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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议论文文体吗？ 论点论证呢？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彪炳史册：公元前204年他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二十万赵军。公元前202年，他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说起汉代风云人物，不能不说到韩信，因为韩信在西汉初年至少有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功臣，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什么叫略无世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韩信了，他的功劳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媲美了。第二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西汉还有一些其他被杀的功臣，但韩信是第一个。韩信之死，是西汉第一大案，也是一个名案和疑案，它被看做是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使我们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话韩信曾经说过，但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不是韩信。是谁呢？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夫范蠡。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叫做“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屈辱求全，向吴王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做奴仆，终于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国以后，为了不忘国耻，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卧薪尝胆”，用来形容人刻苦自励、发愤图强。那时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夫范蠡，一个是大夫文种。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大夫就对文种大夫说，咱们走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越王勾践这个人是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你要记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出处。这里的走狗说的是跑得很快的狗——在古汉语里面，“走”是跑的意思——“走狗”这个名词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范蠡大夫后来就真的走了。他干吗去了？下海经商。据说他还携带了一位小蜜，就是西施，泛舟西湖。不久范蠡就成了一个大富翁，号称“陶朱公”。文种大夫却不肯走，他说，你看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现在是摘桃子的时候了，我干吗要走啊？结果越王勾践送给他一把剑，同时带了这么一句话，勾践说，先生教给寡人七种杀人的办法，寡人只用了三种办法就把吴国给灭了，还剩下四种没有地方用啊，是不是你去先王那里试一试呢？文种一听就明白了，自杀了。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来历。楚汉之争结束后，功高震主的韩信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刘邦此时并没有杀掉韩信，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那么韩信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杀的呢？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被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汉十一年，就是刘邦当了汉王的第十一年，也即他当了皇帝的第六年——这个时候西汉王朝也不过刚刚建立——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不是代替的“代”，而是代国之王。代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现在的河北省境内。陈当时有很多军队和人马，而且他是养士的人，手下有很多英雄豪杰——陈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走到哪儿随从他的车辆都有上千辆，很多人拥护他。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韩信写信给陈说，你只管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而且他做了准备，准备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让他们去攻打皇宫——当时留守京城的人是吕后，就说把吕后抓起来杀了。这个事情被人告发了。告发的起因，是韩信手下有一个人犯了错误，被韩信关了起来，准备杀头。这个人的弟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向吕后通风报信，说韩信准备谋反。吕后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把相国萧何找来商量，萧何就出了一个主意。萧何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他自己去找韩信，说前方传来了捷报，咱们皇上打了胜仗，现在群臣都要到皇宫里去祝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通信是不发达、不方便的，前方有什么战事，韩信并不知道；那么萧何一说，韩信就相信了。但是韩信不去，韩信说，你看我一直在生病——因为前一段时间韩信闹情绪，一直装病不上朝——我连朝都不上的人，怎么能去呢？萧何说 ：“虽疾强入贺。”意思是，你虽然有病，但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去祝贺，你不祝贺不好嘛！韩信觉得实在是推托不过，就勉勉强强进宫了，来到长乐宫。当时汉王朝的主要宫殿有两座：一座叫未央宫，是皇帝住的；一座是长乐宫，是皇后住的。因为这期间是吕后在主政，所以韩信来到长乐宫。长乐宫两边早就埋伏好了，韩信一进来，很多壮士一拥而上，把韩信捆了起来。吕后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也来不及了，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韩信杀了——斩之于长乐钟室，就是在长乐宫里面一个放编钟的房子里把韩信杀了；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196年，一个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杀了。可以说，韩信之死不完全是因为功高盖主，不完全是因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刘邦并没有杀他；而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个谋反大案，被吕后所杀。临死之前，韩信仰天长叹，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建议，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被小孩子、女人所欺，所谋杀，我真是追悔莫及！蒯通是个什么人？他给韩信出了什么计谋？他出此计谋是在什么时候？蒯通原来叫蒯彻，为了避汉武帝的讳，后来史家写做蒯通。蒯通这个人的身份，《史记》上的说法是叫范阳辩士，范阳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大概蒯通祖上是范阳人；但同时《史记》也把这个蒯通称为齐之辩士，可见他活跃的地区是齐国，就是现在山东这个地方。什么叫做辩士呢？辩士就是谋士，就是靠辩论、说服、出谋划策来谋生的士，所以也叫说客。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交，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叫士，士是什么呢？就是低级贵族。贵族一共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和前三种贵族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天子、诸侯、大夫都是有地盘的，有领地、有封地、有封国、封邑，而士是没有这些的，用现在的话说，士是没有不动产的。士有什么呢？第一，他有一个贵族身份。第二，一般来说士都有一技之长。比如说他有武艺，武功好，这个叫做武士；如果他有文才，文笔好，这个叫做文士；如果说他计谋好，那他就叫做谋士；如果他口才好，那他就叫做辩士——这些人就是靠出谋划策、耍嘴皮子游走于诸侯权贵之间的，今天给你出个主意，明天给他出个主意。