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6）、袁行霈《陶诗析疑》（7）。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人格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本文还认为左思诗风不是豪放，而是“疏野”。建安风骨之全面继承者是刘琨而不是左思。跃进《陆机创作之“繁”》（10）指出陆机之“繁”表现在三方面：著作之繁，文情之繁，词藻之繁，并作了简要的辨析。 陶渊明研究作为长盛不衰的热点，在本年度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是对陶渊明的作品内涵、人格特征等作某些阐释和辨析，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有张可礼的《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11）和向彪的《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12）等。徐声扬《关于陶渊明从庚子到乙巳年间的行踪考》（13）通过对几首陶诗的剖析，对陶渊明这段行踪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关于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讨论，王启涛《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14）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丁永忠《陶诗佛音笺辩(一)》（15）则对其作品所涉及的佛教典故、术语及物事等作笺释。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16）则列举了陶渊明以诗文与慧远、刘遗民等进行思想交流和辩驳的事实。从陶渊明的家族身世角度审视对其创作的影响，杨合材的《陶氏家族传统的建构与传承一一从陶渊明(命子)诗谈起》（17）认为陶渊明的家庭传统观念对其价值选择和人生归依有重要影响。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18）讨论了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曹虹《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19）介绍丁韩国汉文学家对陶的接受和效法，主要通过集字做诗、以诗来表达读后感、依韵赓和等三种途径。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剑峰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20）。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整理近年较多，如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21）、李华《20世纪陶诗风格研究重要成果概说》（22）等等。 文论方面，潘世东《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23)、刘文勇《曹魏政泊与《典论（论文)》(24)从各自角度分别论述了魏晋文论所受的影响。此外还有冷卫国的《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25）。佛教与东晋文学的关系愈来愈受重视，尤其是东晋高僧慧远和当时士人的交往，有不少文章论及。曹虹在《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6）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等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齐文榜《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27）认为慧远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 从魏晋玄学角度论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高华平《“言意之辩”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28)和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9）等。前者认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后者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及两者的渗透和促进，重估其价值和地位。 本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钱志熙《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30）、刘志伟《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31）、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32）等。 2001年的南北朝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品》、《文心雕龙》、文体脉络、文人群体和文风的关系等方面，其中钟嵘《诗品》滋味说、文体分析、文人群体研究这三个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诗品》研究，刘跃进《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33）一文以“滋味”说为中心，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的推论：《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之一。胡大雷：《(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兼答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甽心)》（34）具体梳理了“滋味”说的理论结构认为钟嵘《诗品》理论基础是对前人诗歌理论实施的新阐释，钟嵘对其当代诗风的提倡与抨击都是从艺术效果来展开的，这是“滋味说”的现实基础。 2001年的《文心雕龙》研究考据和义理并进，在考据方面，贾树新《〈文心雕龙〉撰成年代再考》(35)从奉朝请起家时间与撰成年代的关系，沈约“贵盛”与撰成年代的关系、历史称谓与撰成年代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于萧梁之初。力之《〈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36），一文具体分析了各家对《文心雕龙》没有提及陶渊玥的论述，中肯得出《文心雕龙》没有提到陶渊明是因为渊明乃是入宋作家的结论。义理方面，童庆炳《(文心雕龙)“因内符外”说》（37）解析了《文龙雕龙·体性》篇所提出的理论范畴——“体”和“性”的意义结构，认为“体性”篇全力论证的“因内符外”或“表里必符”的观念，是对“文如其人”传统的发挥。虞蓉《〈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38）认为“文用”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并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了“论文叙笔”的次第。毕庶春《论外史内 史论合一 ——〈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39）、马庆洲《阅时取证 比采而推——简论刘勰五言起源说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40）、李长徽《刘勰乐府论探析》（41）则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特点。 《文选》方面，本年度论文较少，热点仍然是《文选》选录标准问题，有刘晟《〈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42）、尤炜《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43）可以参考。 文体研究领域，贾奋然《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44）指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不限于以萧纲与裴子野分别为代表的古体、今体文学集团之间的冲突，它是贯穿于整个齐梁时代，几乎进入到每个批评家视野中的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冲突，这促进了古体向近体的进化。