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我了解到，这个时期服饰，袖口比较宽，衣服下摆有装饰，蕾丝，绣花，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衣服，等级很严。
解放了妇女的束缚，让妇女更加的轻松，也更加的方便了。这样的服饰非常的方便，看上去也更加的华丽。融合了很多的元素，给后世奠定了基础，也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魏晋时期曹魏宫制大概是这样：夫人、贵嫔同级，然后是淑妃〔明帝立〕、淑媛、昭仪、昭华〔明帝立〕、修容、修仪〔明帝立〕、婕妤、容华、美人及良人。晋朝则仿效曹魏建立后宫制度：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南北朝时南朝宋齐梁陈皆承晋制，但名称略有变更。北朝拓跋魏后宫设夫人、贵人、昭仪等，不论数目多少。孝文帝汉化政策同时改革后宫，以后宫位号与官员名称相对，如北齐初有夫人、嫔、御，至武成帝设左右昭仪於众妃嫔之上，后主又设左右娥英於昭仪之上。北周初只设五夫人，但后来宣帝无道，五后并立，后宫位号多不胜数。隋朝初因文帝独孤后性妒，后宫并无妃嫔。直至独孤后死后，文帝才设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美人、才人为二十七世妇，宝林、御女、采女为八十一御妻。三夫人等同三公。
武则天（624—705年），籍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创造了“曌”（读音“zhao”），这个字意为“日月当空”，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统治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定都洛阳。690—705年在位。世人据其尊号“则天大圣皇帝”称之为武则天（则，法则也，以为法则也。则天，即以天为法则，向上天学习，遵循上天的规律和要求的意思）。性巧慧，多权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生母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太宗称其为“媚娘”。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中肯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氏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太宗遂赐号“媚娘”。后结识李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借祭祀之名来到感业寺，两人一见面涕泗横流。宫中皇后王氏端庄矜持，不特意讨好李治，已被冷落多年，受宠的是萧淑妃，为李治生有一二两女，因此，萧淑妃称霸后宫。与王皇后不和，且萧淑妃的儿子被封为雍王，按唐惯例，皇后的长子为太子，剩下的若干个儿子才有一个有可能封为雍王。萧淑妃的儿子受封，是不是意味着萧淑妃将由二品妃子升为一品，成为皇后？王皇后为保住自己的位子，特意授让皇上接武氏进宫，以免二人饱尝相思之苦。皇后这一关通过了。武氏便顺利进入宫内。王皇后原本认为武氏原是先帝的妾，而且身份低微，皇帝不会给她任何名分，接进宫内是让她打击萧淑妃，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正是这样，她却给自己筑造了一个太大的坟墓，成为武则天上升之路的第一批牺牲品。两三年后武氏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忠贞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且太宗崩时，曾言“佳儿佳妇”，不应废王皇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等一些朝中挺武派的支持。后武则天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迫使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册立皇后后，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手脚砍断，将其放入酒缸中，称其为醉骨。狠狠骂道：“看你俩还能不能翻身！”这样萧淑妃和王皇后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血腥的结束了。逼高宗逼死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 “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广弄冤案，天下森森，大量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无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贞观遗风之称的永徽之治结束。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 “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武则天，长子李弘因病去世，次子李贤被流放（后杀害），三子被废，四子待武则天登基后，改名武轮。 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这并没有改变门阀观念，只是武则天为了提高武的地位的一个表现。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绩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骆宾王写下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0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曌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武则天的每一项功绩都伴随着矛盾，正如林达先生所说的“每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在武则天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反反复复在变，如唐前期对她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因为从唐中期开始儒学复兴，到南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所以从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于武则天的评价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到了近代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又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了。 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清朝后宫嫔妃的等级怎么划分？ 清朝在康熙以后，才典制大备，后宫号位定制严明。皇帝的正妻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官，协助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均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不过，纵观清朝历史，除皇贵妃、贵妃之外，也还有其他妃号，如庄妃、瑾妃、珍妃等。制度规定尽管十分严格，但各皇帝妃嫔数目的多少出入较大。康熙、乾隆的妃嫔都大大超过规定，而同治、光绪等又远没有那么多的妃嫔。清朝宫女人数比明朝减少，按定制在三百人以下，实际上也不止此数。 清代宫廷的后妃制度是在清入关以后坐镇北京的第二位皇帝康熙皇帝玄烨确定的： 尊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住慈宁宫，太妃、太嫔随住； 皇后坐镇中宫，主持后宫事务； 皇后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住东西六宫； 嫔以下设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随皇贵妃分住东西六宫。 清后宫制度规定，皇帝大婚之前，选八位比皇帝大的宫女，供皇帝进御，即献身皇帝。八位宫女都有名分，授以宫中四个女官的职衔：司账、司寝、司仪、司门。
唐朝后宫制度，是皇后之下有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夫人之下有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九嫔之下又有九位婕妤、九位美人、九位才人，称为二十七世妇，二十七世妇之下又有二十七位宝林、二十七位御女、、二十七位采女，合称「八十一御妻」。 秦始皇统一天下，始建皇帝皇后称号。 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嫡（妻）曰皇后。妾皆称夫人。 中国古代允许纳妾，统治者常妻妾成群。后宫指她们生活的地方，或其生活圈子。 1.上古 媵是作陪嫁的人的意思，可以是未出嫁的妹妹或侄女，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天子或诸侯娶妻时才会有)。例如女英是舜的媵。 在商朝有时有并后（同时有两个王后）的情况。 《周礼》记载：王的后妃“编制”为：一后（嫡妻）、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凡一百二十一人。诸侯一娶九女，且不再娶，可见妾是八个；大夫是一妻二妾；士则是一妻一妾。而庶民，则只许有一妻与之匹配，故而庶民被称为匹夫匹妇。但《周礼》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儒家的空想作品。 另外一些儒家作品则称天子“一娶十二女”，“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并称诸侯“一娶九女”，也有称天子“一娶九女”的。 先秦的后妃之制还比较简单，王之妻称后，王之主要妾及诸侯之妻称夫人。 周朝的制度要求避免同时出现两个王后或诸侯夫人的情况。 2.汉朝 西汉皇帝之妻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并立八品： 皇后 昭仪；至元帝时才被创设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长使 少使 婕妤，自婕妤至充依，此四等为汉武帝所增设 娙娥 容华 充依 五官 顺常 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等，五个位号并立为最后一级 太子妻称妃，妾有良娣、孺人，共三级；皇孙妻称夫人，妾无位号，皆称家人子。 