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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宋朝的皇帝，先谈谈宋朝，宋朝是一个温和的朝代，一个繁华的朝代，同时也是一个懦弱的朝代，说他温和是因为宋朝终其始末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不像后面明清时期，不是文字狱的大兴，就是构陷文官的下狱。
宋朝的皇帝对自己的权利把握最为精妙，他将皇权分出一部分让士大夫去制衡，同时又让士大夫受制于皇权，使国家权利平衡在一个合适的水平线，同时为了防止像唐末节度使权利过大，导致各地割据的情况的再次出现，宋朝对于兵权和将领的权力看的太重，这让士大夫从中崛起，而这也是宋朝重文轻武风气盛行的根源所在，所以宋朝是一个温和的时代。
宋朝，是历朝历代征兵最多的王朝，但它却无法应对对辽的战争，夺回丢失的燕云十六州，导致自身不得不派重兵在边境防守，所以宋朝是一个懦弱的朝代。说大宋繁华是因为工商业的发达，让这个朝代工商业发展十分的迅速，但是工商业的发达，导致小农经济体制被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很多人不得不从商来以此养家糊口这就是宋朝。
而正是这样一个朝代，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皇帝，在这些皇帝中宋仁宗算是最为仁德一个。
宋仁宗--赵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他是一个用一生去诠释了什么叫做仁德的皇帝，连后来的康熙乾隆皇帝都佩服他，他在位期间虽未有过对外的扩张的宏伟壮举，但是他对于自己父辈传下的江山，却守护的很好。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这位帝王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同时也是一个睿智的人，他在位期间将自己的睿智展现的很充分，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庆历新政，一个为民谋福祉的政策但是它的实行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阻挠，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并且败得很彻底，但这从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仁宗的睿智，在事态并未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宋仁宗便及时停止了改革，悬崖勒马。
虽然停止改革的理由很可笑，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他像后面神宗在位时那样的优柔寡断，态度不明确，最后只会剩下人头滚滚，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使他暂时放下了革新的念头，因为他知道如果再这样改革下去，朝堂就不会稳固，再加上外敌环伺，会影响国家的根本。
同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还将自己亦师亦友的范仲淹下放了，并且赶出了中枢，哪怕他知道范仲淹这是个不可能会结党的忠臣，知道这是个济世之臣，他也无可奈何，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无奈和必要的牺牲。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更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出现了“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的景象。
史书记载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得知死讯大为惊讶，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宋仁宗，终其一生，为国为民。在位期间，使得北宋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太平，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本来这样一个盛世，足以支撑一位帝王奢侈的生活，但是宋仁宗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没有耽于享乐，反而倡导节俭。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国家，尽心尽力，真正得做到了一个“为人君，止于仁”的皇帝。
赵祯算是一个明君。
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1022年即位，宋仁宗从小性格宽厚，不喜欢何人能起争执，而且很稳重，史书记载他喜怒不形于色。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帝王的身份在众人之上，宫女和太监在他们眼中都是仆人，有时候被伺候的不顺心，就是非打即骂，但是宋仁宗却不一样，他贵为皇帝的子嗣，对待下人不严苛，有时候还会照顾到他们的感受。
人物特点
宋仁宗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在位时间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宋仁宗是一位明理的人，他大肆的主张学习读书，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此宋朝也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学题材宋词，宋词的出现更加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有：范仲淹、王安石、 苏轼、苏辙、司马光等。
1、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
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2、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3、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苏辙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
