185％的儿童可享受低价伙食。学校营养计划由联邦总税收收入资助，美国农业部食品营养司通过州教育部门管理。各州负担各州的管理费用。1992年财政年度，该计划共提供了亿份学校早餐和41亿份午餐，价值约52亿美元。在医疗保障方面，医疗援助计划（Medicaid）是美国最大的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主要是针对符合“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或“补充收入保障（SSI）”的人群。 各州还可以将“医疗援助计划”提供给一些“绝对贫困群体”，例如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85％的怀孕妇女和1岁以下的婴儿，以及开支过度而导致“医疗贫困”的人。此外，凡未满二十一岁的未婚少女，如遇到特殊情形（指怀孕、吸毒、酗酒、性病、受到性侵害、性虐待或精神健康等问题），可申请医疗援助。[12] 尽管“医疗援助计划”并非专门针对儿童， 但该计划在贫困儿童医疗保障方面该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儿童医疗卫生福利方面，除了“医疗援助计划”外，还有“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WIC）”。 该计划每月为婴儿和5岁以下的儿童、 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一包含有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食品。这些食品包含蛋白质、铁、钙、和维他命A、B6、C，这些营养成份在低收入的妇女和儿童的日常饮食中极易丢失。“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由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营养服务处和州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申请者必须是营养缺乏且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85％的人。1992年，540万妇女、婴儿和儿童收到WIC 救济金。40％以上的美国出生的婴儿受助于该计划。[13] “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是美国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预防性健康计划。在教育方面， 美国政府对儿童的基础教育资助非常大。 美国的公立幼儿园（Kindergarten）是最大的政府资助项目，其功能主要是为儿童上学做准备。此外美国还有一种专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的幼儿园（Head Start）是约翰逊反贫穷法的产物，孩子在那里可以学习知识，掌握一些基本技巧。1991年美国对6岁以下的儿童照管与发展方面的花费是239亿美元。[14] 除了直接资助和开办公立学校外，美国政府还采用教育券帮助贫困学生购买他们所选择的学校教育。以威斯康星州为例，该州密尔沃基1990年采纳了全国第一个地区性学校教育券计划，提供免税学费券，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几乎全部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有能力选择公立或私立（非教会）学校。1995年，所提供的教育券价值3600美元，超过1000名学生参与了该计划，占该地区学生总数的1％。[15]从以上对各个项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儿童福利制度是一个项目繁多、层次复杂的多元体制。福利项目的内容涵盖收入保障、食品与营养、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福利形式包括现金、所得税抵免、实物、服务和代金券等等。在管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具体到每个项目又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各部门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三、改革与发展趋势尽管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在预防儿童贫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和成本效应却一直受到人们的置疑。以儿童饥饿状况为例，1989—1990年，华盛顿食品研究和开发中心（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 FRAC）发起的对全国7个州的儿童饥饿程度调查表明，美国有大约550万12岁以下的儿童处于饥饿中，超过600万的12岁以下的儿童面临饥饿威胁。每四个12 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个遭受食品短缺之苦。[16] 事实上，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对于预防老年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而儿童贫困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有研究表明，90年代中期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低于6％。但是1999年18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是％，对于单亲家庭的非裔美国儿童来说，他们的贫困率几乎达到50％。[17] 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明显偏向老年人，这种制度设计有损于“代际公平”。尽管美国儿童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但人们对于儿童福利项目的怀疑和争论却越来越多。所有争论和怀疑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儿童福利项目的工作激励效应。过于优厚的给付导致福利依赖而丧失工作动机的问题在很多研究中都能到证明。一项对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注：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计划SIME/DIME）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精心控制的收入维持试验。参与试验的样本包括4706个家庭，44％在控制组，其余被分成11个试验小组。每个试验组领取三种年收入维持水平中的一种——3800美元、4800美元和5600美元——并征收不同的税率。）的全国性影响的估算表明，一份相当于75％的贫困线的收入保障和50％的负税率会减少丈夫工作努力的6％、妻子的23％及女性户主的7％。[18] 很多人认为，领取AFDC家庭补助的妇女担心她们一旦去工作会使她们的补助因为收入上升而下降，因而她们不愿意去工作。二是儿童福利项目的生育刺激效应。关于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论。按照美国的福利制度，一个16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有小孩，那么她会在未来20年中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免费医疗照顾、食物券和定期收入。而且小孩越多，这种配给就越多。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无疑会改变妇女的生育行为，特别是刺激贫困妇女的生育行为。但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一点似乎并不成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和瑞典。法国和瑞典有着工业化国家中最慷慨的儿童津贴，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却一直在下降。三是儿童福利项目的家庭稳定效应。