他们是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是非的。他反正就是给你出主意，如果你采纳我的主意，我被你雇佣了，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就像现在的什么策划大师、点子公司，也算是一种智力劳动吧。蒯通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辩士，曾经到处游说，天下闻名。那么，蒯通是什么时候给韩信出的主意呢？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双方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韩信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公元前203年攻下齐国七十二城，强迫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成为刘、项之外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对韩信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造反机会。因为当时刘邦也好，项羽也好，都不敢得罪韩信啊！这些谋士、辩士是何许人也，都是机灵鬼啊，他还能看不清这个？于是他们呼呼啦啦地都跑去找韩信，第一个来的叫武涉。武涉是什么人呢？武涉是项羽手下的人，项羽把武涉派去就是想稳住韩信，让韩信守中立。但是，由于武涉是项羽的人，他的说服力是很有限的。第二个自动跳出来劝说韩信的就是蒯通。此时的蒯通本来就是韩信身边的谋士，而且韩信将齐国的七十二座城市全部打下来也是出自蒯通的主意，所以蒯通的说服力比较强，说话分量比较重。蒯通是这样去说服韩信的。他说，我这个人会看相。韩信说，你真的会看相吗？他说，是啊。韩信说，你给我看看。蒯通说，这个东西属于天机不可泄露。韩信说，好好好，左右的人，你们都出去。然后蒯通就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且会有危险——看你的脸是一个侯爵的水平，而且有风险；相君之背贵不可言——看你的背，背长得好，贵不可言。武涉和蒯通都来游说韩信，他们俩的意思差不多，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韩信你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楚汉相争的这个战争中，你处于举足轻重的这样一种角色，这样一个分量。武涉是这么说的：“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楚王胜。”“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权是权重，不是权利。什么叫做权呢？权就是秤砣，秤砣就叫做权。那个秤杆叫衡，把秤拎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全靠秤砣在移动。权的分量就叫做权重。现在你这个秤砣往左边移移，刘邦就赢了；往右边移移，项羽就赢了。所以叫“权在足下”。什么叫足下呢？足下是古人对朋友辈的一种尊称。古人的尊称有四种：陛下、殿下、阁下、足下。这四种称呼共同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不敢看你的脸，因为你地位太高，面子太大。见到皇帝我不敢看皇帝的脸，我只敢看你的台陛之下——大家知道皇帝的龙椅，就是那个宝座有一个台，台上面有台阶，那个台阶叫陛；见到太子或王子，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看你的宫殿之下；见到宰相，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楼阁之下；见到尊贵的朋友，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脚下，就是低头的意思。权在足下，就看足下的这个足往哪边走，这叫做举足轻重，你这一抬脚就有分量。/* 42 */第五讲 韩信被杀之谜(3)蒯通也有这样的意思，蒯通怎么说的呢？“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所以武涉和蒯通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韩信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得站稳了立场，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站队是非常重要的——站队站对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站错了，身败名裂，没有翻身的余地——你要想好了。第二层意思，武涉和蒯通他们都说，你不能帮刘邦，为什么呢？因为刘邦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要兼并天下，他之所以重用你韩信是因为楚王项羽还在，他的头号敌人是项羽，他要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被他灭了，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韩信。因此韩信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了一起的。由前面两个前提，将逻辑地得出第三个结论，那就是：你韩信既不要帮刘邦，也不要帮项羽。不能帮刘邦的道理很清楚，你帮了刘邦，把项羽灭了以后，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帮了项羽，那么把刘邦灭了以后，也轮到灭你了。所以，最佳选择是什么呢？三分天下而王之，王（w坣g），就是称王的意思——干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谁也不吃掉谁，大家都安全，天下也和平。这个建议如果被采纳了，中国的历史就得重写了。由于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说客，他的说服力不强，所以韩信很简单地就把武涉给打发走了。如果说从项羽这边派来的武涉劝说韩信是有其军事目的的，那么韩信自己的谋士蒯通劝说他及早独立则是一心为其着想的。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却表现出了自己的犹豫。面对千载难逢的称王机会，韩信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呢？韩信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韩信说，武涉先生你是从项羽那儿来的，我韩信原来也在项羽麾下当差，项羽对我怎么样呢？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郎中就是警卫员或者说侍卫官，整天拿着一个戟在他门口站岗。我出的主意他不听，我做的策划他不用，所以我才离开项王的。我来到汉王这边，汉王对我怎么样呢？授我上将军印，封我做三军总司令，给我那么多的人马，让我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何况汉王对我是这么的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让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亲，这么爱，我如果背叛他，那是不吉利的——“背之不祥，虽死不易”——我宁肯死也不会改变对汉王的一片衷心。对不起得很，武先生，请你代替我韩信谢谢项王吧。那么对蒯通呢？蒯通是韩信自己的谋士，他说话的分量就要重得多了。蒯通一共三次劝说韩信，第一次劝说韩信的意思和武涉是一样的，韩信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韩信说，汉王把他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饭菜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就说了，你觉得汉王对你很好吗？恩重如山？你觉得你们俩亲如兄弟？唇齿相依？心心相印，休戚与共？不对吧，蒯通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比方说，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文种关系好不好？铁不铁？文种和范蠡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大不大？后来怎么样呢？野兽已尽而猎狗烹——野兽都打完了以后，猎狗还要它干什么，猎狗就煮着吃了——后来他们不就落得这个下场吗？难道说你韩信今天和汉王的关系就好得过越王勾践和文种的关系吗？靠得住吗？韩信说，哎，这个事你让我想想好吧，你让我想想。蒯通第三次去说服韩信，说，足下不可以再犹豫了，猛虎犹豫起来还不如蜜蜂一蜇。老虎厉不厉害？蒯通说如果老虎在那儿犹犹豫豫的话，还不如一只蜜蜂——蜜蜂当机立断，就是刺你一下，刺了算了。你不能这样犹豫，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你成就大业的机会。你如果三分天下而王之，至少此刻可以保平安，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得天下。你进退自如，为什么偏偏一条道儿走到黑呢？蒯通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上天给你的你不拿，那是要带来灾难的；时机成熟了你不做，那是要带来灾殃的。