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5、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马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安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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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交通史》（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004－2008“中国中古时期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研究”（负责子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主持）2006－2009《北宋名臣——余靖》（独立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2005－2006“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後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00－2002“中国10到14世纪岭南之经略及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BZS039，批准经费15万元。《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2JZD013，批准经费80万元。主要著作：1、《宋史研究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2、《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7月版。3、《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4、《北宋名臣——余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5、《中国大运河史》（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出版。6、《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主要论文：1、《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又载於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2、《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3、《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1年第3期。4、《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5、《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中华书局2003年5月版。6、《宋代递铺种类考辨》，《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出版。7、《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1期。8、《关於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嘉祐之治”问题探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10、《“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8月版。11、《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12、《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5期。13、《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又载於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4、《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驿传与文牒》，《文献》2005年第4期。15、《<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16、《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17、《地方志与域外汉籍：解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8、《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9、《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南北差别形成原因的一种解释》，（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0、《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1、《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2、《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23、《宋代驿传制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版。24、《宋代驿券考略》，《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博士後学术大会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25、《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浅论》，《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八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6、《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西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27、《宋朝对边塞进出境人员及贸易的管理》，《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28、《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29、《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30、《纵横家学说探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31、《宋代佛教的俗化》，《杭州研究》1996年第2期。32、《欧阳修与佛教关系之一辨》，《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四部精华·史部》文白对译（李华瑞、郭东旭、姜锡东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2.《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元卷》（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版。3.《中国改革通史》（十卷本）（漆侠主编、姜锡东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月版。4.《丹青难写是精神》中国改革通史·综合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5.《内外交困中的艰难抉择》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6.《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版。7.《宋史研究论文集》（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戴建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8. 