这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假设。一方面人们认为，可靠的经济援助有利于家庭稳定，减少因为经济压力而离婚的风险。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稳定的收入和经济独立会减少婚姻维持的动机。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对这些假设做了检验，结果证实收入保障降低了婚姻的稳定性。 与控制组相比，试验组中收入在3800美元水平上的离婚率，黑人高出63％，白种人高出184％，墨西哥裔美国人高出83％。[19]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对于现行儿童福利制度存在普遍的置疑。公众抱怨现行的儿童福利制度开支过多（例如，从1989年到1993年，AFDC的受益家庭数目增长了30％以上），经济援助导致未成年少女早孕，破坏了工作道德，助长了人们的懒惰作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对原有的福利项目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1996年颁布了《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协调法》（PRWORA）。这个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的体制和方法。新法案废除了AFDC项目，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新项目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节省开支。在新法案执行之前，所有资产调查合格的贫困单亲家庭均有受益资格，从而有权获得由联邦和州共同出资的现金援助。当申请人数增加时，州政府官员可以向联邦申请增加拨款。而在TANF项目下，各州不再获得联邦政府无限制的资金支持。他们只能从联邦政府获得一笔固定的拨款，如果实际支出超出联邦政府的拨款额，州和地方政府必须自行承担额外的费用，或者可以减少对受益者的援助——通过削减津贴，或者减少受益期限，或者调整受益条件。如果联邦拨款有节余，州一级可以将节余部分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二是工作要求。从项目的名称“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可以看出，“临时”意味着福利的领取不是无限期的。在旧的项目下，单亲父母有权享受救助一直到最小的孩子达到18岁。而在新项目下，所有的家庭只能获得累计60个月（5年）的援助。在领取福利金过程中，各个时段都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要求。比如单亲父母在领取福利金的2年之内，被要求每周至少工作20个小时。[20]三是资格群体的行为表现定位，这一点是对传统按道德标准定位救济对象的回归。新的项目不像AFDC那样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而是以单亲妇女的行为表现为依据。例如，新项目对妇女的养育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TANF的规定要想获得全额补助，妇女必须遵守一定的养育标准，比如妇女必须证明已为孩子注射了免疫剂，孩子必须按规定入学等等，此外，新法案还对有福利欺诈行为和犯有毒品罪的人施加严格的期限约束。[21]改革所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福利项目资金的削减和控制必然会加剧儿童贫困问题。而对于福利领取者的工作要求和道德要求，有些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满足政策要求。而有些人即使努力也注定会成为失败者。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政策要求的失败者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显著恶化。此外，更严格的资格审查还会加重行政负担。尽管有种种的负面影响，但改革不得不进行。美国儿童福利制度改革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还有待于未来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收养政策非常细化，收养环节也很严密。美国移民局网站公布了收养的详细政策，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国外儿童收养”的特殊规定，而大部分也适用于美国国内儿童的收养。这些政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求收养人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必须确保被收养儿童心理不被压抑和扭曲。收养前必须见面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收养人必须年满25岁，在办理收养手续前，收养者必须亲自见过被收养儿童，即使是国外的孩子，收养者也不能免去千里迢迢奔波之苦。仅仅看到过所要收养孩子的录像或照片，并不等同于“亲自见到过”。要求申请人与被收养小孩见面，可以减少申请人收养后后悔的可能性，一方面，这提高了收养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见面后彼此会有直观的认识，在这一前提下收养，申请人的心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从而确保养父母在今后兑现自己的收养承诺。孩子可被二次收养不过，收养人在办理收养手续前或过程中，没有亲眼见到过所要收养的孩子(比如还未出生)，申请人仍有机会收养成功，但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声明，同意这个孩子可以被二次收养。也就是说，监管机构如果发现收养人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被收养的孩子受了委屈，监管机构会强制收养人放弃收养权，再为小孩寻找其他收养人。“二次收养”的规定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时刻提醒收养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做父母的权利。如果没有“二次收养”这一规定，收养人在收养成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待养子女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失去了原有的爱心和耐心，养子女的身心会因此蒙上阴影。这时让收养继续下去，小孩的权益得不到保证。收养前需接受家庭调查在美国，收养孩子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收养前的家庭调查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步骤。家庭调查由获得官方许可的“家庭调查机构”完成。另外，在收养前，收养人还须提交一份儿童收养推荐书。家庭调查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确保被收养儿童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不会因为被收养而受到虐待。所以家庭调查意义重大。家庭调查所涵盖的内容相当多：调查员亲自与预养父母对话，询问家庭情况，比如预养父母家庭的成员数；调查员还要对预养父母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情感能力进行评估(家长一方有严重疾病，例如癌症的，则不具备收养资格)；预养父母的财政状况也会被细致记录，比如收入、债务、消费，以及赡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费用(美国政府规定，预养父母收入水平比贫困线高出至少25％，或具有坚实的资产)。调查员还要对预养父母住房条件作细致描述。除此之外，预养父母为残疾儿童提供适当照料的能力，也被记录在案。最后预养父母还需接受“照料收养儿童的能力”的综合评估。除了面对面的询问，调查员还通过其他途径了解预养父母，比如调查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的儿童虐待纪录，是否滥用药物，是否有性虐待或家庭暴力记录(联邦调查局或警方出具证明)，是否犯过罪(曾犯严重罪行的人没有资格收养儿童)。这些检查和调查项目针对预养父母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调查结果被写在报告的显著位置。如果预养父母以前有拒绝收养的情况，或者不利收养的家庭调查报告，预养父母必须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如果预养父母未能如实反映情况，收养申请将被驳回。孩子要有单独卧室美国有许多收养孤儿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一般为慈善性质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同中介机构的要求大致相当，但收养的方向不同，有的致力于国内孤儿的收养，有些是为收养国外孤儿牵线搭桥。有一家名为CFSA的美国收养机构，在政府的一般规定外，还多出几条额外要求：被收养儿童所住房间应该足够大，孩子或孩子们要有单独的卧室。5岁以及更大的孩子不与异性孩子共享一个房间；预养父母要有时间和能力照料孩子；当养父母上班或因其他原因离家时，要有适当的儿童护理方案等。