东汉初开国时，后宫位号被大量删减，只剩贵人、美人、宫人、采女等四等级，且人数不定。 但后来至汉桓帝、汉灵帝时，后宫女子不论后妃、女官、宫女等，总数多达二万人。 3.魏 曹操为魏王时，于王后以下定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魏文帝时增设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时又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省除顺成，这样在皇后以下定制十二等级： 1）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 2）贵嫔，位次夫人，爵无所视； 3）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 4）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 5）昭仪，爵比县侯； 6）昭华，爵比乡侯； 7）修容，爵比亭侯； 8）修仪，爵比关内侯； 9）婕妤，视中二千石； 10）容华，视真二千石； 11）美人，视比二千石； 12）良人，视千石。 4.晋朝 晋武帝取汉魏之制，参用古法，始设三夫人、九嫔： 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位视三公； 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位视九卿。 九嫔以下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5.隋朝 隋朝初时，由于隋文帝之皇后—独孤伽罗善妒，因此后宫位号非常简单，虽有设置、但仍不正式作为皇妾； 皇后一人 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 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 御女，三十八员，掌女工丝枲，视正七品。 又参循汉、晋旧制，设置六尚、六司、六典等女官职，以掌后宫典仪。 因独孤皇后善妒，后宫位号形同虚设，在独孤皇后崩后，随文帝才又将之改为； 贵人，三位 嫔，增至九人 世妇，增至二十七人 御女，增至八十一人 隋炀帝时期，隋炀帝又参阅古典，自制嘉名以充实后宫； 皇后一人 三夫人；贵妃、淑妃、德妃，品正第一 九嫔；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品正第二 婕妤，十二员，品正第三 世妇；美人、才人十五员，品正第四 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 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 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 另又有承衣刀人，皆随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以下 6.唐朝 唐朝初开国时，参考前朝旧制而设立； 皇后一人 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正一品 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正二品 婕妤九人，正三品 美人九人，正四品 才人九人，正五品 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 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 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 唐高宗时改制为； 皇后一人 赞德二人 宣仪四人 承闺五人 承旨五人 卫仙六人 供奉八人 侍栉二十人 之后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改宫制为； 皇后一人 惠妃、丽妃、华妃、贵妃，各一人，正一品 六仪；波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为正二品 美人，四人 才人，七人 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 7.宋朝 宋朝立，沿唐制，设四妃、九嫔、等等。真宗、仁宗在位时，把九嫔扩充至十八人，仁宗又在妃级别中增一位号名宸妃。 宋朝定宫制为； 皇后一人 四妃；贵妃、惠妃、丽妃、华妃 九嫔；太仪、贵仪、妃仪、淑仪、婉仪、顺仪、顺容、淑容、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 婕妤 美人 才人 8.元朝 元朝时，后宫位号简单朴素，只设有皇后、妃、嫔三等，但人数不定。 虽然位号很少，但这不代表后宫人数也简单，元朝后宫以斡儿垛来区分后妃的地位，斡儿垛是宫帐的意思，一座宫帐里面可能同时住着好几位皇后和嫔妃，而在众多宫帐中，以第一宫帐中的第一皇后地位最尊。 9.明朝 明朝的后宫位号，大体上并无严密的等级分别，对于后宫嫔妃的等级有着很大的弹性。除以皇后为最高之外，贵妃仅次于皇后、明宪宗时又封万贵妃加“皇”字为皇贵妃，以后渐成定制。 皇妃位号除贵妃之外，亦以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等为众妃位号。 之后在明世宗朝和明神宗朝分别都出现了端妃和恭妃的位号。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仿古礼册立九嫔； 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位在众皇妃之下。 但又无严格规定以上位号非用不可，在明朝这二百七十六年间，后宫除去上述位号外，还出现过端妃、恭妃、慧妃、裕妃、成妃、昭妃，宁嫔等位号。 除去以上妃、嫔的等级分别之外，另外还有婕妤、昭仪、贵人、才人、美人、选侍、淑女、答应等位号杂置期间。 10.清朝 在清朝，将之分为八等级，分别为； 皇后一人 皇贵妃一人 贵妃两人 妃四人 嫔六人 贵人不限人数 常在不限人数 答应不限人数 每个皇帝的妃嫔数目有很大差异：康熙皇帝拥有后宫嫔妃等79人，而光绪皇帝只有一后二妃三人。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同的王朝中，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封建官场等级制度一直运行着。同样，在不同的皇帝后宫，一个同样等级清晰的后宫女人等级制度也是悄然地运行着。 公元前三世纪的秦王朝，后宫女人的待遇分为八个等级。其中包括，超级：“皇后”。一级：“夫人”。二级：“美人”。三级：“良人”。四级：“八子”。五级：“七子”。六级：“长使”。七级：“少使”。级别名称的本来意义，我个人未经特殊专业培训的理解是：皇帝后宫的女主人，皇帝丈夫的女人，美丽的女人，善良的女人，能生八个男孩的女人，能生七个男孩的女人，皇帝经常使用的女人，皇帝不经常使用的女人。这八个等级里，每个级别中的女人是没有名额数量限制的。用现代的话来说，这些级别，应该类似某专业“职称”了。当然，有职称者当然不一定就有正式的职务，这已经成为现代人事制度中的基本常识了。 换到汉武皇帝时，后宫女人的级别之事，开始丰富多彩起来了。 汉武帝他老人家，取消了秦始皇后宫女人八个等级中的第一级“夫人”级别，用另外四个级别的名称代替了它。它们分别是第一级：“婕妤”。第二级：“经娥”。第三级：“容华”。第四级：“充衣”。也许，汉武皇帝对于女人的级别名称取舍是有些艺术欣赏的因素在其中的。第五级至第十级，与秦始皇后宫女人等级中的第二级至第七级的名称完全相同了。这样，汉王朝后官女人，仍然享受着以秦王朝后宫女人等级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十一级的等级制度。这也证明了：所谓推倒旧皇帝的人，本质上只是自己想当皇帝。 特别有趣的是，自汉代开始，皇帝后宫的女人，开始有了明确的“待遇”概念了。她们的“待遇”，与封建王朝其他官员一样，当时都是以粮食的数量为计量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请允许我用“职称”与“职位”两个现代概念来说明以下古代事实。其中，“职称”相当于专门用粮食数量度量的待遇。“职位”则相当于专用于对比当时古代封建王朝政府男性官员的级别。 超级：“皇后”，职称与职位相当于皇帝，生活待遇与皇帝完全相同。 一级：“婕妤”，职称相当于“宰相”，职位与皇帝的兄弟“亲王”级相同。 二级：“经娥”，职称相当于“上卿”，职位与皇帝的亲戚“列候”级相同。 三级：“容华”，职称相当于“副宰相”，“中二千石”（一石为十斗，一斗约十点四公升）。职位相当皇帝的亲戚“关中候”级相同。 四级：“充衣”，职称相当于“部长”，“真二千石”。职位相当“文官”一品。 五级：“美人”，职称相当于“州长”，“二千石”。职位相当“文官”二品。 六级：“良人”，职称相当于“州长”，“千石”。职位相当“文官”三品。 七级：“八子”，职称相当于“州长”，“千石”。职位相当“文官”四品。 八级：“七子”，职称相当于“副州长”，“八百石”。职位相当“文官”五品。 九级：“长使”，职称相当于“副州长”，“八百石”。职位相当“文官”六品。 十级：“少使”，职称相当于“县长”，“六百石”。职位相当“文官”七品。 看看，古代女人只要有了美貌，被皇帝看中，那怕是授予最低的级别，也与当时的七品县官相当了。这样的待遇，对于女人来说，也许是借风上青天的合适的荣耀；然而，对于失意读书男人来说，也许是致命的伤心不如女儿身的荣辱打击。历史记载，西汉十一级后宫女人等级，执行了七十年之久。汉王朝后宫女人最高峰时，曾经达到两万多名。所以，在京城这样的地方，平常老百姓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碰上一位可以称之为“处长”“厅长”级的人物，是不奇怪的。因为，此类级别的人儿，古来有之。 到了西汉第十一任皇帝时，西汉国力大增，盛世百状。皇帝后宫女人数量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比汉武皇帝时期增加了整整一倍，宫中女人数量为四万多人。为了适应如此宏大的女人数量，这新皇帝又增加了多如牛毛的女人级别。 超级“皇后”的后面新增加一级“昭仪”，享受原一级“婕妤”的待遇。原一级至十级者，一概顺降一级。这样，原十级“少使”变成了“十一级”，她的职称就不是“县长”级了，只是文官最末级了，粮食也少了，由”六百石”变成了“四百石”。有趣的是，后面新增加的几个级别所使用的概念，竟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现代社会里某类国营企业工资制度差不多了。 十二级：“五常”，十二级以下就没有职称了，只有粮食“三百石”。 十三级：“顺常”，“二百石”。 十四级一等：“舞涓”，“百石”。 十四级二等：“共和”，“百石”。 十四级三等：“娱灵”，“百石”。 十四级四等：“保林”，“百石”。 十四级五等：“良娣”，“百石”。 十四级六等：“夜香”，“百石”。（相当一点四万公升粮食） 十五级一等：“上家人子”，“斗食”，一斗粮食。 十五级二等：“中家人子”，“斗食”。 看到这里，我笑了：从这些后宫女人级等名称上看，这西汉男人皇帝也许开始喜欢歌舞娱乐类的女性明星了。至于什么是“上家人子”“中家人子”，我就有些费解了。 当然，皇后也有具体的的待遇标准的：“汤沐邑三十县”的税收。西汉皇帝后宫四万多女人们待遇与日常开支，应该是多么大的一笔天文数目啊。可想而知，这西汉王朝的富足程度了。可是，好景不长，东汉刘秀皇帝上台时，国家经济疲软，皇帝后宫女人们也大大地减少了：除了超级“皇后”之外，只保留着“贵人，美人，宫人，采女，大家”五个女人级别了。这是后话。 从古代人所谓的某“级”某“等”的等级构思中，我看见了现代人的困惑：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通信行业中，执行的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其中就有“七级一等”，“八级二等”等工资级别。真是有趣：原来此起彼伏还是借用两千多年前古代皇帝后宫女人享受的待遇思路。还有，现在许多所谓著名的现代人事制度改革，还不只是在某级差与某等级之间，增多减少，有几人终究走出了数千年前古代人老祖宗设计的圈套。有趣。求采纳