2010年《宋辽夏金元史电子馆》（主编之一）。9.《“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姜锡东、丁建军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10.《宋元时代的高丽史资料》（1-2辑）（参与主编），韩国新书院出版社2010年11月版。11.《辽宋西夏金代通史》（课题负责人、编委之一），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12.《华北文献丛书·史地卷》（姜锡东、梁松涛主编），学苑出版社2012年4月版。13.《保定商会档案》（姜锡东、许平洲、梁松涛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14.《漆侠与历史学》（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15.《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至第九辑由姜锡东、李华瑞主编，第十辑至十三辑由姜锡东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2012年版。
一、黑格尔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其哲学思想才最终被定为普鲁士国家的钦定学说。因此，说他大器晚成毫不过分。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一。恩格斯后来给其以高度的评价：“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品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二、黑格尔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父亲是税局书记。1780年起他就读于本城文科中学，接受古典和启蒙教育。他在这期间所写的几篇短文,如《三人间交谈》、《谈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谈古今诗人的显著区别》等，显示出他喜欢分析历史故事中的矛盾、对传统宗教观念采取批判态度的倾向。他在美学中关于当代诗人已不再起广泛作用的观点，也在此时相当明确地提了出来。1788年10月黑格尔到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对于哲学充满兴趣，十分努力，而对于正统神学则很反感。在学院里，黑格尔同荷尔德林、.谢林结识，他们之间的友谊对于他的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当时都是法国革命的热忱拥护者。以后黑格尔对于法国革命基本保持肯定态度。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牧师的职务。1793～1796年，在瑞士伯尔尼一个贵族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这一时期黑格尔对法国革命以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持谴责态度。1797年末至1800年，黑格尔到法兰克福任家庭教师。这里的待遇比在伯尔尼优越，又能与好友荷尔德林生活在一起，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801年1月黑格尔在继承父亲的一部分遗产之后,来到了当时德国哲学和文学的中心耶拿，开始了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他与谢林一起开课，又合办《哲学评论》。直到《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前，两人一直合作，保持着良好的友谊。1801年黑格尔通过了学位论文和讲课资格的答辩。 1805年获得副教授职。 1804年黑格尔成为耶拿矿物学会鉴定员和威斯特伐仑自然研究会正式会员。1807年成为海德堡物理学会名誉会员。1807年 3月黑格尔迁居班堡，任《班堡报》的编辑。由于他的报纸同情拿破仑,一再与慕尼黑官方发生纠葛,一年后他辞去这个职务。1808年12月黑格尔转到纽伦堡任中学校长。1816年黑格尔到海德堡任哲学教授，开始享有盛誉。1818年普鲁士国王任命黑格尔为柏林大学教授。1822年，黑格尔被任命为大学评议会委员。1826年《福斯报》发表庆祝黑格尔生日的报道，受到普鲁士国王的警告。1829年10月黑格尔被选为柏林大学校长并兼任政府代表。1831年黑格尔被授予三级红鹰勋章，同年夏他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一文发表，因普鲁士国王下令中止，文章只发表了前半部分。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病逝于柏林。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其中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部分）、《法哲学原理》、《美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等。2.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过程 图宾根、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在黑格尔1788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深造的几年里,受到I.康德、B.斯宾诺沙和 .卢梭等人的思想影响,其中,他特别重视卢梭的著作,同时对古代精神的理解和解释也很注意。他写了《谈读古希腊和经典作家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成见》一文，认为古代作家几乎在一切时代都同样保持着他们的声望，他们的著作现在也保持其价值，因为它们适合于“教养”。这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黑格尔在文中借助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莱辛的《智者拿坦》去批评正统教义。黑格尔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和学习，引导他开始研究政治和宗教，并对现实进行批判。黑格尔在1795年 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中表明，他期望从康德的体系及其完成中看到德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黑格尔此时尚未完成对康德的批判，但他确认康德体系的革命性质，并把自己的哲学思考放在这一基点上。他强调这一目标的实践方面，认为哲学的最高目的是提高人的地位，时代的最好标志是人值得尊重。他把哲学家与民众联系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宗教和专制制度。此时，黑格尔尚未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按照康德关于理性宗教的要求，黑格尔写了《耶稣传》，把耶稣看成一位德行教师。他还写了《基督教的实定性》，把基督教看作是违反实践理性而强加于人的僵死的宗教。这在宗教的批判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798年，他匿名出版了《关于瓦特帮(贝德福)和伯尔尼城先前国法关系的密信》，对伯尔尼寡头制度下的政治和司法作了尖锐的批判。