特殊 教育 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大表征，是国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对特殊人群所产生的影响极为重要，没有特殊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特殊教育浅谈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特殊教育的缺失摭谈》
【摘要】学校教育，德育为先。特殊教育存在的严重缺失，就是对残疾孩子思想教育工作的忽视。本文从实际出发，对特殊教育德育工作提出理性的思考和实践探索，对特殊教育德育工作的理性认识、德育现状及教育途径进行大胆尝试与研究。
【关键词】特殊教育;德育缺失;缺失原因;教育途径
一、问题提出背景
从现在的社会基本情势不难看出，受社会普遍意识的影响，学校、家庭、社会都十分重视残疾 儿童 的智力发展与教育，关注对他们的生活照管与呵护，而忽视了对残疾儿童的人格品德教育，缺乏对残疾儿童人格品德的正确引导，使得智力教育与人格品德教育出现了脱节，甚至出现倒挂现象。残疾孩子，由于生理的先天缺陷，加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再由于生理的缺陷带来的情感方面的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容易做错事，容易蛮干，容易受别人的挑唆和鼓动，容易导致不自主的有悖于社会要求的行为，甚至触犯刑律。
学校教育，德育为先。培养和加强残疾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是特殊教育学校当务之急。特殊教育不但要矫正、补偿残疾学生的身心缺陷、功能障碍、知识能力，而且要培养他们辨别是非、分辨真善美的能力，为将来步入社会、减少犯罪、做一个合格公民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基本实践研究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主要从残疾孩子感恩意识缺失方面来进行一些尝试性研究，以点带面，来谈谈特殊教育面临的确实现状、导致原因及解决途径。
(一)问卷调研情况
带着了解与困惑，本人在学校的孩子当中搞了一个感恩意识问卷调查和访谈，共调查了51名学生和28名家长。调查的结果显示：1.只有极少的学生经常做家务，大部分学生对家庭生活琐事关心较少，学生的自理能力很差。2.近一半的学生认为父母关爱自己理所应当，没有意识到父母养育自己所付出的辛苦，也不主动经常给父母打电话问候。大部分孩子对父母的批评不接受，甚至很叛逆。3.绝大部分同学对他人给予的帮助会心存感激。但主动帮助别人的意识不明显。4.同学遇到困难时会帮助，但只是一时的，大都缺乏持久的支持。5.没有孩子知道 感恩节 是哪一天，更无从谈起如何去感恩了。6.大部分孩子对教师和政府的关怀还是感到幸福的，但没有持久的感恩意识。
(二)缺失原因剖析
一是 家庭教育 的缺失。残障孩子的父母承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很大，为了抚养儿女成长成才付出了无私的爱，所以他们一味宠爱自己的孩子，而忽略了如何教导孩子去做人，总认为孩子本身残疾，父母内心的自责与痛爱自然表现为娇生惯养。
二是感恩教育的缺失。由于学校和家长往往关注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状况，很少在意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教师的百般呵护、不图回报的付出淡化了这些孩子的感恩意识。
三是社会负面的影响。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狭隘的人道主义同情，会不知不觉的纵容残疾孩子的自私、自卑和懒惰、依赖意识。
四是自找借口的迷茫。残疾孩子往往以自身残疾为借口，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应当，思想上不求上进，学习上得过且过，生活中攀比享乐，活动中消极懒散，自立意识不强，感恩意识淡薄，甚至有些孩子产生自甘堕落和敌视他人的意识。
(三)教育途径探讨
如何培养残疾儿童感恩意识，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校、社会、家庭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要找回它们，就得要从身边点滴感恩 文化 开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努力，才能重新建立起良好的感恩文化氛围。
一是自我方面：促进残疾孩子自我教育，提高感恩意识认识。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控制自己，进行换位思考，逐渐学会理解他人、体谅别人，学习他人的长处，宽容他人的不足。
二是学校方面：转变教育观念，开展感恩教育。主要做好以下工作——让孩子参与感恩教育的实践活动，接受感恩教育;组织学生观看媒体素材，让学生自发接受感恩教育;布置体验式作业，让学生直接体验父母、老师的辛苦，内化成他们的感恩意识;抓住教育契机，实施关爱与感恩教育;引导学生积极阅读，提升精神素养;注重情感培养，补偿学生缺陷;注重规范行为，培养良好习惯;注重教师形象，做好学生榜样;注重学科渗透，教书育人结合;学校环境育人，文化因势引导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学校德育教育途径。
三是家庭方面：转变家庭教育理念，父母做到以身作则。父母要以身作则，要潜移默化地熏陶孩子在接受他人关爱、支持、帮助时，要有感激之心，要铭记于心，知恩图报;要经常教育孩子懂得怜悯，懂得体谅别人，懂得尊重，懂得负责，与人为善，善待自然等，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能接受一个良好的感恩教育。
四是社会方面：搭建感恩教育平台，多 渠道 进行感恩教育。社会要加强媒体宣传的力度，大力弘扬感恩文化，可以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播放一些带有“感恩教育”思想的影片，让学生从中受到启发。多方面的开展感恩教育活动，积极引导残疾儿童参加，对表现突出和优秀者，要给予相应的奖励，并张榜公布，大肆宣扬，形成社会弘扬感恩的氛围。同时积极宣传引导和监督惩戒，形成对残疾孩子的呵护与教育同行、引导与督管并举的社会氛围。
感恩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学校、社会、家庭积极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作为特教工作者，扶助这些残缺生命飞翔就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让每一个残缺的生命都得到尊重，就能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出璀璨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朴永馨主编.特殊教育概论(修订本)[M].华夏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6月29日修订).
[3]刘春玲,杜晓新,姚健.普通小学教师对特殊儿童接纳态度的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0.