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45）探讨了自东晋以来文士渐接受南朝乐府和逐渐建立起“侧艳之词”传统问题，认为直到陈隋时，宫体诗才与南朝乐府相融和，形成自创流行曲与自创辞的结合来吟咏女色的创作样态。[韩国]金昌庆《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46）从班固式的“史传”及左思、陶渊明式“抒怀”两种咏史诗体式的递变入手展开论述咏史诗在汉魏朝的出现和发展，见出咏史诗由“述史”转向“抒怀”的发展轨迹。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47)从文体学视角入手，指出到了南朝，赋的审美功能进一步提升，表现出对情韵的空前强调和语言技巧的刻意追求，赋的骈偶倾向的理性化与赋的律化的全面展开等现象，表明赋的诗化进一步加剧。 文人群体研究在2001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周唯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48）以彭城刘氏诗群这一文学史长期为人忽视的齐梁家族文学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了这一家族文学群体的崛起、群体的文学理论主张、诗歌创作概况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在文学理论领域，杨清之《论六朝文人聚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49）从纵贯六朝的文人聚谈现象切入，认为文人聚谈不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专著的问世，更促进文学理论的生成。 文人个体研究方面，本年度的热点是谢灵运、沈约、庾信。宋红《谢灵运年谱考辨》（50）就谢灵运生平事迹研究中所涉及的谢灵运袭封时间、谢灵运从弟谢晦与宋文所率讨伐大军对阵时间、谢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一事的可靠性、关于“随州从事”的辨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考辨。李雁《谢灵运作品杂考》（51）具体考证了谢灵运的《撰征赋》、《谢封康乐侯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的写作时间以及相关的问题。 曹道衡《关于杨炫之〈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52)指出杨炫之的祖籍为平川(今河北遵化)，他奉朝请在永安二年，任抚军府司马在武定五年八月前。杨炫之在思想上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韩国]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53）分析了宇文氏的民族政策、学术政策和文学政策给庾信的影响，并从胡乐入华、北朝射猎讲武、北朝人学陶以及北方对山水的审美观念三个角度考察了庾信六言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陈庆元、林怡《齐梁佚诗存目考》(54)从各种史籍、类书、佛道典籍等对齐梁佚诗作全面详考，并勾沉了部分诗题，以供研究者参考，是本年度比较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 魏晋南北朝小说方面，李剑国《干宝考》（55）在葛兆光、作者本人、日本小南一郎对干宝事迹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更加详实的考证与研究。该文考证了干宝身世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籍贯、家世、仕历、《搜神记》著作过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知干宝祖籍汝南新蔡，约汉末祖上避乱徙居吴郡海盐。永嘉五年为佐著作郎，建武元年擢著作郎，领修国史，在著作凡十年。咸和初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咸康元年王导请为司徒府右长史。二年三月卒官，葬海盐西南40里金牛山南。《搜神记》创作始于建武元年，约在司徒府成书。此外，李剑国《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56）对“小说”一词的散见于典籍中的历来论述重新加以系统性地梳理，指出《汉书。艺文志》也即《七略》对小说的专论“首次确立了小说的独立的文体地位”，是“汉代小说观的典型概括，成为小说理论的经典”，桓潭《新论》较之《汉书艺文志》大大肯定了小说的伦理功能，而徐干在《中论·务本篇》中对小说的提及间接反映了徐干认为小说具有娱乐和审美功能。该文认为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性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该文指出科学界定小说概念，应遵循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符合这四个原则才能被界定为小说，否则均应被排除在外。 李道和《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57）通过用推理、分析的手法对六朝志怪小说中所出现的女鸟形象进行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与考证，认为鸟与女，衣与妻有对等关系，衣与魂有粘附关系，女巫与女鸟有传承关系。作者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俗信中的女鸟形象，是从女巫(经由简翟和姜嫄)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些女鸟都可以或鸟或人，都有浴水偶合的情事，都有母系传承的特征，这类女鸟故事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它在高禖祠祀、水次祓除、求雨雩祭及招魂、巫蛊等一系列礼俗文化背景中逐渐凸现出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有其现实社会原因的。这首先是和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段论述很简明扼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乐，多信神仙道术之事；有的则信仰佛教，寻求精神的麻醉；而劳动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在统治阶级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寻求安宁、幸福和希望寄托于不现实的空中楼阁。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也运用各种方式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常常把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现出来。志怪小说中有不少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作品，就是这些故事的记录和加工。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尚有三十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魏曹丕(一作张华)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干宝《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志怪小说中有不小一部分是道士、佛徒自神其教的作品，即或是文人史家的著述也几乎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如干宝著《搜神记》便自言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之，其中不少作品或讲神仙道术，或谈巫鬼妖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言佛教灵异，目的都在证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实有和神鬼的威灵，宣扬宗教迷信思想。如《搜神记》中《阮瞻》一篇，叙述“素执无鬼论”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显然是在证明鬼神的存在。《蒋济亡儿》一篇，写蒋济亡儿死后在阴间衙门里当差，也很明显是为宗教的迷信思想作宣传。