黑格尔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有所研究，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有较深的理解，并且构成他整个体系的重要部分。之后他逐步转入哲学。黑格尔不满意康德道德律的至上性，认为这是把普遍法则与个别主体对立起来。黑格尔主张普遍与个别、道德与感性的统一，他通过对爱、生命、精神和伦理的论述、力求克服二元论，以达到辩证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统一性是“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自然与自由的合一，可能与现实的合一”。这时，黑格尔仍然认为宗教高于哲学，认为哲学作为反思的思维不能把握生命和精神的无限性。这一看法不同于他以前的观点，到耶拿以后，黑格尔很快又放弃了这一观点，转入论证绝对知识。 耶拿时期和班堡时期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变为体系的一个转折点。1801年黑格尔写了《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一文，参加当时的哲学争论。这是黑格尔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黑格尔站在谢林一边。用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批判.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然而，文中已经蕴含着黑格尔自己特有的观点，表明他没有完全停留在谢林的体系之中。黑格尔认为，绝对是同一和非同一的同一，哲学的任务在于扬弃分离，达到结合。他批评费希特没有达到这种同一，仅以自我意识为主体-客体，其实主体是主观的“主体-客体”，客体是客观的“主体 -客体”。他还认为，作为谢林体系的同一性是绝对的同一，取消任何差别与对立，会导致独断论。黑格尔与费希特的不同，在于他强调绝对作为本体的客观性；他与谢林的不同，在于他强调绝对之中包含着差异及其显现与展示过程。黑格尔把哲学规定为知识的总体，认为它是一个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法则不是知性，而是理性。他要求哲学以概念体系的形式表现绝对，表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从而奠定了他的辩证的客观唯心论的原则。黑格尔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批评康德、费希特和.雅各比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哲学被黑格尔看作主观的反思哲学、需要克服的片面性哲学，因而必须把它们同以总体为基础的 “真正的哲学” 区别开来。其中《论自然法权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文，批判地扬弃了T.霍布斯与卢梭的自然法权的学说，并进而批判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他主张在近代条件下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原则,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条件下,确立个人和整体的一致性，确立伦理和自由的统一、道德与伦理的统一。黑格尔还论述了伦理的组织形态以及劳动的伦理意义。上述著作和论文，都为黑格尔创作《精神现象学》作了准备。黑格尔从1805年开始写《精神现象学》，于1807年3 月出版。它标志着由康德开始的德国哲学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黑格尔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和独树一帜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这部巨著中划时代地提供了一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它从内容上将人类意识发展分为5个阶段：①意识，②自我意识，③理性，这3个阶段属于主观精神;④精神,即客观精神；⑤绝对精神。黑格尔的整体观和伟大的历史感，均体现在这部意识发展史中。《精神现象学》作为人的意识发展诸阶段的缩影，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个体发展及人类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历史辩证法。对此，黑格尔主要是通过“异化”和“自我意识的异化”加以揭示的。只不过黑格尔把历史中人的异化的不同形态，归结为意识异化的不同形态。这样，他就把历史发展唯心主义地颠倒了。但是，在这种颠倒的形式中，包含着对于劳动本质的深刻认识，即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精神现象学》包含着黑格尔后来创造的庞大体系的基本纲要、萌芽和雏形。《逻辑学》中包含的思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概念的自身运动、真理按其本性自己运动、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对立面的树立及其扬弃从而达到统一、否定之否定等等黑格尔哲学体系核心的基本观点， 该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提出来了。 《精神现象学》还包含后来《精神哲学》的基本轮廓、《自然哲学》的萌芽形态。著作在论述“感性确定性”时涉及到时空范畴；在论述“知性”时，提出了诸如物质、运动、力的交替和自然的内在核心等问题；在论述“观察的理性”时，讨论到生理学和生物学，提出了把自然当作有机整体的观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相面学和头盖骨相学；在论述“理性” 尤其是“精神” 时，讨论了许多道德、伦理问题， 涉及到从古希腊、 罗马至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广阔历史问题，这些都为后来的《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开了先河。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虽然尚未在绝对精神部分把艺术作为一个环节摆进去，但在论述希腊的伦理世界和讨论道德时，他已涉及到悲剧起源于片面伦理观念冲突以及希腊悲剧中的命运问题。在讨论艺术的宗教时，他对艺术作了抽象的、有生命的和精神的区分，这和他后来在《美学》中把艺术发展分为象征的、古典的和浪漫的有内在联系。《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宗教的论述，从其内容的安排上看，大体上与他的《宗教哲学讲演录》也是一致的。黑格尔在从耶拿到班堡办报的一年时间里,写了《谁在抽象思维》这篇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文章。但他试图参与政治实践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纽伦堡时期和海德堡时期在纽伦堡，黑格尔完成了另一部巨著，即1812、1813、1816年先后分 3卷出版的《逻辑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和它出版后遭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得到了正确的理解、改造并加以应用。透过这部著作的神秘外壳， 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对于自然、 社会与思维中一般辩证法的深刻表述。