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痛感文献综述论文

余华的小说的艺术特色：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四、总结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 希望采纳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他初期擅长写淋漓的鲜血，揭露人性，后期逐渐进行人文反思，笔调柔和而更有深度。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并且他第一份职业也是牙医，不知道是家庭环境的影响还是以前的职业留下的“后遗症”，他在行文过程中始终带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凌厉。

如此冷静凌厉，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的一位作家，却在写小说《活着》的时候，写到有庆的死亡时却痛哭流涕。伟大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写作当中，正如路遥写小说《平凡的世界》时，写到田晓霞被洪水冲走，便痛哭不能自已；陈忠实在写小说《白鹿原》时，写到田小娥的死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余华写到有庆死时，便痛哭流涕，这都是他们情到深处的表现。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有庆是主人公福贵的儿子。福贵是一个败家子，吃喝嫖赌抽样样都占，最终赌博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一无所有的福贵便搭起了简易的窝棚，一家人住了进去，有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出生的。

有庆特别善良。他不光对人，就是对待动物也是非常有爱心。他经常割草去喂羊，看着羊吃饱，他心中就欢喜。后来羊都收归集体了，但是他依然割草去喂它们，害怕它们挨饿。如果有羊被拉出去宰了，有庆就会伤心好久。有庆开始上学了，学校离家很远，每次中午有庆都担心羊吃不上草，于是跑回来割草喂养，喂好后再跑去上学。

有庆特别懂事。有庆每天因为喂羊，往返家和学校四次，鞋子特别费。看着妻子家珍不断给儿子有庆缝补鞋子，福贵心疼妻子，于是就对儿子发脾气，出门将有庆打了一顿。有庆为了不磨坏鞋子，每天都将鞋子脱下来，提到手里，光着脚跑路。福贵看到这样的情形，心中充满了自责，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暗暗的落泪，有的时候子女的懂事，却是父母的心酸。

有庆特别无辜。在小说《活着》中，县长夫人难产需要输血，但是血库中没有血，于是就发动学生献血，有庆因为常年奔跑，练就了一身长跑本领，出于小孩子争强好胜的心理，有庆第一个跑到医院，而且他的血型也和县长夫人的血性相匹配，于是有庆开始给县长夫人献血，但是随着血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黑心的医生，为了讨好县长，竟然将有庆的血抽干了。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感觉到很气愤。

当福贵来到医院，看到躺在那里，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有庆，他将儿子背回了家，埋在了村东头，他家的祖坟中，但是他不能让妻子家珍知道，害怕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妻子家珍通过细节判断出了自己儿子已经没有了，每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像余华一样痛哭流涕。

有庆太懂事，太善良了，却被人性的恶早早夺取了生命。作者余华写小说，痛哭流涕的地方，肯定是最打动读者的地方，也是我们读者痛哭流涕的地方，我想无论是写小说的余华，还是看小说的我们，都是感情所致，所以痛哭流涕。