这类作品的作用是把人民带到宗教迷信的幻境里，麻痹人民的斗志，使之屈从命运的安排，为巩固现实的统治服务。它们是志怪小说中的糟粕，对后世影响也很坏。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可能是民间故事。它们虽然也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袭用了迷信落后的形式，但思想倾向却是与前者根本对立的。它们是借助神怪的题材，反映广大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其中有直接暴露封建统治者的凶残、表现人民对统治者坚决斗争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记巧匠莫邪给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不仅揭露了封建暴君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山中行客见义勇为、自我牺牲为子赤复仇的豪侠气概，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的团结友爱。书中写行客持子赤头见楚王一段，尤其惊心动魄：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这种情节看来虽似离奇荒诞，却深刻地表现了在暴君统治下被迫害人民反抗的决心。又如《韩凭夫妇》，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先后自杀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和凶残的本性，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尤其是何氏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刚强意志。体现了劳动人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质。作者： 58.66.44.* 2005-7-25 10:51 回复此发言--------------------------------------------------------------------------------2 志怪小说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说中也有动人的表现。如《李寄斩蛇》，写穷苦的女孩李寄，冒着生命危险，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时也说明了官吏的残酷和无能。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故事，可以《紫玉韩重》为代表。作品叙述吴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私订终身，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后来韩重在墓前痛哭，紫玉魂灵出现，和他在墓中结为夫妇。这个故事歌颂了他们爱情的坚贞，写出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不自由。《王道平》和《河间男女》也是这一类型的故事。其它如《列异传》中的《望夫石》，《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幽明录》中的《庞阿》和《卖胡粉女子》，写的都是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悲剧故事，赞扬了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此外，《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一则，记载一个人仙恋爱的神话故事。唐传奇《游仙窟》在构思上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任昉《述异记》中《园客》一则，还在劳动背景中描写了一个动人的人仙的爱情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当道教、佛教大量编造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却针对相对地产生了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搜神记》和《列异传》都收录的“宋定伯捉鬼”，不仅宣传了鬼魅不可怕，而且还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机智。《搜神记》还有好几篇类似这样的故事。如宋大贤对狐魅的一切恐怖手段都持勇敢无畏态度，终于伺机捉杀了狐鬼。安阳城南一书生，镇静而耐心地探询清楚各个鬼魅的来历，待天明以后才逐一锄杀。这类故事正反映了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坏人坏事的勇敢和智慧。此外如《拾遗记》的《怨碑》、《冤魂志》的《弘氏》等篇，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的抗议，也都是较好的作品。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宣传宗教神怪的小说和进步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本质上是绝不相同的。前者大力泻染神鬼怪异的灵验，麻痹人们的思想，削弱人们的斗志，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后者植根于黑暗社会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反抗强暴的意志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它鼓舞人们热爱生活，激励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斗争，因此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然而也有一些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细致生动，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篇中的人物形象已比较鲜明。又如《干将莫邪》，虽篇幅很短，情节却富于变化。在古代小说形成的初期已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非常可喜的。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渊源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焦湖庙祝》以及《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在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就肇始于这时的志怪小说。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瞿佑的《剪灯新话》、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都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故事也都受到它的影响。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等，就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志怪小说还给后世的戏曲和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邯郸梦》，是《东海孝妇》和《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如《干将莫邪》被鲁迅改为历史小说《铸剑》，《董永》为今天黄梅戏《天仙配》的最早蓝本，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西游记》 《封神演义》《聊斋志异》 《镜花缘》