[4]王逢贤,鲁洁.德育新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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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前教育中，特殊儿童的学前教育较普通教育又有其特殊性，除了要促进特殊儿童思维、语言、情感、交际、性格、态度、价值观等的形成和发展之外，还担负着弥补特殊儿童缺陷和障碍的重要任务。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特殊儿童学前教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谈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摘要：学前教育作为学龄前儿童的启蒙阶段，作为个体认知、情感、社会化、性格等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对儿童的终身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学前教育中，特殊儿童的学前教育较普通教育又有其特殊性，除了要促进特殊儿童思维、语言、情感、交际、性格、态度、价值观等的形成和发展之外，还担负着弥补特殊儿童缺陷和障碍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特殊儿童自身、特殊儿童家庭及社会三个方面论述了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关键词：特殊儿童;学前教育;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76 文献标志码：A ?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268-02
学前教育作为个体终身学习的重要基础阶段，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对普通学前教育有了很大的重视，普通学前教育逐渐得到了普及。但是在学前教育中占重要地位的特殊学前教育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普及程度远远跟不上普通学前教育。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一边努力发展学前教育，一边还要抓特殊教育。于2010年11月24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也对“发展残疾儿童学前康复教育”给予明确指示。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发展特殊儿童学前教育，从而促进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科学持续发展。
一、学前教育对特殊儿童自身的重要性
对特殊儿童进行学前教育，能够促进孩子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学前期是孩子的性格、情绪、情感、行为习惯、社会性和认知等的发展的最重要和关键时期，如果孩子能够在该时期得到合理、科学的引导、教育，将对孩子的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越早进行教育就越容易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学前教育对特殊儿童个体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从特殊儿童的残损和障碍程度来看。对特殊儿童进行学前教育，有利于他们的早期干预、早期康复。我们都知道，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残疾儿童，其治疗效果就越好，通过早期干预能够降低一些残疾儿童的残损程度，甚至使他们康复，发展成正常儿童一样的水平。同样的，对特殊儿童的教育也是越早越好。进行学前教育，可以通过训练、教育等方法对特殊儿童进行缺陷补偿和康复，从而使残疾幼儿的损害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残疾和障碍。比如，英国有项研究表明，通过早期语言训练，幼儿园中母语为英语的有阅读困难的孩子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小学一年级时降低为二十分之一;母语不是英语的儿童有阅读困难的占总数的五分之二，到小学一年级降到百分之九。而我国的一些语言训练机构的教育经验也表明，越早对聋童进行语言训练，其语言发展效果就越好。所以，有效的早期干预和教育能够帮助减少残疾儿童残疾损害程度，使他们的缺陷得到最大限度的矫正和补偿。
2.从特殊儿童的认知发展来看。有研究表明，0～6岁是个体认知和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学前教育作为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能够为以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对特殊儿童实施科学、有效的学前引导和教育，再加上他们自身的缺陷和障碍，会对他们将来对主流社会的认知发展有很大的阻碍。而通过一些教育手段，比如交际情境创设，能够极大地促进特殊儿童思维、想象、语言、记忆、感知能力等认知能力的良性发展。
3.从特殊儿童的社会化方面来看。学前阶段是后天因素初始对儿童产生影响的阶段，也就是儿童社会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有效的后天教育和环境刺激，在与周围人产生互动的过程中，幼儿会逐渐获得初始的对人、事、物感知的态度、情感，也会初步形成个体性格情绪、行为习惯、人格品质等。所以，学前教育时期是幼儿个体从自我认知向社会化过度的重要时期。进行科学的学期教育，能够使特殊儿童获得应有的初步社会感知、交往交际等能力和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残疾儿童将来很好地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学前教育对特殊儿童家庭的重要性
随着一个特殊儿童接受科学合理的学前教育，这个特殊儿童家庭的生活模式也会为了适应其发展特点二发生转变，学前教育对特殊儿童家庭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学前教育能够帮助减轻特殊儿童家庭负担。残疾儿童缺陷的补偿和矫正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如果特殊儿童进行学前教育，就能由学校对孩子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这样就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能够减少家长照顾孩子的工作量，减少家长的压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正常的工作中，从而挣取到更多的经济收入;其次进行学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家庭稳定，促进家庭情感的和谐，进而使得特殊儿童家庭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最后学前特殊教育机构为特殊儿童提供专业的、科学的早期干预、引导和教育的知识，能够使得家长从心理和能力上给特殊儿童更科学的照顾和教育，使家庭氛围更加融洽、和谐。
三、特殊儿童学前教育对对社会的重要性
1.特殊儿童学前教育表现了教育的公平性。目前我国的特殊儿童学前教育入学情况远不如正常儿童乐观，为残疾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特殊教育机构严重匾乏，远不能满足残疾儿童的入学需求。如果特殊儿童没有接受科学的学前教育，将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使得家庭和社会面临更沉重的负担。“每个幼儿都有权利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一理念显示了每个幼儿在人格和人权上都是平等的，即使是特殊儿童，他们也应该享受和正常儿童同样的受教育权利。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的起点。所以，大力发展特殊儿童学前教育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
2.特殊儿童学前教育能够促进特殊教育质量的提高。现阶段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一年级的特殊儿童，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其中有的学生缺乏语言基础和基本的生活经验和尝试。特殊学校就只能从最基础的学前教育做起，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康复训练，来矫正和弥补他们的缺陷。特殊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本来就受到残疾的影响，而因为学前教育的缺乏，他们还要额外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发展水平要比正常儿童的低。如果能够在特殊儿童学龄前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学前教育，给他们打下日后学习和发展的基础，他们也就不会在义务教育阶段那么吃力，特殊教育的质量也就能得到提高。所以说，进行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能够促进特殊教育质量的提高。
3.特殊儿童学前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减轻负担。由上述可知，开展特殊儿童学前教育能够帮助特殊儿童家庭减轻负担，同样的，社会作为一个大的家庭，开展特殊儿童学前教育，也能够帮助减轻社会负担。这是因为学前教育在减轻家庭负担的同时能够促进特殊儿童父母安心、积极工作，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对特殊儿童进行了特殊教育，那么就会大大减少社会在特殊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间接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
四、结束语
总之，特殊儿童的学前教育对儿童本省、儿童家庭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重要性，对整个教育事业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国家、社会及民众应该提高对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从各个方面团结力量，促进特殊儿童学前入学率的提升、促进特殊儿童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从而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佳颖.加快特殊儿童学前教育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
[2]李鑫宇.有关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的意义及问题的探讨[J].才智，2011，(22).