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逻辑学》占有核心的地位。除了《精神现象学》之外，他把自己的其他著作都看作是《逻辑学》的展开和应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由“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组成的概念推演体系。概念在这个体系中的先后次序，只是逻辑的，与时间无关。它在自然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永恒存在，并构成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原和本质。恩格斯针对这种观点指出，黑格尔哲学具有把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加以理性化的性质。正是在这种神秘主义虚构的外壳后面，无论就《逻辑学》的整体还是它的各部分而言，处处都包含着关于客观辩证法系统的深刻洞见。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从整体上看，在《逻辑学》中，“存在论”的概念是直接性的，比较抽象。“本质论”的概念是间接性的，向具体概念前进了一步。“概念论”的概念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达到了真正的具体概念。《逻辑学》的这个整体结构表明，黑格尔实质上已经把认识看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但他把这个认识过程看成是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过程，从而把认识的逻辑结构强加给客观世界。在认识的逻辑结构中，黑格尔在极力把人类认识所得的概念，采取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式，分层次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体系时，本身就包含着对于世界真实辩证过程认识的深化与升华。《逻辑学》集中地体现了黑格尔把宇宙看成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有机整体的合理思想。在“存在论”中，黑格尔通过质、量、度的推演和分析，在西方哲学史上最先把质量互变作为一条普遍的规律提出来了。质是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一旦丧失，某物就不成其为某物。质本身就含有量，所以由质而推出量。量作为事物外在规定性，其变化一般不影响事物的性质。但这种量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度或称尺度。度又包含量变不影响质变与影响质变的两重含义。黑格尔把质量互变的点称作“交错点”，把由此种点组成的线称作“交错线”。特别重要的是，黑格尔指明了量变是“渐进性的过程”，而质变则是“渐进过程的中断”达到“飞跃”，并借此批判了否认质变和飞跃的形而上学发展观。他指出，“一切□和□，不都是连续的渐进，倒是渐进的中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本质论” 包括本质自身、 现象、现实三个层次的概念。黑格尔的杰出贡献主要是通过本质自身的推演，即分析同一、区别、对立、矛盾诸层次的概念，深刻地批判了否认矛盾和矛盾普遍性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揭示了对立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黑格尔认为，以传统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作为把握世界本质的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同语反复，不仅不能把握任何事物的本质，而且违背常识，甚至违背形式逻辑本身。即使一个由主词和宾词组成的判断，也不是依据 a=a这个同一律，而必须承认主宾词统一中包含有区别，否则就不成其为一个判断。黑格尔由此进一步认为，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一切事物自身都包含矛盾。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是因为本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有动力和活动。同时,黑格尔还把矛盾发展看作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同一、区别、对立，都是矛盾发展的不同层次。同一不是 a=a，而是包含区别于自身。区别不是a≠非a，而是内含同一。对立也不是或者a，或者非a，而是同样包含同一于自身。但是，这些矛盾阶段，尚处于自在阶段，都还没有达到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具有生命搏动的阶段。只有经过自为阶段的矛盾，才能过渡到一个新的矛盾统一体即根据。由此可见，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是相当全面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对立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于一个统一体内,矛盾中的对立面转化是有条件的,对立面的转化标志着旧矛盾的扬弃和新矛盾的产生。此外，黑格尔还运用这种对立统一的观点，论证本质与现象、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诸种辩证统一关系，批判康德、D.休谟等人在这方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概念论”包括主观性、客观性、理念三个阶段的概念推演。在主观性部分，黑格尔批评把传统逻辑作为世界观所表现的形式主义和僵化的倾向，并从逻辑形式所固有的内容及其关联上，提出了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的辩证观。概念、判断、推理作为表达真理的具体概念，是普遍，但不同于抽象的“共同点”，而是包含特殊、个别于自身；它是个别与特殊,但并不排斥普遍,而是普遍寓于自身中。黑格尔在这里集中地揭示了普遍与特殊相联结这个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从而把他创立的辩证逻辑与传统逻辑作了严格的区别。在客观性部分，黑格尔所揭示的合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实质上把目的性作为人所独具的实践的特征之一,目的性得以实现,被黑格尔称为“理性的狡狯”，即它不直接与对象发生关系，而是借助于工具和手段来实现。黑格尔关于工具重要性的认识，包含着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的重要合理思想。理念是黑格尔《逻辑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它包括生命、认识的理念，实践的理念、绝对理念诸层次。在这部分，集中表达了黑格尔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就真理观而言，黑格尔不仅认为真理存在于现实事物的总和与相互关系之中,存在于对立面统一之中,因而是全面的、具体的；而且认为真理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行动推理”:①目的发自现实,并要求支配现实；②目的以制造和使用工具去陶铸现实；③结果使目的得到实现。