总之你不能犹豫。他又说了一句：“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功就是功名、功业、事业。一个人的功业或事业成功往往很难，但是要失败却很容易。就像通常老百姓说的那样——这个事咱做不好还不能往坏里做，失败是很容易的事情。时是什么？时是时机、机遇。时机、机遇这个东西很难得到，却很容易丢掉。我们讲机遇，机遇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机遇，是不是？那么一旦机遇来了，你应该紧紧地抓住它，你不抓住，它马上就没有了，转眼即逝。所以蒯通说：“时乎时不再来！”机遇啊机遇啊，它是不会再来的。天底下哪儿有这种事：老天爷给你一次机遇你错过了，再给你一次再错过，再给你一次……就瞅着你给了，不可能的，“愿足下详察之”。韩信面对蒯通三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表现出了自己的优柔寡断，没有像指挥作战时那般叱咤风云。从某种意义上说，韩信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将才而刘邦是一个帅才，他没有勇气逾越从“将”到“帅”的界限。毕竟，当“帅”要面对着项羽、刘邦两大强敌的阻碍。如果保持现状，韩信则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坚信刘邦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再加上韩信也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没有称王。韩信不称王只是简单的报恩吗？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吗？韩信当时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对蒯通说的那段话：“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个回答比他对武涉的那个说法高了一个层次，更为深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坐了人家的车子，那就要把人家的患难也背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车子背过我了；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做自己的忧虑，放在自己的心怀里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宁肯死也要完成人家的事情。“死人之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已经不是简单的知恩图报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问题，而是要用生命去报答。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就等于给了我们生命。谁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按现代科学的观点，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生育了我们。但是你要想想，比如一个小孩子，尚且在婴儿期，他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吗？他不可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只知道谁给他吃的。而一般地说，孩子都是母亲用母乳来哺育的，谁给他奶吃他就认谁做母亲，这就叫“有奶便是娘”。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和奶妈亲，包括历史上一些皇帝，都是跟奶妈亲，因为他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中国很多地区把这个奶就叫做妈妈，吃奶就叫做“吃妈妈”，那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凡是给了我们生命的源泉——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包括我们精神的生命——我们都称之为母亲，比如“母亲河”、“母校”、“祖国母亲”……都是生命的赋予者。同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衣是一种很重很重的情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自己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人穿的，尤其是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衣服是最贴身的，它已经构成我们“文明人”身体的一部分，做一个“文明人”不能赤身裸体的，必须要穿衣服，它代表我的身份，甚至代表我的性格、我的心理，它是我身体的代表。如果我把我的衣服给人穿，这叫做以身相许。《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思是说：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我跟你共一件战袍。同袍就是同胞啊，我们说骨肉同胞，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那“胞”是什么？“胞”就是衣、胞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外面的那个胞衣。所以同袍就是同胞，同衣就是同依，依靠的“依”。我们看《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晴雯因为王夫人讨厌她，说她长得像狐狸精，狐媚，肯定是勾引我们家哥儿了，撵出去，撵回家去。结果她又穷又苦又生病，不久于人世，奄奄一息，宝玉偷偷地去看她，两个人泪流满面。晴雯已经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挣扎着在被子里面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以后，立刻明白了晴雯的心思，把自己的外衣也脱了，把晴雯的内衣紧紧地穿在自己身上。晴雯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虚名。所谓枉担的虚名是什么意思呢？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那个了，其实晴雯是清白的，她和宝玉两个没那个，跟宝玉那个的是袭人。但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的身体已经贴在一起过了，那么我背这个罪名也不冤枉了。你说，共一件衣服是多么重的情分啊？那么刘邦能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不能背叛。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的心理通则，但是对于韩信来说还有一层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韩信早年时挨过饿，挨过冻，是曾经没饭吃没衣服穿的人，遇到一个诸侯王，居然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饭给他吃，韩信的这份感激简直是难以言表。于是，我们发现，要解答韩信不肯背叛刘邦而终于背叛刘邦这个谜团，我们还必须弄清楚韩信的身世。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有什么样的遭遇？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走上一条这样的人生道路呢？请看下一讲《韩信身世之谜》。韩信在最有可能反叛成功的时候拒绝背叛刘邦，因为刘邦“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感恩重义的人，也是因为他曾历尽坎坷。作为一个破落的低级贵族，韩信早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些怎样的遭遇？这些遭遇对于他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最终也遇到了一个伯乐，这就是萧何。韩信的荣辱成败写就了那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史记》为韩信作过一个传叫《淮阴侯列传》，列传一开头就说，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好带刀剑。这些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信息：第一，韩信曾经是布衣。什么叫布衣呢？就是没有官职的人——有官职的人可以穿锦，而没有官职的人只能穿布。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布可不是现在的纯棉，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有棉花，这个布是麻布。第二，韩信没有钱。贫，古代的贫是没有钱财的意思；穷，是没有官职的意思——在上古的时候，“贫”、“穷”两个字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看到，韩信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所以可以说他是贫穷。