明代后妃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无一不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的，无一不是特定政治文化的产物。研究明代后妃制度，不仅需要系统梳理其自身的制定原则、主要内容和管理措施等，而且必须挖掘明朝统治者制定这一制度所持有的政治理念、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并进而剖析实施这一制度对明代后妃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一） 明朝是在元代“法纪荡然”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各项制度“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与宋朝之典”（《明书》卷51《纶涣志》），后妃制度自不例外。作为中国后妃制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后妃制度在继承前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朝统治者的需求作了增删改进。因此，要系统梳理并把握明朝后妃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变化特点，似有必要对自上古形成以来历朝历代后妃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概略的扫描。 中国后妃制度是古代婚姻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萌芽于远古传说的五帝时代，那时已实行一夫多妻制，帝王有一妻多妾，分别称为正妃和次妃；到了周代，妻妾的名号和人数都有了变化，“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曲礼》），“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昏义》），明确编制共121人，对其各自职责也有了相应规定： “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也”，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周礼》）。由此，奠定了后妃制度的基本框架。 秦统一中国后，明确“后”专指“皇后”，妾皆称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和少使等名号，爵列八品。西汉继承了秦后宫妻妾名号制度，人数和等级则有所增置，到汉元帝时，后宫已达三千人，除皇后外，分昭仪、婕妤、经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以及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共十四等（此外还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她们各有爵位，从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到视百石不等。王莽时托古改制，后妃制度也附会周礼，从此出现了《礼记》中所描述的那种后妃制度模式，为后世所遵循。东汉光武中兴后，提倡俭朴，六宫称号只剩下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俸禄不过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无爵秩，只在岁时赏赐充给。 曹魏时后妃制度沿袭汉法，设皇后一人，夫人以下则屡有增加，到明帝时，皇后以下定制为十二等，除位仅次皇后的贵嫔和夫人没有与同外廷相应的位号，其他依次从爵比诸侯王到视千石。晋武帝开始广选良家女子充后宫，并命司徒、大将军之女为三夫人和九嫔，三夫人位视三公，九嫔位视九卿；九嫔以下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南朝后妃制度，在晋制的基础上稍做改变，在九嫔之外增加亚九嫔。北魏时，孝文帝推行汉制，后妃制度也仿效中原传统，嫔妃爵位与外官相对应，由视大司马到视元士不等；并首次在内宫另设女职，掌管宫中事务，同时尽妾之义务，等级从视尚书令到视五品。北齐成武帝时，后宫依“古制”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并按汉制设左右昭仪，为秦以来后宫设置最完备时期。北周开始在皇后之下设“妃”，为隋炀帝后各朝各代所仿效。 隋朝在开国初期实行一夫一妻制，后宫只立皇后，且首次制定了中宫朝会之礼，皇后定期接受内外命妇和群臣的朝贺，同时根据周礼确定了女官规制；文帝独孤皇后去世后，后宫始置三贵人，嫔增加到九员，世妇增到二十七员，女御八十一员，同时设六尚、六司、六典等女官，逐级统摄宫中事务，但地位大大降低，分别为从九品、勋品和流外二品。炀帝时不仅宫女人数超过万人，而且规定后妃不理妇职，只负责梳妆打扮，陪从宴游；同时参照外廷的尚书省，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女官制度，其所设六局二十四司，为后世女官制所遵从。唐朝在高宗前，妃嫔名号、品级和编制与隋初相似，女官方面除仍设六尚外，第一次增设宫正掌纠正编失，彤史掌记功过；高宗时妃嫔品级不变，名号曾更换，但不久又恢复；玄宗时不仅妃嫔名号强调华美，而且人数大大超过120人的编制，据《新唐史》记载，后宫人数达四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各割据小国的后宫当然不可能有大一统时代的规制和模式，但后唐时后宫内职曾封为君，为历史上所仅见。 宋代是中国后妃制度集大成和完备、成熟时期。宋朝妃嫔名号等级依次为：妃、嫔、婕好、美人、才人和贵人，品级从一品到无品；编制则在同一时间内基本上没有满员过；后妃人选注重门第和女德；在待遇方面，享有数额不等的俸禄和封赠家属的优待。在管理机构方面，仿照外廷设立了“内省”机构，此外还创置过十阁等其他一些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后妃制度首次明确了在皇帝年幼或患重病时皇太后可垂帘听政，但为了确保太后如期归政，允许朝廷大臣对太后的违规行为进行抵制，同时在外廷设台谏和封驳官员的监督体系。（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宫庭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元代后妃制度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皇后人数不只一人，其称谓“南必皇后”、“阔阔伦皇后”、“速哥答里皇后”等仅见于元代。明代后妃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更为完备，尤其是对后妃的管理力度大大增强（具体内容详后）。清代后妃制度在康熙之后逐步完善，其内容大多仿效明制，但不设女官。清代后妃名号和编制为：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答应等则不定员；后妃人选每三年通过选八旗秀女来物色，汉女不得为后妃。 （二） 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钦定，其相关条款被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世世遵守。后世皇帝虽然在妃嫔名号、编制、葬制等方面作过调整、改变，但对其主要内容都予以严格的执行。关于明代后妃制度，史书上并没有完整地记录，而是散见于诸多文献中。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一项政治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定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二是在这一制度范围内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即人们在这一制度范围内的地位、角色、权利和义务；三是实施这一制度的组织系统和实施的操作方法及程序。在此，本文便围绕这三大构成要素，对明代后妃制度系统梳理如下。 1、原则与目的。洪武元年（1368）三月初一，太祖命儒臣修女诫，他对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洪武三年，正式明确“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余纪登《典故纪闻》卷二，第3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此可见，明太祖制定后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十分明晰：一是治天下首先要治理好家，家要管好就必须严守夫妻之道；二是后妃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侍候皇帝和管理宫女，严禁过问宫外之事和参预朝政；三是强化教育，树立典范；四是严格等级，恩宠适度，尊卑有序。 2、编制与人选。在后妃的编制方面，明初不拘所谓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数，设皇后一人，妃子数人，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人数不等。嘉靖十年（1531）仿古礼册立九嫔，位在妃下。而在后妃的人选上，明初规定，凡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均通过选秀女方式，从家境清白的低级官员或平民百姓家选取，绝对禁止大臣以各种理由进献美女。因此 ，有明一代，除成祖徐皇后外，后妃“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明史》卷108《外戚恩泽侯表》），有的后妃甚至连身世都搞不清楚。后妃选配的地域，明初一般在两京（北京、南京）附近，明中叶以后则主要限于北京附近。