在这个推理中，包含着如何使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达到统一的深刻思想,就方法论而言,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包含了前此概念发展的全部真理。但是，他在这里所考察的已经不是这种结果，而是它的发展形势，即整个哲学方法。黑格尔依据内容与方法统一的原则，既坚持内容决定方法，又强调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鉴于哲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为了把握哲学发展中各环节的联系与区别，三分法只是认识的外在形式，重要的是要坚持对立统一原则，把作为辩证法要素的分析与综合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并在对立中把握统一。《逻辑学》在逻辑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因为它既不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也不是今天的语言分析逻辑和数理逻辑，而是属于另一种思维模式。它在客观唯心主义前提下，以辩证法为贯串其中的主线，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结合为一体，即用思辨概念表达同一的本原，即主客统一体自我展现的整体过程，并且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逻辑，是真理自身的逻辑和达到具体真理的途径。1816年黑格尔开始在海德堡担任哲学教授，讲授哲学史、法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形而上学。他根据讲课提纲编辑成《哲学全书》于1817、1827、1830年出版，每次重版都作了重要修改。他还发表了政论《评 1815年和 1816年符腾堡王国等级议会的讨论》，坚持他的君主立宪制观点，批评邦议员们要求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法制。 柏林时期1818年黑格尔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国的教授，他起初看到的是一个有改革起色的普鲁士，支持他的是教育大臣改革派人物阿尔腾斯泰因。黑格尔改变了以往厌恶普鲁士的态度，希望柏林这个新的政治中心能够同时成为科学与哲学中心，建立起一个“思想的自由王国”。事情的进展与他的愿望不同，他和普鲁士当权者貌合神离，他的哲学也遭到非议，甚至引起普鲁士当局的不满。黑格尔在柏林的主要著作是《法哲学原理》。法哲学阐述 “客观精神” 的全部内容，即权利、道德和伦理。整个法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由的问题，其他方面则属于现象领域或历史性方面。法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法”或“权利”，黑格尔把它定义为“自由的所有规定的定在”，要求把它同法律上讲的权利、同所谓市民权利区别开来，要求对它不要做惯常的理解，声明它是指道德、伦理和世界历史。所以就理论原则来说，法哲学是一种近代的社会政治理论，它比启蒙运动思想有所前进，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素。在这一时期,黑格尔还讲授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历史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自由的问题，他把历史看作自由意识的进展。他用目的论理解历史,认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让精神达到认识和实现其自身的自由。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它的其他一切特性都是为自由服务的手段。历史中的伟人也只是精神的工具。黑格尔把对自由历史的认识看作一个过程，最终认为一切人作为人是自由的。但这一过程更多地是从逻辑上复制历史，因此，他强调过程的长期性时又强调了原则本身及其历史实现之间的区别，认为这是一个基本规定。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通过理性主宰世界这一客观唯心主义原则，把历史看作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从而结束了把历史看作非理性的、一团紊乱的观念。宗教哲学是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开讲的一个课程。他的宗教思想是促成他死后黑格尔派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其青年时代相比，这时他对基督教的批判大大减弱了，甚至在哲学上与基督教和解。这不只影响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也给他体系的其他部分打上了神学印记。宗教在黑格尔体系中高于艺术，但低于哲学。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理性主义的神学传统，表现了明显的近代色彩。他把宗教看作一种认识方式，认为它是以表象认识绝对。他排除人格神，排除对神的盲目崇拜和对神的依赖感，而要求用思维把握神，使宗教在哲学中得到“扬弃”；强调神成为人以及人提高为神。黑格尔从来不把宗教归结为教士的欺，而把它看作是历史和当代深刻矛盾冲突的表现及其解决。人对神的观念同人对自已的观念相应，这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黑格尔在柏林作了 6次关于哲学史的讲演。他把哲学史和哲学统一起来，哲学史在他看来是在时间中发展的哲学，而哲学是在逻辑体系中的哲学史。因此哲学史在总体上可以说是哲学本身，哲学离开哲学史本身便不能成为哲学。黑格尔力求使哲学史成为科学，反对把哲学史当作偶然意见的堆积，主张哲学史中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他把发展的原则贯串于对哲学史的考察，把哲学史理解为完整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统一的真理得到认识的过程，其中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并非固定的。哲学史上的多样性对于哲学的实存不仅绝对必要，而且具有本质意义。他的哲学史讲演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以上：薛华 王树人）3.伦理思想黑格尔集以往西方伦理思想之大成，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伦理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黑格尔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他的法哲学，其中包括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部分，中心是揭示自由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把法看作自由理念的体现，它的出发点是自由意志。在他看来，自由意志借财产私有权以实现其自身，就是抽象的法；它在个人主观内心的规定，就是道德，所以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他指出，道德意志表现于外，便构成行为；行为通过故意的或有意图的活动所达到的结果，就是福利；法与福利的结合就是善，而良心是对善的内部规定或认识。