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韩信好带刀剑。那么他是带刀还是带剑呢？我的结论是：韩信带的是剑。为什么呢？因为古汉语为了好听，往往要用两个字，而第一个字又往往是虚指的。比方说缓急，没有缓，只有急；所以“刀剑”，我认为没有“刀”只有“剑”。而且在后面司马迁还写道，项梁项羽起义以后，韩信“仗剑从之”——拎着一把剑就参军了，可见韩信平时是带剑的。这个信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韩信有贵族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带剑——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好剑很不容易。我们去看一些古代文献或者看一些古代故事，往往说一把宝剑铸不出来之后，非得有一个人跳到炉子里面去，才能铸出来一把好剑，所以剑是很高贵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大侠大多用剑，你看有没有一个大侠用斧头或是用两把铁锤的？那不成体统。只有一身长衫，手上拿一卷书，这儿佩一把高贵的剑，才显得风流潇洒。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韩信可能是个破落贵族。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韩信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有一些什么遭遇呢？司马迁告诉我们，韩信这个人有着贵族身份，还有一把剑——我猜测这剑可能是祖传的，韩信他肯定买不起——却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什么本事，史书上的说法叫做“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就是说韩信他没有什么良好的社会表现，因此地方上招募低级公务员——叫“吏”——的时候大家都不招他。然后又说，韩信不能“治生商贾”。什么叫商贾呢？商就是流动着贩卖商品的人，贾就是开一个店铺有固定地址卖东西的人，这叫做“行商坐贾”。韩信他没有这个本事，不会做生意——既不能做行商，也不能做坐贾，那他该怎么吃饭呢？韩信是“从人寄食”，就是他只能到人家家里去混饭吃、蹭饭吃，所以“人多厌之者”，就是当地的人都很讨厌他。一个大男人，整天挎把剑，啥也干不了，到处混饭吃，这样一个人会讨人喜欢吗？韩信经常去混饭吃的一家叫做南昌亭长，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当时的制度叫做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就是十个村子合起来叫做一亭，十个亭合起来叫做一乡。那么可以推测出来亭长比乡长低半级，比村长要高半级，这人是这么个职务。这个亭叫南昌亭，并不是我们现在江西省的南昌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南昌亭长大概多少有点钱，韩信就老到他家里去混饭吃，天天去吃，吃得这个南昌亭长的老婆一肚子气。最后，南昌亭长的老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起来做饭，天亮之前把饭端到床上，全家人吃光。韩信早上起床，摇摇荡荡来吃饭，一看饭已经吃完了。韩信当然明白了，人家是讨厌他了，他一赌气，就和南昌亭长绝交了——我不跟你玩儿了——他脾气还大得很。然后他跑去干什么？跑到河边去钓鱼。你想想他这种没本事的人，我估计那鱼大概也是钓不上来的。正好，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叫做漂母——那个时候丝绵的棉絮要到河里面洗一洗。这些漂母每天来洗絮的时候都自己带饭，其中有一个一看韩信没饭吃，可怜他，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他吃，每天去洗絮就每天分饭给韩信吃。有一天她漂絮的工作做完，就跟韩信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以后吃饭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吧。韩信说，谢谢大娘，将来我一定厚报您。漂母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还说什么厚报？我不过是同情你罢了，你还说这种大话？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根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
同时，项羽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日:“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 ”。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
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维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
扩展资料
《史记》中的小说要素概括为三点：一．明显的人物形象；二．生动的故工作节；三．庞大的社会环境。
明显的人物形象小说的重要要素之一是“描绘人物”，一个形象丰满、特性的主人公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所必需的，而关于这一点，开端咱们能够一向追溯到《史记》傍边。与汉代曾经重于叙事、记言的史书比较，《史记》中那一个个有板有眼的人物形象正是最好的证明。
《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中说，《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列传，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长于通过尖利的抵触，生动的细节，精彩的谈论，选用烘托、比照、夸大以及互见等办法，把前史人物描绘得形象丰满，特性明显。
所以，咱们看到了管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看到了忠实忘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旦，看到了质量崇高、对待祖国矢志不渝的屈原……
《史记》还一改曩昔史书只记载帝王将相的传统，将目光转向各阶层人物。
一、韩信
《淮阴侯列传》中通过三次战争就树立出了韩信“战必胜、攻必克”的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形象。在与魏王豹的战争中，魏豹“盛兵蒲坂，塞临晋”。“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以木罂否缻渡军，袭按邑”。
井陉之战。韩信率兵数万与赵军二十万战于井陉。韩信抓住时机迅速出击，违背常规灵活使用兵法，“背水为阵”，诈败诱敌，然后出奇兵“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两千”。“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终于以少胜多，“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于汦水上，禽赵王歇”。这一战，充分显示了韩信善于观察掌握敌我形势，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卓越军事才能。
二、项羽
《项羽本纪》写作上独具匠心，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第三节文字最为精彩。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经历大事颇多，战阵就有七十多次。
司马迁确认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大事件在项羽一生中极为关键，于是截取这三个重要的横断面，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项羽威猛刚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的壮烈形象，项羽的品格、气质、才识、胆略、武艺等，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他史实穿插其间，补充前因后果，丰富了项羽的完整形象。
三、李广
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
李广人物形象描写“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
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四、刘邦
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
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