为什么在明末清初时期会出现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产生最早的一种古典文言小说形式，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的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类小说的大部分作品或血神仙道术，或记巫鬼神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谈佛教灵异，目的在于证明幽冥世界的存在和鬼神的威灵。部分以民间故事为主的作品，虽然也染有神秘色彩，却客观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是其中的精华。在艺术上，志怪小说想象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志怪小说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炫耀地理博物的，如东方朔《神异经》等；一类是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的，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最后一类是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不过，当时人并不把它当做小说来写，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是为了证明神怪是存在的。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做小说，一方面是参照了宋朝以来书目的分类法，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来看的。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目的在于证明上天和幽冥境界的存在和感灵，但也有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就以短小的篇幅记录了一个惊险曲折的故事。清朝，《聊斋志异》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高峰，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取得巨大成就，诞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批经典之作。清中叶之前，英雄传奇小说占主流。陈忱的《水浒后传》写了32位幸存的梁山好汉再举义旗，抗击外来侵略者，后到海外创业的故事。书中的人物既继承了《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在现实斗争中有所发展。全书在继承了《水浒传》反抗官府精神的同时，又增加了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明末清初时期，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小说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历史背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而这历史背景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着三个方面所形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士大夫面对危机，寻求改革方案; 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通过小说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主要反映的思想是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埋没，揭露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等。蒲松龄一生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不公和黑暗了解最为深刻 。因此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而广泛地批判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 。如 《贾奉 雉》、《司文部》、《王子安》、《于去恶》等都是这一主题的成功之作 。 《王子安》 写东昌名士王子安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 ,精神恍惚 ,以至醉中望报心切 “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秀才落第的复杂心情 。《叶生》 中的叶生 “文章词赋 ,冠绝当时 ; 而所不偶 , 困于名场”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最后抑郁致死 ,死后托魂中举的丁公子 “借福泽为文章吐气 ,使天下人知道半生沦落 ,非战 之罪” 。他通过这类故事鞭挞了科举取士 , 考官不公和考场黑暗对知识分子的身心造成的摧残 ,发出科举灾难大于战祸的深痛叹息 。蒲松龄31岁时曾在宝应县县令孙惠手下做了一年幕僚 ,县衙门即官场的缩影 。他作为县令的左右膀 ,对官场的黑暗 、 腐败了解至深 。而且蒲长年生活在下层农民之中 ,对吏治腐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也非常了解 。以 《梦狼》 为例 ,作 者通过白翁梦中来到儿子白甲的衙门的描写 ,充分展示了官府 、 衙门吃人的虎狼本性 ,作者在其 “异史氏曰” 中进一步点题 “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 ,比比也 。即官不为虎 ,而吏且将为狼 ,况 : 也猛于虎者也” 。同类主题的作品如 《向杲》 《席方平》《 促织》《 公孙九娘》《 红玉》 石清 《虚》 《辛十四娘》等勾勒出无辜者被虎狼豺所吞噬的血淋淋的场面 ,不能不激起读者对当权者 深恶痛绝 ,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 。蒲松龄恨“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身为一名饱读经书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社会的知识份子 ,他目睹世风日下 ,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 ,既痛恨又焦虑 。因此 ,他一方面揭露其罪恶 ,同时又塑造理想的人物来教育世人。如《胡四娘》《凤仙》等写出了金钱代替骨肉情,《局诈》写集团处心积虑的手段《黎氏》,写继母虐待前妻的孩子《韦公子》，揭露嫖娼等行为,而《翩翩》则塑造了浪子改过自新《王六郎》,歌颂了“仁人之心”等。热情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蒲松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 ,其妻寿终正寝时 ,他所作的 《述刘氏行实》情真意切 ,发自肺腑 ,催人泪下 。蒲松龄不满于道学先生对青年男女的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 ,鄙视为财势而结合的畸形婚姻 ,向往自由恋爱的美好生活 。在《聊斋志异》中,他把人人之恋、人鬼之恋、人神之恋等编织成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自由恋爱的幸福画面。而《婴宁》中天真无邪的婴宁公开说出了夫妻之性爱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是对宋明以来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性”的虚伪礼教的公开批判。总的来说，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的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人们对当时的状况产生了另类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从而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新的思想。而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或者是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所引起的情感抒发出来，就以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了。但是由于现实的表现手法无法透彻的表现出自己的感受，所以作者就运用了另类的表现手法，以志怪的形式去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就以这样的类型产生了！其实，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艺术是一个时代的总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艺术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状况。所以要研究不同时期的艺术就应该从当时的各个方面去进行透彻的了解。这是每一个研究艺术的人所要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