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为主题的重要性论文

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 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董小麟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积极的战略抉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什么考虑？新发展格局将给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洪才：这是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现实选择。当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过多依赖外部需求发展，显然不可持续。另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结构也在逐渐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服务业和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逐年下降。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内循环、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升。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贡献的依存度逐渐下降符合客观规律，这也是我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误解，那就是，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降低，表示着经济开放水平的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低，并不意味着其开放度就低。比如，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仍然很高，尤其在规则层面上，如关税水平、市场壁垒、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与提高经济的开放水平，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对我国来说，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不仅仅是数量扩大和要素自由流动，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和规则与国际对接。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的一个特点。

朱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定是要兼顾的。同时要看到，国内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十几年一直在上升，即使政策没有变化，中国经济也将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在中国整个GDP中的比重就一路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海外需求的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占比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贸易的依存度自然低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瑞士和韩国。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仅为12%左右，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也比中国要低。所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为何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观点认为，我国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导致的被动应对。对此，您如何看？

徐洪才：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稳步推进产业链的高端化，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受疫情影响，有些产业链的链条断了，我们不仅要修复产业链，还要加强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个别的“卡脖子”环节、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我们还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避免“断链”风险。在目前全球都受到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我们畅通经济内循环意义非同小可。

董小麟：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一般来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通常它的经济外向度是不可能太高的。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其实还远没有开发完，内部市场潜力还很大，本土经济发展还有增长空间。

还要注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实现新的突破，结果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加快发展国内大循环，有助于为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此外，我国有条件做好内循环的文章。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等。

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从风险规避还是长远发展看，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较好的条件，更是我国主动积极作为的体现。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增量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与扩大开放的辨证关系？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怎样继续扩大开放？

徐洪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抉择，不会改变，只会加强和扩大。所以，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一直在稳步推进。要推进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必须推进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比如，在推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董小麟：开放的内涵应该是双向开放。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也强调对内开放。现在，我国依然是要开放，将继续参与并推进经济全球化 健康 发展。但同时，为了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也为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目标的同时朝着下一个目标稳步前进，我们必须要加强经济内循环。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增减或者说此消彼长，不是说要削减外循环。应该说，这是一个增量，我们要做的是增量。

继续扩大开放，一方面要实现更加全面的开放。原来我们的市场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但从分散国际市场风险、规避不确定因素来看，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全面地去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优化贸易结构，既包括区域结构市场的优化，也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区域上，要着重考虑那些我们具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在产品方面，既要优化物资商品贸易，也要注重加强服务贸易。

朱天：对外当然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从国际贸易的理论上来讲，就算对方不开放，开放的一方还是有利的。所以，对于开放，国家也已明确，会加大开放力度，坚持推进全球化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也不应该变。但也要认识到，今后的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而是出口的品质和附加值的提升。比如以前我们出口的更多是中低端的产品，以后可能更多是高附加值、高 科技 含量的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会相互促进，国际贸易会继续，而且会更多地强调对等，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各种企业主体之间可以展开平等、公平的竞争。

要修炼好内功，提升国内经济效率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优化国内经济循环与扩大内需之间是何关系？如何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徐洪才：扩大内需是畅通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内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中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但是更要侧重高 科技 领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建设制造业强国。而消费则要从就业和收入两个方面来着手。通过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通过“双创”、完善 社会 保障体系，最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促进“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未来“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也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董小麟：要看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经济内循环做大做强做优以后，客观上能够带动经济外循环。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投资者、外资企业来中国的最突出动机就是因为中国有市场、市场潜力大，但原来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沿海地区市场。如果经济内循环发展起来，内地的需求大了之后，可能进一步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对更好实现经济外循环带来积极效应。同样，经济外循环也可以带动经济内循环。通过经济外循环，可以把国际上先进的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吸收到国内来，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优化经济内循环，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

徐洪才：还是“引进来”“走出去”两个方面。在把外资引进来这个方面，还是要通过减费降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要和我们国内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相配套，要以我为主，外部的市场和资源都要为我所用。要防控对外投资的一些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合作当中，特别要注重防控财务风险。因为我们对目标市场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更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投资之前要做好功课。

朱天：每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修炼好内功，就是要提升国内经济效率。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国家，要想获得中长期发展，都要做好三件事情：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是带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关键点。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要做好人才培养、不断实现技术进步、不断投资于新的生产能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不用太担心国际政治和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内循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

广东要“双肩挑”，做好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文章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此次政治局会议首提“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强调从持久战角度认识中长期问题。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策思路？