还有部分妃嫔由周边小国定期进贡，如成祖的权妃便来自朝鲜。 3、等级与待遇：一是授予后妃以封号、尊号、微号和谥号。封号用以定后妃等级，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等等。尊号是表示崇敬褒美，一般由新君即位时授予先帝后妃，其号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徽号是在尊号前加上歌功颂德的套语，可多次授予，但仅有部分后妃能够得到。谥号是后妃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言行事迹而颁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如被废外，后妃一般都能得到此称号。皇后的谥号字数按例为12字，但也有9字、13字和15字的；妃嫔谥号则例为二字，极少数妃嫔因受宠则享有6字谥号。 二是按等级颁发给后妃宝印。宣宗以前，只有皇后有册、有宝和有印，妃子有册、有印但无宝，嫔以下则只有册。皇后的册、印和宝是金制的，妃子的印金制、册镀金银，嫔册银制。宣宗因宠爱皇贵妃孙氏，制金宝赐之，从此，明代的皇贵妃也和皇后一样有了金宝、金册和金印。 三是冠服、车舆、仪卫卤簿皆有严格的规制。后妃冠服主要有礼服和常服两种，均配戴凤冠。凡皇后受册、谒庙、朝会，则着礼服，平时穿常服；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每年正旦、冬至，皇后在宫中接受妃嫔和宫外命妇朝贺时着袆衣。常服则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妃嫔受册、助祭和朝会时也着礼服，永乐三年（1405）皇妃冠服定制，搭配的大衫、霞帔佩饰与皇后相同；嘉靖十年（1531）定九嫔的冠服，大衫、鞠衣均与皇妃相同。皇后车舆有辂及安车、行障、坐障等；皇后仪仗可分为丹陛仪仗、丹墀仪仗、宫中常用仪仗等，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车舆和仪仗；妃嫔的车舆有行障二、坐障一，皇妃的车称凤轿，所用的行障、坐障和皇后一样，用红绫装饰。皇妃的仪仗只有一种。 四是殡葬制度前后虽有变化但依然在总体上有其等级格局: 皇后附葬帝陵，并附祀太庙，废后则另葬；自宪宗开始，升为太后的妃子亦可附葬先帝陵内，但不附祀太庙。明英宗前，妃嫔实行殉葬制，死后葬入山陵内或帝陵附近，但都附享陵内。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和景帝五位皇帝殉葬妃嫔共70余名，其中太祖妃嫔殉葬的就达38人。在皇帝之前死去的妃嫔一般葬在金山。 4、管理及机构。明初，从良家女子中选拔品貌端正、能书会写、通晓算法，年纪在15岁至40岁间的未婚者入宫任女官。女官机构为六局二十四司及一宫正司，分别掌管内宫的礼仪、诫令、宝玺、图籍、财帛、羽仗及衣食供给等事务，并对后妃言行予以导引，确保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成祖以后，女官职责大多转归宦官，只剩下尚宝四司。 5、管治及措施：①训化思想，规范言行举止。一是立纲陈纪，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同时立下祖训，要求后代君主对后妃严加管理，不得违背；二是严加教育，用封建礼教对后妃的思想进行熏陶和约束。开国伊始，太祖便命翰林朱升编修《女诫》，作为教育宫中女子的读本；成祖上台后不久，命大学士解缙编《古今列女传》，其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篇，颁行天下”（〈明史后妃传〉第3509-3510页）；之后，又有世宗生母蒋太后的《女训》、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女鉴》以及神宗郑贵妃重刊大臣吕坤的《闺范图说》等，这些教材都由女官在宫内定期讲授。②管制生活，限制人身自由。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都要从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再移部臣取给。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处以死刑。私递书信出外，亦处死刑。宫嫔以下有病，只能以症取药，不准医生入宫诊治。③裁抑外戚，严防恃宠干政。一是从民间良家选后妃，致使外戚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形成政治势力，从源头上杜绝其预政的可能性；二是给外戚以高爵厚禄，但严格限制其参与政治，到世宗时外戚爵位世袭权也被革除；三是一旦发现外戚染指和干预朝政，轻者削爵，重者下狱，一律予以严厉打击。 对比前代后妃制度，不难发现明代后妃制度的独特之处：（1）后妃选自民间，不重门第重品行，而且通过选秀女产生，不准大臣推荐；（2）妃嫔没有品级，女官的品级也较前代大大降低，到了中叶以后，女官逐渐淡出，其职责大都转由宦官承担；（3）对妃嫔实行殉葬，其野蛮程度为历朝历代所罕见；（4）对后妃的教育、管理以及对外戚的防范、抑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尤其是外戚，在历史上势力最为孱弱。对此，《明史外戚传》评论道：“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其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 （三）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均集中体现着皇帝所秉持的政治文化观，即所谓君者，制之源也。认真审视明代后妃制度，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其制定者朱元璋所遵从的政治理念、施政方针和政治情感。 1、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朱元璋起自田亩，对元未政治腐败、法纪荡然导致政权覆亡的教训深有体会，故而十分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此作为自己治国行事的根据。他经常挑灯夜读《汉书》、《宋史》等史书，和廷臣讲经说史，并且命近侍收集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时时警醒自己：“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典故纪闻》卷一）。他说：“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在与侍臣论古之女宠、宦官、外戚、藩镇夷狄之祸时，他指出：“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元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因此，他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2、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教化以形成稳定的伦理观念，也需要刑罚对付犯罪，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统治难以为继。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就提出施政应“宽猛相济”，旬况提出应把教化和刑法相结合，这种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针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样将此施政方针奉为圭臬。面对百废待兴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强调重典治世，对臣民严格管制，“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 ”（《皇明世法录》卷1），“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典故纪闻》卷三）。另一方面重视教化，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之徒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典故纪闻》卷三）；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晓仲尼之道和国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26》）。在这种施政方针指导下，后妃衣食住行被严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断禁锢也就势所必然了。 3、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情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传宗接代当玩偶，其生命毫无尊严；一旦女性参预政治，便是牝鸡司晨拂逆天道，必须予以痛击。这种观念不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宁妃、李贤妃和葛丽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便被处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太平门外；楚王的生母胡妃仅因为被怀疑堕胎，就被朱元璋杀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带被楚王带回封地安葬。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哪里还顾念一丝夫妻情分。为了避免红颜祸水，杜绝妃嫔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实行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妃嫔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个妃嫔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继续这一恶政。妃嫔在殉葬时大多缢死，其状惨不忍睹。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成祖死后，在妃嫔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妃嫔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然后活活吊死。90多年后，这一野蛮的妃嫔殉葬制才被明英宗临死前宣布废除。