[3]冯晓华.浅谈发展农村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J].吉林农业，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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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流浪儿童问题探讨造成儿童离家外出流浪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但我们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原因：经济原因；家庭原因；个人原因。此外，犯罪分子引诱、拐儿童导致其流浪也是其原因之一，在我们调查中发现有7人次，占的儿童有过被引诱、拐的经历，这些儿童逃离了拐者的控制，由于缺乏生存手段，却又流落社会，而被迫流浪。 尽管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工作还在不断地摸索当中前进。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法律的缺失；三是专业人员短缺。此外，资金投入也不足。一方面，救助保护中心一些相应的设备不够完善，缺少娃娃们娱乐、游戏、学习等设施，而且娃娃们没有一个较为宽广的活动场地；另一方面，对无法送回户口所在地的儿童安置问题也是当前所面临的又一困境，家庭支付不起监护权，留下的孤儿可以去孤儿院，但对于流浪儿童，就必须有政府出面，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安置他们。 预防、控制儿童流浪和救助保护流浪儿童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但是这些工作又具有强烈的紧迫性。流浪儿童群体在扩大，犯罪群体也在扩大，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今天的流浪儿童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预防、控制和救护，就有可能成为明天的犯罪分子。对整个社会而言，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和社会运营成本，不安全因素也会随之增加，造成公民心理恐慌。因此，在预防、控制儿童流浪和救助保护流浪儿童的对策方面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协调城乡救助保护体系发展的平衡性。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流浪儿童的流出地做好预防和控制工作，比如：对于家庭离异、外出打工人员留下的子女由专门的人员安排他们上学、吃饭、休息，这样就可以灭其源头，为作好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救助保护体系，在预防、控制工作方面加大对流浪儿童流出地较为频繁的乡村财政投入。一方面，可以有效预防、控制儿童外出流浪；另一方，也可以大大减少流入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同时也避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矛盾。 协调各城市间救助保护体系发展的平衡性。一方面，各城市间的救助保护中心有好的经验、模式可以 互相学习借鉴，这样可以减少摸索的时间，少走弯路，节省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在实施一些政策、法律规范上应该口令统一，避免行政错位，否则不但降低了一些政策、法令的效力，也不利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长远发展。 为流浪儿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需要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规范，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为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平台，更有利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展开。因此，我们建议在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有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立一项专门针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办法。 在政策上吸引专业性人才补充到队伍中来，完善多层次的人员配备，为已有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机会，以便更好地适应流浪儿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救助保护工作。此外，救助中心应杜绝拉关系、走门路到中心来的无用之人，做到有岗必有责。 总之，政府、社会都应该重视流浪儿童问题，认识救助保护流浪儿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本地状况制定出符合本地特色的一些救助保护模式，并不断地探索、创新，协调各个部门预防和控制流浪儿童，做好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 我们衷心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关注流浪儿童，关爱我们的孩子，让每个儿童都拥有同样的一片蓝天！转贴于
根据社会转型期社会救助工作的特点、要求，分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方法建议等。话说这题目有点大且虚。
这个选题还可以啊，关键是你怎么写好这个选题，多查些资料和实例，转型中的困难和前景等等。近年来，十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作，坚持把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十堰的大事来抓，不断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措施，初步建立了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灾民救助为基础，以医疗、临时救助为补充，以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城乡困难群众得到了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救助，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十堰市社会救助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1、农村低保实现从无到有制度化。全市农村低保工作起步于2007年，由定期定量救助整体过渡形成农村低保制度。初始保障人口万人，月人平补助30元。自2008年以来，全市连续三年扩大农村低保保障规模，并适时提高了补助水平。到2010年底，全市农村低保对象由万人扩大到万人，增长了倍，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10%；月人均补助由30元提高到62元；年资金发放总量由6400万元增至亿元，增长近3倍，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常态制度化的低标准、广覆盖预期目标。 2、城市低保实现应保尽保规范化。全市城市低保制度从1997年开始启动建立，经多次扩面和清理工作，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自2008年以来，全市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9万人左右，占非农业人口的10％；月均补助由117元提高到144元，增长23%；年资金发放总量由亿元增加到近亿元，增长28%。在低保金的管理和发放方面，建立了分类施保、临时物价补贴、补助金银行代发、补助标准自然增长等机制，基本实现了规范运行、动态管理的应保尽保。 3、五保供养实现集散结合标准化。全市纳入五保供养政策保障对象29103人，现有农村中心福利院174所，床位15349张，农村福利院集中供养15221人，集中供养率。对分散供养对象，采取居家供养、亲友寄养和签订供养协议等方式，使散居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较好照顾。同时，全市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财政补助标准，分别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1500元和1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2100元和1600元，增幅分别达到40%和60%。2008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五保供养资金亿元，基本实现了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按标施保。 4、医疗救助实现及时补缺人性化。全市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始建于2005年，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基本形成了一次性大病比例救助、门诊救助、资助参加居民医保、资助参加新农合和定点医院优惠减免的“五位一体”救助和服务体系。2008年以来，全市累计筹措城乡特困医疗救助资金亿元，发放8982万元，全额资助城乡低保对象、五保对象参保参合66万人次，参合参保率达到100%；实施门诊和住院医疗救助万人次；大病救助全面取消了病种限制，降低了起付线，城区救助封顶线已由初始年份的3000元提高到8000元，有效缓解了城乡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5、救灾减灾实现协同联动科学化。自2008年到2010年期间，全市共有万人次遭受各类自然灾害影响，紧急转移安置灾民万人次，倒塌房屋14061户38570间，农作物受灾万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9亿元。在开展减灾救灾工作中，全市不断加强救灾减灾体制、机制建设，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流程及预案，建成了一批救灾物资仓库，自然灾害应对能力逐年提高。三年来，全市累计筹措发放自然灾害救助资金亿元，对万人次的灾民实施了生活和医疗救济，恢复倒塌房屋38570间，实施危房改造工程3942户，有效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稳定。6、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时互动常态化。自2008年以来，全市坚持“文明救助、自愿救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接待和劝导流浪乞讨人员28800人，实施生活救助和送返救助23360人。同时，加大了对流浪儿童和病患人员的救助保护力度，累计救助流浪未成年人3894人次，精神病人、危重病人和传染病人310人。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站）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即将竣工投入使用。 二、加强十堰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做法1、建制度，力促社会救助与时代发展同步。