徐洪才：这体现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既要考虑眼前又要兼顾长远。为了更长远、可持续发展，面对经济周期，我们要努力削峰填谷，通过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无论是“逆周期”调节，还是“跨周期”调节，其内涵都有相一致的地方，都是要减少经济的波动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董小麟：应该说，这是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为了使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更加稳健而做出的政策优化。从“逆周期”调节到“跨周期”调节，意味着制定政策不再局限于被经济发展周期牵着鼻子走——比方说，经济一冷了就赶紧放水、放货币出来，然后经济一热了又赶紧收缩，这种治标的方式会减少；而是控制好国内货币的整体供应和通胀问题，更多地采用开发市场本身以及让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如果不放眼更长远去看问题的话，政策的时效性可能就很短，变成短期行为。虽然市场有时候会有短期行为，但是我们说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政府就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应该以更长期的行为来弥补市场短期行为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形势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外贸大省，如何立足“大循环”打通“双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朱天：广东是国内在开放方面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广东有丰富的、上下游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且在产业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的高 科技 行业已经在追赶发达国家。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广东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增长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今后要将重心放在提升发展质量上。

董小麟：一方面，广东要参与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积极提供支持助力；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来看，也要做好省内的双循环文章。为此，要给粤东西北“造血”，增强其经济发展能力，更好畅通经济内循环。同时，广东肩负着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做好外循环文章的责任。所以说，广东要“双肩挑”，特别是要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一方面要依托大湾区更好地整合自己的内部资源，包括港澳资源；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整合国际资源。我们要用好大湾区优势，既要继续做好世界工厂，同时也要做世界商店，做世界的银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都要不断优化提升。因为这样，在做好外循环这个文章的同时也能够反馈给内循环，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

9月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央电视台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长近十分钟，可见会议的内容之丰富。

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中，“双循环”是一条主线，在深改会上，国家领导人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代表着改革开放迈入新境界，这也是这次会议提出的“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所指明的方向。而如何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次会议提出“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 历史 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

这是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的，而城市群、经济圈、都市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重点区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率先 探索 区。在这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强调“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 探索 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那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我国的“第四极”，也要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率先 探索 区。

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 进程，重塑了中国，也重塑了世界。就中国内部而言，东部沿海自环渤海至粤港澳琼形成了一条沿海开放弧线，而西部内陆由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串联成了一条内陆开放弧线。长江经济带不但连接起沿海开放弧和内陆开放弧，还因为其以占全国约两成的面积，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四成，是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中心，以及人口和资源要素的聚集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

目前长江经济带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大城市群，2019年这三大城市群的GDP超过了日本，可以说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定海神针。

长江经济带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不但体现在经济规模，还体现在生产能力，国家层面近年来在长江经济带重点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汽车 、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这主要依托于长江经济带区内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核心城市，并利用整个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形成产业协同，共同打造产业链完备的跨区域产业集群。

同时，长江经济带还是产业从东向西转移的一条大通道，重庆在通过垂直整合模式承接了东部笔电产业的转移，并依托强大的笔电工业基础，拓展智能终端手机产业；江西南昌从触摸屏产业集群向上拓展，形成“品牌、代工、配套”为一体的移动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成渝地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近年来依托日益完善的工业基础和交通网络，承接东部的高端电子产业等优势产业，推动形成区域价值链。

此外，长江经济带还形成了一条“创新带”。根据国家 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科研表现监测分析报告》，2009年至2018年，长江经济带科学论文整体发文全国占比由48.84%提升至52.12%，总被引次数及影响因子复合占比由48.57%提升至53.67%，国际科研合作、重要成果发文占比与影响也持续提升。

而任正非为了推进华为的芯片和人工智能战略，在近期密集拜访了位于长三角的上海交大、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再加上培养出任正非这样的大型科创企业领军人才的重庆大学，以及为华为输送了大量创新型人才的华中 科技 大学，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能力在全国首屈一指。

而长江经济带还是畅通“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键枢纽，其中成渝地区起到联结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而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这两个大动脉的结合非常重要。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GDP之和超过12.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例超过16.0%；人口总数超过32.1亿人，超过全球总人口的43%；对外贸易总额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21%。

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任务就是发挥好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这两条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大动脉的联结点、枢纽、门户功能。 一是做好创新驱动 。通过把握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趋势，发挥成渝地区的后发优势，将“双城圈”建设成为智慧型经济圈，以智能化大数据做好区域经济的创新驱动。

二是做好投资驱动 。进一步厚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新一重”建设，积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让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更强大的微观基础。

三是做好消费驱动 。积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涵养消费升级医院，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消费品工业和在线消费业态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消费业态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四是做好开放驱动 。积极 探索 开放通道的走深挖潜和开放平台升级，加强服务业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走出去”以为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积极打造国际规则发源地，加快取消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跨区域壁垒，强化对内开放能力。

五是做好生态驱动。 将成渝地区的大山大川、快慢生活、物产丰富、佛道融会的优势发挥好，打造生态型、休闲型、康养型经济圈，做好绿色产业、绿色建筑、绿色金融、海绵城市及生态城区的建设，推动跨区域生态环境共建共治。

目前与长江经济带的其他两大城市群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规模和地均、人均指标上都有需要提升的空间。 首先是区域面积上还要继续提高50%—6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未来有与关中城市群、滇中和黔中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几个方向融为一体的趋势。可以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不能做大做强，关系到长江经济带能不能最终成型，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大循环能不能建成的大问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仅要注意经济圈内的联动，还要注重与经济圈外的各大经济区域的互联互通，做好相关的路桥建设、数据通道衔接和供应链体系的对接。