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指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形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作为明代后妃制度的制定者朱元璋，其上述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出身贫寒，政权在血海中夺得，岂能容忍他人觊觎、染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的大起大落使得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一方面比一般帝王更加看重皇权皇位，对他人更加猜忌；另一方面也更加努力地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尽可能多地承袭传统，并发挥到极致。因此，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治国方针和政治情感，说到底其核心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皇权、扩大皇权和巩固皇权，使朱家皇朝的统治千秋万代，传之永远。 （四） 作为一种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和政治规范，明代后妃制度不仅直接影响着明代后妃、外戚群体的人生际遇，而且对明代的政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是严禁后妃和外戚干政的观念深入人心，皇帝、后妃和朝臣们共同构筑起维护朱家天下的严密堤坝，使得明代朝政免遭后妃和外戚的危害。由于帝制中国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强调男权中心，排斥女性参政，又因孝道观念和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而肯定和依赖母权（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一期）。因此，尽管明代后妃制度严禁后妃预政，但明代后妃并没有完全与政治绝缘，相反在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影响，尤其是在定立太子、迎立新君、培养幼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数次及时避免了因皇位继承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不过，在长期的严格管制、思想训化以及太祖马皇后和成祖徐皇后的示范作用下，明代后妃对待预政大都有着正确的态度，参政但绝不干政，并自觉裁抑外戚。与此同时，皇帝和朝中大臣也对后妃和外戚防范甚严，后妃和外戚稍有干政的苗头便予以打击。如神宗尽管一向对郑贵妃恩宠有加，但据史载，有一次郑贵妃对文书房人选发表意见，神宗立即大怒，郑贵妃战栗待罪很久此事才了。世宗时张太后的两位兄弟因扰民被人告发竟被以谋逆罪下狱至死。明未宫中发生的红丸、梃击、移宫三大案更是直接与廷臣们激烈制止郑贵妃和光宗李选侍图谋易储及垂帘听政相关。就这样，在后妃、皇帝和朝臣的共同努力下，“是以终明一代，宫壶肃清”，完全杜绝了后妃和外戚干政之祸。 二是管制严格和残忍无情导致后妃人生了无生趣，生命朝不保夕，明代后宫成为一座人间地狱。明朝宫内生活十分冷酷，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崇祯宠妃田氏弹琴，“上一日于宫中闻贵妃窍抚琴，疑之，问在家师谁，贵妃以母授对。次日即召其母入，与妃对弹，始释然”（李清《三垣笔记 崇祯中》）。故此，邵太后曾悲痛地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并提出：“以后选女入宫，无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程嗣章：《明宫词一百首》）。后妃们不仅人身没有自由，地位也常常难保。明代一共16个皇帝，被废的皇后就有4个，被打入冷宫的也有3个，还有一个被烧死，其中被废的皇后没有一个是真正有过错的，有的当上皇后还不到三个月。最残酷的是后妃们一踏入宫中，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如宣宗有位郭嫔，入宫不到两月便被殉葬。据史书记载，明代后妃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历朝历代最多，除被逼殉葬的70余人外，还有数十人死于非命，有的甚至被太监矫诏杀死。正由于明代后妃地位之低下、处境之悲惨，故而百姓一闻听要选秀女，“一时男女尽皆配合，不论长幼良贱，有垂髫即笄者，有乳臭为夫者，孀妇亦再醮礼人”（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中）。 三是政治地位的弱化导致后妃对宦官失去足够的制约，宦官势力日益膨胀，以至数次将朱家天下推向覆灭的边缘。按理说，在后宫中，后妃是主，宦官是奴，宦官势力根本不可能和后妃势力相抗衡。但在明代后宫中，两者的力量对比却恰恰相反。随着明代统治者对后妃的不断打压和对宦官职权的不断加重，在明代后宫中，后妃的力量越来越弱，宦官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导致后妃尤其是皇后、皇太后无力或者放弃对宦官的制约，在一些时期甚至被宦官所控制。比如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严重擅权乱政，熹宗皇后张氏尽管一直与之作斗争，但由于在内宫势单力薄，又无法与反对魏氏的朝中大臣结成政治同盟、相互支持，其结果不仅未能有效扼止魏忠贤的为所欲为，皇后的地位也差点不保，天启三年更是被魏忠贤一伙逼至流产。而其他与魏忠贤不一条心的妃嫔也都一一被加害，其中张裕妃被幽于别宫饿死；李成妃被斥为宫人。直到崇祯帝继位，魏忠贤一伙才被绳之以法。如果说，明代后妃制度在防范后妃和外戚干政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在抑制宦官势力上却是非常失败的。明太祖绞尽脑汁，严防妻妾祸及皇权安危，岂料到朱家天下却差点被宦官所亡，可谓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此外，明代后妃制度还对明代的经济社会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说，频繁到民间去选秀女，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百姓的生活；再就是，一些后妃在政治上难以作为，就转而把精力放在大肆敛财上，像郑贵妃便利用神宗的偏宠疯狂地掠夺民脂民膏，大量侵吞土地,其仅在福王就藩一事上,便从国家手中敲诈走2万顷土地，致使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 由之可见，在整个明代悲喜交加的历史活剧中，后妃群体及其所体现的宫廷政治文化是值得我们认真解读与审视的。
朝鲜族儿童多穿七彩上衣，色彩斑斓，好像彩虹在身，使孩子们显得更加聪慧可爱。中老年妇女多穿缠裙、长裙，冬天在上衣外加穿棉(皮)坎肩。缠裙为一幅未经缝合的裙料，由裙腰、裙摆、裙带组成。船形鞋是朝鲜族独有的鞋。鞋样像小船，鞋尖向上微翘，用人造革或橡胶制成，柔软舒适。男鞋一般是黑色，女鞋多为白色、天蓝色、绿色冬天上穿短大衣或棉、毛大衣，下穿灯笼裤。这种裤子裤长腰宽，裤裆和裤管肥大，便于在炕上盘腿而坐。穿时将裤腰前部折起后系上腰带，裤管下口用布带系绑。
朝鲜王朝李氏的服饰为什么于我国是明朝的服饰相似，这要从李朝鲜的诞生说起。
在李氏朝鲜之前，整个朝鲜是被高丽王所统治的，可是到后来高丽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明朝就派遣了特别使臣去收回曾经划分给他们的领土。可是高丽王不想把这一片土地还给明朝政府，于是就派了李成桂前去攻打，在战争中，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过他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在一次军事活动中，他发起了政变。在这次政变后，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了朝鲜的王。在他登基成王之后，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因为他于元朝有过直接的接触，他知道自己的国力与明朝不相当于是就推行了对明朝的事大政策，这个政策的本质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依附于明朝这样的大国，慢慢的李氏朝鲜就成为了明朝的附属国。在这期间，明朝政府还派遣了很多的使臣去到朝鲜，去传播自己的文化。李氏朝鲜的统治者，在国家政策上也推行儒家政策，这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相项符合。在李氏统治整个朝鲜的时期里，这个国家都十分开明，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十分融洽，对外开放程度非常高，尤其是于明朝的交流。不管是民间交流还是政府交流，明朝和李氏朝鲜的交流都十分频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一些东西也对李氏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李氏朝鲜与明朝服饰相像的原因，一是因为李氏朝鲜是明朝的附属国；二是因为李氏朝鲜于明朝的交流十分频繁，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三是因为李氏朝鲜也推行于明朝一样的政策。
朝鲜的皇帝因为是隶属中国的小国国王，相当于王爷一类的角色，龙袍好像是四爪或者三爪龙，不管怎么变，都不能逾矩，五爪龙、龙的数量为九是中国皇帝专属的，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的
开头，少数民族服饰种类丰富，样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性别服饰也千差万别。结尾，少数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民族心理、传统信仰的产物。随着民族交流的增多，其他民族的服饰样式也不多被本民族人民所享有。结合朝鲜族特点。不知道你要多长。