黑格尔总结全部伦理思想史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法哲学原理》第136页）黑格尔认为,道德行为的外部体现是复杂的综合体，是必然与偶然、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理性与情感的辩证统一，善与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在他看来，良心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它在道德阶段即在主观意志阶段只是形式的，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还处在“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要达到对普遍的善即绝对价值的认识，只有在伦理阶段的普遍关系中才能实现。黑格尔认为,扬弃了的道德就是伦理,并在伦理中显示出人类共同体的有机形式，其发展过程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家庭是单个人以爱相维系的联合体，它的分化及其外部联系所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个包含复杂需要的体系，集中表现着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黑格尔看来，人的现实活动表现为需要、劳动和享受三个环节，个体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既是自己需要的满足，同时又是对其他个体需要的满足,每一个个体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因此，他强调，他人和社会整体离不开个体，个体也在为他人和社会整体的献身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达到“为他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的统一，这种“活的精神”的伦理表现，是“他们为我，我为他们”。黑格尔力图克服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自爱论与仁爱论的片面性，提出应通过劳动和交换，在对立中使个人的利己心转化为有利于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实现个人利益和他人、社会利益的统一。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具有严格等级是国家的主要基础，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统一，是伦理理念的最高体现，因而也是调解社会矛盾和个人生活的神圣力量。他强调，个人只有把自我规定在普遍的等级和阶级关系中，才能获得客观性和人格；个人只有隶属于国家，才能使形式的良心提高到真实的良心，实现法与福利、权利与义务、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达到至善和自由。从哲学上看，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形式是唯心的，但其内容是现实的，方法是辩证的，它的成就对后世伦理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上：宋希仁）4.美学思想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美学讲演录》一书中，这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哲学体系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性的理念，整个世界不外是绝对理念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从而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的现象，而是合乎规律、合乎理性的发展。艺术、宗教、哲学，便是绝对理念在精神阶段发展中的最高阶段。艺术的根本特点，是理念通过感性的形象来显现自己、认识自己，“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成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核心。
宋希仁，男，吉林省临江县人。1936年7月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不朽的寿律》、《伦理与人生》、《人生哲学导论》、《日本采风》、《伦理的探索――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西方伦理思想史》(合著)；主编《当代外国伦理思想》、《道德观通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该书系统介绍了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伦理思想，以及近代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伦理思想，既从思想层面上阐述了西方伦理学基本概念、主要命题、基本方法、重要问题等的提出和演变，又在深入研究伦理思想代表人物、流派和著作的基础上，梳理出西方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阐明了西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伦理学史的研究表明，伦理学史本身就是伦理学，通过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引导人们了解伦理学本身的内容。换个角度看，研究伦理思想史，也就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发展着的伦理学。这一方面要梳理出学科知识体系，描述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概貌；另一方面要注重发现那些曾经引起涟漪、激起波涛、带动历史潮流的思想理论观点，特别是那些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思想闪光。这部新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不但内容丰富，增加了新材料，而且富有创意，体现出对西方伦理思想研究的新思考，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西方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史图书目录导言第一章 古希腊伦理学的先声第一节 从神话到哲学的道德思考第二节 伦理学的雏形第三节 伦理思想的深化第二章 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节 理性主义的发展第二节 初创的伦理学体系第三节 社会伦理思想第三章 希腊化和罗马时代伦理思想第一节 快乐主义第二节 德性主义第三节 怀疑主义第四章 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第五章 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第六章 近代早期道德哲学第七章 近代道德情感论伦理学第八章 18世纪法国启蒙伦理思想第九章 功利主义伦理学第十章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第十一章 法哲学体系第十二章 进化论伦理思想第十三章 19世纪美国伦理思想第十四章 空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后记