市委、市政府把建立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夯实社会救助工作前提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执的基本要求，及时研究和制定社会救助工作政策保障依据，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十堰市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全面加强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关于将符合条件的特困失地农民纳入城乡救助保障范围的通知》、《关于规范城乡贫困群众大病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堰市市级城乡贫困群众临时<特别>救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同时，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均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文件和管理制度，这些社会救助制度互通、互联、互补，构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编织了一张广覆盖、有效能的社会救助网络。 2、增投入，力促社会救助与民生需求合拍。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把增加资金投入作为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保障，最大限度满足救助对象的基本需求。2008—2010年，全市筹措社会救助资金总额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和省级补助达 亿元，占总量的86％，市县两级政府安排亿元，占总量的14%。其中2010年全市社会救助资金总量达亿元，比2008年亿元增幅40％。同时，2008年以来，市县两级政府连续四年把城乡低保（包括困难失地农民救助）、农村危房改造、农村福利院建设等工作，作为硬性指标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内容，公开向全市人民承诺，并逐一兑现落实，累计投入办实事资金4800余万元。 3、抓规范，力促社会救助与公平正义相伴。以规范管理促进社会救助结果的公正，切实提高救助对象保障质量。全市对申请农村和城市低保的对象，按照村（居）、乡镇（街道）、县级民政部门三级评审和村（居）、县级民政部门“两次公示”的程序进行，通过“入户调查、收入核实、民主评议”三个环节进行把关。对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按照“本人自愿申请、村委会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程序操作；对分散供养对象，发证到人，与监护人签订监护责任书，落实责任。同时，在对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施保基础上，通过建立限期保障制度、公益劳动制度、优先就业培训制度、低保对象常年公示制度，采取抽查制、举报制、电脑核准、入户调查等办法，加强对城乡低保的监管，确保了社会救助政策在落实中的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如在城市低保工作方面，全市有9个县市区获省A级规范化管理荣誉称号。 4、促合作，力促社会救助与公共服务联动。在实施社会救助过程中，建立了民政、财政、审计、监察、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的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机制，形成了“民政部门核定对象和补助标准，财政部门核拨资金，银行代发到人，审计、监察部门监督”的发放模式，实行低保对象专户专折，银行免收入户费，资金直达低保对象个人账户，提高了兑付实效。建立了卫生、教育、司法、劳动保障、扶贫、供电供水、慈善等部门多渠道、多领域的救助格局，有力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医疗、入学、住房等生产生活方面的经济负担，取得较好成效。三、推进十堰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1、补助水平偏低，城乡反差较大。从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上看，全市实际保障水平尚不足全省平均水平。全市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144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63元低19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名第11位；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62元，比全省平均水平66元低4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名第10位。同时，城乡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市低保标准为每月280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年800元，平均每月元，且只是参照标准，城乡低保标准相差倍。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144元，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仅62元，城乡低保对象补助相差倍。 2、筹资渠道单一，对上依赖较强。全市社会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和省的依赖程度较高，渠道单一，在挖掘社会资源、拓展筹资渠道方面明显不足，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以2010年为例，全市城市低保资金总量亿元，其中，中央和省政府补助资金达到亿元，占总量的90%。地方配套市、县两级配套1963万元，仅占资金总量的10%；全市农村低保资金总量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亿元，占总量的89%，地方配套资金1852万元，仅占总量的11%。同时，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因县级财政底子薄、财力弱，市级财政又无法给予补助，存在部分县级财政配套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在农村低保和五保方面较为突出。 3、救助设施欠缺，承载功能较弱。从农村福利院现状看，全市有农村福利院174所，床位 15349张，平均每所福利院只有 88张床位，全市五保对象平均集中供养率仅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由于部分福利院年久失修，设施陈旧，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全市尚有部分对象愿意入院集中供养，但受福利院床位和服务设施限制，难以对其实施集中供养。同时，我市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近两年自然灾害呈现强度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损失越来越重的特点，备灾救灾任务艰巨而繁重。目前部分县市区避灾场所建设滞后，缺乏必需的救灾应急避难场所和临时安置点，且不同程度缺乏必要的应急物资、设备、器具等。 4、人员经费不足，服务能力较低。目前，全市乡镇（街办）一级从事民政工作的干部共有231人，而专职的仅有20人，社区（村）一级专职人员更是空缺。全市民政部门常年直接救助和服务的城乡社会救助对象达38余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街办）专兼职民政干部，承担着直接服务1500人的工作量。同时，全市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总量年平均仅有250万元，对38万直接服务的救助对象来说，年人平仅有6元，远不能满足在社会救助中调查摸底、建档立卡、材料报表打印、交通通讯等实际需要。由于人员经费紧张，造成社会救助服务功能和质量弱化。四、当前十堰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1、加大城乡低保一体化建设力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扣“改善和保障民生、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这一主线，从保障城乡困难居民基本生活的长远利益出发，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救助差距为目标，坚持“城乡通开、量力而行，城乡一体、应保尽保，制度整合、分类管理”的原则，十堰城区在茅箭区，各县市相应在“竹房城镇带”、“汉江生态经济带”区域内分别选择一个乡镇街办，加快推进城乡低保一体化试点工作。在今年试点基础上，利用3—5年时间，逐步搭建起完善的城乡低保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2、加大城乡低保五保资金投入力度。一是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财政支出要求，加大城乡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在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的同时，按标准足额落实城乡低保、五保地方配套资金，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同时，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二是逐年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的投入，并对基层适当予以补助，以确保社会救助工作顺利推进。三是建立健全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自然增长机制，适时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切实提高城乡救助对象补助水平，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满足救助对象基本需求。“十二五”期间，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年均增长20%，农村低保保障人口达到并保持在25万人左右，人均补助水平逐年提升并达到100元/月，并随着政府财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3、加大社会救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采取政府投入为主、单位包联帮建、社会各界和群众捐资帮扶等多种形式筹措资金，按计划、分阶段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农村乡镇福利院，增加床位设置，完善服务设施，争取通过3—5年努力，全面提升集中供养保障能力，使自愿集中供养率达到80%以上，使75％以上的乡镇中心福利院达到省级模范福利院标准。自2011年起，各县市每年至少改扩建福利院3所以上，使其逐步达到省模范福利院标准，各区确保辖区内五保对象自愿条件下全部入住福利院。同时，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现有场所的维护管理，加注“避灾标识”，并在此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建一批避难场所。4、加大乡镇基层服务能力建设力度。