五、李斯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扩展资料：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资政治世,承担着 教育 道德的功能。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历史学的论文范文篇1 浅论历史学教育专业创新教学目标 知识经济呼唤创新教育，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共识。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一个国家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丰富的人力资源的蓄积与合理运用，只有在人力资源充分涌现、得到持续开发与合理运用的基础上，创新精神的增长和创新能力的形成才能落到实处。笔者就历史教学培育学生创新精神的教育目标进行论述，认为明确创新的教学目标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出发点。 一、历史学教育专业开展创新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创新不仅作为一种微观层面上获得经济效益的工具性行动的效应越来越突出，而且其作为一种宏观层面上当代世界之本质特征的演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整个世界的发展已进入创新的热潮之中。创新是当代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是一种积极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功能很强的学科，学习它不仅可以丰富人的知识结构，提高 文化 素养，还能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历史教学培养创新精神要立足于学科优势，从培育综合素质高的人才的高度出发，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运用历史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塑造健全的品格，增强实践能力。 二、明晰历史学教育专业创新教育目标 1.培养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学生学会学习 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总量成倍增长，人们接受知识的能力显得相对不足，预测一个人潜在成就的高低，不只是看他拥有多少知识量，而更重要的是看他获取与处理新知识的能力有多高。历史学知识浩如烟海，内容包罗万象，一个人倾其毕生精力也难遍览无遗。因此，历史教学要把主要教学目标放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上，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学习包括学会阅读、学会记忆、学会检索、学会考证、学会分析综合和学会归纳对比，即掌握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一能力是学生成长的基石，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前提。 2.培养学生运用历史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学会思考 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人才最常见的思维特征。培养创新精神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即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又不为现成的结论所束缚，敢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见解。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史书、史论汗牛充栋，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史学家眼里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历史教学必须教会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这是历史教学最突出的学科优势。如果说辩证思维是教会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事物，历史思维则是引导人们从不同的时空立体地观察世界，它使得学生的思维领域更为宽泛、思维角度更为全面、思维层次更为清晰、思维质量更为精深。 3.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创新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能力，还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勇于创新的人普遍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顽强的意志，它们像火箭燃料舱中的催化剂，能促使人的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历史教学应挖掘教材中丰富的情感因素，以质朴的情感感染学生，以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英雄 事迹 激励学生，使学生的思路与世界历史的走势、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相吻合，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进而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4.塑造健全的个性品格，使学生学会做人 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首先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崇高的理想抱负、炽热的爱国热情、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都是创新成功的必备条件。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教学生学会做人尤其重要。人们通常说的历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人世教育，是说历史学能培养青年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因此，历史学的创新教育目标始终要坚持强化人格教育。当代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洲教授认为，创新个性品格主要表现在好奇心与怀疑精神、自信心与谦逊精神、进取心与献身精神等方面。一个人个性品格的形成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 社会实践 活动，历史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客观事物、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社会现象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和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是学生形成创新品格的重要激励因素。 5.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创新精神与创新技能结合起来 学校的创新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来实现的。我们过去培养的学生有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通病，关键在于我们对学生实践活动的重视不够。学以致用永远是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 就历史学教育专业而言，要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就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深入大众之中，了解和关注社会的发展，做必要的专题调查研究，写出调查 报告 或历史论文;要经常组织不同院校、不同学科的学生进行专题讨论、 辩论 、历史知识竞赛，在知识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中，激发学生创新的紧迫感和敏锐性;利用历史教学技能课组织学生制作教学课件、教具、绘制历史地图，要求准教师上讲台展示创新风范，增长创新技能。这样使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创新技术、创新能力统一起来，使创新成为一种品格、一种思路，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驱动力。 