腾格尔的可以吗？～～～～～～～～～～～～～～～～
我了解到，这个时期服饰，袖口比较宽，衣服下摆有装饰，蕾丝，绣花，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衣服，等级很严。
解放了妇女的束缚，让妇女更加的轻松，也更加的方便了。这样的服饰非常的方便，看上去也更加的华丽。融合了很多的元素，给后世奠定了基础，也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魏晋时期曹魏宫制大概是这样：夫人、贵嫔同级，然后是淑妃〔明帝立〕、淑媛、昭仪、昭华〔明帝立〕、修容、修仪〔明帝立〕、婕妤、容华、美人及良人。晋朝则仿效曹魏建立后宫制度：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南北朝时南朝宋齐梁陈皆承晋制，但名称略有变更。北朝拓跋魏后宫设夫人、贵人、昭仪等，不论数目多少。孝文帝汉化政策同时改革后宫，以后宫位号与官员名称相对，如北齐初有夫人、嫔、御，至武成帝设左右昭仪於众妃嫔之上，后主又设左右娥英於昭仪之上。北周初只设五夫人，但后来宣帝无道，五后并立，后宫位号多不胜数。隋朝初因文帝独孤后性妒，后宫并无妃嫔。直至独孤后死后，文帝才设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美人、才人为二十七世妇，宝林、御女、采女为八十一御妻。三夫人等同三公。
武则天（624—705年），籍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创造了“曌”（读音“zhao”），这个字意为“日月当空”，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统治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定都洛阳。690—705年在位。世人据其尊号“则天大圣皇帝”称之为武则天（则，法则也，以为法则也。则天，即以天为法则，向上天学习，遵循上天的规律和要求的意思）。性巧慧，多权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生母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太宗称其为“媚娘”。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中肯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氏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太宗遂赐号“媚娘”。后结识李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借祭祀之名来到感业寺，两人一见面涕泗横流。宫中皇后王氏端庄矜持，不特意讨好李治，已被冷落多年，受宠的是萧淑妃，为李治生有一二两女，因此，萧淑妃称霸后宫。与王皇后不和，且萧淑妃的儿子被封为雍王，按唐惯例，皇后的长子为太子，剩下的若干个儿子才有一个有可能封为雍王。萧淑妃的儿子受封，是不是意味着萧淑妃将由二品妃子升为一品，成为皇后？王皇后为保住自己的位子，特意授让皇上接武氏进宫，以免二人饱尝相思之苦。皇后这一关通过了。武氏便顺利进入宫内。王皇后原本认为武氏原是先帝的妾，而且身份低微，皇帝不会给她任何名分，接进宫内是让她打击萧淑妃，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正是这样，她却给自己筑造了一个太大的坟墓，成为武则天上升之路的第一批牺牲品。两三年后武氏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忠贞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且太宗崩时，曾言“佳儿佳妇”，不应废王皇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等一些朝中挺武派的支持。后武则天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迫使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册立皇后后，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手脚砍断，将其放入酒缸中，称其为醉骨。狠狠骂道：“看你俩还能不能翻身！”这样萧淑妃和王皇后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血腥的结束了。逼高宗逼死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 “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广弄冤案，天下森森，大量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无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贞观遗风之称的永徽之治结束。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 “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武则天，长子李弘因病去世，次子李贤被流放（后杀害），三子被废，四子待武则天登基后，改名武轮。 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这并没有改变门阀观念，只是武则天为了提高武的地位的一个表现。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绩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骆宾王写下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0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曌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武则天的每一项功绩都伴随着矛盾，正如林达先生所说的“每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在武则天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反反复复在变，如唐前期对她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因为从唐中期开始儒学复兴，到南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所以从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于武则天的评价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到了近代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又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了。 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中国政治制度史》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