有庆的出生环境特别的恶劣，他特别的善良，懂事、为了鞋子不被磨损每天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看了真得非常心疼，这么善良的孩子却被人性的恶早早夺取了生命，作者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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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活着》时还在高中，犹记得当时的阅读体验，是伴随全身战栗的一种恐惧感。人物一个接连一个的死去，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死亡的频繁如此之高，命运对生命如草芥一般的碾压，使得我对这个作者也怀着无以言状的恐惧。不知何时起，人人读书都在追问表达，就像我读完《活着》之后，友人也问我这本书在表达什么，我只得用一句“大概就是要我们好好活着，活着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搪塞。其实，对于读一本文学作品来说，“读这本书，我能获得什么”的心态颇带着点功利。 尤其是一部人人称好的经典，它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发掘和延长，也在于探讨和创新。 所以从余华的作品出发，我突然也想追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不适”，这份“不适”是不是也有探讨的价值，是不是也能帮助我更好理解余华。 不只是我一个人读余华会觉得心惊胆战。 余华是一个对于生命“痛感”非常着迷的作家。 他早期的小说充斥一处接着一处的死亡和暴力，死亡的方式残酷如《在细雨中呼喊》里，祖母被野狗一点一点啃食至死；或如《现实一种》的山峰，被绑在树上，被小狗舔脚，狂笑四十分钟暴毙；再如《活着》中的二喜，“除了脚和脑袋，身上全给挤扁了，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浆糊似的粘在水泥板上”。 在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大多带着一种土质的，粗粝的的味道，在那狭窄而暗黄的农村或是小镇场景里，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大多都有一些人格缺失，时常做出一些荒唐的行为动作。《许三观卖血记》里卖血为生的农民们，在卖血前不断喝水喝到膀胱爆炸，以为喝水就能让血水变多，余华小说里，此类荒唐的细节比比皆是。以现实主义的眼睛来考量，自然会被其中的粗粝和荒唐所刺到，感到不适。尤其出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代人，未曾经历过上个世纪的饥饿和贫穷，未曾经历那些苦难年代，我们对于“痛感”的理解很局限，“痛感”也相对较浅，多来自工作受挫或是爱人劈腿。 我们的阅读经验也很浅薄，电视和畅销小说伴随我们长大，常常在作者特定的设置之下哭或笑。我们经历的苦难很少，也比上一代人要脆弱得多，无法直接地理解余华小说里的荒唐，这也许是我会和余华作品中的“痛感”产生隔阂和不适的原因之一。 公认余华艺术价值最高的三部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基本都诞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背景也都是上个世纪的苦难年代。如果说《活着》中还带着与命运相连的形而上的哲思，那么《在细雨中呼喊》则毫不留情地展示着人与生命中的那些丑陋和荒唐，具有明显的先锋色彩，充斥着一些奇怪的“恶趣味”，几乎没有一个角色是正面甚至积极的。 其中那位被自己亲人欺辱一辈子的祖父，在临时前，居然在细雨中对着天空呼喊“老天爷啊！你下屌吧！你操死我吧！” 这声呼喊正好和书名相呼应，可笑而绝望的气息直接扑面而来。一度以笔触冷漠来定义男作家余华，众所周知，女性作家的创作更多偏向细腻和感性，而如此冷漠残忍，大概只有男性作家才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余华在生活中的性格如何，单从他的作品中，就能体会到他的冷漠，他自己也说过： “我没法将笔锋从流血和暴力中转开，我会让一个角色杀死另外一个，我会写死在血泊中的人们。” 总体来看，余华的行文应该受过以下几位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响：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卡夫卡的人性肢解、马尔克斯的零度写作。 余华曾自己剖析过自己的写作心理，他自白他的作品源出自对现实的一层紧张的关系，他始终为自己的内心需要而写作。 所以他的行文风格大概既有性格使然，也与经历相关。 然而也不只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也许他不只是冷漠，他只是愤恨，甚至是同情。他在《在细雨中呼喊》里借歌德的话解释了恐惧的另一层含义， “恐惧和战栗是人的至善” ，他希望读者恐惧和战栗，也许是想见证至善还存在。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他明显透露出了温情，以许三观代表的那群人，他们愚昧、无知，但他们也挣扎着想好好活着。 有时候你需要把丑陋全部撕裂给人看，才能呼唤得了那遥远而模糊的善和美。 写作者都会发现，有时候促使你开始写作的起源，就是那份“痛感”，你会忍不住，提起笔，发出一声追问，试图将这份“痛感”融化在那一声呼喊里。 尽管到了新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巨变，新的“痛感”又产生了，而余华对其的把握似乎没有从前那么自如了。 2013年的新作《第七天》就饱受争议，新时代社会的怪象是一份新的“痛感”，也许余华还不够熟悉，它们离我们太贴近，以至于发出的呼喊很容易与媒体喧闹的声音融为一体。 新时代的人写作不易，如作家李洱所说：“ 真正的自我主体很难诞生，因为所有人，读者、编辑、媒体，都会对他的创作构成影响。” 新时期的余华我不敢妄加判断。可从余华过去作品的荒唐和“痛感”中，我还是看见了，那还在闪耀的，可贵的作家主体性。 最怕所有人都被生活磨出一层老茧，磨得圆润而光滑，对于生命中的“痛感”趋于麻木。 所以，他把“痛感”披露给你看，让你战栗，让你反思，这是他的价值，也是文学的价值 。