全面落实省编办《关于加强乡镇民政组织建设有关意见》文件精神，在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加挂民政办公室牌子，并启用民政办公室印章，乡镇机关除现有1名民政助理外，再明确1人从事民政管理工作。同时，根据乡镇规模按照“以钱养事”的办法，设置公益性岗位1-3个（3万人以下设1个岗位，3-6万人的设2个岗位，6万人以上的设3个岗位），专职从事民政等社会救助工作。同时，不断改善办公条件，落实好基层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加强业务培训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稳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5、加大社会救助规范管理力度。一是坚持“程序、阳光、制约”原则，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全面推行社会救助规范化管理。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上谋划社会救助工作，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应退尽退，规范运行，确保城乡低保、五保等工作公开、公正、透明、有序。二是按照“生活设施标准化、院容院貌田园化、内务管理宾馆化”的要求，加强福利院管理和服务。三是规范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工作。积极推进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居民医保的衔接、互动，完善和健全事前、事中、事后救助方式。简化和规范临时救助程序，做到标准适度、程序规范、手续齐备。四是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逐步健全综合协调机制，推进救灾减灾协调发展。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管理措施，使全市社会救助工作总体上达到制度健全完善、审批程序规范、操作阳光有序、服务管理优质、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首先你要去了解 社会转型是怎么转。 然后 社会救助工作是什么。有无先进的好的model可以借鉴。这样的选题，是因为社会现状和当今社会问题（具体的还需你自己查）而提出来的（当然也需要文献参考来提供依据）。
内容摘要： 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原因、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 键 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一个不同于而又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其原因 （一）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和。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和[i]。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最新调研显示，在“五大社会保险”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此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而生育保险农民工也基本未参加[ii]。 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 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许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一些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如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以享受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这就很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主客两大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同时一些政府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从农民工的真正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规定，层层向企业安排，许多地方政府把养老、失业、医疗三险“捆绑”推行，由于农民工的缴费能力较低，导致参保率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业雇主对农民工缺乏自觉保护意识，认为支付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加大了企业成本，这就导致他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应付的行为。最后，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和市民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二元结构所折射的二元社区导致他们在收入、保障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悬殊。其次，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及流动性强的特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并且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于是导致农民工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起来无非是从社会整体和农民工个体两个大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概括：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可能放弃土地保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就可以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市场来运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一个对所有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具有一个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加大农民工对自身投资的力度，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适时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保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对我国新型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 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而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为缓解“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体现社会的公正性，体现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改变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失衡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 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这一战略目标才会顺利实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衔接，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进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战略实现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城乡的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需求；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群体的需要。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就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确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虽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全部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为农民工建立初步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并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雇主、企业和农民工等社会资源，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理应将其摒弃。 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治条件也是具备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写入《宪法》，而农民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与市民一样享有对
首先你要去了解 社会转型是怎么转。 然后 社会救助工作是什么。有无先进的好的model可以借鉴。这样的选题，是因为社会现状和当今社会问题（具体的还需你自己查）而提出来的（当然也需要文献参考来提供依据）。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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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总统制实际上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利被分为三部分,总统享有行政权,国会享有立法权,最高法院享有司法权,三者相互迁制.有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如果总统做的不好,议会可以谈劾总统.2004年,韩国总统卢武玄就遭到韩国议会谈劾,而像其他君主立宪制,和总统制相差不多,只是它的首脑是女王,天皇之类,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如首相等的手中,当然也有议会监督政府.这样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瑞典等,还有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读属于共和制,它的首脑是总统,也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如德国等,当然还有一些封建制度性质的国家,像文莱,沙特,尼泊尔等,封建王公掌握实权,不过比原来的封建王朝更加民主,法制.