建筑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接地气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毕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通过的，毕业论文是一种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怎样写毕业论文才更能吸引眼球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建筑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邢莉燕,陈起俊.工程估价.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2]郑少瑛,周东明,王力强.土木工程施工组织.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3]郑少瑛,周东明,周少瀛.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4]张立新.住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与案例精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山东省建设厅.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6]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03G101-1).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第1版.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8]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9]汪正荣,朱国梁.简明施工手册.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0]《建筑施工手册》(第四版)编写组.建筑施工手册.第4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全国统一建筑工程预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土建工程(GJDGZ-101-95).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12]山东省建设厅.山东省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0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4]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机械设备管理分会.简明建筑施工机械实用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5]王玉龙.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计算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16]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四川省造价工程师协会.建设工程劳动定额建筑工程.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
[17]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四川省造价工程师协会.建设工程劳动定额装饰工程.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
[18]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新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汇编(修订版).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19]荆莉燕,王坚,梁振辉.工程估价.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20]山东省建设厅.山东省装饰装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刘柏茹.导线测量的精度控制探讨[J].硅谷,2009,(05).
[2]郭宗河,郑进凤,贺可强.全站仪导线测量若干问题的探讨[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02).
[3]陈正耀.导线测量的计算与应用[J].北方交通,2009,(05).
[4]姜华根.双点导线测量[J].科技资讯,2009,(15).
[5]王汉存.全站仪导线测量平差方法浅析[J].中国煤炭地质,2009,(11).
[6]焦建新,沈荣林,闫玮.全站仪测量导线中的错误分析和处理[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4).
[7]王海明.全站仪坐标导线测量的平差方法[J].交通世界(建养.机械),2009,(09).
[8]孟令涛.城市导线测量一体化程序设计[J].现代测绘,2009,(04).
[9]黄艳立,高怡.全站仪导线测量数字化研究[J].河南城建学院学报,2009,(04).
[10]张小诺,李彦阳.导线测量严密平差定权方法研究[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4).
[11]熊法堂.导线测量粗差浅析[J].人民长江,2000,(05)
[12]景德广.导线测量中错误或粗差的分析[J].测绘技术装备,2003,(02)
[13]尚海旺,王水林.导线测量检验粗差的有效方法[J].科技信息,2010,(01)
[14]吴家乃.导线测量中粗差的查找[J].工程勘察,1981,(02)
[15]陈章明.检查导线测量错误的方法[J].引进与咨询,2000,(04)
[16]黄林.论导线测量粗差的判断[J].地矿测绘,1996,(02)
[17]蔡群.关于粗差含义及其多样性的探讨[J].连云港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01)
[18]宁卫远,焦利伟,刘艳玲.导线测量粗差判定方法的探讨[J].中州煤炭,2004,(06)
[19]陈玉平,胡奎.井下大压力巷道导线测量方法探讨[J].矿山测量,1998,(02)
[20].斯列涅夫斯基,.卡拜斯基,刘志源.导线测量中的坐标连测问题[J].矿山测量,1980,(03)
[1]王楠,邵毅明,周娜娜,阎宏涛.道路交通安全中的视错觉现象分析[J].公路与汽运，2010，(07)
[2](美)JR布洛克.奇妙的视错觉——欣赏与应用[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2.
[3]杨阿联.格式心理学与建筑设计[N].中国旅游报,2008.
[4]曹方.视觉传达设计原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146.
[5]贺俊杰.透视与错觉[M].湖南：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98.
[6]随艳金敏丽.视错觉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院校风采,2010.
[7]刘跃国.浅谈视错觉在建筑立面设计中的应用[J].广西城镇建设,2010.
[8](英)查尔斯麦基.可怕的错觉：人人都会犯的致命错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9]马连弟刘运符.透视学原理[N].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38
[10]熊圣.视错觉在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应用[N].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
[11]李蔚.神奇的空间魔术——谈视错觉在餐饮空间设计中的应用[J].上海建材,2011(2)
[12]张引良.浅谈符号学与电影海报的视觉符号[J].中国-东盟博览,2012
[13]张福昌.视错觉在设计上的应用[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3：1.
[14]，[M]苏茂生，台北：大陆书店，1975：11.
[15]周东梅.视错觉在环境空间中的研究与应用[D]上海：东华大学，2006：7.
[16]熊兴福,刘金萍.析视觉负后像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07(08)：1.
[17]蔡从.浅谈视错觉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J].艺术广角,2011(04)：58.
[18]康波,万铮.中国古典园林.2010：10.
[19]朴哲龙.人眼光学结构的研究[D]吉林延吉：延边大学，2007：6.
[20]贡布里希.贡布里希文集:艺术与错觉[M]杨成凯，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5.
[1]宁龙梅.武汉市湿地功能评价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2004
[2]马健 章.关注正在消失的湿地[J].大自然，2012，(5).
[3]李益敏，李卓卿.国内外湿地研究进展与展望[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3，(1):36-43.
[4]陈求稳.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的科学支撑[C].2005年全国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2005.
[5]HOLLANDCC，HONEAJE,[J].Wetlands,1995(15):336-345.
[6]崔保山，杨志峰，李英华等.城市拓展中湿地的综合保护与发展[J].自然资源学报，2004，19(4):462-471.
[7]肖清风.有机设计——中国古代的设计特征之一[J].设计艺术研究，2013，3(6):83-88.[8]朱建宁.城市湿地公园：概念与规划⑴.建设科技，2009，(3):51-59.[9]孙广友，王海霞，于少鹏.城市湿地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迸展，2004,23(5):94-99.
[10]吴丰林，周德民，胡金明.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途径[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7，16(3):368-372
[11]王建华，吕宪国.城市湿地概念和功能及中国城市湿地保护[J].生态学杂志，2007,26(4):555-560.
[12]温亚利，李小勇，谢屹.北京城市湿地现状与保护管理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13]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14]张冠增.西方城市建设史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15]宋言奇.生态城市理念：系统环境观的阐释[J].城市生态与环境，2004，11(2):71-74.