三、小结 创新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历史学教育专业的创新教学目标应建立在创新性思维、实践能力、自主学习、创新开拓意识等基本素质教育的基础上，综合素质教育是创新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者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以创新教育为突破口的素质教育，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和抓住历史机遇的战略性需求，是培养千千万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求，是世界历史发展和民族繁荣振兴的需求，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历史学的论文范文篇2 浅论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与心智史学、心态史学、历史心理学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且在已有的相关着作中，暴露出理论基础不牢固，对史料地运用不够科学，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等缺陷，心理史学一度处于较为混乱的发展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心理史学在增强历史生动性，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加深对历史地理解及丰富史学理论和 方法 等方面，对历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对心理史学地完善，需要做到：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者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史学;精神分析;历史学 191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现代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现如今心理史学已经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学者埃里克森()为首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要探寻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首先需要对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胡波对此有专文探究，在他看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研究目的和任务是“研究历史主体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探索历史或撰写历史所必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之范围获得了一定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实质与特征，“即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过去时代人们的心理及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指明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内在的有机结合，而不是某些外加的标志[1]。笔者认为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还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民族心理和变态心理，这两种心理在历史变动期和部分地区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 心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生动性，融合了史学的学术性和通俗性，扩大了史学的传播范围，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事件构成的，每件事情又是由气质性格各异的人物怀着不同的愿望和心态来进行的，历史本来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美好画卷，这些历史的原本面貌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一定程度上甚至受到了压抑。心理史学深入人物内心深处，注重对其心理动机和愿望心态的探究，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此外，通过对剖析、比较、描述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便于人们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它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在广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化丰富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方面，而心理史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人的情绪、性格、意志及其对历史行为产生的影响。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也加强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相 互间的整合性，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 第三，在深度上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心理史学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能够进入到历史主体深层结构中去，挖掘历史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动因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说明“是什么”，而且能够回答“为什么”。心理史学对历史个体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从而避免了研究的简单化和 脸谱 化。此外，心理史对史学中的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深入研究亦不乏益处。 第四，心理史学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助于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史学方法的充实完善。历史心理学以它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把视角转向历史主体心理深层，这不仅使我们对历史主体心理变化规律、结构特征、功能作用等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而且以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作品分析法、投射法、社会测量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传统史学那种注重抽象概括、逻辑论证方法所带来的主观性色彩)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偶然因素、个人作用等等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个人与群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识法则。 除此之外，还有论者提出“心理史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的 想象力 和开创精神，是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2]。 二、心理史学的缺陷及其应对 措施 弗洛伊德发表《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后，震惊了学界，由最初的广受赞扬到后来的饱受诟病历史，心理史学的命运也同它的逐步开山之作一样，历经坎坷，一直以来学界对它的质疑之声都未曾间断。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3]。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心理史学的怀疑主要是认为多数心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著作都片面地抬高精神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往往忽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直接矛盾的。事实上，在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出版《青年路德》一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当然，心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暴露了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理论基础不牢固，这一点造成了心理史学在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时缺少融合，有生搬硬套之嫌。