他们根据启蒙思想的民主、法制、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思想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是核心！嗯，这个在29--33经济危机中，民主和法制遏制了美国的法西斯势力！让美国人的血液里流有民主法制！这是我们缺少的！观点原创！
优势就是做得好可以再一次，做得不好就下台。劣势是走马灯，民众最后也不知道谁好谁坏。
1787年，美国制定并颁布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该宪法将国家元首（总统）的选举权交给了人民。215年来，美国的选举制度随着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产生了许多不成文的习惯。原宪法和不成文的习惯同时生效，使美国总统选举变得更加复杂。为帮助广大同学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准确把握教材的相关知识，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作简要介绍和分析。一、从选举过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严格的程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期竞选准备到正式大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质性的选举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党内预选。在总统选举年的2至6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各州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因此，预选结果就能清楚地知道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预选也就是普通党员直接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第二阶段，确定总统候选人。总统选举年的7、8月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在各州的预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的优势已基本明确，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是为选举的优胜者履行一下正式手续而已。第三阶段，展开竞选。总统选举年的9至11月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阶段，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竞选中两党候选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为自己拉选票，为最后竞选成功奠定基础。第四阶段，总统大选。总统选举年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这一天，各州选民到指定的选票站选举总统选举人。总统选举人被选出后，组成选举团，于12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本州首府集会，分别选出正副总统；次年1月6日下午1时，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全体议员在众议院集会，由参议长主持开票，当众公布选举结果；当选的正、副总统于1月20日宣誓就职。二、从选举方式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属于间接选举。 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是在总统大选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实不然，美国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即由选民选出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出总统。由于选民在推举选举人时，已经明确表示选某一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虽为间接选举，却有直接选举的意义。另外，总统选举人制度作为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项独特的制度，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诸如，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同本州在国会里的议员人数相等，一些大州议员人数多，选举人数目也就多；选举人的选举实行“胜者得全票制度”，就是说，如果某党获得一个州的多数选举人票，则该党就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等等。三、从政权组织形式看，美国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制度，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分别进行。 美国是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制。美国总统与国会不仅在权力上相互牵制，而且在产生途径上也各不相同。美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总统选举每四年一次，称为“大选”；国会选举则是两年一次，称为“中期选举”。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中，众议院议员435名，任期2年，每两年全部改选；参议院议员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所周知，美国总统选举获胜的党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并不一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执政党往往在国会的一院或两院中占少数席位。当总统所在的党在两院中均占少数席位时，美国的总统被称为“跛鸭总统”。四、从政党制度看，美国实行两党制，总统选举是政党选举与公民选举交融结合进行的。 美国是两党制国家，其总统的选举产生与国内的两大政党密不可分。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决定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新的执政党，这是美国两党实现轮流执政的一种方式。美国的总统选举主要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运作和控制的。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要想被确立为总统候选人，首先必须在党内击败其他的竞争者；总统候选人能否在总统竞选中获胜，除其个人因素外，也与本党有密切联系，总统候选人所在党的威信、形象直接会影响到他的支持率；“胜者得全票制度”则保证了两大政党对总统选举结果的控制。在个别情况下，作为总统候选人，也可以是一些小党成员或无党派人士，但这些总统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很小。而两大政党人多势众、势力强大，这就保证了各州的选举人票落入两党手中。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操纵在两大政党手中，但并非与美国的公民没有关系。美国公民拥有选举权，总统选举人是由公民直接选出的。总统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争取选民，在选民中树立良好形象，提出吸引选民的口号和纲领，甚至向选民作出某些承诺。选民的向背，最终决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成败。总之，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但能否当选总统是由公民选举决定的，并非由两党决定。五、从阶级本质看，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典型的金钱选举，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性质。 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这从近几十来美国当选总统的情况和历届总统竞选的费用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9位美国总统，大多是富豪。其中，肯尼迪是波士顿财团的大资本家，约翰逊和卡特是大农场主，里根是有名的富翁，布什家族则是美国的制造业巨头。因此，说美国政府是“富豪内阁”是再恰当不过了。 再从总统的竞选费用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急剧增加。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为2亿美元，1968年是3亿美元，1972年为4亿美元，1976年达到亿美元，1980年高达10亿美元，1996年达到创记录的亿美元。美国总统竞选费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统候选人个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二是政府补助；三是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虽然美国的《竞选运动资助法》规定，个人直接给总统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美元，团体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但一些大财团通过各种途径钻法律的空子，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提供资金，与总统候选人进行“金钱与政策”的交易。难怪有人说美国的总统选举是“钱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