[16]李明.融通的智慧:唐君毅.论中国哲学的有机肖然观[J].宜宾学院学报，2013，(1)81
[17]杜洁，车代弟.依托青山碧海，建设山水城市[J].北方园艺，2005，(2):40-41.
[18]李昊，孙倩.文化·生态·景观——中国“山水城市”理念的历史内涵与.当代诠释[J].建筑与文化，2013，(8):18-22.
[19]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0]张巍巍.城市湿地公园开发模式研究——以唐山南湖城市湿地公园为例[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
附 ：建筑学毕业论文选题
1、室内外气温对建筑围护结构吸收太阳能的影响
2、鲁西南地区门墩石造型、纹样初探
3、室外气温和保温层位置对间断供暖房间能耗特征的影响
4、极少主义室内光环境设计研究
5、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6、老年人建筑的自然光环境设计初探
7、杨凌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研究
8、襄城县古城墙遗址保护公园规划设计
9、光导管照明系统的配光及应用研究
10、BIM技术在钢结构工程建设阶段的应用
11、民营建筑企业项目团队核心利益相关者冲突管理研究
12、市政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应用研究
13、长春七天酒店（火车站店）装饰工程的成本管理研究
14、国学中心项目施工成本控制研究
15、黑龙江移动枢纽楼建筑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研究
16、呼和浩特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发展战略研究
17、包头市A装饰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18、南京国际金融中心续建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19、国有施工单位材料采购管理研究
20、基于互联网+的PMIS的运维管理研究
21、建发集团观澜丽景二期项目工程造价管理研究
22、俄侨文化影响下的中东铁路建筑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23、建筑艺术表现在房地产经营销售策略中的应用研究
24、吉林鼎鑫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25、湘黔古镇聚居文化和建筑空间形态研究
26、“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税负影响分析
27、BIM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28、基于FIDIC合同条件的承包商索赔研究
29、基于分项计量的空调系统能耗诊断的实用研究
30、基于VE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研究与应用
31、建筑施工项目安全文化建设研究
32、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系统在独立式住宅中的应用研究
33、青岛地区农村钢结构住宅热桥的热工分析
34、英谈村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研究
35、我国建筑业营改增相关问题研究
36、延长油田中心化验室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37、低气压下噪声环境对人体舒适感影响机理的研究
38、青岛市住宅建筑室内热环境的实测与研究
39、晋鲁地区民居烟囱的建构技术与文化意义研究
40、挣值法在中铁一局二公司项目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41、我国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对策研究
42、冯坪办公楼项目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研究
43、ZHGY集团管道安装项目预算控制研究
44、延长石油南区采油厂办公楼建设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45、NK集团土地整理项目的成本管理优化研究
46、延长油田崖里坪住房小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47、基于公司战略的建筑企业多项目管理研究
48、注册造价工程师诚信评价体系研究
49、HCE集团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50、K公司固定资产质量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
51、基于BIM的框架结构参数化设计研究
52、智能型太阳能LED路灯控制器的研究
53、青岛里院建筑保护与改造模式研究
54、基于博弈分析的绿色住宅发展研究
55、青岛市大型公建能耗现状评估与预测研究
56、符合被动式围护结构热工标准的“抬梁式”农村住宅构造方法研究
57、我国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58、基于可操作性目标的城市色彩设计方法研究
59、基于BIM的规则建立在建筑设计阶段应用研究
60、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61、工程招投标中违规行为分析与监督机制完善
62、BIM技术在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63、商品房住宅项目成本管控的研究
64、以“美居购”网为例探析家居软装电子商务经营
65、建筑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66、“营改增”对建筑业税负影响分析及对策
67、北方寒冷地区农村住宅保温结构一体化设计研究
68、北戴河新区国家级绿色建筑示范区创建研究
69、河北省建材产业物流指数研究
70、挣值法用于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的研究
71、高层住宅小区风环境数值模拟研究
72、绿色建筑运营阶段隐性成本估算模型研究
73、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工程项目人工成本优化研究
74、工程项目供应链材料采购成本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
75、高温影响的舒适度模型研制及在我国南方城市的应用
76、唐华清宫景区气候适宜性空间格局初探
77、施工现场建筑工人作业疲劳的影响因素研究
78、基于热管置入式墙体的小型建筑能耗数值分析
79、中铁咨询集团公司财务与资本运营子战略研究
80、某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研究
81、ZH公司CM科技园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82、风险理论在工程安全监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83、某研发中心与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
84、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85、青岛中山路商业街历史建筑保护修复研究
86、某市建筑节能检测平台建立与运行维护研究
87、基于BIM技术的建筑性能辅助商品房定价
88、建筑企业隐性知识转移影响机制研究
89、建筑施工企业工程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90、现代建筑空间与水要素研究
91、算量软件在建筑工程上的应用及问题探讨
92、政府项目代建制合同管理体系研究
93、建筑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探讨
94、建筑供应链环境下的材料联合库存优化研究
95、建筑材料“暴露”手法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96、虚实相生对空间意境营造的作用机制研究
97、基于Matlab对DEA工程建设项目评标模型的应用研究
98、西方文艺复兴绘画名作中建筑图景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99、房地产开发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100、建设工程合同信用对合同管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附：建筑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摘要：在今天的企业施工过程中，为了保证工程的效率性，做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合理地制定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条约，加大监督的管理力度，将工程的质量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保证了建筑本体的安全性，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本文针对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缺乏的相关法律条例、建筑企业质量监督的态度浅薄以及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差异过大进行讨论，根据此情况对提高工程质量的监督能力、加强施工单位的监督作用以及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政府能够大力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得到有效根治。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难题;管理方式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刺激了城市化进度的加深，作为城市化标志之一，建筑工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质量监督方面的问题。对此，国家与建筑业相关部门开始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进行深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方面的尽力配合，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使得建筑工程的一些管理模式得到优化，也成功解决了一部分难题，但是对于日益增多的建筑工程项目来说，这些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我们保持关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问题的基础上，对于在工程进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解和归纳，总结出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安全性，也对建筑工程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存在的难题
(一)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当前我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是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去制约建筑工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而一部分的法律政策太过片面，监督力度明显不足以约束一个庞大的建筑工程。所以，在进行建筑工程项目时，如果施工方不遵守规定，在施工质量上大打折扣，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也没有一个专门细致的惩处管理条例。为了改善这种不良环境，我国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措施，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相关法律，政府在宏观上加大对工程的监督力度，一个官方的、完整的约束条例对于建筑工程的需要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
(二)建筑企业质量监督的态度浅薄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之所以疏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监督的企业专员对待质量监督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缺乏监督的意识，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相关的工作无法进行。同时，企业部门对于这种消极的影响也放任不管，一个工程项目的整体都缺少相关的监督措施，导致监督体制最终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态，使得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力度越来越小，也就无法保证工程的效率。
(三)监督人员的素质差异过大
从某个方面来讲，负责质量监督的人员素质也决定了建筑工程质量监督能否有效开展。在今天，一些工程项目中安排了专门的人员进行质量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有高有低，在面对质量问题时，一些人会严把大关，另一些人可能会有所放松，这种情况使得政府的监督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所以，如果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人员素质过低，不仅难以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也会使得政府的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二、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方式
(一)制定建筑工程质量监理制
工程质量监理制度的实行，能够大大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力度，对于工程的正确实施有着推动作用。所以，政府在大体方向上监督的同时，也要加强建筑工程监理制的规划，使得建筑工程监理制得以健全自己的形势内容，而且把监理制合法化，加强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的认真态度，使这些工作者负责的工程项目与法律挂钩，一旦玩忽职守就意味着违法。对于建筑工程质量监理的专门人员要进行精挑细选，这些人在工作时一定要遵守工程项目的监理机制，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对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的监督力度
建筑工程里许多的组合因素中，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建筑工程在正式开工前，对于设计人员的来历要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对于指派他的企业或者组织要进行深刻的调查，确保人员的选择没有问题。然后，对于设计人员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仔细研究，多次检查其合格性，一旦发现任何不妥之处立刻要求其做出修改，保证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完整性，对建筑工程起到决定的作用。
(三)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相关的工作者综合素质必须要高，对于工程质量要时刻进行监督，才能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方针得到有效实行。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把重点放在怎样获取较高的经济利润上，忽视了建筑工程的质量，使得建筑工程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措施，其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在未来更加难以解决。所以，企业在挑选管理人员时要制定相应的选拔规则与制度，对于施工人员也要仔细选择，确保每一个工作位置都要有任务、有效率地进展，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定期开展相关知识方面的工作，加强管理人员的质量监督意识，使他们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为建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语
通过以上几大方面可知，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体系对于建筑工程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着较多的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分散于各个施工单位或者个人，如何集中这些因素并进行妥善处理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一大难点。所以负责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者要处理好自己的工作重心，对于工程项目中实行的监督管理监制要大力提倡并严格执行，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对于单位及个体要及时加大监督力度，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将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在良好的监督作风下，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建筑物才能够被安全地放入市场中，人们对于建筑成品的使用才能感到放心如意。
参考文献：
[1]彭淑芬.浅析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J].山西建筑,2011,02(03):210-211.