心理学领域自身的混乱局面是形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历史学中比较成熟，各派心理史学家也用其各自的理论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得到公认，这样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对心理学不够了解也是形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史料不足，说服力不强，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全方位立体研究。心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而历史研究却不能实验，而且往往一个人十岁以前的资料是极少的，史料的不完全往往导致理论分析的缺陷，也导致循环论证。许多史学家对人物的研究是从成年的政治活动推测他童年的经历和个性，然后又以此来证明这个人成年的活动。 第三，许多人在研究之前抱有很强的目的性，对史料只取其所需，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理论和观点，选取符合相关条件的史料，这就必然会造成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后果。 第四，对民族史、文明史的解释往往趋于简单化，忽视了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综合分析。如把童年的经历简单地看成一个人以后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点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洛伊德在《达·芬奇》一书中论述可谓是罪恶之源。 第五，导致了“历史碎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心理史学的作品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奇闻轶事、服饰礼节、历史人物的野史传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处津津乐道，使得历史研究的结果成了一个个忽隐忽现的碎片，缺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性。 上述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历史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而言的，以心理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人数较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史料的运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忽视对史料的真实性的考证，以论代史等。 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从事心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相应地解决措施，如林泽荣探究了心理史学在历史人物研究当中应注意的几点，包括注意心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人物个性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了解个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和注重群体心理的分析等四个方面[4]。黄夏玉认为，进行心理史学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综合性;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具有心理史学的特点;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侧重点要注意变化;第四，在研究上要有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及时借鉴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明确地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5]在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学术背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与西方还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其研究成果自然很容易遭到学界同仁的怀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心理学理论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所重点，其选取标准以实际研究过程的需要为准。 第二，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从中追踪和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轨迹。包括能运用反映当时人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如论著、笔记、回忆、 日记 、书信、诗文等等，从中找出有用之物。经过分析、鉴别和取舍，对该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极好的研究典范。 第三，注意那些变动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即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由于这些历史人物通常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阶层，因此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第四，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主义。要分析过去人们的心理，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要分析其心理形成的基础，分析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个人阅历、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从而弄清人们的心理形成、发生的基础及原因，进而正确地认识历史上人们的心理。 第五，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史学家在揭示过去人们心理时还要对自己的心理有所把握，自我应尽量把对客体即历史心理的心理因素置于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之上，主体史学家的心理应自觉接受理性认识的自我调控。 参考文献： [1]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瓦坪究对象[C]//学习与探索，1988，(2). [2]张文生.认识人类活动的新视角——心理史学评估[J].内蒙古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5，(4). [3]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4-45. [4]林泽荣.心理史学与历史人物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0，(4). [5]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C]//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9.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里面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诸葛亮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
历史上，诸葛亮凭借隆中对博得刘备赏识，又在曹兵南下，刘备大败的时候，请出了吴兵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
进而夺取四郡，又进入西川，打败了刘璋。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并多次出兵攻打魏国，最后死而后已。
被封为武乡侯、丞相、录事尚书和司隶校尉等职。
谥号“忠武侯”。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进一步美化，成为一个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人物。
他的出场就颇具神秘色彩。
刘备策马越潭溪，偶遇水镜先生司马德操。