其次是人口还要再提升30%—50%。 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人口、人才的吸引力，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解决成渝地区在落户、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环境等方面的瓶颈，让城市更宜居、宜业。另一方面是要做好产业结构的提升，加强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的打造，提高行业利润率，可以为高端人才进一步提供高薪酬岗位，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和技能培训来解决城镇化率提升和人口流入所加剧的就业问题。

再次是地均指标要提升一倍。 目前成渝地区的地均GDP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但仅为长三角的一半左右。成渝地区要注重区域性增长级的打造，提升两江协同创新区、重庆高新区等重点区域的单位面积产值，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优质企业、高生产力企业的培育和聚集，不但有高端制造业，也要有高端服务业，天府新区的独角兽岛、两江新区的寸滩国际邮轮母港显示好的规划有利于高产值区域的培育，经验值得推广。同时，在严守绿水青山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丘陵、山地因地制宜的垂直开发，发挥好“金山银山”的作用。

再次是人均指标要提升60%—70%。 进一步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赋能，推动成渝地区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在智能硬件和智能系统、新家电新家居、精细化工、纳米科学和材料科学、智能 汽车 和智慧交通、绿色制造与先进制造、精准医学等方面加强培育和集聚力度，在商业服务、工程服务、消费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 健康 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运输服务等方面做好相关新业态新服务的打造，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从而提升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

最后，是重庆要实现三大升级：

1.实现城市的升级，从网红之城转变为有高级感的城市。 重庆近年来通过“网红城市”的打造，成功地为城市进行了引流，并培育出洪崖洞、千厮门大桥、解放碑、轻轨穿楼等一批网红打卡地。而重庆的进一步发展，要推动城市的管理理念从从工业时代的注重高楼大厦、城市硬件的思维变成更适合创意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发展的思维，做好各方面的智能化、精细化、品质化提升。

要在城市盲道、厕所提质、垂直绿化、城市风道、滨水生态、智能治堵等方面彰显城市的智能化、精细化、品质化水平，用好直辖市的地方立法权为相关改革和建设做好法治保障。同时，最大的“高级感”来源于人，一批自律、昂扬、 时尚 、礼貌、自信的市民，是彰显城市高级感的最好的名片，也是城市服务业提质的最好的支撑，要做好“人”的培养工作。

2.企业的升级，要善于在“双循环”中培养大企业。 重庆目前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在大企业数量、上市公司数量、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型企业数量等方面尚有不足，要用好“双循环”的机遇实现赶超。

国内大循环的海量市场、关键领域进口替代有利于大型企业的发育，而国内的海量大数据又有利于智能化系统的迭代升级、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用户群体也有利于产品的不断提升，成渝地区要用好“双循环”的机遇培育一批大企业、上市公司和知识资产、行业标准，为这批企业将来的“走出去”成为跨国公司打下能力基础。

3.开放的升级，从欧亚大陆的新变局中谋新篇、布新局。 抓好欧亚大陆崛起的机遇。据西班牙媒体的计算，2019年欧亚大陆名义GDP占全球55%以上，其中欧盟（21%）、中国（16%）、日本（6%）、东盟（4%）和印度（3%），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盟合计占12%。同时，中国、印度和东盟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5%，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与之相比，美国2019年名义GDP约占世界的25%，人口占比不到5%，美墨加三国名义GDP占世界的28%，其总人口占世界的6.5%。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欧亚大陆GDP占全球的比重为近60%，而美国仅为15%，美墨加仅为20%。欧亚大陆的巨大市场和庞大供应链体系，使得美国的后院南美一些国家与欧亚大陆的经贸往来甚至超过了其与北美的经贸往来，比如巴西与欧亚大陆的贸易量是其与美墨加三国贸易量的约2.5倍。

美国对付欧亚大陆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正在失效，据统计美国对中国、朝鲜、缅甸、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土耳其等超过15个国家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制裁，这反而激起了欧亚大陆多国支持“一带一路”，推进欧亚大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决心。

在新的 历史 时期，重庆对开放的谋划，要把打造面向欧亚大陆的交往中心、供应链枢纽作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抓手。目前火热进行的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重庆赛区筹备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要进一步加强对欧亚大陆区域性合作机制的谋划，积极向国家层面建言献策，吸引欧亚大陆的知名机构、企业、高校、赛事汇聚到重庆，做好陆上贸易规则等重庆源发性规则的推广，加强重庆的高新产业合作、高端市场开发、能源合作、向新兴市场的低端产业转移等方面的全球合作能力建设。从而，争取重庆在推动欧亚大陆的交往和经济一体化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篇文章，应该从以下几点写：1、内循环、双循环的定义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2、我国目前内循环双循环发展到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到必要性，可以具体写（1）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单边主义，疫情等等。（2）不发展这个战略可能造成的问题。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