[2]林星友.新时期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创新管理措施[J].中国科技信息,2011,10(19):86.
[3]鞠录平.试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构建[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7(06):129-130.
[4]宋献博.关于新形势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工程质量,2014，11S2:144-146.
融合，就两字…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谈谈魏晋南北朝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外美术第一次发生相互融合的重要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描绘女性游玩生活的作品。
摘要：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在这一时期，人物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作为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绘画以其特有的功能能在动荡与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女性形象;功能魏晋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也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审美追求的变化，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文人和艺术家受到玄学的影响，他们热爱自然，推崇艺术，这一切都为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条件。在这一时期，美术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美术创作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许多士大夫参与到绘画中，也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绝的专业画家。以女性形象为主的人物画作为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得到了重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画种分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绘画种类繁多，也出现了许多善于描绘女性生活的画家。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绘画分为卷轴画、墓室壁画、画像砖和雕塑四大类。
1)卷轴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擅于卷轴画的画家很多，其中卫协、顾恺之、杨子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作了许多描绘女性形象的卷轴画。根据书画著录记载，卫协作有《列女图》、《小列女》等女性作品，顾恺之作有《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和《洛神赋图》等描绘女性形象的作品。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也描绘了贵族妇女的生活。
2)墓室壁画。
壁画主要指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壁画、墓室壁画非常多，其中大部分是佛教作品。墓室壁画中描绘女性形象的壁画有敦煌莫高窟的须摩提女像品，月阳胡桥出土的壁画《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甘肃酒家市出土的壁画《月和西工母》，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列女古贤图》，北魏马蹄寺出土的壁画《菩萨》，莫高窟出土的壁画《供养菩萨》、《天宫伎乐.飞天》以及炳灵寺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中出土的壁画《伎乐天》、《菩萨像》等。上述壁画因为年代久远，大都已经失传或者模糊不清，只见于文字记载。
3)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有了很大发展，佛教造像也日益兴盛。当时许多著名的佛学大师都积极地参与了建造。佛教造像在南北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寺院建设和佛教造像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前代。此时雕塑中的女性形象多为神化造型，被寄予人们的崇拜和期望。比如在北魏末期的洞窟里，有流传已久的西王母、娘娘、织女、嫦娥等神话人物。这些女性形象中，大多是女神崇拜的产物，如西王母、织女、嫦娥，有的是写实的肖像画。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题材分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女性形象为主的人物绘画题材丰富，展现了魏晋南北朝人物画发展的新的审美倾向，同时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提示了当时审美观念、文化思潮和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
1)神话题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神话题材的女性形象。卷轴画代表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张僧繇的《文殊菩萨像》，壁画代表有甘肃的《月和西工母》图。
2)娱乐宴游题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以娱乐宴会为题材的女性形象。壁画有甘肃省酒泉市出土的壁画《燕居与出游》、《舞伎》、《乐伎与百戏》，李贤墓出土的壁画《伎乐》，吉林省集安县出土的壁画《歌舞》、《舞乐与侍从》，绢帛画有杨子华的《北齐贵戚游苑图》、《宫苑人物屏风》等。
3)社会风俗题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的代表作有《宁憋夫妇图》、《孝行图》等。
4)历史故事题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故事题材的代表作有《汉武帝回中图》、顾恺之的《古贤图》、谢稚的《孟母图》等。
5)仕女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女画的代表作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篇图》、《列女仁智图》，杨子华的《北齐贵戚游苑图》、《宫苑人物屏风》等。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表现手法
1)重神韵表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形象多为正面，五官刻画生动，尤为注重眼睛的刻画，以达到传神的效果。如顾恺之的人物画注重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注重人物眼神的刻画，顾恺之也反复强调要“以形写神”、“传神写照”。
2)重书法笔意。
从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智仁图》来看，其线条大都舒缓、绵劲而细长。从作品的线条来看，其运笔速度都比较缓慢，呈现出均匀、圆转而又自然的笔调，这与篆书的'笔法是相通的。从陆探微的传世作品《洛神》我们也可以看出陆探微的线条受到草书隶书的影响。
四、魏晋南北朝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功能
在魏晋南北朝的美术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形象的出现。这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形象在绘画中体现了几个功能。
1)政教功能。
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和谢稚的《列女母仪图》、《列女贞节图》、《列女贤明图》中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的美术作品中，许多女性形象的出现都是起着“明劝诫，著升沉”的教化功能。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代，对女性形象的绘画大为提倡，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礼教的地位，宣扬男尊女卑思封建伦理思想，颂扬女性德行美以及劝诫之颂和仿效之功。
2)审美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都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绘画风格从汉代的古朴、笨拙、阳刚之美逐渐向精细、婉约、阴柔之美转变，这归功于仕女画的引导。比如顾恺之用行云流水般的高古游丝描、典雅明快的色彩表现了女性的高雅，使之成为创世经典。
3)娱乐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描绘女性游玩生活的作品。如甘肃省酒泉市丁家闸五号墓出土的壁画《燕居与出游》、《舞伎》、《乐伎与百戏》，李贤墓出土的壁画《伎乐》，吉林省集安县出土的壁画《歌舞》，吉林省集安县出土的壁画《舞乐与侍从》等。这些描绘妇女游玩生活作品的出现，使得人物画获得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具备了更多的欣赏趣味。
五、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外美术第一次发生相互融合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以女性形象为描绘对象的人物画获得了长远的发展，对中国人物画提供了新的思想因素、新的题材内容、新的审美趣味和新的造型手法。
参考文献
[1]李朝霞《魏晋玄学与顾恺之的画论》美与时代
[2]高小慧《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