经过司马徽和后来的徐庶的推荐，刘备才知道卧龙先生诸葛亮，然后就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这点十分精彩，连带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只是留了庞统一家，为后 *** 伏笔。
而神仙一般的诸葛亮，一出世就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大事，奠定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更是出神入化。
在曹兵未来以前，便提前征兵御敌。
曹兵来以后，诸葛亮用一套神秘莫测的办法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把火烧得曹军闻风丧胆。
当阳一战，刘备九死一生，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随鲁肃来到东吴，请求援兵。
东吴诸雄，在诸葛亮的面前黯然失色。
雄才大略的孙权、机智的周瑜、老辣的张昭、朴实的鲁肃等等，都被诸葛亮刷的团团转。
之后，诸葛亮更是一叶扁舟离开东吴。
孙刘失和后，诸葛亮帮助刘备粉碎了东吴的种种阴谋。
并且开始筹划帮助刘备入川。
从接纳张松，到警示庞统，最后自己入川，扭转乾坤，终于收降马超，进而得到西川。
然后，帮助刘备守住汉中。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顶梁柱。
当时，蜀汉内外交困。
诸葛亮先联合东吴，再南征孟获。
万事具备，开始北伐。
在北伐以前，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请再读读这篇文章，陈寿、罗贯中以及毛氏父子都知道，没有任何文章能比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出武侯的性格志向，所以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才华不及他们，更必须在写武侯的文章里，收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
诸葛亮在历次北伐当中，身先士卒，足智多谋，高瞻远瞩。
但因为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功。
比如马谡失街亭、孟达大意被司马懿打败、粮草不支、李严撒谎、苟安流言等等。
最终诸葛亮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死的时候，还任命了两朝丞相，即蒋琬和费祎。
所以在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蜀汉还威而不乱。
这两个人死后，董厥樊建就差远了。
诸葛亮死后，还计斩魏延，死诸葛吓退活司马。
这就是罗贯中，或者说毛氏父子为诸葛亮杜撰的一生。
看来是很完美了，但是许多看三国演义的人都是一上来特别喜欢诸葛亮，后来渐渐的就不喜欢诸葛亮了。
或者说对演义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不太喜欢诸葛亮这个角色了。
这可能是演义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诸葛亮，我们可以看一看杜工部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的对于诸葛亮的定位比演义作者好的多。
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悲情英雄，这样的人必定不是完美的。
比如项羽，这个人就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这样的悲情人物，能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三国演义所设计出的完美悲情人物，就显得漏洞颇多。
第一，诸葛亮既然料事如神，那么为什么在街亭这么重要的位置派出马谡呢？譬如王平、吴懿就能胜任这个位置，还即忠又勇。
反过来讲，演义美化的神一样的诸葛亮，在知人善任上，颇有问题。
第二，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过于神话，这反倒不像是一个人。
小说能吸引观众，一般都是让观众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而诸葛亮这位主人公，显然不是能让人共鸣的主人公。
第三，诸葛亮本来是个很忠厚老实的，至少是个好人，不会去害人。
三气周瑜虽然写的精彩，但在全局的角度看，绝对是败笔。
还有诸葛亮和诸葛瑾本来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兄弟，各为其主却不互相干涉，但是演义里却也被迫勾心斗角。
诸葛亮如果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不好，怎么可能对刘备这么好？
第四，人都是挑剔的，再完美的人物也会被挑出毛病。
所以，在演义的角度说，捧诸葛亮的越多，打击诸葛亮的人就越多，这也就是演义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诸葛亮智而近妖，刘备忠而近伪。
”这句评论十分到位。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虽然完美的创造了诸葛亮，但是却真的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诸葛亮让人敬佩。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核心和纽带，把三个国家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诸葛亮，三国演义把他的忠、智、义、情写的相当到位，让一个全新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栩栩如生。
提到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足智多谋、鞠躬尽瘁这两个词语，三国演义的功劳毋庸置疑。
戏剧舞台上也多借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把活生生的诸葛亮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失空斩。
所以，在文学角度上讲，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绘相当成功，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诸葛亮，也创造了一个争议的诸葛亮，使诸葛武侯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名人，这就是雅俗共赏。
三国演义不仅仅使自己流传千古，也令诸葛亮万世流芳。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嘉庆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河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道光时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禁烟事。后被遣戍伊犁，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诗句。此后皇帝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他抱病起程，途中死于广东普宁行馆，终年66岁。 为民办实事 林则徐虽居高位，但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他在大堂上书写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注。 禁烟不禁商 在广东期间，林则徐大举禁烟，并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他对外商采取了恩威并重、分化瓦解的策略，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对正当贸易一律加以保护和鼓励。 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打破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他还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中国政治制度史》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逆 水 也 能 行 舟——谈韩信忍辱负重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陈 慧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杂 感 一 则朱 亮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戴于谦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我 眼 中 的 刘 邦夏 琳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缪红霞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小议荆轲刺秦王仲子鹏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生因《史记》而精彩刘小杰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